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两间黑黢黢的西间房、关于一辈子都在隐忍着勉强生活的祖母,其实还有两件当时似乎像陈年墨汁一样浓稠得化不开的事,让年届四旬的我至今想起依然会十分感叹。余吾自古是个地广人多的大镇甸,我的儿时印象中一直同时有着屯留四中、余吾镇中两个初级中学,当时按照地理位置的不同分别称为东校、西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类学校,其基本条件都是比较差的,特别是住宿、吃饭这两件跟乡下学生密切相关的事。不说更早时候,就算我95年左右在初中时,四中的宿舍还是一长溜通铺土炕,男学生们撒尿,甚至有一半会流在炕上,那种怪味和阴寒湿气极易让人生病,冬天的煤火打理不慎还可能闹出人命大事。外边的厕所更是浊气熏天,甚至连个插脚的干地方都很难找,像我这样的腿脚不便者,每次下课去厕所都很紧张,生怕滑倒在那一片比西游记烂柿林还要腌臜的地方。学校后边因为是数百人的大灶,所以中午泡囊了的“焖锅”面条和早上夹带着老鼠屎的小米稠饭更是令人难以下咽。吃住条件的恶劣,让很多在余吾稍微有点亲戚的学生索性就离了校,没亲戚的也想法在外找个吃饭处所,成了跟镇上同学差不多的跑灶生。这种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一些亲戚或给学生做饭的家庭有了一些额外的收入,说得专业点,带动了地方经济。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除了给定量的麦子和米粮外,每月还会交五块钱的费用。但前段时间听一个年长我六岁的仁兄的说法,跟我记得的稍有出入。不管几块钱吧,说实在的,祖母那些年其实一直有给人做饭挣点钱补贴家用的想法。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她似乎和我几个姑姑还有正上初中的姐姐说过好多次,意思是一只羊要放、十只羊也要放,还能多少挣点钱。她还提前打听过,知道这些初中生们还有义务每天给主家把水缸挑满。但这件事直到最后,也未能真正实施。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家里的地方太小,稍微来个人就挪转不开身子,到时候真怕没有学生愿意来。而我心里的分析还有更多的一层原因:和我一样,祖母也是个敏感而自卑的人,尽管把家里打扫得一向干净整洁,但我们当时的一天三顿饭整体确实不很行,除了必须足量的盐,她甚至很少放醋,罐头瓶里的固体黑酱也不多,导致菜色经常很浅,味精更不用提,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味精这种东西的存在。学生们如果来吃饭,交粮交钱自不必说,但祖母可能也担心自己多年的做饭风格不会符合乡下正常家庭孩子们的口味。当然,这一点是我猜想的,祖母从来没有说过,但对她很了解的我觉得,事未办成似乎还真有一点点这个原因。祖母确实是个可怜人,从十二岁遇上北方大灾荒而被卖出高平家门开始,一辈子就几乎再没有顺利过一天。在她不得不为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孙辈、外甥起早贪黑做饭的年代里,确实也曾很激动地谋划或准备实施过给其他初中生做饭这件事,但黑黢黢面积太小的西间房首先在基本硬件上便无情地阻断了她卑微而热烈的想法。
不只是家里地方太小,就算是跟黄家西屋之间的过道也不宽敞。之所以提这个,也还是因为爷爷当年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没指望”的责骂。人都是会互相比较的,事实证明,没有比较,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存在。多年来和他关系都很不错的村西一张姓爷爷的孙子比我大两三岁,学习不好,但从小就知道想办法挣钱,是个在我爷爷眼中很“懂事”、很“知道闹腾”的好孩子。我记得夏天里他脖子上挎着小木箱卖过冰糕,有几年还在院里坍塌的西屋处养过兔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用长长的钩镰摘取槐花、榆钱、树叶。因为自小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我其实很早就深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一个“钱”字上。从中圪廊街口的郭家趸卖冰糕很不现实,毕竟我连自己走路都很困难。于是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左右时,我也曾像祖母准备做饭挣钱一样豪情满怀地准备养兔子,并多次到张家实地调研、仔细询问相关事宜。我确信只要手中能有一把长长的钩镰,城壕沟甚至村西岸上那些公家树木,是撑得起我这个小小的养兔愿望的。回去后,我低着头四处选址,外头院的菜地、鸡窝处都不行,坍塌后常年露天的南屋处也不行,那里离西间房太远,既怕黄鼠狼也怕晚上有人偷,不安全。只好在里头院西间房和黄家西屋间的过道处想办法,这里除了人行通道,靠墙处的石板上摆置着挑水用的两只大铁桶,还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狭小的空间几乎就没有再可以拓展的余地了。当时的我,心里长时间保持着一些小兴奋,甚至那种兴奋来得久了,都漫溢到了如今已四十岁的我的现在。只是慢慢地,这个兴奋又变作了失望和苦涩的心理:深知想法不现实、操作起来会有各种困难的祖母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然后叹口气,及时阻止了我的行动,而爷爷那段时间也一直没怎么吭声。那是我跟着他们在成人之前所做的唯一一件更接近现实、更可能让爷爷转变一点对我看法的事,但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沮丧却如释重负、无奈又理所应当的一种复杂的情绪充斥着我的内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物质条件的是否具备是决定一件事能不能往后推进的先决条件,祖母想做饭挣钱、我想养兔子补贴,两个几乎已卑微到了尘埃中的小小愿望,就这样,在黑黢黢的西间房里还是被无情掐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