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虬龙原下人曰：在黄河西岸的黄河边，曾经有一座古老而辉煌的城池——朝邑古城。尽管朝邑古城并不是因黄河而建，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黄河让朝邑城演绎了一幕幕特有的故事，赋予了它灵魂，而最终也是因为黄河，从而导致了朝邑古城消失。晚清小说家李宝嘉（伯元）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开篇以朝邑县拉开了故事序幕“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四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
朝邑故城 《朝邑县志》载，朝邑一名始于西魏文帝大统六年（公元540年)，是因西靠朝坂而得名。朝邑古称临晋、五泉、河西，西原，左冯翊。
朝邑古城先建朝坂原上。后迁原下。遗址位于距大荔县十六公里处黄河老岸崖下。韩邦靖《朝邑县志》载：“明景帝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知县申润筑城，明宪宗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竣工。城墙周长四里，高一丈五尺，护城壕深、宽各一丈。清圣祖康熙十九年和县陈昌言（公元1680年）重修，四十六年知县王兆鳖（公元1707年）再修，有城门五处：东曰临河、西北曰金汤、西曰镇羌、南曰望岳、北曰迎恩。
清时，河槽西移，每当秋霖黄河暴涨，常浸东、北、南三城门，有时也涌入城内，因此西关比较繁华。民国初期，朝邑是渭北、韩城、合阳、澄城通往陇海铁路的必由之路，也是棉花、花生、粮食、皮毛的集散地，素有“水旱码头”之称。1958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撤消朝邑县，并入大荔县，改为朝邑镇。
古城当秦晋要冲，枕山河之形势，自建城那天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初期，奔腾不息的滚滚黄河和潼关曾经是弱小的秦国抵御东方列国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朝邑所在的这块当时被称为河西之地的地方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战国后期，黄河则成为强大后的秦国向东扩张，吞并六国的障碍。为做好秦国消灭六国的准备，秦国于是在朝邑蒲津关架设了黄河上的第一座桥——蒲津浮桥，从而使朝邑成为秦国东扩的桥头堡。
蒲津浮桥连接秦晋，一时间车马萧萧，刀枪铿锵，成为秦人出征一统六国的重要运兵及物资通道，相当一部分赳赳秦人，就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吞并六国的战争。秦军所到之处，整个六国在秦军的铁蹄下颤栗。无数的秦国将士血染战衣，抛骨荒野，让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一顶顶王冠纷纷落地。六合毕，四海一，虎狼之师的秦军最终以武力结束了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
没有了战场的风声鹤唳，战马嘶鸣，古老的朝邑这块土地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昔日的光彩，千百年来，朝邑的蒲津浮桥不仅为兵家所用，亦是当时一条经济动脉，使朝邑成为“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的物资集散地和军事要冲；到了唐朝，随着唐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加之长安和各地的经济文化活动更加频繁，各种商贾交流及商业贸易活动的空前繁荣，于是在蒲津关铸铁牛、铁人置黄河两岸系铁索，建成了铁索连舟的固定式浮桥。浮桥横跨黄河天堑，使朝邑古道成为长安连接山西乃至中原的交通枢纽，又因其土地肥沃，沃野万顷，盛产粮、棉、油、人民富裕，文风甚盛，商业文化异常活跃。
昔日朝邑城内除了东街的县衙，还有陕西东府规模最大的城隍庙、文庙、岱祠岑楼、金龙高塔等，以及规模宏大的皇家行宫——长春宫，其中有些建筑相传是鲁班所建，巧夺天工，十分精美。另外，清朝时又在古城的西边修建了被称为天下第一仓的——丰图义仓。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朝邑城一年四季官差穿梭，三街六市商贾云集，常常已到深夜仍是灯火辉煌，繁华异常。更有那些进京赶考的学子和文人骚客、名臣贤士经由往返，莫不在朝邑古城休息逗留，而这些文人过客，远离家乡，同时也是一些漂泊于天地间为命运、生计、仕途奔波的游子。每逢佳节，思乡思亲之情窦生，于是和当地人一起登上岱祠岑楼或者城隍庙等高台，幽思怀古，抒发情怀。
登上朝邑古城的高处极目远望，黄、洛、渭三河自天边来，宛如三条飘带汇集于一处，太华、中条二山仿佛就在眼前，一望无垠的黄河、渭河滩地茫茫苍苍，山坡之上树木掩映，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情此景，让那些文人骚客产生多少遐想，于是把朝邑美景总结出了“长春晓月、华岳来云、洛岸桃花、黄河秋涨、渭川烟雨、紫阳夜月、金龙高塔、岱祠岑楼”的朝邑八景。一说为朝邑十二景，在前八景的基础上，有沙树浓阴、中条东霁、镰山叠嶂、丰图义仓。（秦人，严步青）
大庆关与镇河铁牛 大庆关，即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 一大渡口，位于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据《春秋左传》记载，昭公元年，秦公子咸奔晋，造舟于河。《初学记》：“公子咸造舟处在蒲板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史记•秦本纪》又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 257年），初作河桥。”张守节《史记正义》谓：“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以后东魏齐献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这儿建造过浮桥。唐初，河东为京畿，蒲州是长安与河 东联系的枢纽。开元六年（ 718），蒲州被置为中都，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开元十二年（724），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通典》、《唐会要》、《蒲州府志》均记载此事。有宋一代，蒲律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际， 浮桥始毁于战火，只剩下两岸的铁牛。后来因三门峡水库蓄洪而使河床淤积，河水西移，铁牛被埋入河滩。今蒲津渡遗址，西距黄河堤岸2.8公里，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六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门（即蒲津门）近百米。1988年、1991年对蒲津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科学发掘。根据发掘结果，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 6.5米。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垒砌石条间贯注有铁锭，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 十分牢固。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两次砌筑。在紧靠石堤处发现了四尊铁牛、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还发现一座四米见方的砖屋遗址，门坎向东，当是管理渡口之所在。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宋天圣元宝、元丰元宝、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
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牛，位于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铸于唐开元十二年（724），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习称“镇河铁牛”。至于唐代铸造镇河铁牛的原因，是因为黄河在冲出秦晋大峡谷之后，在合阳、大荔和潼关的滩槽地带，河道大幅摆动游荡。在近500年间，一直处在“西荡”的状态，主河道一直朝着陕西这边“侵略”，于是唐代时就在大庆关渡口的两边分别铸造有绳拴的铁牛。之后，随着黄河的摆动游荡改道，陕西的铁牛被新的河道甩到了河东，而今已经成为永济旅游景点的黄河铁牛，距离今天的黄河岸边足有20公里之遥。也就是说，今天属于山西永济的大部分土地，在历史上曾经属于陕西。
1989年 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墙51米，距西城门 110米。铁牛头西尾东，面河横向两排。伏卧，高1.5米，长3.3米，两眼圆睁，呈负重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2.33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均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作牵引状，现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宽0.6米。四牛四人形态各异，大小基本相同，据测算，铁牛各重约30吨左右，下有底盘和铁柱，各重约40吨，两排之间有铁山。
朝邑“九三”起义 1948年10月6日，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和“常备大队”，在中共平、朝工委的具体策动下举行起义。因同日为农历九月初三，故称“九三”起义。
朝邑县保警大队，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立。辖4个中队，12个分队，500余人；常备大队系原有地方武装，辖3个中队，约有官兵400多人；乡、保武装200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于1946年9月（一说为8月，疑为阳历和农历的差异）成立了“中共平民、朝邑工作委员会”。任命韩增友为书记，刘仲谐为副书记，罗曼中、党文伯为委员。其任务是：发展武装力量，迎接全国大解放。
平、朝工委成立后，在陕西省委和东府工委领导下，不失时机地对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展工作。
通过各种关系，将原在国民党朝邑县常备大队任职的地下党员杨海潮安排到“保警大队”任大队长。将地下党员王晏亭安排到“常备大队”任大队长。
起义前夕，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已有地下党员50余人，“常备大队”也有不少党员，均成立了党支部。两队大队附、分队长都是党员。全县11个乡镇中有10个乡镇长或乡队附已被发展为地下党员。
由于刘仲谐把平民县民众自卫团总队长王子敬已介绍入党。故朝邑、平民两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已基本控制在平、朝工委领导之下。
民国三十七年(1948)秋，人民解放军全力准备荔北战役。决定平朝工委配合战役组织朝邑起义。10月5日晚，罗曼中在朝邑城区南寨子，召集杨海潮、王宴亭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了平、朝工委关于配合荔北战役于1948年10月6日凌晨5时，策动“保警大队”、“常备大队”起义的决定；并研究分析了敌情、环境与可能出现的问题。当即决定：指挥部设在钟楼，由杨海潮、罗曼中分任正、副总指挥，保警大队负责围歼城内敌人，由第一中队分队长季应建负责全城警戒任务；西南街由第四中队分队长赵玉合负责；西街由第二中队分队长李庆贤负责；北街由第三中队分队长李干臣负责；南寨子方面由大队附李树仁负责。
常备大队负责城外警戒：北寨子方面由第三中队长褚勉斌负责；大寨子由大队长王宴亭负责。会后，杨海潮、罗曼中、王宴亭连夜向两个大队的地下党员传达会议精神，布置了任务。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一个营和合阳、韩城县的两个支队，于10月5日傍晚，从合阳出发，向朝邑靠拢，准备接应起义部队。
10月6日凌晨3时，在杨海潮、王宴亭等率领下，朝邑县保警大队、常备大队，按预定计划拘禁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映南、县长卜儒英以及县政府科长以下200余人。俘获了陕“情报组”、国防部“情报组”、第四集团军“情报组”等特务50余名。拂晓，保警大队、常备大队及地方乡、保武装1000余人，携枪1300多支宣布起义，并于上午10时迎接解放军入城，第一次解放了朝邑县城。
地方武装起义后，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勉，黄龙分区牛书申司令员代表党、政、军、民到起义部队亲自慰问。并将起义部队编为解放军西北军区黄龙军分区朝邑支队，辖三个营。任命杨海潮为司令员，王宴亭为副司令员，罗曼中为政委，李树仁为政治部副主任，即开赴韩城整训。
这次起义，按原计划由王子敬在平民起义。但在朝邑起义后，再次研究平民起义的部署事宜时，由于安排不周，致使去平民协助起义的合阳支队接近平民时，平民城内开了枪，合阳支队长史建堂负伤后殉职。双方对打一阵，子敬听到枪声，断定发生了问题，只好将平民保警大队撤出城外，以脱离接触。合阳支队和朝邑起义部队分别由南门、西门进城，平民始得解放。
据《大荔县志》记述，杨海潮(1913～1980)，又名长江，朝邑镇紫阳村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民国二十五年(1936)返家，先后任朝邑县中和镇队附，县常备大队分队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嗣后，以国民兵团督练员、自卫团营长、军事科长、中和镇镇长、陕西自卫军二总队四大队大队长、保警大队长等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活动。
杨任朝邑县保警大队长期间，推荐共产党员自卫总队附刘钟谐、大队附张建勋改任常备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先后在保警大队发展地下党员50余人。在常备大队发展党员40人左右，分别建立了党支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区专署依照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命令，抽调壮丁数千人，组成陕西省自卫军第二总队，李侠任总司令，配合国民党正规军进犯陕、甘、宁边区。杨经组织同意任二总队第四大队长。他迅速与东府工委和延河总队取得联系，利用他的情报，延河总队三次设伏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当年5月31日，杨向自卫军二总队指挥官虚报军情，诱使李侠率部开往金盆湾，被解放军包围，歼其五个中队之大部共600人，李侠被俘。
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其他三个大队伤亡惨重，惟杨所率之第四大队仅两人负伤。专员薛庆衡以“杨海潮在宜川剿共不力，临阵战斗中迟缓误时，坐失机宜，致李副司令被俘，有通共嫌疑”为由，将杨扣押。杨在狱中坚以“四大队无作战任务”为由进行辩白，又经党组织利用统战关系进行营救，九天后获释脱险。
1948年10月6日，杨任朝邑县保警大队长时，在平朝工委领导下，发动了“九三”起义（农历九月初三）。杨和副大队长王宴亭、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罗曼中策划组织保警大队与常备大队凌晨起义，9时胜利结束。国民党朝邑县的党、政、军、警、特首要分子全被逮捕，无一人漏网。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对起义部队发电嘉勉。
之后，杨所率领之起义部队和游击队改编为朝邑支队，杨任司令员，随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赴韩城整训。
1949年，杨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黄龙军分区的大荔军分区朝邑支队长，跟随解放军转战于大荔、华阴、潼关、西安等地。
1951年，杨因病转地方工作，先后在陕西省泾河造林局和省农林厅林业科、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等单位任党的领导职务。为农林建设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1978年离休，1980年因病逝世。
韩增友与朝邑两次解放 韩增友（1916-1985），别名苇堤，生于陕西省朝邑县仁和乡下鲁坡村。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朝邑县委书记、渭南县委书记、渭南地委宣传部长，陕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兼党委书记。
1945年秋，中共西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变化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原从国民党三十八军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一批共产党员，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新的战线。韩增友被派回家乡朝邑，按照西北局制定的“以朝邑为中心，以黄河为跳板，在大荔、朝邑和平民三县范围内，联络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回到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广泛武装斗争”的滨河区计划进行活动。和韩增友一块去朝邑的还有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的淳化县籍共产党员罗曼中。根据党组织决定，韩增友为这次行动的总负责，罗曼中配合做党组织发展工作。
在从延安回朝邑的路上，韩增友思潮滚滚不能平静，耳边不时响起行前西北局领导谈话的声音：“你们这次回朝邑去工作，是干指头蘸盐，是青石板上锲橛”，“你们这次回去，要特别重视抓武装工作”。回到朝邑县下鲁坡村以后，韩增友立即以原贫农团骨干韩星五开设的油坊为基地展开工作。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设法与人合伙在黄河滩租地种西瓜；为了发展武装，他设法购买武器装备自己，又在当地的乡保中物色工作对象或安插同志。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不仅在本地立住了脚，且安全地接待了许多来往的同志，还发展了十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平民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王子敬三次过河打击日军归来后，将在山西收编的伪军和地方武装自编为“挺进军第一支队”。那时韩增友回朝邑后不久，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委托熟人在该支队中挂了个“参议”头衔。通过一段接触，觉得王子敬为人正义豪爽，思想开明进步，便准备把王子敬争取过来，在朝邑和平民两县境内建立起一支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虽然由于王子敬受地方个案牵连出事而未能达到目的，但却为后来发展王子敬为共产党员，进而掌握国民党平民县保警大队，促成后来平民武装起义的圆满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韩夏存和王仲甫到朝邑，对原根据组织安排进行“睡眠”隐蔽的中共朝邑县委所属党组织及洛川特委、延属分区、延安保安处等在朝邑发展的党员进行了考察，决定“唤醒”这些党员重新展开有组织的活动，并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朝平地区所有党员的组织中共平朝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安排从朝邑赶到马栏的韩增友听到党组织的决定后，心情非常激动。对朝邑共产党的情况他原来是了解一点，但由于他回来之前上级规定了“不得横向联系”的严格纪律，所以一直未去触动。他为这些同志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恶劣环境中坚持为党为革命工作的奋斗精神感到敬佩。同时他也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敏感地觉察到省委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说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苦难的家乡离解放之日已为时不远了。为了安全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韩增友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将朝平两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地址等分为两部分，与王仲甫一起默记心中。回到朝邑以后，秘密地与原中共朝邑县委代理书记佀瑞庭及所属基层组织负责人接通了关系，并在中共陕西省委派员苏史青的主持下，于8月在下鲁坡村成立了中共平朝工作委员会，韩增友被任命为工委书记。
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截止朝邑武装起义前的短短两年中，以韩增友为书记的中共平朝工委属下组织，除了原中共朝邑县委和洛川特委等所建立的基层组织外，又在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常备大队内部以及合阳县南綦村等处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429名。平朝工委的工作范围不仅涉及到镰山上下、洛河南北，还与大荔、澄城、蒲城、潼关、耀县、富平、华县和华阴等周边各县的共产党员翟建华、董周温、石怀璞、杨钦敏、薛永清、雷得时、范秉钧、王夫杰、刘德怀、鄂卫华、史德、吴俊杰和张万兆保持联系配合工作。
朝邑县向来绅权极重，地方绅士经常与上面派来的县长发生摩擦。韩增友和同志们充分利用这个矛盾展开工作，不仅能直接让当地的绅士为革命做事，而且在特殊的环境下，竟能驱使国民党的县长间接地给共产党做工作。如1946年秋韩增友因处理“张铁束事件”不幸被国民党朝邑当局以土匪嫌疑逮捕关押县城后，平朝工委不仅通过“内线”人员与韩增友串通口供，对他加以保护，且利用智谋鼓动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刘映南，县参议长李侃如、副议长李伯躬、民主人士穆云汉出面交涉，最终“迫使”县长程如垣以“私带枪支，实属非法，枪支收没，交保释放”了事；韩增友出狱以后，仍受到国民党两宜、仁和两个乡乡长肖诚、段仰贤二人的南北监视，他和罗曼中又利用共产党员任俊臣与南湾村地主车铁锚的二儿子关系密切的条件，住在车家的偏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47年春，隐蔽于国民党朝邑县政府任军事科长的共产党员杨海潮被国民党当局抽调为陕西保安二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率队北上“进犯”陕甘宁边区。杨海潮按党组织的指示，给西野南下支队和延河总队传送情报，巧计诱使保安二总队中埋伏，捕杀其少将司令李侠，回来后受到八区专署的怀疑被关押。韩增友等分析情况后，仍然是利用内线关系，“动员”了县参议长李侃如、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刘映南、县三青团干事张觉民和县中和镇镇长祁润楚等各界人士，并通过这些人又邀请了县长程如垣，一起前往大荔城内的专署中去探望杨海潮。并在专员薛庆衡面前为杨海潮开脱，最终将杨海潮保释。杨海潮回朝邑以后，他又通过李侃如等出面，召开了有朝邑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接风宴会，反而大大的提高了杨海潮在朝邑的威望，为杨海潮后来担任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的大队长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当局为了武装力量内部相互制约，规定县保警大队和常备大队大队长属下的7个中队长必须经县长指派，但通过这两个大队的共产党组织做工作以后，都能和担任两个大队长的共产党员杨海潮、刘钟谐保持良好关系，自觉地给杨和刘说好话，甚至到了朝邑起义前夕，国民党陕西省民政厅派来朝邑视察的大员在同各中队长谈话以后，所能得到的印象总是“朝邑是一个平稳的地带，共产党员活动很少”。 （下图为常备大队驻址岱祠岑楼）
在抓武装斗争方面，韩增友和平朝工委一班人以原朝邑县委在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和常备大队中发展的共产党员为基础，继续深入地开展工作。到朝邑起义前夕，两个大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已达52名，其中两个大队长和两个大队附都是共产党员；7个中队长中有3个是共产党员；21名分队长中有17名是共产党员；警备大队特务班的13个人全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朝邑县政府的军事科长职务虽几度易人，但始终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全朝邑县的11个乡镇中，10个乡镇的乡镇长或乡队附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到1947年8月，已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的王子敬，又奉命“出任”了国民党平民县保警大队负实责的副大队长，使得国民党在平民县的这支武装也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努力，还在朝邑县城以北镰山上下和沿边崖一线以及黄河滩中，建立了几支共约200多人的游击武装。以上这些有利条件，为后来朝邑起义的圆满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一举摧毁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在澄城、合阳两县南部至大荔县城组建的防御体系，西北野战军根据彭德怀司令员的安排，准备在1948年10月初发起荔北战役。战役前夕，平朝工委接到上级要他们去大荔县城侦察敌情的任务。
当时国民党的第十七、三十八两个军和三十六军一部以及骑兵第四团等约数万人麇集大荔北部，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的指挥部和第三十六军军部就设在县城以内。深知责任重大的韩增友决定亲自去闯一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的大荔县城。他设法弄到国民党朝邑警备大队的证明和着装，托词混进城内，找到隐蔽在城内的共产党员石怀璞，经过三天的暗访，终于弄清了国民党第五兵团和第三十六军各部的番号、位置和装备等情况，还将驻军位置画成地图巧妙地隐藏在自行车胎中带出城外，受到西野参谋长阎揆要和三纵司令员许光达的赞扬。
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为西野大军将要展开的荔北战役做准备时，化装成国民党常备队员的西野三纵参谋田景山在侦察途中被捕叛变，供出国民党朝邑县常备大队队长刘钟谐是共产党员。情况的突变，直接威胁到隐蔽在国民党政权内共产党员的安全和党的“滨河计划”的完成。接到王子敬冒险送来的情报以后，韩增友立即安排刘钟谐撤离，让任常备大队附的共产党员张建勋带好部队，并把出事的一切责任都推给刘钟谐。为了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又和罗曼中研究制定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两套方案，让刘钟谐带去向上级汇报。
情况反映到西野司令部后，彭德怀司令员考虑到朝平两县地域侧敌侧水，不宜于展开大兵团作战；若行动过早，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又难以成功。为了能使起义正常进行和保障荔北战役开始后西野大军东侧的安全，指示平朝工委按照第二套方案进行，于10月6日拂晓荔北战役打响的同时，组织工委所掌握的国民党武装和共产党游击队，举行武装起义。（下图为保警大队驻址丰图义仓）
10月5日午后，平朝工委接到上级下达起义的命令。韩增友立即根据原定方案，令罗曼中赶赴县城，协助杨海潮和王晏亭组织城内的起义工作，自己则留在城外，一方面指挥县北部六个乡镇的起义行动，一方面等待奉彭总司令前来支援朝邑起义的范明和王俊率领的南进支队的到来。多年的艰辛就要见成效了，谁的心情能不激动呢？但长期在地下工作严峻环境中战斗的韩增友却清醒的认识到，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刻，越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任何欠考虑的不慎举动，都可能让迎面而来的胜利与我们失之交臂。城北六个乡镇虽然不是这次行动的主线，但却是共产党多年来在朝邑工作的重点地区，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六个乡镇的群众基础较好，即使县城内起义行动未能成功举行，或是起义行动举行后因国民党派来重兵而不能在城内立足，但只要这里的起义成功了，城里的同志便有了退路，再加上派来的南进支队共同依托地形控制住城北六个乡镇，照样可以执行彭总交给的保障西野大军东侧安全的任务。于是，他不但按照平日掌握的情况，细心地为各个乡镇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还根据各个乡镇党组织力量的强弱，在六个乡镇中相互调兵遣将。考虑到起义以后时局变化尚难预测，韩增友又布置让一些隐蔽较深的共产党员继续坚持下去。等到去各乡镇传达起义的具体命令和部署的同志出发以后，他又着手马上安排得力人员，封锁各条交通要道，严防走漏消息。
由于韩增友安排得周密细致，到夜里10点多钟，县北六个乡镇的起义行动在各地党组织的努力下全部取得成功。这不仅为前来支援朝邑起义的西野南进支队扫清了进军道路上的障碍，而且对县城以内的起义行动也是有力的支持与配合。午夜，范明和王俊率领着西野南进支队，来到朝邑县下鲁坡村。刚听完韩增友的汇报后，群众便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范明和王俊等高兴地赞扬说：“事前没有想到朝邑党组织的工作做得这样好，基础工作扎实，群众热情高，让人觉得和解放区是一个样。”当范明和王俊及西野南进支队在韩增友等陪同下，于黎明赶到朝邑县城外时，由杨海潮、王晏亭和罗曼中组织领导的朝邑起义城内行动，也已全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大家立即投入布置警戒，审讯俘虏，构筑工事，警惕地监视南线和西线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朝邑县城内外的起义行动，在一枪未放的情形下取得圆满成功，参加人员1300多名，携带枪械约1800件，弹药10余万发，被中共西北局赞誉为“我们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中一个成功的典型”，并将这次起义之所以能取得圆满成功的经验在全区推广；彭德怀司令员还专门向平朝党组织发来了嘉勉电，特别在电文中表彰了韩增友和杨海潮、王晏亭、罗曼中四人。陕甘宁边区《群众日报》还就此事发消息予以褒扬。
当日下午，韩增友和范明、王俊及平民的代表研究了如何促成国民党平民保警大队起义的方案。后来，在平民起义因联络失误未能成功的情况下，又特意布置王子敬继续在国民党政权内隐蔽以待再举。为了掩护王子敬的行动，韩增友还专门派人提前将南进支队和起义人员撤离平民县城以及朝邑县城的行动告诉王子敬，让王子敬大张旗鼓地带国民党平民保警大队“收复”了平民和朝邑两座县城。
在中共朝邑县委和南进支队、起义部队因时局变化撤离朝平地区后，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当局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在县内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高维岳、周一秋和周子栋等相继被捕入狱，一些基本群众也受到村中反动势力的迫害，刚扬眉了数日的朝邑县北部六乡镇又重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励人民群众的斗志，新成立的中共朝邑县委决定由韩增友带领一支12人的武工队重返朝邑。
朝邑起义成功以后，韩增友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朝邑县委书记。撤到韩城以后，组织又派王德明任县委书记，韩增友改任副书记。他率领着精心挑选的武工队成员，从充满祥和气息的韩城解放区重返环境艰险的朝邑国统区。他们白天隐蔽于县北部的高明塬上，晚上摸黑奔波十多里甚至几十里到塬下找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或是警告打击那些进行反攻倒算的国民党乡保人员和农村反动势力。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使得国民党朝邑县当局的政令无法在县北部行使，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气焰也大为收敛。与此同时，12人的武装工作队在斗争中，发展成为一支百余人武装游击队。
由于第一野战军1949年春节攻势的摧枯拉朽，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一面收缩防地，一面加紧撤退前的掠夺。一天，韩增友收到国民党朝邑政权内统战对象穆云汉送来的情报，说国民党当局要强行运走安民粮仓内几十万公斤粮食。韩增友在游击队武装一时无力阻击的情况下，立即赶赴驻韩合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军军长王震处。王震军长听后，马上派部队绕路前往截击国民党的运粮队，并协调地方政府组织驮骡和车辆来朝邑运粮。为了配合二军的这次运粮行动，韩增友不仅说服了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而来运粮的车老板将已装上粮食的车辆调头北上，还从北部六乡镇中动员三、四十辆大车前来支援。在后来召开的军民庆贺运粮任务胜利完成大会上，王震军长特意将韩增友请上主席台，坐在他和王恩茂政委的中间，并在讲话中表扬说：“在这次运粮工作中，韩增友积极负责，机智勇敢的带领游击队员们给部队以有力的配合，我代表二军党委和全体指战员对韩增友和朝邑游击队员表示感谢。”
1949年3月初，朝邑县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3月4日天将拂晓，韩增友按照县委事先安排，率领游击队悄悄绕过县城，在城南约五公里洛河北岸通往华阴县公路两侧埋伏下来，准备截击从朝邑县城溃退而来的败兵。谁知由于多天来共产党大军压境的形势，国民党朝邑县县长刘邦治、保安团正副团长白栋梅与程水潮等已成惊弓之鸟，在前半夜得知有共产党部队进攻大荔县城的消息后，立即带领着大部分走卒逃往洛河以南。当大荔军分区部队于3月4日清晨向朝邑县城发起攻击时，留下的残兵败将刚听见枪响就放弃抵抗，慌乱地拥出县城南门向华阴一路逃跑，被韩增友带领的游击队阻击，在三人被击伤四人被击毙后，余部都乖乖地做了俘虏。
此后，朝邑又经过一次短暂的反复，全县便转入新生革命政权的建设工作。时与朝邑一水之隔的华阴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下，逃亡于此的国民党朝邑保安团和部分土匪武装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韩增友又根据县委的决定，带领游击队员在渭河边构筑工事，与之隔河对峙。敌人虽仍不时地隔河放枪，但却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给朝邑的建政工作提供了一段难得的安定环境，直到这帮家伙后来全部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