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兵连载

乱世下的生命体

——读张贤春长篇小说《神兵》（代序）

吴金伟

张贤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兵》，以红三军进入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黔东“神兵”参加红军为背景，讲述角口农民不堪压榨拉起“神兵”反抗官府最终在红军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对历史颇感兴趣的我，为先睹为快，便找来阅读，看完后，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龙坝》不同，这一次，他将笔墨转向更靠前的历史，勾勒出一幅末世乱象下的芸芸众生相，同时，融入傩文化、龙文化、民俗风情、地理产物以及乌江、洋山河峡谷岩溶地貌等自然景观，使这部小说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极强的可读性。

一

“神兵”既然是农民起义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就注定有着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特点。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吏治腐败，法外敲诈，农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神兵》把这样的一些特点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小说一开始就是阎科长在蔡家祠堂口若悬河地讲述国内形势，国军围剿红军节节胜利，前景一片大好。阎科长的讲话还没完，有经验的民众对他的心思早已猜中。政府官员进村开会，每次都没有好事，不是拉兵，就是派款。果不其然，官府前途虽然光明，但眼下还有点困难，因而要增加捐税。民众去年秋冬才交，开春又来派款，可见派款之频繁，让民众不堪忍受，更为愤怒的是，交上去的钱财大部分让官员挥霍私吞了。

除了派款，还要拉兵。俗话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两项在国民政府都齐备了，不仅要民众出钱，更要出力，出少了还不行。

苛政已然让民众无法忍受，官员的暴行更是将这种愤怒的情绪引向了顶点。阎科长刁难冯保长，利用职务之便，行风流之事，其行径龌龊至极。保警队中队长薄士文凶狠残暴，强奸杨三荷，打死其母亲。民众遭到政令和官员的双重欺压，没有经济，没有尊严，民不聊生。正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造反成了民众的必然选择。

“神兵”与红军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地看，一支军队要加入另一支军队，有以下几种情况：一，被打投降；二，走投无路；三，志同道合。此三种情形，第一、第二种较为容易实现，唯独第三种，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磨合。“神兵”加入红军，以第三种情况为主，兼有第二种情况。

“神兵”拉起来后，顺利打下县城。红三军侦察连长贺夏关及时进入县城，通报信息，让“神兵”退出县城，避免与黔军劲旅正面交锋，挽救了“神兵”。“神兵”对红军的第二次认识，可以说是由蔡大地与夏进秋完成的。两人潜入泉口，了解到红军与民众秋毫无犯，且刷的政治标语与“神兵”提出的口号有相通之处，加深了蔡大地对红军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的认识。随后贺连长又设身处地为“神兵”考虑，劝“神兵”放了被夏进秋绑架来的薄开贤。“神兵”答应送药材给红军，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有了共识。最后，“神兵”遭到追击，红军不辞辛劳，解救“神兵”。“神兵”感受了红军的诚意，认识到只有加入红军穷人才有出头之日，因而，决定加入红军。

“神兵”参加红军，固然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红军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他们有理想有追求，“神兵”加入红军，从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变成一支革命的队伍，其意义得到了升华。

《神兵》不是随便杜撰，随意编造的故事，它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它是以红三军进入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黔东“神兵”参加红军为历史背景，将虚拟的角口“神兵”融入历史大环境中，其历史进程与《黔东苏区永放光芒》（中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红三军在德江》（中共德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以及《黔东北神兵》（德江县政协文史委编）《德江县志》等书籍的记载相符。

《神兵》的思想见解也是深刻的。它深刻地反映了角口“神兵”从起义到参加红军的整个过程,强烈地冲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作者是本地人，加之对当时的历史相当熟悉，因而对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规章制度都十分了解。阅读过程中，常常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够真切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冲突，阶级对立的尖锐矛盾。同时，《神兵》也并没有避讳农民阶级自身的矛盾。“神兵”在加入红军之前，目标并不明确；夏进秋与蔡大地的矛盾无法调和，一个是要从反抗中捞取好处，一个要反抗到底，翻身做主人。

二

乱世之下，人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他的生存状态与选择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没有哪一个人天生就愿意去造反，去当土匪。当基本的生活无法维持，尊严被剥夺，人们就会做出选择，是愤而怒起，还是苟且偷安？《神兵》中，蔡大地、杨三荷、夏进秋都面临这个抉择。

蔡大地，他是贵州陆军崇武学校毕业生，加入黔军，官至警卫连长，深得军长赏识。黔军内斗，后来兵败，他心灰意冷，卸甲归田，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味道。但乱世之下，岂有完土。回到家乡后，国民政府横征暴敛，吏治腐败，他决定拉起“神兵”来对抗。蔡大地是拉起“神兵”的始作俑者，他富有才气、正直且思想开阔。民众虽然愤怒至极，可是，如果没人挑头，他们也只得默默忍受。在所有的乡人中，蔡大地也是能够拉起“神兵”的唯一人选。杨培年等人懂得傩戏，懂得做法，他们不会拉起“神兵”，因为他们的智慧无法将“神兵”武装起来。蔡大地四处联络，巧借仙姑法力，拉起“神兵”。蔡大地不相信法力真能使他们“杀不进，砍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他只是要利用“法力”将民众聚集起来造反。“神兵”一旦拉起来，他就开始训练他们，使他们具有战斗力。蔡大地知道，黔军忙于内争外斗，一时顾不及他们，可以使他们得以暂时的安全，但对于“神兵”的未来，他没有谋划，总不能生生世世亦军亦民吧，其实，他也无法预料，天下大乱，各种军事组织此起彼伏，那是当时的一种大势。

杨三荷是《神兵》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她与母亲被诱骗到警队驻地蔡家祠堂，她遭到薄士文玷污，母亲被枪杀。在哭诉母亲的过程中，她神志不清，蔡大地因之说她是神仙附体，群众信之。杨三荷被尊称为仙姑，她是“神兵”中至关重要的人物，是“神兵”的魂。众人信奉她，才愿意聚集起来。杨三荷是个悲剧人物，但在那个乱世下，她却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且活得有模有样。她并没有因为外在的不幸而自暴自弃。夏进秋认为除了他没人愿意娶她，便打她的主意，但她却不愿意。她不是嫌弃夏进秋贫穷，而是觉得他人品不佳，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她喜欢蔡大地。她很勇敢，敢于向蔡大地吐露心声。她愿意嫁给蔡大地做小，说明她封建思想浓厚。杨三荷是封建文化下活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方面有赖于那个乱世，让她做了仙姑；另一方面，是她独特的性格，作为一名女性，敢于牵头造反。

夏进秋在“神兵”这支队伍中是最为反面的，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从私心出发。他参加“神兵”，不仅仅是为了抗捐，还有报薄士文掴耳之仇；参加“神兵”后，私自与国民政府官员谈判，企图在其中谋取一官半职；蔡大地、仙姑都要加入红军，他怕有去无回，坚决不同意，在拒绝交枪中误杀蔡大地之妻。他的私心完全淹没了道德，他第二任妻子难产，接生的问他舍大保小，还是舍小保大，他说舍大保小，他的抉择并非从生命的角度出发，而是觉得妻死可续，儿子不一定能再生。如此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难怪人们传说他设计陷害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除了蔡大地、杨三荷、夏进秋外，《神兵》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如阎科长的凶残，薄士文的野蛮，薄士武的睿智，杨国虎的粗莽，杨培年的向善，张洪飞的天真，等等。“神兵”描绘了乱世下一副从下到上，从民众到县衙官员的众生相。他们在血雨腥风的社会上你来我往，或欺凌，或顺从，或对抗。一个个艺术形象生动丰满，一个个细节精准可信。

人是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体，当灾难降临，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求生。蔡大地、杨三荷等人不堪官府欺凌，揭竿而起，与官府对抗，无疑是一曲斗志激昂之歌。但乱世下人的选择终究无法预料生命的前程。蔡大地、杨三荷参加红军，最后都死在抗日战争中了。在今天，民族主义被不断提起，爱国主义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蔡大地、杨三荷、薄士武等人的死亡方式或许是那个时代下最好的选择。

三

小说是一门综合艺术。历史故事自然能够成为好的小说素材，好的历史故事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前提和基础。但仅有故事，有人物还远远不能构成历史小说。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除了要有故事，生动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外，还要有好的结构。

《神兵》是一部故事性极强的小说，其故事结构自然顺畅。

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民组织“神兵”起义在铜仁境内遍地开花。《神兵》要写出那个时代的起义过程，历史风貌。毫无疑问，涉及的生活面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内容复杂，线索繁多。如果采取多线条复式处理方式，很容易写得眉目不清，焦点分散，甚至主次不分，犯喧宾夺主的毛病。《神兵》精心构思，较好的处理了结构方面的问题。

《神兵》采取单线条的方式，以角口“神兵”的发展为主线，其它“神兵”适当穿插。小说提及的“神兵”起义不单是角口“神兵”一支，在德江境内，还有稳坪“神兵”，其规模比角口“神兵”大，甚至有比蔡大地、杨三荷等人更加传神的人物张金殿。其它县，如务川、沿河、印江、思南等县“神兵”也不断涌现。但作品没有展开祥写，而是当有事件交织，人物往来的时候，适当穿插。作品始终以蔡大地、杨三荷领导的角口“神兵”与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主要矛盾为线索，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这样，既然交代了背景，从而也达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效果。

《神兵》结构的另一特色是张弛有度，舒卷自如。《神兵》从“神兵”的兴起一直写到“神兵”加入红军，情节跌宕起伏。其间，既有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也有温情脉脉，旖旎风光，更有相传千年的神奇的傩戏，三者交替出现在小说中，使得整部小说看起来既引人入胜也不让人疲倦。

小说开始写官军在蔡家祠堂威逼百姓捐税、抽壮丁，阎科长、薄士文等人胡作非为，戕害百姓。正当你觉得警队等行为不堪入目，让你头脑混乱时，小说笔锋一转，写蔡大地去夏家寨。一路上乡村风情让人迷醉，一层层梯田，黄绒绒的小花，呢喃的燕子，还有老人的山歌，一下子让人松弛下来，顿觉清爽。小说中，这种紧张与轻松的场景替换比比皆是。蔡大地、杨三荷带领的“神兵”遭到追击时，在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小说穿插了洋山河的奇特风光，优美的传说，读起来令人如痴如醉。

另外，小说融入民俗风情，比如傩戏，洋山河等，都比较注重方法。在傩戏、洋山河风光上，着重从人物语言写来。适当情节，增加素描。比如，小说对傩戏的写法，先是通过冯保长对薄士文的讲诉，进而薄士文亲自观看傩戏表演，直接描写；对洋山河风光的描写亦是如此，先是通过带路人张金举的口叙，“神兵”退到洞口后，又增加直接描写。多角度多主体的描写，避免了单一式介绍的枯燥，使傩戏的奇妙，洋山河的奇特风光跃然纸上，情节逼真，令人神往。

四

张贤春是介入现实很深的作家。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龙坝》到他的杂文集《傻人傻话》，再到他的中短篇小说《镇长今天二十八》《张劲传说》《案情》《斑马线》等，每一部作品都在现实主义的范畴内。《神兵》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依然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不过《神兵》的现实是过去的现实。

作者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会直接影响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就。而历史观，也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古典小说的历史观主要是“历史循环论”“宿命论”“时势造英雄”。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强调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观在发生改变。《神兵》中，自然也有统治阶级与广大的贫苦大众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但通读全篇，作者显然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点，更多的是从人性和文化的立场为视角，从而超越历史，突出文学的价值。

作品主人公蔡大地固然英勇多智，品格坚毅，但作为德江县首富的地主阶级薄开贤也一诺千金，诚实守信，他答应报答“神兵”不杀之恩，便在有“神兵”被国民党抓捕后千方百计的营救；统治者中有残暴的阎科长，人民大众中也有狡诈的夏进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薄士武在国民党军队中官居要职，但从他与父亲的谈话中，他更加认同红军的施政纲领。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所谓地主的儿子抛弃原有的优越生活，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神兵》不然，他写了薄士武，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认同敌人的施政纲领，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已有的生活条件而与敌人拼来拼去。这是我在《神兵》中看到的一个闪光点，它预示着国民党统治的不合理性，同时，它也从反面验证了“神兵”参加红军必然性。

张贤春的写作从现实始，我敢断言，他的写作也必将以现实终。他几乎不写个人的感受与感悟，也不会写乌托邦似的虚拟世界。他的情怀被现实紧紧地咬啮着，并蕴藏在现实的呈现中。正因为如此，他对现实的把控就显得深沉有力。他本人在基层政党机关工作几十年，对现实有许多独特的创见，因而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

文学评论家雷达说：“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所以，我们也不难发现，为什么张贤春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情有独钟。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正面关照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忘过去，才能正视当下，开创未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神兵》中的反抗是人面临困境的抉择，更是人性的自由舒张。书中的主公人蔡大地返乡，因为兵败了，他不愿在投在敌方下吃窝囊饭；回家后，他不愿受官府的霸蛮从而组织民众起来对抗。从这一点来说，《神兵》具有永恒的意义。

五

《神兵》可能是张贤春最为费心的一部著作。他的其他作品写当下，有可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或凭空想象的。但是《神兵》这个故事，以上方法都不适用。他花了大量时间查阅历史资料，将史实和真实的地理环境融进想象的故事中。

作者以全知视角写来，千头万绪，风俗风情，有的地方依然穿插得不是很自然，有些地方依然略显繁琐、生硬。纯粹从小说的角度看，《神兵》或许还有不少瑕疵。但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其功效也不仅仅是小说那么简单。《神兵》告诉我们，在黔东北这块土地上，在德江境内，有独特的傩文化和风景区；曾经有那么一支队伍，他们敢于反抗残暴；曾经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为抗日而牺牲。《神兵》警示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可以知兴衰的历史之镜，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

（原载2017年第二期《贵州作家》，2017年5月5日《贵州政协报》，2017年第三期《梵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