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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谷溪水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住在两岸的人家春种秋收，辛勤地耕耘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土地，三十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长到五六岁的赵时春，整天就粘在浚谷河中不回家。挖小沟啦，引水啦，捏泥人啦，兴味十足，仿佛特别与浚谷有缘。暴烈的夏天，与邻家的孩子一起，脱得赤条条地，高高地站在岸边，然后一头扎进水里，打呀闹啦，玩累了，玩乏了，玩出一股尿意，浑身一个激灵，急急地爬上岸来，捉住小鸡鸡，冲着浚谷一阵哗啦啦响。
秋天最有趣的就是捉麻胡子鱼，浚谷水清澈见底，有一种浑身灰不几几的小鱼，只有七、八岁孩子的小指头那么一点儿大，麻胡子鱼下巴上一左一右各长着一根长长的胡子，平常躺在石头缝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根小石条呢，掘一条蚯蚓用一根丝线拴住，抛入河水中，立刻就有十几只麻胡子鱼拼着抢着来吃蚯蚓。不一会就捉得半碗，拿回家喂鸡，就更有意思。
鸡吃麻胡子鱼，必须是活的。鸡吞进一条麻胡子鱼，总要三番五次地仰头低头，才能咽下去。这里的人说，这是鸡吃鱼时祭告天地，感谢上天的赐予。死麻胡子鱼，鸡是不屑吃的，即使勉强吃进嘴里，也会卡在喉咙中，闹不好会送掉鸡的小命的。
春天河开了，暖暖的太阳晒在宽阔的河滩上，正午时分，就是踏“牛皮涨涨”的最好时候。黄土泥河滩中的泥浆黏性很大，河滩表面的泥浆晒成了一片，下面仍然是一摊稀泥。一群七八岁的娃娃们就赤着脚，光脚丫子踏在热乎乎的泥面上，轻轻地踩揉，小心地探索。这原理仿佛有些像揉面团，用脚把泥面踩得软乎乎的，却并不踩破，以免下面的泥浆翻上来，然后渐渐扩大、延伸。踩揉要有耐心，也要有恒心，才能揉得大揉得好，揉到一定大规模，双脚随着身子晃悠，那“牛皮涨涨”就如波浪一般，此伏彼起。孩子们的额头上淌着汗水，双腿溅满了泥巴，却享受到了原始劳动的快乐。最有趣的是那热乎乎滑腻腻的“牛皮涨涨”吻住嫩嫩的脚心，痒酥酥得很好玩，孩子们踩着踩着就咯咯地笑出声来，唱起那古老平凡而有充满神奇魅力的儿歌：
踏牛皮涨涨，
踏牛皮涨涨，
踏完了睡在王老八家的坑上。
毡铺上，
被盖上，
尿盆子搁在锅盖上。
到九、十岁的时候，赵时春他们已不屑整天钻在河滩玩泥巴了，而是挥舞着玉米秆跑到北山的老城墙上，捧着一把点着火的蒿子钻烽火台，演练打仗的游戏了。那时候是明武宗正德年间，北方的游牧民族俺答部落、丘福部落常常窜过大明的边境，抢收粮食，掠夺马匹，平凉作为北方的边境，鼓角之声扰美梦，狼烟阵阵惊人魂。关于战争，关于战斗，是人们口里经常提到的话题。说的什么“不怕口边口，只怕西边一峦猴”。赵时春他们从小就喜欢玩战斗游戏，他们一伙小孩子在宽阔广大的黄土高原上，或钻进险要深邃的山沟里，手中挥舞着玉米秆、高粱秆做的长矛大枪，拾几块胡墼疙瘩，演练着冲锋陷阵的游戏。从日斜西山，直玩到玉兔东升，远远听见母亲绝望般的喊叫声，方才揣着个饿扁了的肚子回家。《明史•赵时春传》上说赵时春少时“与群儿戏，辄列旗帜，部勒如兵法。”似乎他从小就有带兵打仗的才能。
七岁那年夏天，赵时春得了一回重伤风，发烧不止，不吃不喝，只是昏睡，迷迷糊糊不省人事。七天之后病好了，却留下一个怪症，每天中午睡醒后总是要莫名其妙地大哭一场，谁都没有办法哄住哭得只剩一口气的赵时春。他一觉睡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边哭哭啼啼，一边穿件衣服胡乱地在院里奔走，拉也拉不住。幸得平凉城里有一个名医，诊治了三次，吃了九帖草药，方才治愈。这名医叫张好问，他的先祖是高邮（今江苏）人，祖父张仁是大明韩王府上的医生，因此全家迁居平凉，张好问继承家业，精于医术，尤其对伤寒类疾病有独到的见解，发明了“消风百解散”，著有《张氏医精》和《太素集》等医学著作。每当伏夏时节，平凉一带多发生伤寒病，一些医生爱用清暑之剂治疗。张好问却说，“南方湿热，故清之；平凉地寒而燥，冬有积寒，遇夏伏阴为害，饮以附子理中，立愈”。赵时春的怪病就是张好问治好的。只是张好问嗜酒成性，每回给病人诊病，总是要喝一回老黄酒的，有一回在韩昭王府为韩王治病后，韩昭王宴请了张好问，张好问喝得高兴，饮酒过量，晚上走到端礼门时，站立不住，醉倒在那里，第二天人们发现他时，已经去世了，脸上却仍是一副快乐饱满的酒色。
这样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毕竟是短暂的，赵时春到了读书的时候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是一个各种职业基本上业于世代相承的社会，一个农耕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只是读书做官这条道路极其曲折漫长，成本大，收效低，甚至充满了失败和绝望。
赵时春的祖父几十年的拼搏，没有结果，赵时春的父亲也是几十年的拼搏，终究还是被挡在了进士的门槛之外，祖、父两代人未圆的进士文凭梦想又落在了赵时春的肩上。
为什么成千上万家人的孩子在科举这条狭窄漫长的小道上冲刺不休呢。因为那时的中举，比如今考上大学要荣耀得多，也要实惠得多。当时取得举人文凭，相当于大学本科文凭和公务员竞聘录取同时实现了。从明代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形。
凡是谁家中了举人，报信的人就拿着结实的木棍，从大门打起，把厅堂窗户都打得稀烂，叫做“改换门庭”。又有人跟在后面，立时修整一新，从此永远成为这一家的主顾。从这一条中你可以看出明代的装修师还很有经济头脑的。
接着，同姓的地主和你通谱，算作你的本家，招女婿的也来了，要把他年方二八的女儿嫁给你。有人即刻上门拜你做老师，拜称门生。只要举人一张嘴，地主、商人、钱庄的银子成百上千两地送，以后有事，这些人便有了依靠了。
出门呢，坐着八抬大轿，那八抬大轿可不是如今有钱的人开宝马只要有钱都可以坐的，那是只有做官的与中举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交通工具。更主要地彰显的是一种身份。出门行走，前面有人拿着扇子啦，拿着遮阳盖啦，诸如此类。连一个小小的秀才出门，也有门斗张着油伞引路。因为他们是有功名的人，那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凭你有再多的银子没有这样的身份，你也不敢张狂。
有婚丧嫁娶之事的时候，有文凭的人和平头老百姓是不能坐在一起的，要特别搞一个房子叫大宾堂，请有功名的人坐在一起，上菜、喝酒都要比普通人高一个规格。
中了进士，即相当于取得了一个六品官职的资职。就更加地威风了。上任做官，车啦，马啦，轿啦，跟班啦，衣服用具啦，饮食用费啦，都自然会有人支应。当然进士先生上了任，债主也会跟着来，按期还债，分毫不差。
即使中不了进士，只是一个秀才、举人，也能享有许多特权。
但要想取得这些功名，却并非易事。
明代的学校分为国子学和府、州（县）学两种。学习的课程为《四书》《五经》《大明律》和《大诰》(大明律以外的特殊法律）。一般平民子弟很难进国子监学习。而府学、县学读书的学生也有名额限制，要取得功名也很是不容易。考试是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八股文取士的。无论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是自学的学生，要参加秀才、举人、进士等学历的考试，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这九部书全部背得滚瓜烂熟，有这些文章作底子，老师就教给你八股文的做法。如若你悟性高，这四书五经背会了背熟了背烂了，突然有一天豁然开朗，文章一通百通了，有些人也能作出非常美妙的文章来。如若悟性不高，资质愚钝，即使背熟了背烂了《四书》《五经》，一辈子也许仍然是高山顶上滚木桶──不通。做八股文章也是一样，内容是不容许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即必须合于《四书》《五经》规范，却也要有自个儿新鲜见解的文章。恰如当今体育运动比赛中的平衡木一样，你只能站在那一条窄窄的木板上，做出规定的和自创的种种花样来，没有灵性悟性只靠平日苦练，一到正式比赛，不是从平衡木上掉下来，就是死巴巴地颤颤巍巍地站在平衡木上迈不开步子，这种心态下做出的文章，味如嚼蜡，即使让《聊斋》中那个能辨文章好坏的鬼闻到了也会呕吐的。所以世上才有吴敬梓画出来的《范进中举》之丑态；也有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已》先生之窘况。近一千年的科举制度，不知让多少知识分子空空耗尽了一生的心血，到头来仍然不知自个儿这辈子来人世上干了些什么，就糊里糊涂地离开了人间。
赵时春小小年纪就读通了《四书》《五经》，并且在考试中过关斩将，他聪明灵性自不必说，刻苦研读之勤奋也功不可没。自我华复立国，至今近三千年文明史中，平凉土著中真正出类拔萃凭科举考试夺得会元头衔的人，只有明代嘉靖年间的赵时春一人而已。无怪乎后人每每提及赵时春，首先提及的是他在参加礼部考试中一举夺魁的事迹。这虽然不能代表他一生的全部，但至少世人明白：赵时春取得会试第一名的好成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至今仍无第二个平凉人打破赵时春于1526年创造的全国会试第一名的这个纪录。
回头说少年时代的赵时春在父亲赵玉的教育下，虚心学习，14岁即在1522年参加了陕西布政司的乡试，一次中举。但在考试名次上说法略有不同。
乡试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一种，一般每三年在承宣布政使司衙门地举行一次，时间在秋天，故称“秋闱”。应试者是参加了每年一次的童试而取得秀才身份的学生，由朝廷派专人监督考试，考试内容除经、史、时务外，主要考八股文和试帖诗。
在赵时春撰写的《平凉府志》中说：“（赵时春）年十四，举嘉靖壬午诗魁”。与他同时代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在给《赵时春文集》作的序中说：“年十四，领陕西乡荐第三”。
这两种说法是互为补充的。明代科举分五经（《诗》《书》《礼》《义》《春秋》）取士，每经以第一名为经魁；每科（从唐代起共分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共五科）第一名至第五名必须分别是这一经的经魁。这就是说，赵时春在乡试五经考试中，夺取了《诗》魁，在五科总成绩中排列为第三名。
另一说法是今人张连举先生1995年发表在《平凉报》的《三起三落的赵时春》一文中说：“14岁，举乡荐第二”。他的第二说与徐阶的第三说相冲突，张连举先生之说出自《明故沾化县儒学教谕之墓》碑文。这篇由康对山撰写的赵玉行状文，除历述赵玉之事外，有这样一段话：“壬午，时春年十四渔石唐公虞佐、石罔蔡公承之为予道其才，美若不容口，然但举乡试第二人予以私愤焉。”笔者以为古文竖写，二与三极容易抄错，估计是碑文抄写错后张连举先生又从这错抄的碑文稿中抄录过来形成的。因为赵时春和徐阶、康海的文章现在存有全文，所以他乡试考试名次之说不存在疑义（杜志强先生整理出版于2012年的《赵时春文集校笺》收录的《明故沾化县儒学教谕之墓》碑文中确定是“然但举乡试第三人，予以私愤焉”。之所以仍保留上文是保持全书创作时间的连惯性，也有校正1995年发表在《平凉报》上《三起三落的赵时春》想法）。
赵时春参加乡试回来，父亲赵玉要过他的墨卷，仔细看了三天，对赵时春说：明年你还不能参加会试，再读四年书后也许希望更大。虽然如今你的文气已十分地充沛，可你的文法着笔还有不少漏洞，不足以八面受敌。
赵时春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他听了父亲的话后，更加勤奋用功读书做文章。为了避开闲杂人等，他在离府城二十里远的崆峒山上住了下来，住在了如今茶庵寺附近的一个四面悬崖围堵、中有一块空地的地方，与道士为邻，与百草千树为友，修心养性，苦苦磨炼，读书作文，不知春秋之易更。如今平凉市崆峒山上有“赵时春读书台”遗址，早已作了旅游的一个景点了。
四年过后，18岁的赵时春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参加了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一举夺魁，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按照惯例，会试之后还要由皇帝对会试取录的贡士在殿廷上亲自策问，合格者才能称之为进士。经过殿试，嘉靖五年这一届的状元是龚用卿。龚用卿，字明治，号凤岗，怀安县东门人（今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东门村人）。也就是说，赵时春考中进士的那一年，福建人龚用卿是状元，陕西省平凉府赵时春是礼部会员。赵时春与龚用卿两人有交集的，赵时春岳父刘时中的墓志铭就是龚用卿撰写的。
按说，对礼部第一会员和殿试第一名状元皇帝应该是有影响的。可是那时节嘉靖皇帝正和大臣们闹别扭闹得厉害。因为从他当皇帝走进北京城的那一天，大臣们就至少送给了嘉靖皇帝两双小鞋穿，后来又因为父母的称谓和配享宗庙祭祀和大臣们争执了二十多年。由于明世宗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其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封国在湖广安陆（今属湖北）。因此，明世宗本人不是皇帝法定的继承人，只因为明武宗没有子嗣，皇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设计谋，将明世宗推上皇位宝座，但也由此引出了嘉靖三年的“大礼议”之争。首辅杨廷和在明世宗生父的尊号问题上，主张明世宗应该尊伯父明孝宗为皇考，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以杨廷和为代表的被称为“护礼派”。明世宗认为这样一来，就薄待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杨廷和违忤了明世宗的旨意，引发了一场君臣相争的大案，杨廷和被迫辞职，告老还乡，其他附合杨廷和意见的大臣，当庭受廷杖的多达134人，其中16人被杖责而死。而以进士张璁、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人为代表的“议礼派”主张以明孝宗为皇伯考，兴献王为皇考，投合了明世宗心意，遂按张、桂等人提议行事。张璁因此官拜大学士，为内阁首辅，桂萼、方献夫相继入阁，掌握实权。
早在嘉靖元年九月，听选监生何渊揣摩到明世宗想让父亲称号归正的意图，上疏建议以兴献王为皇考，且加帝号。明世宗心里十分高兴，但由于明世宗刚刚即位，根基尚未巩固，当时召集众官讨论这一提案，竟无一人响应，只好作罢，等待分配工作的何渊被安排为平凉府主簿。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五月，廷争结束，皇帝胜出，何渊一看时机到了，就上疏皇帝，借口说自己时常被上司鞭笞，无法忍受，请求内调。在前一年“大礼仪”之争中，明世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议礼派”人物纷纷被重用，明世宗也没有忘记何渊这个首先提议的小人物，就将何渊提拔为光禄寺署丞。
虽然在嘉靖三年明世宗就赢得了这场纷争，但毕竟心里极不痛快，而且反对派的意见也一直不绝于耳，争执双方一时在心理上都无法奈何对方，嘉靖皇帝只好采取消极怠工的方法对抗大臣们的无形抗争。于是他就不顾以前的工作秩序，经常简化甚至取消已定的工作安排，在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举行殿试时，把礼部考试通过的贡士全部赐进士及第，这也是嘉靖皇帝对抗群臣诤谏的一种特别做法。
不过嘉靖皇帝在听取礼部尚书汇报的时候，还是把会试第一名赵时春的名字念叨了两遍。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位赵会元，在以后的日子里，几次三番惹得他龙颜大怒，让他后半辈子做皇帝的日子几乎没有安稳过，他的专心修道也因此而事倍功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