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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间房里，一铺大炕占了至少三分之一的面积，上边固定着祖母、爷爷和我三个人的铺盖卷，是的，都是圆筒一样卷着的。祖母在中间，将一辈子对我都很有意见的爷爷隔开，白天我是躲不开他的阴郁脸色和情绪激动的喝骂的，也许祖母想让我紧绷的神经能在夜晚稍微放松一些，但我很不长记性，晚上经常会尿炕。这是在当年很不愿提及的一个隐私，人在小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应该生活得像大人一样有尊严，不是什么事都应该让外人知道，殊不知有些隐瞒完全是不必要的。当一个四十岁的人回头看小时候走过的路时，这些早已不是能让自己面红耳赤的理由。事实摆在那里，屁股下那成片的尿渍也摆在那里、摆在多年后依然清晰的记忆中。就在前不久，在一个没记得名字的英国作家的自传中，我看到一句他为自己小时候的同样行为说的“小儿尿床和白天精神压力过大正相关”之类的话，差点让多年后的自己心酸得落泪。因这事而起的苦恼，曾深刻影响了我的成长和性格养成。如果说还有程度相似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因为腿脚残疾自始至终都没能学会骑自行车，就算到了十年前学驾照开汽车后，我依然会在梦中因少年时的自行车而纠结痛苦。精神绷得紧、心理压力大，也许这不是尿炕毛病的唯一原因，但我也始终深信：从记事起就开始的、爷爷阴郁甚至仇视的脸色和不分场合的粗暴与咬牙切齿，是导致我晚上经常尿炕的一个缘由。父亲在我过完三个生日后就病逝了，是个冰冷刺骨的腊月天，从此以后，过年成为祖母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永远无法抚平的痛，那是她生在安泽罗云、长在屯留余吾的孝顺长子。而养育左腿小儿麻痹尚未学会走路的我，也只能是她的事了。
身为一个三十岁就因病丧偶、当时已年过半百又体弱多病的女人，她也只能无奈地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我的孙姓爷爷商量着来。脱离了具体环境和阶级身份来评说一个人，是不客观的，所以直到长大后，我才对血缘和家族观念以及小农意识特别强烈甚至到了顽固程度的爷爷有了尽可能多的理解。腿有毛病、不能干体力活、还是个男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下，当时谁都知道这是白养。于是，多年后我也能想通一个事实：就算有一万个不情愿，每天都用粗暴甚至恶毒的话在我身上发泄不满，但爷爷终归是在祖母的隐忍下，帮衬着用粗茶淡饭将我养大成人了。有几次，我内心的愤怒被彻底激起，就要扑上去和他硬刚，事后祖母悄悄劝告说，尽量别惹你爷生气，否则我一个人怎么养活你？我要是不在了、你要是性格还是这么硬，你这叔叔姑姑们哪个能帮助你成人？后来在读到金庸小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时，我对祖母这个农村不识字女人的卑微和隐忍或说无奈中的大智慧才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时候，身为老人的他们经常在过年时买一张观音菩萨或南极寿星的中堂画贴在正对门的土墙上，塑料面在大红木桌上方的灯泡的照射下亮堂堂的，我会默默在心里祈祷各位仙家，保佑我晚上不要尿炕。但半夜自己醒来，或感觉到祖母的手伸进来摸时，我的心便又一下子陷入到了无边的黑暗中，第二天爷爷的喝骂、祖母的幽怨责怪、往外头院篱笆墙上搭褥子时的窘迫，又在所难免了。有些事，越在意越提防越紧张，事情还真就越容易发生。似乎，这也是个小小的规律。
除了旁边用一块枣木厚门板搭建起来的床榻，剩下的地方就都是几样老旧的家具了。红色顶箱桌上是黑亮的木板箱，紧挨着朱红色的带双层柜的大木桌，上边摆放着雕花对称的茶几，紧接着又是一个不能锁、只能用木板插盖的箱子。这个位置的下边是一张小时候觉得很沉重的椅子，椅子腿着地的石板下，是一个不太深的地窖，冬天盛放着土豆、白菜还有大姑她们送的红薯，这都是冬天的主粮。地窖在脚地的差不多拐角处，折回来的靠墙位置是两个小面缸，紧挨着的是棕黑色的一口水缸。盖板上倒扣着两摞瓷碗，夹着一个外层毛剌剌的黄塑料碗。旁边早已酥松的泥墙上贴着陈旧的报纸，洋钉上挂着筷笼。快到门口处是最和一家生计有关的做饭案板，下边黑乎乎的便是煤池。我因为腿有缺陷，其他重一些的生活确实干得不多，但冬天的调煤是少不了的。那是一种其实很费力气特别是容易腰酸腰疼的活儿，但因为害怕长辈责骂“小孩子哪有腰”之类的话，只能咬牙硬顶着。我清晰地记得，调煤时的酸困和后来因故躺硬板床的疼痛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紧挨着煤池案板的一个和十岁左右的我差不多同高的大缸，里边多数时候盛放着的是夏收后除了交公粮剩下不多的麦子，而印象中我十四五岁之前，吃白面的机会却还是很少，大多数的中午还是靠红薯小米饭充饥。也正因如此，外头院玩伴小亮碗里经常端着的还加有翠绿韭菜的细粮面条，便以绚烂的色彩、诱人的香气两种形式，一直深刻烙印在我至今依然清晰的记忆中。清晰的记忆中，更有三十年前自己喉头那口眼馋的唾沫。大缸口的石板破了边楞，上边堆放一些大小不等的坛坛罐罐。要知道，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家庭，哪怕就是再穷再困难，家里这些东西也都是挤挤挨挨的，何况我们的西间房还只有那么巴掌大的地方。除此之外，面积很小的脚地上就只剩下紧挨着大炕的青砖火炉和旁边一个瓦缸以及瓦缸上的小红木箱了。从我记事起，这小箱是未出嫁的三姑专用的，里边锁着那件到了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穿的朱红色皮风衣。她出嫁后把钥匙交接给了我姐，红皮衣也十分珍贵地得到传承。小箱子第二年便离开黑黢黢的西间房，跟着考上中师需要住校的我姐去了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