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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西间房到底有什么魔力，那么小的地方却盛放着那么多的故事和亲情。当然，这其中总是夹杂着爷爷当年很多不近人情的喝骂。记得很清楚，有几次他因为我的性格磨蹭而大动肝火，咬着后槽牙张口就是“就你这腿，讨吃要饭也不是个好把式，吃粪都赶不上热乎的。”虽然那时还小，但我深知，别说家中长辈，就算不相干的邻居和旁人，只要没有深仇大恨，一般也都不会用对一个小孩身体缺陷的“揭短”方式来喝骂。一旁的祖母没法吭声，甚至还得轻声责备并催促我一下，让我以后利索点。某个夏天的下午，爷爷和村西岸上另个叫常振虎的老头在院里椅子上互相剃头，祖母提议顺带把我不算太长的头发也剃一下。在热水里浸湿头发后，围裙系在脖子上的我尽力低着头坐在那把大木椅上。生疼的剃刀如何在头上一寸寸刮过，我似乎已经模糊了，但印象深刻的是爷爷当着祖母、振虎爷和我堂弟等人的面信誓旦旦的那句话，“瞧，后脑凸起的这骨头，这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最后这个他口中的定论被他反复强调了好几遍。和我同岁的堂弟长大后都一直是个憨厚人，当时他还饶有兴致地硬凑上去看，低头的我眯着眼就能瞥见椅子腿后他翘起的脚尖。爷爷当时可能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有鬼谷子或布衣神相的对未来人事的洞察力，所以跟诸葛亮一口断定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定叛蜀一样，再三强调了几次。祖母依旧没法吭声，身材矮小的振虎爷也只好含糊其辞地打岔离开。后来我上卫校，知道那是人人脑后都会有的“枕骨粗隆”，据此而先入为主地判定我是喂不熟的白眼狼，也确实让我在轻叹一声后更加心平如水。
小时候没有思辨能力，对周围所有人的认识和判断，我一般靠的都是比较准的直觉，而非理论、主义或推测。前半辈拿羊鞭、后半辈扛锄头，被绑在黄土地上整整一生的有着强烈小农意识的爷爷看不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趋势，深信我也会像以往山野村舍间更多的聋残盲哑者一样，没有任何生存能力，最终会毫无尊严地自生自灭，甚至曝尸荒野被狼拖狗拽直至在这个世界上不留下任何痕迹。是的，跟那个时代更多的贫农子弟一样没上过一天学的他，更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其他角落还有海伦凯勒、霍金、拜伦以及罗斯福等人，就连中国的张海迪他似乎也没听过。他在祖母的苦苦央求下无奈接受我之前的一二年，正是中青报一篇《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使得山东张海迪名噪中华的火热期。即将成人时，我才在病逝的父亲当年的遗嘱中看到他这样勉励我的话：即使腿脚残疾，只要有恒定的目标，也比那些身体健全但毫无目的的人能最先抵达。而且在遗嘱中，他同样也引用了罗斯福等人的事迹来鼓励我不要因此而意志消沉。综上，加之爷爷内心固执的王孙有别、血缘无关的所谓正统宗族观念，所以导致他对我和我的未来丝毫不存正面的希望，也促使他处处都会以负面、消极甚至暴戾、侮辱性的话语来对待我。
后来我的性格和高尔基一样，有时会因某个瞬间的不愉快而突然冲动起来，算不上分裂但至少带着“二重性”的性格特征，可能也和那个环境脱不开干系。大姑和我父亲还有二叔同父同母，经常骑着自行车来接济我们的她，有一次还专门和同一天到来的二姑说起这件事，说咱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动不动就骂这个孩子，要是他有错骂几声也行，我看他没做什么咱爹也黑着脸骂他。大姑的意思很明白，她想在这件事上得到二姑的支持和统一战线，帮我尽量改善或争取一个相对融洽的成长环境。自我记事起，大姑在物质上经常想办法接济我们，如送红薯、苹果，年前送黄蒸、瓜子花生、油炸东西，也送一些当时的奢侈品如散称的大米。如果某个午后，圪廊里的玩伴家长问今中午吃的什么饭，我会挺起胸着重而神气地回答，大米。然后邻居就会顺口来一句，呀，好饭啊！除了这些，一向明事理也重感情的大姑也跟祖母一样，深知极端压抑的家庭氛围和精神环境对本就腿脚残疾又性格敏感的我的成长极为不利，她也一直在想办法疏导爷爷直到最后一刻都未能改变的对我的敌对情绪。想想现在社会上那么多幻听幻视、精神错位或干脆跳楼的年轻人，我也不禁为当年的自己捏一把汗。没娘孩子天将就，冥冥中上苍可能就已注定，我这辈子要用残缺的身板、超硬的骨气来毫不妥协地应对世界，并死死扼住命运的咽喉。二姑是原在西部山区放羊的爷爷到这个家庭后的第一个孩子，那一次她沉默着自始至终没说什么。而当时是个夏天的中午，剧毒环境中早已百毒不侵且自谓一向刚硬的我正坐在门外的小木凳上端着碗吃饭，夺眶的泪便没出息地溢了出来，流在脸上，流在碗里，也流在三十年前那个湿乎乎的一想起就心里不舒服的永远的夏天。
我从小对所谓的未来是没有期望的，就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因为腿脚残疾，所以也没有任何接地气或带点实际意义的人生规划。无论好坏，跟着两个老人，最基本的衣食保暖是得到保障了，精神领域还能有什么奢求呢？尽管做人的底线已经踩得这么低，但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向来不会以血缘远近来区别对待所有亲戚，那一次二姑的沉默和不接茬，却让我真切感知到血缘这个含糊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不针对谁，也不说对错，我只在客观陈述一个事实。多年来我觉得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哪怕就是左邻右舍和学校同学都是这样，何况是为数不算多的亲人。但有些人也许是性格使然，始终在一些问题上会坚持自己的固有立场，也许这也是不同思潮的存在才让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的一个原因。二姑在六年前那个奇冷的冬天也因心脏病去世了，我完全没有对一个亡人不客观的评判和不恭敬的必要。想到记忆中黑黢黢的西间房，就想到很多温馨与残酷交织的过往。不只是我十来岁这次的事二姑没接茬，差不多二十年后一次给祖母祭扫上坟回来，大姑趁着人们都在场的机会，提议已经八十好几的爷爷在给儿孙分南圪廊那半个院时稍微朝我多倾斜一点时，依然想让二姑他们给帮衬着添句话。那一次，二姑除了自己仍旧没接茬外，顺带把三姑也叫离了现场：“走，咱当闺女的，不搅和。”在爷爷对大姑的一句“凤啊，你总是叫我为难”后，气氛凝重得陷入僵局，她和二叔的努力也在立场依然坚定的固执老人的跟前再次失效。那次我因故没有回去，当时不在现场。人都是有阶级属性的，往小里说，则体现在亲疏远近上。从这一点上讲，想实现无差别的共产主义会有多难。最小的三姑也是个对谁都不巴结、不奉承、不摇唇鼓舌的“怪人”，这一点跟祖母很相似。但她不同于二姐的是，她相对而言更有人情味一些。从黑黢黢的西间房手推绑着大红花的自行车嫁出去后，她连续给我买过几年的过年衣服，而尚未出阁前，就给外头院李村长家在村西盖新房搬砖时挣过五块钱，称了毛线给我织过毛衣和一顶浅檐元宝帽。我三十岁婚后有了闺女，别的不说，光她家的土鸡蛋也确实吃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