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艰难的工作历程

第八章 艰难的工作历程

蒋佑云是我最早关注的学生，她给我的印象是正直，善良，小小年纪容不得一点不公平。

那时候，有一位老师为了追求成绩，他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小组内对所学的知识和问题要互相检查背诵，他上课的时候一直拿着一个盒子，盒子里装有从一到十的数字，每组就抓一个数字，每个数字都对应着小组内的一个学生，抓到数字几，对应的学生就背诵他留的问题，如果不会背诵或背诵的不熟，他就用株连法，让每个组员将问题及答案抄写十到十几遍，然后再抓如果还背不好就加倍抄写，有的小组每人一次都抄写十几到二十张三十二开的作业本纸，四五千字。

正是因为对这种办法的不满，她跟那位老师发生了矛盾。

那位老师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制服她，而她就是不服，非认定是老师的错误，那位老师怕她薄了自己的面子，希望她认个错，可是，她硬是不认，于是师生理论了一节课，气得那位老师面红耳赤几乎罢课。

他找领导要求开除她，要班主任批评教育她，必须给老师写出书面悔过书，而这个女孩就是不认错，好说歹说最后妥协，但是，她提出不上那位老师的课。

学习重在学科均衡和学习的持久性，她不上课怎么能行？我们多方面协调，最后是那位老师把她的名字从小组抠去，再也不过问她任何问题才得以平息。

胡校长就此事在大会上批评了我们这个教师群体，办学十几年来，还没有发生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事情，老师不会教育学生当什么老师？他还说天下没有不能教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他说不明白当我们领工资的时候怎样向党、国家和人民交代？三尺讲台交给你，你就不能上好一节课？

我们在大会上被批了一顿，私下里我们确实努力着化解他们的矛盾，尤其是我，像朋友一样开导她，告诉她不应该以对老师的好恶来学习，必须做到学科均衡，但是，我不知道是说不通，还是她真的改变不了自己，她听不进去课，她的那一科总在几分或十几分之间，经常见她几乎交空白的试卷。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我决定周末去家访，看看她家的情况，再跟她好好谈谈。

在那个周末，我就去了她的家。

去她家的路确实很不好走，一进山就没有了路，在长满荆棘的山坡上隐约有人踏过的痕迹。

山势陡峭，杂草丛生，有的杂草长到一两米高，厚厚的山草就像给山包铺上了一层绿地毯那样，野生的荆棘有的长成胳膊粗的小树，一不小心就会被枝条划破皮肤。

我艰难地拨开杂草和灌木，仔细地寻找别人踏出的脚印。

悬崖峭壁上常有野鸟飞出，杂草中不时蹦出一只野兔或飞起一只山鸡而吓我一跳。

这是在白天的上午，要是在傍晚或晚上走，一定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不敢粗心大意或欣赏路边的风景，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或跌入山谷被摔得皮开肉绽或粉身碎骨。

大山里的孩子上学真不容易啊！

我爬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在山谷中看到几间石头堆砌成的房子，房子破旧不堪也很简陋，房前有一口用石头砌成的小井，小井内的水几乎可以蹲下身用手捧起来，井台旁边长满了水草和青苔，小井旁边还有几亩薄地，零星地种着点庄稼。靠近井台的地方种了几行蔬菜，在这样的山里住，难得去赶集买菜，所以这点菜就是守山的人家餐桌上菜盘里能盛的东西。

房子前用枯树枝围着个牛栏，牛粪涂在地上，无数的苍蝇就像找到了乐园，飞到这里，落到那里，不时还有几只牛虻围着你转，一不小心就会趴到你身上，他们拼命地吸你的血。

几只小羊零星地分布在山坡上，草丛里；许多鸡在牛粪里找虫子吃，爪子上沾满了牛粪，有的爪子尖上还包着圆圆的粪球。

一家人简单的生活几乎连一碗面糊都喝不上，干粮多是用石磨磨出的红薯面蒸熟的窝窝或煎饼，至于白面馍馍，你可以想想抗一袋面粉上山来有多艰难，孩子们要是口馋了，大人就给孩子们煎几个鸡蛋吃，煎鸡蛋的油少的可怜，就连食用盐也不得不少之又少。

我不敢想象山里的生活，那要比我最困难的时候还要艰苦。

孩子们没有煤油点灯，晚上就烧着根松枝照明，火是二十四小时生着的，因为一旦停火，孩子们就得挨饿一天。

蒋佑云的父亲是守山的工人，每天都要在山里转十几个小时，有时候还要追赶盗伐树木的人。

因为他们的工资是和林场的树木挂钩的，少一棵树，就扣除相应的工钱，所以他除了每年义务栽数百棵树之外，几乎领不到几个钱。

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过年下山时亲戚送的，吃的用的东西一般也在这时备齐。

你不能离开山，要是树木被盗伐或发生山火，扣钱是小事，开除工作和照价赔偿才是最重要的，严重的还会因失职行为被国家判刑。

合同书上写的很清楚，国家的东西，一根草棒也不能少，这是他们的职责。

在家里，只有蒋佑云的母亲一个人，孩子们都到后山放牛去了。

她的身体不好，腿脚也有毛病，常年腰疼，腿疼，走不动路，所以在家里只能看看火，做点饭。

她想留我吃饭，但是又苦于拿不出什么东西吃。

她告诉我，孩子的父亲和孩子们到晚上才回来，趁着天早还是赶紧下山吧！因为天黑了路不好走所以不留我了。

果然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每走一步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不是登山的鞋，鞋底被石头尖穿破了，裤子也被树枝划出了几个三角洞，最惨的是脸，一不小心被山枣树枝上的尖刺刮出了几道口子，鲜血流出来，疼得我咬着牙，更麻烦的是没有纸巾，擦汗时，我满脸摸的都是血。

我狼狈地怕见到任何人，结果还是见到赵尚义等十几个人，他看见我后，笑着问我去哪里糟蹋女人来，身上和脸上被抓成这样？

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很多老师都笑起来，他们说我的脸是女人抓破的，衣裳也被抓破了。

就是这件事，胡校长也找我谈话，他说我现在是教师了，为人师表，要在孩子们中间留个好印象，最后还叫我好自为之，因为被学生或家长控告，殴打老师的事情发生过很多了，不要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等等。

被校长这样训斥了一顿，我的心里当然很难过，更难过的是很多学生也指指点点，描绘地有声有色，有几个女生还远离我，生怕我招惹了她们，更有甚者有人还在推测是谁抓的。

一时间，我上课都陷入了困难，有不少学生公然抵触我，说我不配做他们的老师，学生们连课也不听，作业也不做，时不时的有人还指桑骂槐叫我下不了台。

我不敢在大会上解释，更给这帮子娃娃讲不清，大家一时间群情气愤，大有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架势；还有的学生写信，请求胡校长换老师。

胡校长试着调了几个岗位，结果不是学生不乐意，就是领导不乐意，其他老师谁都不愿意跟我搭班，我像就要被开除了一样，很多人把我看成人民的共同敌人或者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一时间我被孤立起来。

每天，我都是硬着头皮去上课，生怕随时被学生的唾液吐到脸上或者被扔过来的书本、果皮什么的砸着。

我就像偷了人家的东西被抓住了的贼一样，无论向谁解释都无济于事。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痛苦，同情我的遭遇，只有蒋佑云间或地到办公室问我做什么作业，但是，每次作业布置下去，她也收不到几本，好像这些学生怕我的手脏，玷污了他们的作业本一样。

好长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压迫之下，睡不好觉，更吃不了饭，我去买饭，食堂里的女工作人员都不给我打，非得叫来老一点的工作人员，他们象打发乞丐一样把盆底的一点剩渣也倒给我。

至于上街，前面有人往后看，后面有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我就像过街的老鼠，想买点什么东西都很难。

别的还好说，就是脸上的那几道疤痕，越来越像指甲划破的。我不敢照镜子，害怕疤痕长到心上去。

蒋佑云还是把我的情况跟她的妈妈讲了，听了女儿的叙述，询问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她恍然大悟，记起有一位老师来家访，临走时天已经不早了，她断定是下山时被荆棘刮破的。

蒋佑云想叫她的妈妈下来澄清，可是，她的妈妈行走不便，下山不容易，于是她花了整整一个夜晚，点着松枝照明写了上百份澄清信。

第二天一早，教室里、楼道走廊里、校长室、校园里、就连大街小巷，商店门口都贴上了澄清信。

一天之间我就成了新闻人物，胡校长批评我不应该怂恿学生胡闹，要我赶紧消除影响、清除小字报。就这样我又忙了多半天，后来还买涂料将墙壁修复。

风波过后，一切还是趋于平静，我赶紧弥补学生遗留的课程，很多部分我不得不回头重讲，然后，每次月考我都慢一两个单元，成绩自然也跟不上，胡校长问我到底会不会教，要是期末成绩还上不去，下学期就挂我的职。

我就像一只被驱赶的鸭子，时不时地就挨人家一鞭，先是校长，再就是年级主任、其次就是学生，学生家长、有几个激进的学生要求调班，与老师们有关系，或领导想调的都从我们班调走了，就连胡校长的表妹，也早被调到赵尚义门下，一时间我们班被抽调了十几位学生，剩下的也都怨声载道，好像我犯下弥补不了的大罪行；其他老师的意见也很大，最后胡校长决定，人在其他班，成绩归原班才得以平息。

我带着一群伤兵败将，努力地追赶进度，好不容易才在期末考试前结束了新课，学生们连复习回顾的时间都没有就上了考场。

果然，功夫不负苦命人，我的这帮学生年终考试优秀率和前十名的学生都不少，英语单科第一名也被我们班夺得，年级第一名更是稳坐在我们班里，但是，及格人数却差了不少，由于知识的残缺和听课困难，调到其他班的学生考三十分、四十分的七八个，及格的只有少数很优秀的学生。

期末成绩分析会上，其他学科的老师都受到表扬，只有我再一次被胡校长批评，因为拉了班级的后腿，如果一些学生再多考十分，或二十分，就可以进入前十名或前二十名，那几个调到其他班的学生，最好的才排到年级六十多名，一般都在一百名开外。

但是，要是他们的英语能考到七十分，进入前六十名也没有什么问题，由于教师的成绩学校是按班级及格率、优秀率、平均分4:4:2来计算的，我个人的成绩也不高，至于班级的量化成绩，除了卫生、纪律得分之外，学校排名前100名按99、98、97、依次累加得出的，如果我们班英语考出正常成绩，那么，班主任都可以评为优秀。

个别班主任找我谈话，分析每一个学生的成绩，别说再多考10分，就是五分也是极大的成就，他们班的量化就多了近一百分，谁都知道这是假设，但是，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意见还是很大的。年终的奖励我拿到的很少，差一点就要从工资里扣了。

在这次风波过后，我在学校的定位基本上决定了，以后的评比我得不到优秀，年终考核分也被打的最低，用领导的话来说，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数字就是铁的证据。

由于惯性的思维，我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人对我的看法。

胡佐青是同事中最冷静的人，她自始至终没有相信我会做什么事，有时候她还跟我谈话，辅导我们班调入她班的学生。

大姐忙着考试，所以她也平静的如一潭秋水。

蒋佑云因为这件事辞去了课代表，陈明铮因为表现过于强烈，早就不当副课代表了，我们班后期的工作很混乱，作业都是我到班里催要和学生自己从讲台上拿走的。

无论班内的男生还是女生，因为当时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和公开找校长下我的课的人，现在都不敢直接面对我了。

没有调成班的那几位同学就像猫一样，一看到我就溜的没影没踪了。

大家没有什么交流，说白了就是走过场，你讲你的，我记我的，有问题你别提我，要是提我的话，我也不回答你的问题，只有在试卷上，他们才出人意料地写上答案。

胡佐青的工资是按我们三个超出工作量的三倍来计算的，一个月拿不到二百块钱，而且是由学校经费来支付的，她的工作随时都有可能被裁掉；大姐是民师的基本工资加上超出工作量来支付的，如果与我们相比，我们都领她们三倍的工资，而且如果计算教龄，大姐的工资应该比我们高一二百元呢，所以用大姐的话讲，她领的钱比她应该领的少的太多了无论如何，拼上命也要考上正式教师。

胡佐青是最优秀的学生，如果不搏一下也太可惜了。

我有时也间接地跟她谈，但是，她却放不下父亲和弟弟，我虽然没有勇气接过这些不应该压在她肩上的担子，但是我也真不想让她就此放弃，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拿起初中的课本，开始重温那些曾经熟悉但又有点陌生的知识和考点。

我也顶着工作的压力，在第二年的三月，也就是一九九八年，我参加了成人自学、助学招生考试，并最终被曲阜师范大学录取为《英语教育专业》本科学习，学制三年。

也许，我们这个群体本身只能算是会学习，大姐在那年组织的在职民办教师中考中被曲阜师范学校录取，上两年后正式转正。胡佐青虽然在中考后没有达到师范类学校划定的分数线，但是她超过了其他专业类分数线，最终被某工业学校录取为全国统招中专生。

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她在去与不去上又犯了难，去吧，爸爸和弟弟怎么办？更令人发愁的是六千多元的学费到哪里去借？

第二年的暑假培训班上，胡佐青又来了，看来她是想放弃了。

想一想我高考后的心情，我觉得那怎么能行？于是，我单独找她谈话，问她为什么放弃，当她提到学费时，我就激动了，钱，钱是什么东西，我不想让钱把这样的一个人难住，想当初亲戚邻居都帮助我，我怎么能不帮她呢？除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用来还清最后欠款之后，所有的工资爸爸都叫我存起来说娶媳妇用，我的生活费用花的是超出工作量的奖励部分。

那时候，我已经有接近她的学费的钱。在我的劝说下，她才到母亲打工的地方去拿主意。

也许是渴望着孩子考上学，和想让孩子上学成功的愿望，她的母亲同意借用，但表示有了钱之后一定归还，就这样她拿了我的这一部分钱，再加上她的妈妈挤兑的两千多元，她就报到去上中专去了。

我所教的学生经过半个学期的调整，大家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师生关系，从成绩上来看，除了被调走的那十几个起色不大外，班内的总体水平已经接近平均，但是因为及格率低，所以我的加权分还是最低。

大姐临走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老弟，工作得学会巧干，光实干白搭，别人都用两种颜色的笔改卷子，就你一个人光用红笔。”

怪不得，在批改试卷的时候，分给我改的题目上的答案被划掉的都是错误答案，而改过来的都是正确答案，除此之外，考场上的小动作也是监考时常见的事。

那时候我对我的学生是很负责的，我不在乎荣誉，更不愿意得罪谁，只要对得起学生，我就对得起良心，所以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放在心上。

我在假期中打算着，我这一帮学生发展下去，一定会在两年以后的中考时考出很好的成绩，而且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我都制定了辅导重点。

但是，随着假期学习班的结束，也许是校长不相信我的能力，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们四个人在那年的中考后走了两位老师，他突然决定分班，十二个班分出两个重点班，三个中班，六个慢班来，教师的搭配是重点班专人来带，三个中班一个人来带，有两个教师家属平时也教英语，所以六个慢班被他们两个要走了，我自然带三个中班。

中班是十二个班中抽出来的，一是情绪化严重，受人歧视，二是单科基础差，重点班学生的英语成绩平均八十五分以上，而他们最高还不到七十五分，及格的学生多数有问题。经过第一次月考和期中考试，一下露出了原形，但是，也有几个进步大的，破天荒英语考到九十多分，而且有一个学生的总分排到全校第十六名，可结果是考后不久就被年级组调到重点班去了，而重点班的学生成绩滑下来的就塞到中班来了。

也许形成了惯例，从初二到初三上学期末，每考一次，重点班就从我们中班拔走几个，拔到最后，我们连能参加中考的学生也没有了，虽然有几个英语单科考七十多分，但是总成绩还是难以达到学校设定的预选分数线。

应该说是胡校长的“英明”领导，我们参加中考的一百多个学生从上线情况到成绩比对上来讲比往年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一年，胡校长决定发大奖给教重点班的几位老师，给他们每人发了1000元的奖金，而我们也得到500元的奖金。

成绩卓著，底气就足，那一年上级批准学校提拔年轻干部，胡校长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总结发言，有几个候选人都很优秀，我有幸也被告知是校长要提拔的候选人之一，赵尚义因为单科中考没有摆脱倒数，所以1000元大奖校长执意要拿掉200元，而我被提拔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胡佐青，自从她走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虽然，我们在信中谈的都是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但是，彼此的关怀还是跃然纸上。

也许讲道德，行善事的人永远有人感激，除了胡佐青之外，就连我教的学生都对我十分感激，他们感激我的大度，没有因为误解而影响他们一生，即使没有考上高中的人，也非常感激我，见面总回忆跟我在一起学习时候生活中的快乐。

胡校长提拔我当干部，这说明他对我没有成见，我沉浸在成为领导的喜悦中，我发誓无论让我干什么，我都忠心耿耿，尽心尽力，毕竟我是全校唯一学过管理学的人，治理学校，我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当时，我对他将十二个班分成三六九等就提出异议，因为搭班的两位家属都有送毕业班的经历，而且很负责，她们有能力教好学生，因为她们都是高中毕业，有高中学历，只是因为那时候大学少，大学招收人数有限才落榜的。

一九九二年前，据一位资深的高中老师讲，全国本专科每年才招收六十来万新生，比现在二零一三年山东省上线人数还少。

我读高中的时候全县总共不到二十个毕业班，所以不能说她们没有能力。

可是，校长当时英明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无法改变的。现在选我当干部，说不准他是要我施展才华，发掘我的潜力呢！

当时，我正在进修，专业课的成绩都在八十五分左右，那在六十分万岁的自学考试中简直是大材小用，我都觉得自己能考研究生或博士生了。

我完全是一位富有朝气和前途的学校不可多得的人才，最近，我的学生评教也很好，二十分我几乎满分，可以说没有哪一点不说明我是当干部的料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在我帮助胡佐青的面上，我也一定当选。

选新干部，首先要重视道德，以德服人，其次要有才，以才治理学校，只要思路正确，我在哪个岗位工作都会大有作为。

我应该能成为教育家，只要我用正确的教育思想影响人，教育理论塑造人，教育行为培养人，我是天才的教育理论家。另外，我还喜欢哲学，富有哲学思想，善于实事求是从根本出发，辩证地来看问题。

几乎爆炸了的我沉浸在自己编织的五彩光环中，没有看到外面更广阔的天空，没有看到人心的向背，后来教育局来考察干部，当选的是赵尚义，而且是除掉了我，他是全票通过的。

胡校长给我开了一个什么玩笑？让我从幸福的襁褓中一下子掉到冰冷的河水里。

更不愉快的事情还在后边，二000年，这个令人难忘的新世纪开元之年，从上到下不知道是谁制定了个游戏规则，给每个单位下发文件、分配名额，要求按照单位实有人数的百分之二的比率下岗，不仅如此，教育局还专门派人来指导工作。

叫谁下岗，领导也没谱，干脆单位搞民主评议，谁的评分低就下谁吧！胡校长这个英明的决定本来是无足轻重的，我又在工作中领了五百元钱的奖金，论什么也排不上我呀。

由于自学考试在即，我就把精力全都用在了学习上，没有把选票当回事，结果大家吆喝着互相照顾，留下我被齐刷刷地打了差。

真凭实据，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一个人说你差，还可能有原因，大家都说你差就没有话说了吧！这就是民主？这就是集中制？集中大家的看法就是道理吗？别的什么也不行吗？结果上报，知道厉害的我赶紧去教委找表姐。

那时候她已经调离到其它岗位了，但是，她也没有办法救下我。

当时神通广大，用干部派遣证给我找工作的表姐，现在，在文件和所谓的政策面前，她也无能为力了，她劝我回来好好总结，好好表现吧！我无奈地回来了。

以后教育局下文件，张榜公示了下岗人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纸上。

我所教的，那时候，正在读高中或在城里的中学读书的，我教过的学生看到了公示，他们写给我的信就像雪花一样飞来，有不相信为我叫屈的，有开导我要想开别做傻事的，学生们都能看开，我又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收到他们的信，我努力鼓起自己的勇气，为了消除下岗带来的晦气，我跳到河水里好好地洗了一场。

胡校长不念旧情，在上报材料中写的是不会教，不出成绩，也就是不胜任工作。

天哪！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冤枉了一个多么优秀的人，中考时我以应届生的身份考入高中，在高中我的成绩在班内也是名列前茅，高考失利有主客观原因，但是，大学我是系里的学习骨干，省三好学生，虽然证书被人冒领，哪样的难题我不敢解？大学物理我是轻松过关，英语受益于外教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论成绩除了枪手、考霸，我能在谁之下？我有旷世之才，凭什么那样定我的性？

那一年，胡校长又换了法，他把招收的十二个班分成了六个快班六个慢班，成为校领导的赵尚义有了发言权，他总结了几年来每个人的工作实绩，先把自己放在毕业班，然后是初二，最后是初一，我被理所当然地安在初一教慢班，三个慢班的课，按工作量，课时数我在工资之外另加七十五元，这就是说二000年，我的月工资收入超过八百元。

在助学辅导班上，有个金乡县的年青女教师坐在我的身边问我工资，我说八百多元，她惊奇地说“天哪，你把我领走吧！”我没有那个勇气，不过自从那时起，金乡，嘉祥，和鱼台的优秀教师就不断往我们市里考，原因不言而喻，这里的工资高。

二000年注定是多雨的季节，那次下岗运动给别人带来的是痛苦，有一位女教师因为受不了下岗的压力在学校自杀了，用那些看热闹人的话来讲，改革就要杀人，就看被杀的是谁，商鞅变革，后来被反对者车裂；王安石变法不是被贬谪了吗？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还有什么变法不也死了人吗？而这次下岗对我来说则是转机。

那一年，我收到学校邀请我去参加校庆二十周年，想起来我的一定是系主任，可是因为我的新伤未愈，没有心思去参加校庆，所以未做任何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