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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龙原下人曰：权秉华（1921-2014），曾用名权彦荣、权俊英、马生辉、权建中，1921年10月生于陕西省渭南县西更村。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渭南县地下党工委书记、中共东路工委委员。1949年渭南解放后，历任渭南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共西北局办公室副主任、党派处副处长，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兼市民委主任、党组书记，市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第六届副主席兼市委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八届常务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共西安市委第四届候补委员、第五届委员，陕西省第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第六届省政协委员，西安市十一届人大代表。1993年12月离职休养。2014年7月19日3时5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94岁。
邵武轩(1915-2005)陕西省富平庄西觅子人。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至1948年做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富平县工委书记、淳耀县委统战部长、中共陕西省工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富平县游击支队政委；1949年至1964年冬曾任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兼县长、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省人事厅副厅长、省人事局局长、省监委副书记。
1949年的中共渭南县地方武装 1949年2月，渭南县渭河以北地区第一次解放后，中共渭南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渭南游击队，惠均发任队长。3月，党组织策动国民党渭南县国民兵团副团长薛少龙、中队长王志忠等人率部起义。4月，县委、县政府将起义人员与游击队合编，成立了渭南支队，司令张恒英，政委权秉华兼任。5月，渭南支队改编为渭南县大队。大队长由县长魏光波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张俊贤兼任。渭南县地方武装在渭南解放的过程中，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全县解放后执行肃特剿匪任务，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资料来源：《阳郭史苑》）
渭南县（临渭区）的两次解放 1945年7月，中共关中地委派权秉华到渭南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精神，同时，恢复和建立区委组织6个。将已停止活动近3年的渭南党组织从“睡眠"状态中唤醒，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46年初，中共陕西省工委成立，领导开展国统区党的工作。省工委派权秉华到渭南，成立了中共渭南县工委，权秉华任书记，冯照荣为委员。隶属陕西省工委领导。7月，省工委又先后派贾景钰、肖金任县工委委员。县工委成立后，靛据中央西北局关于“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对原有的6个区委进行整顿，恢复了一些老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同年夏，又建立了中共故市、信义龙背、交斜、孝义、西北、赤水、丰原、崇凝、西原9个区委，党员达到百余名。8月，县工委为便于领导，撤销了西原区委，分别建立大王、阳郭、三张3个区委。l947年2月，肖金调回省工委，增补张守仁为县工委委员。3月，县工委改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期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渭南党组织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共产党员安万隆、张景骞、薛树平先后被敌逮捕。5月，中共三张区委书记王宏波被敌逮捕。8月中共崇凝区委书记侯善邦被国民党华县特务机关逮捕。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立场坚定，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l948年2月，根据县工委指示，又建立了中共下吉区委，这时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00余名011月，中共东路工委成立后，渭南县工委隶属东路工委领导。
1946年秋，为了沟通陕甘宁与豫鄂陕两边区的干部往来和物资转运，省工委指示渭南县工委建立秘密交通站。县工委即在渭南县境建立了以大王镇为重点的lO多个秘密交通站。通过这条交通线，先后护送过往干部约百余人。原中原军区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由豫鄂陕边区回延安，就是由大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刘正印等安全护送通过渭南县境的。各交通站还为豫鄂陕军区护送大量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过境，圆满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重要任务，被省工委誉为“红色交通线”。
为适应国统区工作环境，县工委认真贯彻了党的“公开合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长期生存”的工作方针，要求党员广交明友，扩大统一战线，参加国民党的合法组织，进行合法的斗争。经党员个人活动，县工委同意，惠春霖、左天恩、孙尚武、张世雄等打入以渭南县三青团干事长宋雪天为首的36弟兄组织；冯照荣、王恩太、靳志云等打人以渭南县教育科科长陈永瑞为首的24弟兄组织。共产党员冯照荣、李仲实、赵全璧、王恩太等担任了县政府的科长、保甲指导员；王普瑞、薛应仲、张杰、刘志儒、王战功、刘正印等担任了乡、保长或乡丁班长。全面内战爆发后，县工委十分重视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策反工作。共产党员李凌云、李树平作沈原乡(今花园乡)保警队队长杨树善的工作。终于使杨树善于1946年。10月率保警队50多人起义，加入了党领导的蓝渭游击支队。还有，县工委派共产党员张杰做渭文乡乡长李思白的策反工作。当时李掌握的地方乡保武装约300余人，长短枪350多支，机枪两挺，是渭北一带的实力派人物。张杰以副乡长的公开身份和李接近，向李灌输进步思想，使李的政治态度逐渐转变。l949年2月，李与张商议，率乡保武装缴获了逃窜到渭河北的国民党三十六军搜索连30余人的枪械。渭北第1次解放时，李带领乡保武装人员到新成立的县政府接受改编。这一阶段，县工委还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批国民党地方武装和非法武装，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准备。
直接控制的武装主要有4支：一支是马峪乡的乡保武装，是由中共大王区委通过党员刘正印、王普瑞及统战对象王德民控制的。这支武装有力地配合了大王交通站完成护送干部和转运物资等项任务，在解放西原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解放后，以这支武装为骨干，组建了渭南县西原大队。一支是由县工委委员贾景钰直接领导共产党员梁栋在东原控制的非法武装。J支是由县工委通过共产党员王志诚控制的县自卫团第二大队约30余人的武装。一支是中共下吉区委通过统战关系，由共产党员、平原乡四保保队附惠钧发直接控制的平原乡四保保甲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在渭北第1次解放时，根据中共渭南县委指示，组建成渭南游击队。间接控制的主要有两支：一支是渭文乡的乡保武装。一支是由中共阳郭区委间接控制的灵原乡乡保武装，解放前夕，这支武装在捕杀逃窜到阳郭的国民党渭南县社会科科长姜波洲、县军法处法官李治欣以及反动分子姜尚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2月，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南下，解放了渭南县渭河以北地区。根据西北局指示，县工委书记权秉华到驻富平县的一野政治部请示工作。一野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指示成立公开的中共渭南县委和渭南县人民政府，并动员群众做好支前工作。权返回渭南即召集惠春霖、王志敬等中共党员l0多人在官底乡下薛村小学开会，宣布成立中共渭南县委和渭南县人民政府，权秉华任县委书记兼县长，隶属二军党委领导。县委成立后，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原渭北的6个区委，在渭北解放区重新建立了也个区委和区政府，连同渭河南的5个区委，全县共计l7个区委，党员已发展到300余名。这期间，县委曾先后派张恒英、王志敬做驻守在渭北的国民党渭南县自卫团副团长薛少农和县自卫团常备二中队中队长王志忠进行策反工作，使薛少农、王志忠率部属30余人起义。3月中旬，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县委、县政府机关和武装人员随部队向北转移到合阳县。在撤退时，县委动员渭北解放区人民，出动大车300余辆，牲口600余头，将当时为解放军筹集的7000石(每石150斤)军粮转运到合阳县。I949年3月，中央西北局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了中共渭南地委(始称渭华地委)。渭南县委隶属中共渭南地委领导。4月，中央西北局任命张俊贤为中共渭南县委书记，权秉华改任副书记兼渭南县县长。5月上旬，二军西进时，渭南县委、县政府机关随部队返回渭南县，驻交斜黄村。渭河以北地区第2次解放。中央西北局任命魏光波为渭南县县长。在黄村时，一野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讲了当时军事形势，决定大部队直接西进，解放西安。解放渭南县城的任务留给地方党、政机关和所属部队。这时，县委、县政府接到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武纬和渭南县警察局局长高望重派人送来的投诚起义信。根据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作了周密的研究，决定改渭南支队为渭南县大队，命令县大队沿渭河北岸一线加强警戒，集结渡船，作好解放渭南县城的准备。与此同时，一方面派权秉华带一批干部到上涨渡口了解县城敌情，与驻县城的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代表谈判和平解放渭南县城事宜；另方面，又派贾景钰、靳志云、姚碧池、左福太等暗渡渭河，直奔东、西两原和赤水，立即发动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和反动武装，解放这些地区，以孤立渭南县城；又派刘景春、蔺奉璧等过河找渭潼警备司令部的谈判代表屈正平和县警察局长高望重，指示其保护好火车站和其他重要设施。22日，东、西两原和赤水全部解放。同时县委又与武纬的代表达成和平解放县城协议。23日，县委、县政府随渭南地委、渭南军分区开进县城。渭南县全境解放。全县解放后，县委、县政府主要抓了4项工作：
一是接管驻渭国民党各军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工厂、学校，共计接收大小单位72个，军政人员230人，职员329人，工人649人，共计l209人。除对工厂、学校、企业单位人员未动外，其他人员采取留用、管训、遣散3种办法分别作了处理。将原国民党武装部队600余人为整编为两个大队、7个qua；对连长以上军官l00余人一律进行集训。接收整编县警察局80余人，对这些人一边训练一边让其徒手服务。稽查处l0余人编人警察。接收敌军长短枪支l300余支，机枪I4挺；收缴各乡保枪支800余支。连同渭北第l次解放收缴的枪支共计4100余支。
二是积极进行政权建设。根据中央西北局指示，进城后，正式建立了县人民政府及各工作部门。县长魏光波，副县长贺修之，县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公安局、人民法院等工作机构。并在原国民党乡保政权的辖区新建l个市、23个区、163个乡的政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县、区、乡三级政权已基本建全，干部基本配齐。在建政工作的同时，县委根据西北局、地委的指示，于8月25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渭南县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78名，代表全县党员333名。
三是进行肃特剿匪。县上专门成立了清查委员会。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查出敌特组织16种，427人。查出枪支6支，证件ll种。同时，破获土压案件4起。
四是组织和发动解放区人民，积极支援前线，为全国锯放作出应有贡献。县上成立了支前工作委员会，县长魏光波任主任，权秉华、贺修之等9人为委员。为了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南下，全县先后3次共筹集军粮l0。1万余石，马料8000石，马草500万斤；出动大车1225辆，L是-r_2405人，牲口3675头；担架340副，队员l360余入；做军鞋8万余双，编织草帽4万多顶。临时动员民工3482人，驮骡40匹，小车890辆，架子车瑚辆，煤巧万斤以及其他物资。县上还组织支前专业队，随部队远征支前。一次出动大车365辆，担架210副，队员l230人•牲口730头，随部队西进到陇县西，历时3个多月。另一次出动担架l30副，队员500余人．随部队南下到了四川广元，往返3月有余。部队授予渭南县支前队支前模范奖旗l面。县委、县政府还动员各方运输力量，经过20多天的日夜奋战，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转运8万余石军粮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权秉华回忆渭南县的第一次解放和解放军撤离 西安市政协原主席，解放前曾任中共渭南县工委书记，解放后首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兼县长权秉华同志，曾亲自参加并经历了渭南县的两次解放的艰辛历程个人民政权建立的全过程，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谈到：
（一）第一次解放，拨开乌云见晴天。1949年2月至5月23日，渭南（县）是解放了两次，而且经过是曲折的，也是来之不易的。第一次是渭南渭北地区的解放，第二次是渭南县的解放。
1948年10月初至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总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快。西北战场上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英勇善战，在军事上节节取得胜利，于1949年2月下旬发动了春季攻势，进军渭南县北部地区。
在进军之前，陕西省委曾派交通员王毅来渭南传达了省委指示：“陕西关中地区即将解放，解放军如果到了渭南，地下党公开不公开？如果公开？渭南县工委要去人找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同志，听取他的指示，按照他的意见行动。因为这个时候，你们来不及请示省委了。”对于这个指示，县工委极为重视，及时地进行了研究和安排。
记得当时根据县工委的决定，经过我认真的思考，决定在未见张德生之前，先去华阴（西岳）庙，见到了刘邦显同志（中共华〈阴〉潼〈关〉工委书记和东路工委书记，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1949年正月二十三（公历2月20日），我赶到华阴庙，见到了刘邦显同志，相商后要我约见陌张村惠春霖同志，一起去一野政治部。正月二十五（公历2月22日）我与惠春霖，在渭临二县交界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一野二军六师一个团政委，由团政委介绍，又见到了师政委曾涤同志，曾涤同志又介绍我到二军军部见了王恩茂副政委。王随即与张德生同志通了电话。在王恩茂与张德生谈话中，听到了渭北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地下党组织可以公开。所以，我让惠春霖先回去立即通知渭北各区委负责人和有关同志，第二天到下薛村小学开会，我若不能按时回来，让大家等一等。我给惠谈完工作后，骑着自行车向张德生住处直奔而去。
我下午四点多钟从张桥镇动身，晚上感到了张德生的办公室。张德生见了我非常热情，先招呼我吃饭，后谈工作。在谈话时，除了张德生外，还有范明（一野政治联络部副部长）、何承华（一野政治部联络部科长）参加。开始，张德生详细询问了渭南县北部地区地下党组织情况和党员职业情况，我详细进行了汇报。张说：“这次一野进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放黄河以西、泾河以东、渭河以北这块地区，并在这块地区建立根据地。因此，渭南县北部地区地下党组织可以公开，配合解放军建立人民政权，创建根据地。渭河以南地区地下党组织不要公开，可配合渭河以北地区的斗争。考虑到情况多变，陕西省委又驻在马栏镇，渭南县委的工作暂归一野二军军党委领导。我给王恩茂写个信，你可以给他，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请示他们。”在谈话中，我向张提出，希望能给渭南县支援一些干部，以便建政工作顺利进行。接着，范明对我说：“干部现在很缺乏，你们还是自力更生吧！一野政治部干部团有一个李树屏，你 可以带回去工作。”
第二天早饭后，我拿着张德生写给王恩茂的信，和李树屏一起去见了王恩茂。王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对我说：“你们从现在起，就在渭北地区建立区委、区政府。同时，成立渭南县委和县政府，，由你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委和县政府机关要驻在军部附近，以便工作上联系方便，我们派二军政治联络部副部长田仲同志住在你们那里，协助你们工作。”从此，渭南县委编归一野二军党委领导了。
根据张德生和王恩茂的指示，我在下薛村小学召开了渭北地区各区委负责人和有关同志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左嘉善、王尚谦、谢宏恩、张恒英、张永礼、朱自敬、徐凤岐、左天恩、贾耀智、赵青华、拜志正、雷永寿、张锡龄、张杰、张瑞生、惠春霖、李树屏、王志敬等同志。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张德生和王恩茂的指示，安排我被地区各区委和区政府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宣布各区委和区政府负责人名单；宣布渭南县委和县政府成立及县委书记兼县长的名单。同时，我还讲了有关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会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地区积极的开展接管、建政、支前等工作。当时，在县委、县政府工作的人员有惠春霖、王志敬、张恒英、张武善、惠均发、李凌云、赵葆仁、田转英、李树屏等同志。因为时间很短，未能任命他们的职务，但他们在渭北地区解放和撤退的过程中，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宣布我为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兼县长后，我与有关同志，对渭北十二个乡公所伪乡长政治态度和表现一一地进行了分析。根据当时的形势，一野二军六师部队已经到了下吉镇，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要我们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反动人物，大多数是可以争取他们起义的。
虽然渭北地区国民党有十二个乡公所，其中多数是由非法武装头目和地方实力派所掌握，但只要我的工作方法对头，讲究斗争策略，千方百计把这些乡长的工作做好，十二个区委和区政府就可以迅速的成立起来。为此，经研究决定：派张恒英、史玉田(现名史德)到固市镇乡公所召开渭北十二个乡乡长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辛市乡长李思白、信义乡长李云亭、固市乡长焦茂儒、孝义乡长贺鸿儒、甘泉乡长马青太、官底乡长简安国和下吉、官道、交斜、蔺店、龙背、官路乡乡长(这六个乡长的姓名我记不起来了)等12人。这次会议主要是向他们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讲了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的八项基本政策，要求他们要协助解放军和渭南县政府维护好社会秩序，将功赎罪，把所有的枪枝、弹药按期上交到县政府来，听候处理。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很有成效。会后，他们均按时率领乡保人员到渭南县政府所在地上薛村，上交了长短枪支一千二百余支、机枪十余挺，还上交了不少的子弹。李思白等人留在上薛村待命。这一工作，为渭北地区区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此期间，渭南县国民党自卫团副团长薛少农率领中队长王志忠等约一百余人，在解放军进军到了下吉镇一带以后，奉国民党渭南县长之命，到渭北地区来侦察我军的情况。他们过了渭河之后，渭河南岸的船只，国民党下令就停渡了。无奈，他们就只好住在信义乡南焦村，准备伺机南返。在这种情况下，经我们研究，立即派王志敬拿着二军政治部致薛少农的一封信，去南焦村争取薛少农和王志忠率部起义。在大势所趋、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经过王志敬的多方努力，薛少农和王志忠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地率部起义了。他们起义后，受到二军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田仲和渭南县政府的热烈欢迎。当时，我们对薛、王二人的生活做了适当的照顾。对士兵们讲明了来去自由的政策，愿意留者欢迎，让他们参加县大队；愿意回家者，让他们回家去，安心种田。这样以来，一些人留下来参加了县大队，为保卫县委机关的安全和第二次渭南县解放做出了贡献。另一些人也高高兴兴地回家种田去了。薛少农、王志忠二人率部起义，人数虽然不多，但在政治上却影响很大，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非法武装头目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投靠共产党，向人民投诚，将功赎罪，就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出路的。
解放军进军到下吉一带后，国民党三十六军派了一个排约三十多人，到渭河北岸进行侦察，了解我军的情况。他们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敲诈勒索，迫害老百姓。当这些敌军在辛市镇横行时，张杰和李思白商量决定，组织乡保武装，消灭了这股敌人，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李思白此举非同一般，他们以实际行动将功补过，为渭北地区顺利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二军党委和渭南县委领导下．我们很快解放了渭北，并且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十二个区委和区政府。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喜笑颜开。这是在渭南县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二）实施战略转移，解放军暂时撤离渭北。由于胡宗南不甘心在关中的失败，调兵遣将，对陕西关中进行反扑，我军在战略上做了暂时的转移，而且转移是有计划的，也是有序的。
我军在军事上转移之前，王恩茂副政委向我作了关于渭南县委和县政府撤退时的重要指示。指示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要立即召开渭北地区国民党十二个乡乡长和非法武装头目会议。为此，我们很快地在官底镇召开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思白、简安国、焦茂儒、李云亭、贺鸿儒、马青太和薛少农、王志忠、张恒英等二十余人。会议开始，王恩茂向与会人员讲了当时的形势与任务，讲了我军在战略上暂时转移的原因与前途，并对非法武装头目讲了三点希望和要求：“第一，凡是坚决跟随我军和县政府撤退的，我们一律欢迎，并在工作上要适当安排，生活上予以照顾。我们希望你们坚决地跟我们撤退，不要犹豫。这样做，前途是光明的。第二，如果你们有困难，还不能跟我们撤退。我们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可到别的地方去隐藏起来，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力压迫人民了，等候解放军再来渭南。我们很快又会来的，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请大家不要对国民党抱有什么幻想。第三，如果你们既不跟我们撤退，回家后又不愿意隐藏起来，而给国民党继续卖力，压迫人民，那么，后果将要自负。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以上我讲的三点意见，希望大家三思而行。”王恩茂讲完话之后，与会人员表示，愿意跟随一野二军队和县政府撤退。会议结束后，王恩茂还设宴招待了大家，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吃饭，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有的人顾虑重重，口是心非，不愿意跟随我军撤退。
第二点，要将公开了的党员、进步人士和非党干部，一律叫他们跟随县委和县政府撤退，否则，就要遭到敌人的迫害。凡是没有公开的党员，一律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对此，我均及时地作了安排，让公开了的党员一律撤退，没有公开的党员（如田彦英、雷振清、徐宾和、史国栋等）留下来，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第三点，县委、县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人员、一律跟随二军军部撤退，不要离开军部，以免遭受敌人的袭击。
根据这些指示，我立即通知了12个区委和区政府人员跟随二军军部和县委、县政府撤退。撤退时，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跟随部队撤退到洛河西岸蒲城县石彪村。在该村我们住了两天，主要是等候各区人员到齐后，共同从船舍渡口上过了洛河。在此期间，非法武装头目贺鸿儒、李云亭、焦茂儒、简安国、李思白等人，说他们走得很仓促，家里没有安排，要求回家隐藏起来，等候解放军和县政府再回来，并再三表示，他们回去后，再不为国民党卖力了。多数人还能心平气和地提出意见和要求，和我们商量，只有个别人竟然扬言说，他们这次是“枪杆子着了笔杆子的祸了”、“不能跟他们钻北山去”。一天晚饭后，贺鸿儒到我住的地方，找我谈话，要求回家去。当时，他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让不让我回家去？看样子，好像要开枪打人似的。我看到这种情况，便当机立断地答复他：“你可以回家去。回家时，可以将自卫的枪枝带上，和你的护兵一起回去，我们决不会为难你。”我表态后，他才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了一会话后便走了。针对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还是重申了党的政策，何去何从，由他们考虑决定。最后，愿意跟我们过洛河的只有薛少农、王志忠二人。其余的人，我们都允许他们和护兵，带着自卫的枪支回家去了。当天晚上，他们都纷纷地离开了石彪村而各奔前程去了。
根据当时的情况，让这些人回家去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否则，就可能出问题。他们回去之后，李云亭很快地就跑到渭南县敌人那里去了，敌人以通“共军”之名，把他给枪毙了，落了个人头落地，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马青太跑到渭南县城后，到处辱骂共产党，敌人叫他当了一个县自卫团大队长。解放后镇反时，我们把这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处决了，这是反共反人民的必然结果。只有李思白回去后．表现得比较好，敌人要逮捕他，他在外边隐藏起来，一直没有露面。
处理了非法武装头目回家之后，我们便于第二天从船舍渡口上过了洛河，跟随二军军部撤退到合阳县南部农村休整。在那里住了四五天，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杨拯民，奉大荔地委之命来二军军部通知：“西北局来电报通知，渭南县委归大荔地委领导。地委意见，让渭南县委和县政府人员到合阳县官庄村集中休整。”根据这个通知，我们准备去官庄村。走前，我便向二军领导同志王恩茂(副政委)、郭鹏(副军长)、左齐(政治部主任)、田仲(联络部副部长)、冯达(民运部副部长)等同志告别辞行了，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3月中旬，我率领渭南县委、县政府和各区委、区政府二百多名干部和战士，经过金水沟，安全地到达了合阳县官庄村。到了官庄村后，我即向大荔地委书记刘文蔚、副书记王俊、副秘书长于行等同志进行了汇报，请示了工作。刘文蔚作了很好的指示。后来，我们根据大荔地委的意见，组织了一个干部队，由孙尚武担任队长，李树屏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县委领导下，进行了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进行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教育。同时，我们还把起义的武装人员编为一个队，由张恒英、张杰等同志负责，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在上薛村时，我曾向陕西省委写过一个报告，要求省委能很快地派一位具有根据地工作经验的县委书记来渭南县工作。在我的请求下，1949年4月初，西北局来电报给大荔地委通知：“由张俊贤任渭南县委书记，权秉华任渭南县委副书记。”从此，渭南县委工作便加强了，我协助张俊贤搞好干部整训和解放渭南县的各项准备工作。
4月中旬，一野政治部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大荔地委通知渭南县委去一位负责人到澄城县一野政治部所在地王庄镇开会。张和我商量，由我出席这次会议。我便和合阳县委书记何邦魁一行去开会。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做好新区群众工作问题。会议由一野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主持。政治部主任甘泗琪作了重要讲话。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作了总结报告。他在总结报告中，着重讲了形势与任务，同时，又讲了思想改造问题。会议期间，一野政治部干部团政委董学源对我讲：“西北局来电报，叫一野给渭南县支援十名干部。你们都需要些什么干部，我想办法给你们配备。这里干部比较少，给你们十名有困难。”我说：“我们最急需的是公安局长和宣传部长，其他干部你看着配。”后来，董学源告诉我：“经研究，一野政治部给渭南县五名干部，其中韩志杰可作县公安局长，傅永和可作县委宣传部长，其他李兆宏等三人的工作，由你们研究安排。”会议结束后，我将韩志杰等同志带到合阳县官庄村参加了解放渭南县的准备工作。
4月中旬，陕西省委曾几次给大荔地委来电报，要求渭南县委和县政府人员，从合阳县到陕西省委所在地马栏镇集中学习。经我们研究后，给省委复了电报说明有困难，要求仍在合阳县继续学习。省委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后来，省委又来电报要我即到马栏镇研究干部配备问题。4月27日，我从官庄镇出发，路过一野政治部去找张德生，恰巧遇到张德生正要骑马去开会。张问我：“你来有什么事情?”我便将省委几次来电报的情况向他汇报了一遍。张说：“南京已解放了，我军快要出发解放西安，你现在去省委，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按照现在的情况，恐怕你没到省委，部队就可能到了渭南。你若要去，路上赶快一点，不要再延误时日了。”
听了张德生的意见后，我犹豫了一下，去好还是不去好，最后决定还是去。渭南县委和县政府的工作有张俊贤负责，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决心下定之后，我和李彦龙(警卫员)骑着牲口，马不停蹄地向着省委所在地马栏镇前行。经过两天多的时间，就赶到了省委机关。到了省委后，因为形势发展得很快。在省委的主持下，我和刘邦显、王平凡把东路工委所属的各县干部配备再研究了一下，经省委同意后，我们便从马栏镇出发到了庙湾干校．把东路工委各县学习的干部带领上，经过耀县、富平县等地，于五月七日赶到了渭南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交斜镇黄村。我们到黄村后，一野战二军部队已经把渭南渭北十二个乡镇全部解放了。
解放富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关中地委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于1945年9月决定派一批干部到关中国统区开展工作，唤醒“睡眠”、“半睡眠”状态的各级党组织。同年秋，中共党员王杰(王明堂)受组织派遣回到富平，在底店、曹村、流曲、薛镇、庄里等地陆续唤醒和发展了二三十名党员。l946年春至ll月间，中共陕西省工委又先后派杨克明、壬徐明、周悖等人分赴富平西南乡的淡村、北乡的底店和东乡的到贤镇、流曲镇等地开展活动，使富平地下党的工作逐渐得到了恢复。
1946年10月，在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关中军分区司令员高锦纯主持下，于旬邑县的马栏镇成立了中共富同工作委员会，雷振东任书记，王徐明、雷炜分别负责富平、同官党的工作，王方民负责武装和统战工作。富同工委以陕甘宁边区为依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把富同交界沿山一带建成了游击区。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据1946年的统计资料，富平10月、ll月共发展党员37名，党员总数达115名。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了咸同铁路和咸榆公路。富同工委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为适应战争形势，关中地委决定建立中共路东工作委员会，张凤岐任书记，领导铁路以东的富平、同官、蒲城、白水4县的工作。6月：根据关中地委指示，成立中共富平县工作委员会，邵武轩任书记，隶属路东工委ol948年3月，关中地委任命张少林为富平工委副书记，王徐明、常生春分别为组织、宣传委员，领导中共老庙区委和老庙区人民政府。至7月底。全县党员发展到260名。
1948年11月，遵照中共黄龙地委指示，在富平县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富平县委，邵武轩任书记，张少林任副书记，范云轩任县委秘书，王徐明、常生春分任组织、宣传部长。1949年2月，在蒲城县武家原成立了富平县人民政府，邵武轩兼任县长，王笃任副县长。
邵武轩(1915-2005)，陕西省富平庄西觅子（梅家坪镇赤兔坡村）人。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至1948年做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富平县工委书记、淳耀县委统战部长、中共陕西省工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富平县游击支队政委；1949年至1964年冬曾任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兼县长、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省人事厅副厅长、省人事局局长、省监委副书记。1964年11月至1966年任中共商洛地委书记；1967年至1971年下放到商洛“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至1972年在商洛地区革委会生产组工作；1972年至1977年8月任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8月至1979年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市政协主席；1979年至1982年10月任西安市委书记（设第一书记）、市政协主席；1982年10月至1987年12月任西安市政协主席。1987年12月离职休养。2005年3月7日5时10分原西安市政协主席邵武轩同志（享受副省长级医疗、住房待遇）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90岁。
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有富同游击队、富平游击支队、富平武工队、挺进游击支队、大水峪游击队、富西游击支队、富平县游击大队等几支主要的游击队活动在富平地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浴血奋战，在开辟富北游击区、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打击反动地方武装、争取富平解放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7．年9月，富平游击支队继摧毁了底店保公所、给群众散粮之后，又联合同官支队，消灭了驻在赵老峪杏花村山上娘娘庙里的拥有300多人的富平县自卫团警备二营当震慑和牵制了敌人，配合了西野四纵的东进，受到泗纵的电报表扬。
富平党组织领导的统战工作和地下交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在地方上有影响的开明人士、退役的进步军人和国民党基层政权中的进步分子。许多统战朋友不颐个人安危，甘冒风险，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以财力、物力支持革命事业。洪水乡在乡军人纪元林曾在陕军中任军长，解甲归田后，对洪水地区的地下交通工作帮助极大。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威望，多次在革命者遇险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随机应变，化险为夷。
这一时期有白彦信、雷彦文、刘茂坤、武梦名、穆性珊等一批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先后打人了国民党县、乡、保各级政权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l948年穆性珊在任国民党县保安团副团长时，在一些统战人士配合下，设计枪毙了作恶多端的顽固反共分子智兴乡(曹村)乡长马中骏。到贤保、洪水保和赵老峪总甲实质上为我所用。将老庙、赵老峪一带游击区和底店以北的架子窝(今属铜川市)一带建成了“暗边区”，即这些地方实际上都被中共富平地下组织所控制。
1946年，中共富平地下组织教育改造了底店一带以惠璋杰为首的一股非法武装，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富同游击队一支队。
地下交通工作以县西北乡的洪水一带最为活跃。这里有成志文、王锋、樊立功、纪元润、王振元等一大批交通员，有许多秘密联络据点。l946年10月间，中原部队负责人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戴季英等由陕南北上延安时，先后路过洪水，都是经洪水交通站和联络据点的接待和护送，安全进入边区的。
1948年冬，西北野战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发生在富平北部的康庄战斗就是冬季攻势中的一次重要战斗。隶庄战斗期间，富平县委书记邵武轩、副书记张少林带领15人的工作队，进驻战区的两门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支前活动，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抬伤员，运物资，带路，往前沿送水送饭。游击队也全力以赴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49年初，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作战，关中的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2月中旬，驻在蒲城县武家原的中共富平县委，接到一野一军党委关于解放富平的指示后，就随一军、三军向富平县城迸发。
2月25日下午，在三军党委主持下成立了富平县城市工作委员会，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任主任，邵武轩任副主任。下设行政、治安、财经、宣教4个组，部队派出20多名干部参加工作。当晚午夜时分。解放军由东门、北门向富平县城发起进攻。次日拂晓，消灭了顽抗的国民党县保安团，富平县城首冻获得解放。县委、县政府随即进驻县城，张贴布告和限令国民党军政人员报到的通告，封存各机关资财文件。随后几天里，清查户口，召开各类人员的会议和群众大会，宣传中共的政策，稳定社会秩序。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亲自到富平指导工作。
城工委员会的4个组按系统分别对国民党政权的33个机关行了接收。各区首先宣布撤销国民党乡公所，随之进行接收。新组建的县游击大队和各区游击队负责收缴反动武装，全县共收缴长枪2679支以及一大批其他各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县上还成立了救济组，对革命军属、教职员及其他贫民等发放救济粮5.2万多公斤。
在进行接收的同时，建政工作也加紧进行。全县搭起了6个区政权的架子，陆续配备了部分领导干部，有的区还配备了乡长。县委在美原镇和县城(与九师合办)开办了干部训练班，积极为新政权建设培训干部。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行反扑，县委、县政府于3月8日下午撤离富平县城，后转移到白水车家原进行了50多天整训。整训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雷荣为富平县县长。
5月初，一野向关中进军，盘踞在富平的国民党军队仓惶逃窜。5月4日富平全境解放。在县委领导下，开始了全面的建党建政工作，县委、县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陆续成立。到6月13日，建立起13个区公署，98个乡政府，390个行政村和1560个自然村的人民政权。到9月，全县有党员425名。
接着开展了清匪肃特反霸工作，在短时间内基本肃清了匪持，打击了恶霸势力，保卫了新生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富平初解放时，正值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向西北进军路过富平，富平县委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支前工作。先后两次组成支前大队，分别随一野参加了兰州战役和支援十九兵团进军大西南。在支前热潮中，一批富平青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在为争取富平解放的斗争中，留有姓名的烈士就有44名。他们的精神光照千秋!（资料来源：渭南政府网，编辑 秦人）
富平老县城 老县城位于富平县莲湖村，中山原余脉，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斩城。
斩城，建在四壁如刀劈般突兀在台地上的城池，以峭壁为“墙”，化为天然城防，起到了以险代防的作用。如此形态的城防堡垒，据说全国有两处，一是新疆的交河故城，再就是富平老县城。从明代于此处建立县治至七十年代初迁址，老城历时六百余年，城内主要古建筑有文庙、城隍庙、关帝庙、望湖楼、图书楼、魁星楼等。其中望湖楼为清同治八年修建，后由胡景翼将军于民国12年重修，为“湖山书院”所在地。图书楼由康有为题字。还有被网友称为“最牛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富平支行原址。
老城的巷子很窄，漫步其中似在村道中行走，铺着石砖的路面映出老城的记忆，老城的房子多是土砖砌起，年代久了，土墙易朽，有些房子变倾斜起来。富平阿（wo音）宫腔剧团也在老城当中，阿宫腔是国务院颁发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秦末项羽火烧阿房宫，有宫中内侍、宫女、舞乐、歌女逃出，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带到民间，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民间曲调——“阿宫腔”。 历史变迁，阿宫腔已不负往日盛名，鲜为人知，但老艺术家们依旧坚持将其传承着，乐在其中。
随着时间的飘逝，老城上许多珍贵建筑、遗迹已化为尘埃，后人只能在其遗址上凭吊。虽已没有昔日的繁荣，但古朴依旧，保存完好的百年民居，诉说着当年的盛景……
康庄战斗 1948年11月,发生在富平地区的“康庄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渭北冬季攻势中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西北野战军以一、四纵队及警四旅、骑二旅组成右翼兵团,从11月21日拂晓开始,在康庄（今富平县薛镇康庄村）、草滩、沟龙、韩村一带与胡宗南第三军第十七师激战。在游击队配合下,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和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激战一昼夜,到11月22日10时30分,全歼胡17师4000余人,击毙师长王作栋,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富平保安团第三大队也在激战中被全歼,大队长盖九龄被击毙。康庄战役的胜利,对澄、合地区的收复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虬龙原下人曰：《富平县志》等一些史志、史料称此次“康庄战斗”为“战役”，康庄之战本属配合永丰战役而发生的一次较大的国共两军军事之争，我以为称之为“战斗”应该比较确切，不过《富平县志》上的说法也不算错。因为战役有大有小，比如永丰国共两军军事之争也是牵制胡宗南的队伍，是支援、配合淮海战役，康庄之战称之为战役也不算错。此次战斗，彻底地粉碎了胡宗南调兵于洛河以西进行所谓的“重点防御”的企图，对澄、合、白地区收复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为蒲、富地区解放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