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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余吾一带甚至全县的农村大多都不是“长明灯”，也就是电能供给不足，经常会停电。就算在有电的时候，因为贫穷而省俭了一辈子的祖母爷爷，也不会有意浪费哪怕半度电，他们是识时务的也是心疼钱的。那时候和外院的村长李家共用一趟线，到了年底，李村长和爷爷要五块钱的电费，爷爷便感恩戴德，逢人便说村长的好。大约还是在我十岁时，电管站要整理分户，不搞以前混乱无甄别的一套了，而且每户要安电表，精准计量。就在那一阵，比二姑小三岁的三叔，直接从他的电表上剪断了通往西间房唯一灯泡的那根线，从此，黑黢黢的西间房更加名副其实，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导致我每天不能正常写作业而只能下午放学后趁着微弱的天光赶紧完成。一辈子隐忍总是在息事宁人的祖母还是没吭气，一整天一整天的沉默中，我深知她的心酸失望和左右为难。后来她从缸缝旮旯摸出了那个落满灰尘的淡青色长脖子玻璃瓶，淡淡地说，以后还是去街上供销社打煤油吧。点煤油灯的日子我再熟悉不过了，做饭时油灯挂在砖炉附近的墙上，离灯绳很近的一个四棱铁钉上，我写作业时挪到大红桌上的雕花茶几一角，剩下的时间大多摆置在黑木箱的一个角上，那个位置算是接近屋子中央，光线能更好利用起来。如豆的灯头摇曳着，昏黄的光线吃力地铺满力所能及的小黑屋，童年的我，时不时就会在对灯头和光晕的仔细打量中逐渐变得神思迷离起来。这个时候的脑海真的成了脑海，波涛翻滚、浪涌风急，或者一望无垠、水光潋滟。
因为父亲死的时候我刚满三岁，为了不加重我的心理负担，祖母一般很少会像别的老人一样絮絮叨叨讲关于他的一切，于是，我对父亲也几乎是没有过多的想念或想象。而面对淅沥湿冷的连阴小雨和昏暗如豆的煤油灯头，我会破天荒地想象参过军、也当过副支书的他如果现在还活着，眼前的光景会是什么样的。我从迷离的光晕中回过神来，外头院李村长和三叔家的灯光正透出窄小的后窗，穿过小院浓重如墨的夜色朝这边漫溯开来。那段时间，和祖母他们一样，年幼的我也曾一度陷入对未来的无限恐慌中。因为在余吾这个大镇甸，在早已通电的九十年代初，如果我重新过回到每个夜晚都只能点煤油灯的日子里，将会是多么让人难堪、压抑和绝望的一件事。但据我当时的判断，几十块的电表钱确实是个巨款，祖母他们可能真掏不出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很多农村家庭的正常运转而言，开源节流是正常办法，但祖母他们老了，没有开源的资本，那么，无论想多少节流的办法也都还是行不通的。人们常说吃饭穿衣量家当，当时我们的家当很可能真的安不起电表。没错，还是大姑积极出面，动员包括她在内的三个闺女凑钱给父母安电表。那一次最终还是没弄成，应该是通情理的祖母硬挡着不忍心让三个闺女什么事情都出钱，但好歹是电接通了，那根只连着唯一一个十瓦灯泡的外皮早已风化的黑皮铝芯的旧电线重新接到了外边三叔的电表上。那一次，大姑无奈地摆出当大姐的姿态，面上咋咋呼呼实则内心纠结地在三叔的地楼里做了很多工作。至今我还记得三叔他们阴沉了好久的脸色，从里头院到外头院，走到地楼边的过道时，就会不由自主紧张起来。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难这么现实。
因为晚上趴在大红桌上写作业要用电，我更是没少被爷爷骂过，反正早就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被骂得见怪不怪了，我早已像少林扫地僧一样在和他之间形成了三尺气墙。但有一次表妹在场，也正趴在桌上看作文书还是干什么，她受不住了，连珠炮一样激烈地回怼了几句，爷爷干瘦的脑袋缩在被窝里不再吭声。后来到了大概98年时，十七岁的我当时已经去长治念中专，尽量不和爷爷他们在一起了。那时候表弟在余吾上初中，作为跑灶生吃住在这里，大姑就让骑自行车的他将家里那台朱红色的老式唱机拿来，说给连个电视都没看过的俩老人听，也能解个闷。祖母他们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一周后，还是坚持用绳子绑在了表弟的车后座上，让带回到大姑家。当时我在场，站在堂屋附近冷眼目睹了姥姥姥爷和外甥之间争执不下的全过程。能看出来，自小就调皮好动但心地善良的表弟那次很难过，嘴上一直嘟囔着，我妈让你们听，我妈让你们听。祖母使个眼色，警惕地打断他，嘘，悄悄拿走，让你舅知道，还以为又浪费了多少电哩。冷眼旁观的我，已经成年的我，当时鼻尖发酸，只好转身回避。我确信，当时哪怕表情再冷心再硬，但只要有泪，也会是滚烫的。黑黢黢的西间房门前发生的这件事，过去也至少二十几年了，当时的我就像开启了上帝视角，似乎是站在里头院的半空中全程俯视的，所以当时的情形，甚至小到他们的任何一个表情、捆绑唱机用的细绳哪里有个线头等具体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