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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龙原下人曰：关中东府诸县中，惟华县（今华州区）、华阴属于策反通过和平起义的方式实现解放，使国民党政权回到人民手中的。其中，华县是1928年渭华暴动的主要发生地，党的组织健全，群众基础较好，这为和平起义解放华县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中的华县之战 民国二十五年(1936)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由于驻扎在大荔的西北军42师师长冯钦哉拒不执行占领潼关的命令，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又在洛阳叛变，致使国民党中央军长驱直入潼关，进逼华县城下。
驻防华县县城的是东北军105师孟广辰营的特务连、骑兵连，该营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就作好了战斗准备。构筑了工事，城墙垛架起了机枪，四角城楼各置小炮1门。官兵荷枪实弹，肩背大刀，严加戒备。
12月16日拂晓，中央军28师开始攻城，守军英勇反击。17日中午，中央军出动飞机20架轰炸县城，却误炸28师，死伤甚众，12月18日，中央军教导总队等部开赴华县，并准备有坦克，大炮等重武器。12月19日下午，中央军向县城发起总攻，从县城北、东南方向再用大炮猛轰，以守军的弹药库——文庙为主要目标。北城墙架起云梯，士兵蜂拥而上。东北军奋勇还击，战斗异常激烈。中央军凭借优势兵力攻入县城，经过巷战，于次日晨，将县城占领。双方均伤亡惨重。县城及周围的机关、学校、商店和民户均遭到很大损失。
县城陷落后，中央军西进赤水，东北军在渭华交界处布防抵抗，使这里成为两军对峙的前沿阵地，并发生几次冲突。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战斗行动在渭华一线才告停止。
华县党组织的恢复 1944年5月，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派在三十八军工作的王岗(华县人)回华县了解1942年后进入“睡眠”和“半睡眠"状态的党组织和党员情况。王岗经过3个月的秘密工作后，于同年8月赴马栏向关中地委作了汇报，l2月前后又按关中地委指示回华县搞恢复组织工作。l945年3、4月间，关中地委任命王岗（华县人）为常驻华县的联络员，负责当地党的工作。
新四军在华县 1946年8月，新四军五师在李先念率领下，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和封锁，由中原突围到商洛，成立了鄂豫陕军区。9月，五师所辖22支队到高塘一带打游击。中共华县地下党积极配合，给部队提供给养。在西涧峪黄土包，22支队粉碎了敌人围攻，击毙保警分队长潘础山等11人。鄂豫陕军区二分区部队，于1946年冬，在金堆、铁炉一带活动，向群众进行宣传并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
高塘位于华县西南部，南跨秦岭与洛南县接壤，东南方有“大明悬棺"渭华起义红色旅游圣地，1928年，高塘镇曾发生震撼全国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渭华起义，渭北人习惯上称之为“渭华暴动”，这次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为建立陕北红军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豫鄂陕军区二十二支队在华县 1946年8月，豫鄂陕军区二分区建立后，派陈德志带二十二支队北出秦岭打游击至关中的蓝田到潼关县的沿山一线。8、9月间陕东特派员兼临渭、二华联络员白云峰受中共陕西省工委指派，到华县高塘仁口村。与地下党员白雪亭秘密接上关系，传达省工委指示：“五师(指豫鄂陕军区部队)出山，只是打游击，无建立根据地任务，地方党员不能暴露身份，以防敌人破坏。"白雪亭等人根据省工委指示，控制了国民党丰镇、集太、大明3个乡和许多保的政权，以合法身份给大户摊派，为在山里的陈德志支队暗送冬衣和给养。9至12月，二十二支队曾3次攻打高塘，击毙国民党保警分队长潘楚山，火烧高塘炮楼，重创敌军，缴获许多枪枝弹药、服装、粮食，并借高塘集会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与此同时，二十二支队下辖的洛(南)华(县)游击队还在华县的金堆城和小敷峪一带活动。二十二支队的这些军事斗争的胜利为解放战争初期华县党组织的活动刨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华县工委成立 1947年春和1948年5月，中共关中地委又先后派郭铭鼎(华县人)、王平凡到华县了解情况，恢复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了给关中东部解放作好组织准备，l948年10月，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在马栏镇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共华县工作委员会，王平凡任书记。隶属东路工委领导。
据《华县志》等史料记载，王平凡(1922—1951)，华阴县台头村人，1948年至1951年在华县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51年12月去世。
王平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上半年被派到华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0月组建了中共华县工作委员会并任工委书记。为了迎接解放，王平凡狠抓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首先迅速恢复和发展党员，使华县地下党员由原来的60多人增加到229人，建立了9个区党总支和18个党支部。同时积极组织动员了30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四批到陕北学习，为解放华县培养了一批骨干。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华县爱国民主人士，如顾熠山、杜寿山、齐逸农、徐振化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力地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为了掌握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他与国民党县自卫团担任副团长的申定远接上了党的关系。此后，通过顾熠山把一些地下党员秘密派入县自卫团，并在县自卫团内组织了一个地下党支部，将这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1949年5月23日华县和平解放，中共华县县委成立，王平凡任县委副书记，1950年6月又任县委书记。
中共华县工委于10月下旬在华县郭村袁健家召开首次会议。主要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工：王平凡负责全盘兼管城关特区；袁健分管组织兼管赤水、高塘的工作；王岗分管宣传兼管侯坊、辛庄的工作；史德分管社会保卫兼管柳枝、石孟、下庙的工作；刘永祥分管统战和交通工作。为适应在国统区工作的需要，党的活动采取以块块领导为主的、秘密的、单线的领导方法，即工委委员之间、委员与各支部负责人之间及党员之间的联系均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国民党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雅轩，竭力在华县推行“三网"政策，在全县各村口、路口、峪口、渡口设碉堡600余处，盘查行人，缉拿共产党员。国民党华县县长李佐唐等人组织“爱乡同志救国会”，捐集金银首饰，购买枪枝弹药，不断扩充武装力量，加紧反共防共，妄图维持其反动统治。
在复杂环境中，中共华县工委加紧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6个党支部，党员由60人发展到200多人。县工委采取了“借口传言，借台演戏"的工作方法，将一批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打人国民党内部。申定远担任了县自卫团的副团长周毓庆担任了少校团附；王友吉、李孟文、史志华等都进了自卫团，并以申定远为书记组成了中共自卫团地下支部。王德文担任了李佐唐的警卫班长；雷振坤担任了参议长王仲谋的警卫排长；魏辛涛、史笔直、任中砥、甘成哲、王辛齐、袁健、白雪亭、张生辉等分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侯坊、辛庄、城关、莱公、胡村、赤水、高塘、大明等乡保的武装。国民党在华县的武装有1／3被共产党员所控制。
和平解放华县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歼敌7000余人，解放了渭河以北广大地区。国民党华县当局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中共华县工委按照上级党委指示，正确分析和估计了形势，作好了解放华县的两手准备。一方面安排各支部掌握的武装集中待命，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另一方面，加强统战工作，借助有较高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杜寿山、顾熠山、齐逸农等穿针引线，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华县。
5月18日至21日，先后进行了两次谈判，皆因李佐唐犹豫不决和王秉宏的坚决反对而中断。国民党华县参议长王仲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主动向杜寿山表示，愿代表国民党方面与共产党谈判。5月22日晚，正式谈判在县城北的王什字村王仲谋家举行。共产党方面代表是：中共华县工委书记王平凡，委员王岗，随护人员王友吉、颐洲、种广德，负责外围安全的古崇礼、魏辛涛。国民党方面是王仲谋，家有警卫排，外有莱公乡乡长独国杰的乡保武装60余人。
在谈判中，王平凡给王仲谋讲了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形势，指出华县国民党当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他说：“华县人民解放指日可待，现在你们的唯一出路是起义投诚，舍此别无生"。并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具体谈判的内容：扣押第二专署专员张雅轩；县政府和机关文件档案必须保持完整无损；自卫团除留五连改编为县大队外，其余遣送回家；乡镇人员、武装造册待收，不得外流遗漏；各地不能发生抢劫、枪杀人命案；保护粮仓；立即开放各渡口；在县城张贴标语，欢迎解放华县。谈判正在进行时，国民党桓公乡乡长王兆祥打电话来对王仲谋说：“你那里不安全，我派六中队来。"企图杀害中共方面谈判代表。王平凡身在虎穴，临危不惧，他要王仲谋回话：“这里很安全，不必派人来。"但王兆祥仍然坚持派人，王仲谋把警卫排值勤官叫来当面命令：“第六中队不准进王什字，如果要进就开枪。"谈判中，王秉宏又在电话中问王仲谋：“客人走了没有?”王平凡示意王仲谋回答“走了"。王仲谋问王秉宏有什么事，王秉宏说：“我进山去，咱们一块走，不要谈判了。”王仲谋回答说：“我谈判是为了大家生命安全，为了华县人民不流血，不是为了我个人出卖大家。”他力劝王秉宏投诚。从两次电话中，王平凡发现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
深夜，王仲谋终于接受了八项条件，第3次谈判成功。王平凡当即让王仲谋给李佐唐打电话，吩咐李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王仲谋通话中声音战怯，李佐唐怀疑王仲谋已失去自由，更加害怕，即摘掉电话，带警卫排连夜出城逃跑。
王仲谋给李佐唐打完电话，遂通知各乡乡长第2天中午到县自卫团开会。这时，王岗将王仲谋警卫排的枪枝弹药全部收缴。
1949年5月23日清晨，王仲谋陪同王平凡等离开王什字村进城到自卫团团部。乜时开会，县政府各科科长、各乡乡长、自卫团各大队长等30余人参加。王仲谋代表华县国民党方面宣布接受共产党和平解放华县的八项条件；王平凡代表中共华县工委讲话，他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讲述了华县和谈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建设新华县作出贡献。最后庄严宣布华县和平解放。即日，县城和一些乡镇张贴出“拥护共产党"、“欢呼华县和平解放"等标语。
5月24日，华县工委委员袁健陪同中共渭南地委委派的刘耀明等l0余人进入华县县城。中共华县县委和华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刘耀明任县委书记，王平凡任副书记；李连璧任县长，白雪亭任副县长。全县共建立了13个区委，57个乡党支部，全县有党员229人。同时，建立了区、乡、村的人民政权机构。
人民政权得到巩固 华县县委和县政府建立后，即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在武装接管、培训干部、政权建设、整党建团、肃匪反霸、生产救灾、支援前线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首先。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进行了全面接管。李佐唐等缴械投降，在l周内，除张雅轩部300余人南逃外，其余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2000余人全部接收完毕，按政策分别予以安置。收缴步枪2358支，短枪245支，轻机枪41挺，小炮2门，子弹l0万余发。组建了人民武装--华县县大队。
接着又进行了培训干部、建立区乡政权工作。从6月20日开始，短期内培训干部120名，分别安排了工作，对300名旧职人员，经过审查，分别予以留用和遣散，使县、区、乡三级干部相继配齐，机构逐步继全。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充分发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职能。抓整党建团工作。具体步骤是：改单线联系为统一领导；对地下党员及失掉组织联系的党员，进行全面登记审查；在机关、学校、工厂、农村设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发展新党员。9月，全县改设8个区委和l个市委，至年底党员已发展到472人。同年5月解放后，即建立了青年团华县工委，全县共建立起40个团支部，至本年底团员发展到416名。
在和平解放了华县之后，1949年5月22日，人民解放军挥师东进，直取华阴。国民党残军向华山、潼关方向溃窜，其中国民党大荔督察专员兼陕西保安第六旅旅长韩子佩率残部窜上华山。国民党华阴县官员及自卫团也四处逃窜，中共地下党员程俊佐，以县参议会副会长的公开身份，将自卫团官兵200余人召回，当天下午，程与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商议后，决定将自卫团及地方武装集合到县城西门楼前开会。会上程俊佐讲话，晓以大义，遂后宣布自卫团官兵起义。当晚，程俊佐等地下党员组成中共党的工作小组，同时成立了华阴县治安维持委员会，做好迎接解放军的一切工作。5月23日上午，解放军路东总队开进华阴县城，华阴县宣告和平解放。6月19日，人民解放军智取华山，华阴县全境解放。
渭南、华县、华阴的和平解放以及毗邻山西省、河南省解放，使盘踞和逃窜至潼关的国民党军四面楚歌。国民党潼关县民众自卫团第一大队以及由晋南、豫西和华阴等地逃往潼关的反动武装1400余人，妄图借助潼关的有利地形，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南、大荔军分区部队发起攻击，二十二团直插潼关县城西原，强占原头高地。路东总队沿渭河向城西进攻，攻占潼关火车站。次日晨，二十二团二营占领东原陶家庄高地，截断国民党军后路，路东总队乘胜向县城西门推进。中午时分，解放军向城内炮击，黄河北岸解放军也隔河开炮支援。城内国民党军乱作一团，遂放弃西城门及城墙工事，向城东溃逃。城内群众打开城门，解放军迅速占据城西，欲向城东部高地发起进攻时，敌方举旗投降，战斗即告结束。至此，渭南地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最后一座县城被攻克，潼关获得了解放。
翻身解放的华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组织领导下，积极支援十八兵团向西北、西南挺进，组成两路支前大军，一路支援甘肃前线；一路支援汉中四川前线。全县共负担支前粮食4500石，出动民夫ll30人，大车254辆，牲口775头，小车96辆，提供军鞋4.5万双。华县的支前情况受到《群众日报》表扬。
此后，县委组成了平乱工作组，一面进行武装围剿，一面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李连璧不顾个人安危，进驻柳枝伏中村，深入调查，花大气力作暴乱分子家属的工作，动员他们劝参加暴乱的家人自首，争取宽大处理。8月，渭南军分区派22团进山清剿暴乱分子，将其一举全歼。由于采取了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配合，迫使余匪纷纷投诚。到8月份。投诚的逃匪达147名。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新生政权日益巩固。
华县刚解放，县委、县政府接收下来的是个破烂的穷摊子，财政上没钱，仓库里无粮。干部既要吃饭也要办公。每月每人发办公用品，只是发几张纸，两支铅笔。每人每天一斤粮，三钱盐，一个月半斤油的生活费。从县长到干事，都吃一样的饭，住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破房子。按房子大小，一间住两三个人、四五个人、七八个人不等，简易木板床，行李自带。没有粮吃，由县委副书记王平凡同志出面，向西关一家粮行借了几千斤面粉，再搭些杂粮，才解决了县级机关的吃饭问题。因为缺油，经常是清水煮萝卜、土豆、大白菜。同志们开玩笑说：“我们吃的是清淡素食，一天三顿，天天如此，是最虔诚的佛教徒。”当时对干部的待遇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新吸收的干部，只能供给吃饭、住房，发给办公用的铅笔、纸张。其他的被褥、衣服、看病等一切费用都得靠自己解决。财政上非常困难，又不能向人民群众乱派一文钱，只能向干部讲明：“困难是暂时的，大家只有咬紧牙关，带领群众一道克服困难，我们的日子才能一天天好起来。”就是在这样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一个人叫苦，个个斗志昂扬，愉快而紧张地工作。那时没有星期日休假制度，很多同志在小麻油灯下，通宵加班加点，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高效率、高质量。那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群众的国民党作风，顿时绝迹。干部这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快树立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大形象。当时到处洋溢着革命的友谊，充满了团结的气氛，所有的干部，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辞劳苦，勤奋工作，使解放初期的华县，生机勃勃，政治清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平息石孟、令公暴乱 华县石孟（现毕家乡）、令公（现柳枝镇）暴乱，是华县和平解放后1949年6月29日发生的一起阴谋颠覆革命新生政权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正当全县人民热烈支援前线的时候，窜逃在县南秦岭少华山中的张雅轩残部，纠集一伙反动分子，经过密谋策划，于6月29日晚，国民党二署专员张雅轩残部400人由南山窜出，袭击石孟（今柳枝镇毕家地区）、令公（今柳枝镇）两个区政府，继而西窜至县城，企图消灭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李连璧大智大勇，指挥若定。与县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在县委院内研究对策，采取了应急对策：封锁县城四门，布置岗哨，实行宵禁，暴徒在城外放了一阵空枪，撤至小敷峪。随后，李连璧迅速控制了形迹可疑的县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宏钧等，并查明张宏钧等确系敌人内奸，粉碎了暴乱武装与内奸里应外合攻占县城的计划。在对县大队进行了全面整顿后，由李连璧兼任县大队大队长。
华县解放时，国民党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雅轩伙同二专署独立大队大队长刘子羊等逃往南山，潜伏活动，勾结混入华县人民政府地方武装县大队任中队长的张宏钧和解放后留任港子乡乡长刘志明等地痞、惯匪、流氓180多人，约定6月29日发动暴乱，先袭击石孟、令公区政府，后攻打县城，妄图摧毁新生政权。
当晚9时，暴徒分两路突然袭击石孟、令公两个区政府。进攻石孟区的暴徒首先袭击石孟区游击队驻地，游击队副队长张功成中弹身亡，队员4人被俘。当暴徒转来进攻区政府驻地时，遭到顽强还击，暴徒们连攻3次，终不得手，只得撤走。石孟打响后，进攻令公区政府的暴徒也迫不及待地开枪了。他们乘区政府干部忙于验收支前车辆之机，突然冲进政府院中疯狂射击，干部战士6人牺牲，其余猝不及防，只得各自隐蔽。暴徒在令公区得手后，窜至黄河村（在今柳枝镇），与袭击石孟区的暴徒会合，即扑至县城。中共华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事前有所察觉，采取了应急对策：封锁县城四门，布置岗哨，实行宵禁，暴徒在城外放了一阵空枪，撤至小敷峪。
此后，县委立即组成了平乱肃匪工作组，一面进行武装侦察，一面作暴乱分子家属的工作，分化瓦解敌人。8月，渭南军分区派22团进山清剿暴乱分子。部队急行军至太平峪仰天池，乘夜晚风雨交加之机，突袭包围了暴徒聚集的小敷峪燕子砭，将其击溃，部分暴徒逃至洛南。之后，22团配合驻商洛部队，迅速尾追合剿，一举全歼残余顽匪。
和平解放华阴 华阴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平解放华阴与奇袭华山专辑》曾录入华阴县崖上村人、解放前夕担任国民党华阴县参议会副议长程俊佐先生的回忆文章《华阴解放前后的简况》，全文如下：
1949年5月21日，华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就在这一天，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岳部队在渭河北岸集结。这一消息如一声春雷吓破了国民党徒们的胆。陕西省伪保安第六旅旅长韩子佩率其残部狼狈狼狈上了华山。伪华县（疑为华州）专员张雅轩逃向了洛南。伪（华阴）县长陈幼岐、自卫团副团长段子封、丁国荣也率县府及自卫团的官兵偷偷地逃出了西门，向洛南方向窜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向仁、三青团干事长刘英奇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偷偷地出了县城。就在关键时刻，自卫团中队长杨蔚坤派人到伪县参议会给我送来这个消息，听后，立即放下饭碗，单人骑车向西赶去。（下图为华阴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平解放华阴与智取华山专辑》目录）
早在1949年初，常和我接触往来的党员刘性初、邓达九、王屏藩、王云霞等同志都已先后去了渭北解放区。特别是王云霞同志过渭河后，敌伪县级党政要员即将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但苦无凭证，因而就唆使地方上个别人（也许是他自己干的）多次向伪专署控告我，说什么：“程俊佐把持县政伺机待变”，“火车站火柴厂是共产党地下巢穴”等等。他们清楚的知道，火柴厂是我和王云霞建的，我是该厂董事长，王云霞是经理，邓达九是副经理兼会计，陕东地下负责同志刘性初（即刘邦显）、雷田英夫妇二人也住在厂内。这时除我以外，其他同志都已离开，所以他们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与此同时，伪陕西省主席董钊来信叫我到达西安面谈。这个消息传出后，伪县长陈幼岐竟先到达西安，同一天我俩分别会见了董钊，那时我不知详情，在会见时才知是马志超向董钊推荐我和施俊峰，请董委我们以东府重任。会见后不久，董又约我们吃了一次饭，并嘱在离西安时再来一次。以后探听到董拟任我为华阴县长的打算。当时曾用电话同华县专员张雅轩商量，张回答，此人才有，但思想有共党嫌疑，待查后再议。因此，董的设想未能实现，不久，施俊峰被任命为伪华阴县警察局长。我离西安时，董又送我路费二万元。
由西安回来不久，张雅轩开始了阴谋活动，即借游华山之名，亲来华阴了解情况。在与陈幼岐等商谈后，指名叫我陪同他上山。我知道他的来意，在思想上早作了准备，在三天两夜的交谈中，张雅轩用尽了心思，采取各种方式，非常随便而又非常认真的询问地方上的情况，有时竟突如其来地提及文王村中心学校和邓达九的名字，邓是该校前校长（1947年前地下负责同志都住在这里，邓也曾被指控为共产党，省上以前曾派人调查过，经各方运动后，来人查无实据，上报了事），但始终未提火柴厂的情况，在这样的场合双方都存有戒心的对答式交谈，很自然在用语上、口气上都很注意分寸，有时也说些言不由衷的违心话，虽无激烈的争辩，而在实质上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理战。
4月底5月初的时候，敌军突然派来一个团，驻防在夫水镇，在我村驻了一个连，连部就设在我家，查看来我家的都是什么人。大约在10天之内，先后逮捕罗山学校学生13人，严刑审问他们和我的关系，但未拿到有关我的任何凭证，但张雅轩对我的疑心并未因此而消失，反而更深了。在敌军将逮捕的学生移交给伪专署后，张雅轩用电话通知，要我到专署共同审问这些人，我深知这个险恶狡猾的反共分子是别有用心的，共同审问只不过是个借口。很明显，如若真的共同审问，要华阴去人参加，怎样也不会点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叫我一人去。当时程景伊、杨蔚坤、郝介清、孟曰仁等同志都劝我不要去，去有危险。我反复思考，觉得在那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危险，明知去有北扣押的危险，不去嘛，又怎能使他释疑呢？躲避嘛，那不是正暴露了自己吗？只有去才能进一步摸清敌人的进一步真实意图。遂决定如期前往。为了应付敌人，防止意外，在5月16日到达华县后，即去找咸林中学刘三群校长，说明来意，请他随后来专署，如有不测，请他帮忙开脱。到专署后，果不出所料，未经寒暄张雅轩就扳着他那奸诈的面孔对我说：“你来了，在未审问前先看看这个卷宗。”当时还以为是有关学生被捕的事，接过时翻了翻，里面有七八份控告我的呈文，我看了两份，第一份的主语是：“程俊佐把持县政，伺机待变。”，第二份主语是：“华阴火车站火柴厂是共产党地下巢穴。”这些话已经证明叫我来的真实情况，便故意不再往下看，顺手退回卷宗说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好大的主语呀，好大的罪名，这样的罪名从何说起，真使人难以理解。”
张怒问：“你为什么不看呢？”
我答：“有什么好看的，再看还不同样是红帽子嘛？除此再有比这更大的罪名吗？”
张又问：“你不看又怎么知道是红帽子呢？”
我答：“这两份呈文的主语不是明明白白的说火柴厂是共产党的地下巢穴吗？和我把持县政、伺机待变吗？我市该厂董事长，这个巢穴里能不包括我吗？”
张又问：“他们为什么要告你？”
我又答：“我在县参议会以宣传政令、宣扬民隐为职责，这样做并不是完全说好听话，必然有一些不合每一个人的事和话，伤及一些人的利益。你记得吗，咱俩上华山时，我请你把我调到专署吗？其用意就是不愿干这得罪人的差使，妨碍他人私利的人，他们能不恨吗？俗语说，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是这个道理吗？”接着我进一步反问道：“专座，先不说他们为什么要告我其他事情，偏偏地告我是共产党呢？我按照县参议会的职责去做，就成了共产党吗？你说，共产党能要像你、我这样的人吗？这些话在抬高我的身份呢？我真应该向他们致谢呢！”
这样反复问答竞答两个小时之久，虽未消除他的疑心，但却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同时他清楚董钊拟任命我为县长的情况，终未走极端。最后他说：“实话对你说，今天叫你来，就没有让你回去的打算，不料你这贼镇能说，我服了，算了吧，吃饭去。”饭后在刘三群校长的督促下，我离开了伪专署。经此论战后，张的贼心仍然不死。又电话通知伪县长陈幼岐暗里监视我的行动，查看和我来往的都是什么人，妄想抓到有关我的凭证。他们怎知这些阴谋活动都由电话室负责同志刘林祥一一的对我讲了，就在这就受敌人监视又和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我什么消息也得不到。现在，敌人狼狈逃窜的迹象给我时时想得到但又得不到的情况。于是我下定决心，加速前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让敌人把武装带走。
到城南村西路上，赶上了逃跑的队伍。我在后面边走边喊：“向前传，叫前面的队伍站住。”正在向前行进的人群，听到喊声纷纷止步，站在大路两侧，我加快脚步赶到伪县长的面前，站在一个墓顶上大声责问：“你们是华阴县的自卫团，为什么不保护华阴而弃城逃走呢？行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和警察局施俊峰局长联系了吗？”稍待缓了语气，又大声向士兵们说：“乡亲们，岳庙的情况还不清楚，谁愿意去岳庙给警察局施局长送个信，就说我么你在这里，问一问他那里的情况，看他得到什么信息没有？”话音刚落，不少官兵同时应声：“我愿去……”群青这样激昂，使我勇气倍增，更加坚定了信心，立即下令部队就地休息。并从应声的官兵里指定自卫团副大队长袁俊生、分队长屈振山等几个士兵前去岳庙联系。这时候，伪县长陈幼岐、自卫团副团长段子封、丁国荣等也都无可奈何的站在一边，一声不吭。为了消除伪县长的影响，必须使他和群众分开，便果断的指定伪县府军事科长兼独立队队长杜福洪率30个人跟伪县长陈幼岐等先去五方村等候，并叮嘱到后请和程景伊同志联系；又命太华乡乡长侯文哲率该乡丁壮150多人移驻红岩村，听候分配调动。自卫团杨蔚坤中队进驻城南村。部署以后，我便返回县城与8个乡镇通了电话，说明伪县长已透出县城去了，请他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乱动。有事和我联系，在和乡镇通电话中，才知道解放大军在渭河北岸集结的消息，随即派专人去定远乡通知程景伊（党员），从速集合武力逮捕伪县长，并要他立即派几个得力丁壮到我身边，以防发生意外。午后，定远乡派来丁壮30多人也赶来和杨蔚坤中队同驻城南村。
这天，正值岳庙集会，和往常一样，赶集的人很多。午后，听到解放大军渡河和伪县长逃跑的消息以后，赶集的群众不约而同的赶回家去。当此形势发生巨变，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关键时刻，县警察局长施俊峰同志不受敌人逃窜的干扰，毅然站到人民的一边，镇定自若，坚守工作岗位，倍加努力督导所属各派驻所警士维持社会秩序，使境内主要集镇和广大农村在这次巨大变革中没有发生任何变乱事故。能有这样好的结果，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在一枪未发迎接解放大军进城解放华阴的革命事业中，建立了巨大功绩。
傍晚，我和杨蔚坤、侯文哲等正在商谈下一步如何走的时候，先遣人员郭铭鼎、王云霞同志来到城南村和我会面，因人多耳杂，难以明谈，于是叮嘱杨蔚坤暂住该村，我们三人随即进城。交换情况后，决定将部队开进城来。我出城给杨、候二位说明真实情况，立即集合部队一同进城，在西门内宣布起义，随即令杨蔚坤中队驻文庙及东城门楼上，令侯文哲驻火神庙及西城门楼。定远乡的丁壮和我们一同进驻县政府。进驻后，立即组织以郭铭鼎为首，有王云霞、张克文、施俊峰、杨蔚坤、侯文哲、袁俊生、孟曰仁等参加的华阴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我担任主任，王云霞担任副主任。当时分了工：王云霞、刘敏达负责筹集粮款及接受伪职人员；张克文负责联系火车站、税务局、邮政电报局等单位事宜；施俊峰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及监督刻制各种印章；袁俊生、孟曰仁负责书写布告、标语及宣传工作。曹应彬、程毅二同志分录去西北和正北迎接解放大军并作向导工作。这一晚，所有参与（起义）工作的同志（已回忆不起所有同志的姓名）都通宵未眠。在天亮前已将写好的布告及迎接解放大军进驻县城的标语贴遍全县8个乡镇的主要村庄和集镇。清晨，各乡镇长、许多商绅们都来县城联系工作，并祝贺华阴县的和平解放，社会秩序安定是人民之福，是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上午10时许，我们胜利的解放大军进驻县城，一枪未发，解放了华阴县，切断了华阴县和豫西的铁路联系，使陕东重镇潼关成了孤岛。
解放大军进城后，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白加彩、李纪等随即到达，先后接受了县属各机构和8个乡镇公所。在原乡镇的基础上，划分为8个区，区下设乡，依次建立健全了各级人民政府，在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时，分别接收了伪政权中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对于敌党团骨干及首要分子王向仁、刘英奇等予以管制。
在建立政权中，将参加起义的杨蔚坤中队和定远乡前来的丁壮合编成县大队，我任大队长，部队随即移驻玉泉院，封锁华山峪口，预防伪保六旅出窜。对原警察局的官兵和杜福洪率领的独立队人员分别移交给东岳部队接收改编。对侯文哲率领的太华乡丁壮150多人全部遣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参加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员：施俊峰、杨蔚坤、侯文哲、杜福洪、袁俊生、孟曰仁等都一一作了安排，有的送地区学习，有的分配了不同工作。
在一枪未发迎接解放大军进驻城内以及顺利的接收敌伪县级机构和乡镇公所、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原县政府电话室负责人刘林祥等人齐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仅在解放前把伪专员张雅轩和伪县长通电话的内容详细的告诉我，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非常巨变中，保护全县城内的线路畅通无阻，在伪县长逃出县城的紧要时刻，为接收敌伪机构及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在一枪未发解放华阴的革命事业中，他们立了大功。
华阴和平解放日期探讨 关于华阴的和平解放日，至今未能取得统一的定论。华阴县志定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渭南党史志又定华阴和平解放日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华阴经历过的群众则说华阴和平解放日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据华阴县志办已经收集到的文字证据，可以说明华阴和平解放的时日。华阴解放前夕，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首任县委副书记郭铭丁到达华阴，就会同地下党员程俊佐、王云霞同志以及党外人士国民党华阴县公安局局长施俊锋等人商定成立华阴县地方维持会。全县的地方武装力量在程俊佐同志的感召下，宣布同日起义。于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就成了华阴和平解放的纪念日。
能以证明华阴和平解放的事实，其证据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华阴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名叫李纪。李纪县长在华阴召开的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开头语就讲到：“华阴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和平解放以来……”。
二、华阴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白加彩，第一任县长李纪，他们二人署名向渭南地委写的情况汇报材料也写的清楚，华阴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和平解放”的。
三、解放军进驻华阴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但它不是解放华阴的时间。因为解放军只是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承担的任务就是：1、在未取得政权时，就是依靠这支武装力量，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府；2、在利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之后，他的任务就是保卫新生政权。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进驻华阴，只是对华阴“和平解放”政权的保卫，并非是对华阴的武装解放。此时的解放军确实起到了保卫“和平解放”的巨大作用，因为以韩子佩为代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华山。但这决不能就以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存在，而去否定华阴和平解放的历史成果。
四、和平解放的含义就是“不打一枪，不留一点血，不死一个人”，国民党的政权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一事例，大则有北平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小则有华阴的和平解放等等。由于和平解放的成就，才换来了解放军不流血的进驻。对待如此现实的事实，总不能将已经宣布了的和平解放，非改成解放军进驻日才是解放的时间。
此外，华阴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平解放华阴与奇袭华山专辑》中录入施俊峰（系华阴县康旗营人，解放前夕担任国民党华阴县警察局长，解放后为县政协常委）的回忆文章《华阴和平解放概况》，文中记述：
（1949年）5月23日清晨，我派警士给各街道张贴了毛主席的三大主张、八项约法布告，和治委会宣告解放的安民告示以及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又让商会会长刘子英在（西）岳庙商会大院召开了商市民大会，由程俊佐同志宣告华阴已于5月21日和平解放。王云霞同志讲了边币折合使用办法。由我讲了地方治安，命令商人照常营业，不许关门停业，并准备酒桌鞭炮、开水，迎接解放军。至12时许，大荔分区司令员杨拯民、东岳总队马总队长带先头部队一个连在人群欢呼鞭炮声中来到县城和岳庙，稍事休息便分头执行任务去了。
华阴人民久受反动派的压迫剥削，饥饿难忍，反蒋情绪特别高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发挥了统战的威力，使华阴一枪未发，于1949年5月21日实现和平解放，使华阴人民重见天日，永远摆脱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压迫和残酷剥削，人人欢欣鼓舞，投入新中国建设的高潮。
华阴籍学者王军鼎经多方查阅史料，华阴和平解放时间：1949年5月21下午（阳历）。农历四月廿四日。
综上所述，华阴县和平解放时间应为1949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