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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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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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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时春传》连载

第一十三章 修撰《平凉府志》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元1554年1月),是年44岁的赵时春第三次被贬,这次贬斥处分是他三次被贬中最轻的一次。处分决定为“回籍听调”。正四品的俸禄仍然领着,却再无半点职权。这样的处分相当于带薪停职一般,可对赵时春来说,却是他一生打击最大的一次,在官场已是三起三落的赵时春自此再也没有听到回京复官的命令。尽管此后他曾上疏给嘉靖皇帝的宠臣张璁(因与嘉靖名相同名改为张敬孚),也给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写过复职申请书,却再也没有什么结果。嘉靖皇帝再也不愿听到赵时春的名字了,赵时春兵败大虫岭后,嘉靖皇帝甚至追问是谁让他复出的。所以除阶大学士写信给赵时春,婉转地劝说赵时春一心为国,其志可嘉,其勇可敬。也许是他的命运不济,还是留在家里安度晚年吧。

赵时春的好朋友罗洪先自嘉靖十九年被贬回家后,至今还在老家研究地形地貌。唐顺之虽然带兵在崇明大破倭寇,也官至四品,虽是封疆大吏,在朝廷说话却未必有人听。唐顺之为人也与赵时春一样,说话毫无顾忌,自己的一些做法一直被朝官议论纷纷,而且远水救不了近渴。

另一好友李开先,也因抨击嘉靖皇帝的朝政,罢官家居,一心钻研他的诗文散曲去了。

文章冠天下的王世贞,生性潇洒,没有一点做官的样子,说话写文章把一些做官的同僚贬得一钱不值。虽然官居正二品,却挂的是南京刑部尚书的头衔,年纪轻轻就被当着养老的对象,供奉起来,只能以嬉笑怒骂的文章来对抗对现实的不满,哪里有条件去救赵时春。

这样一想,赵时春也觉自己以后在仕途上行走前景渺茫,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常常思想,莫非是自己在华亭县仙人洞用脚乱揣了洞中的煤层,触了大霉头不成。不过官场环境既然不利,他也不能一味地埋怨环境,就像这西北黄土高原上,缺的是水,难走的是弯弯曲曲的山路,要想庄稼长得好,你不千方百计找水,不辛辛苦苦地去修路,谁还给你送来天水、修成天路不成。

如果说前两次罢官是由于明世宗昏庸,不辨忠奸,不能识别赵时春爱国报国的良苦用心的话,那么这一次罢官则主要是赵时春自己用兵失误所致,这对于在政治上已历经坎坷的赵时春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彻底地心灰意冷了,再也不愿提那让人揪心的国事了。他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家乡的山水风光去抚平心灵的伤痛。因此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前半年,赵时春很少写文章,也很少作诗,静看天上云舒云卷,听任庭前花开花落,成为赵时春每天必修的功课。

明代平凉府城有许多游览的好去处,夏秋时节,赵时春在这些园林中游荡,与山水、花木、虫鸟对话,从中寻觅情趣。虽然,这其间他走了平凉的好多山山水水,却总是恍恍惚惚的,只有偶尔,他才能定下心来,琢磨一下那瞬间的感觉。只有那特别的地方才让他神志清爽。在游览了“闲间亭”后写道:

鲜绶对青山,闲身间又闲。

羁栖芳树下,长啸碧云间。

可缓幽忧病,仍逃虎豹关。

三秋半暴虏,暂尔惜朱颜。

赵时春在距平凉城东25华里处购买了一处地方,起名桃花坞,修了一座建筑叫宝啬亭。赵时春游览桃花坞后作《宝啬亭》一诗,表达了自己与功名的无缘的无奈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世事多劳攘,达人惜性真。

道存矢溺际,心共烟霞亲。

五鼎何我有,三公岂易身。

持兹慰众动,同享万年春。

十月暮秋时节,赵时春得了足疾,行动不便,在家中闲居养病,秀才杨斌来家中问候。赵时春颇为感慨。杨斌是个一生未曾中举的老秀才,空有一肚子诗书,却未曾取得半点功名,家境贫寒,却也能安贫乐文。赵时春在位时未曾提携他,倒是在赵时春落难后,常常有杨斌秀才来看望,赵时春感慨万千。

一场凛冽的秋雨袭来,千树万树枝头的树叶纷纷飘落,到处是一派萧条冷清的景象,平凉深秋的气候即刻变得寒冷起来。不过赵时春对绵绵秋雨是情有独钟的。他在《十月喜雨》中写道:

冻雨边城晏,寒林残叶香。

润添水晚结,声送漏愈长。

洗静严霜色,留连暮景芳。

飘飘松竹下,疑似梦潇湘。

昏昏沉沉的心情随着浑沉沉的日子渐渐地从记忆中溜走了。

冬日的一天正午,天气晴朗,阳光透过窗户,射入房中,无数根太阳织就的金丝绒丝线暖暖地照在赵时春的身上,身心俱疲的赵时春坐在家中的热炕上,沐浴着冬日阳光明媚时暖融融的阳光,感到周身暖暖和和的,心中终于溢出一股温腾腾的暖意。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这一年对平凉的百姓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先是春夏时节,平凉大地几乎没有下一滴雨水,陇东大地上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麦、秋几乎颗粒不收,由此引起了全府的大饥荒。

赵时春在《纪事》一组诗中详细准确地刻画了这种苦难的情景:

(一)

黍禾未穗谷先焦,

八月秋霖望眼劳。

塞北江南烽火暗,

却持黄犊换弓刀。

(二)

妻子相随何处奔,

路连白骨鬼连林。

可怜黄册百千姓,

半是他乡不返魂。

(三)

尽卖田庐更卖身,

犯人俱是太平人。

鬼门关吏如相问,

犹欠须知粮站银。

(四)

教儿何须读齐论,

白蜡黄精众所尊。

准令诸生皆上纳,

孔方或是孔门孙。

这样大胆揭露时政的写实诗篇,可以选入史册,也正是这样苦焦艰难的生活,让赵时春感到了人生的沉重,也为他此后修撰《平凉府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年他因为心情不好,所作的诗文较少。但却明显地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了,他作了一首《哀田家》诗,沉痛地记叙了大明时期人民苦难的生活:

田家终岁执作苦,头如杵臼身伛偻。

自有世业不得耕,走向他方为逃虏。

辛勤服役度终年,每见少者呼为父。

岂惮屈心拜蓬蒿,幸免系颈入城府。

公庭椎鼓聚皂衣,吏士字僚材且武。

市有追胥村有排,结为百十联三五。

一一尺籍记诸官,各各征徭增新户。

取汝鸡鹅送衙门,兼有纯帛出商贾。

官坐汝肩令汝扛,官道列旗汝吹鼓。

质妻于牢子负薪,官不鬻薪遭夺取。

官若欢喜问汝时,第云德政民歌舞。

不见高山贺走儿,反狱射官雄似虎。

不见镇原郑氏门,一纸章劾众尸腐。

天有日月地有岳,哀汝何由觐圣主。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6年1月23日)十二月十二日子时发生了大地震。这次地震强度为8级,震中在陕西关中,波及平凉府所属州县。《明实录》记载,由于地震发生在人们熟睡之时,导致伤亡十分严重,仅陕西省死亡达82万人之多,特别是“穴居之民,谷处之众,多全家压死,而鲜有脱者。”《平凉府志》记载了这次地震。有以下几点值得记忆:一是地震前曾发生了如雷声一样的声响,这是地震的前兆;二是地震对平凉府及其州县城池造成了巨大破坏,大多是城垣崩毁;三是平凉死伤1万人,占当时全平凉7万人的14%;四是地震后平凉府城内社会局面混乱,出现趁火打劫现象,幸得平凉知府姚汝耔及时制止,未酿成大祸。

由于上一年天旱、发生大地震,到了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春天,平凉又发生了大饥荒,庄浪县出现了“大饥,人相食”的悲惨景象;泾州先是发生了春天的饥荒,接着又发生了疫病传染,“民死甚重”;灵台县也因饥荒“民死过半”。

到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时,赵时春已经49岁了,他发现自己现在才真正喜爱上了诗歌与文章的写作。他感到半生虚度时日,自认为一事无成。那么,终老诗文,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于是“终老诗文”这四个字让他念叨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他把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修撰《平凉府志》上。

赵时春撰写平凉府志的念头早就有了。为什么要修撰平凉府志,赵时春在撰写的《平凉府志》序言中作了详细说明,但笔者认为,他一是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极深,立德立功不成,那就立言吧;二是出于强烈地热爱家乡的感情所驱使,他在京做官多年,每每提及平凉及其所属州县,同僚们茫然不知所属,而且平凉自古无方志;三是与胡松的极力劝导有关。赵时春修撰《平凉府志》,与胡松有很大关系。

胡松,字汝茂,滁州(今安徽滁县)人,自幼酷爱读书,胸有大志,曾经将古代名臣的奏章汇集成册。而赵时春的《上崇治本疏》就是胡松收录在该集中的最末一篇文章。胡松是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历任东平知府、南京礼部郎中、山西提学副使、左参政带职,后因给事中冯良知诬陷,罢官为民。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得到赵文华举荐,出任陕西参政,分守平凉。胡松在平凉期间,颇有作为,一是在军事上、经济上采取措施,“复跳严保甲,均赋税,置常平,简伉健数事”(《明史•胡松传》);二是赞美和讴歌平凉水山,为平凉人民留下了一些优美的诗文;三是胡松领衔请准,推荐由赵时春领衔修纂了《平凉府志》。

赵时春在《平凉府志》自序中说道“兹者分守参政滁阳胡公松、任邑李公景、兵备按察副使任丘史公载德、分巡佥理襄垣姚九功,请于抚按,命有司汇故实,胥以为浚谷重加参考,爬罗遗漏,黜浮为雅,核伪存质,勒成《府志》共一十三卷,使书史新建袁迪缮写,太守江陵邵君大爵遂命刊梨以传。”。

《平凉府志》修成后,胡松还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平凉府志》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开始修撰,到嘉靖三十九年修成(公元1560年),历时五年。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九月十四日晚赵时春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自己在一座石头砌成的大房子里休息,里面有四张石床,古朴,典雅,十分精美。门外有4尊泥塑的狮子,中间的两个是新的,两边的两个是旧的。其中一个狮子的前胸上写有“暴落时豺”4个字。第二天晚上,赵时春又梦见自己神游在广阔的天庭,白云,蓝天,碧蓝的海水,嫩绿的花草,七色的彩虹,他晕晕乎乎地看见一个鸟首人身的怪物,高大,凶猛,正在用长长的尖嘴啄食着辽远的天幕,赵时春奋力折断其头,将其杀灭。不料一惊而梦醒,此时天已大亮。

赵时春醒来后十分诧异,为什么自己一连两天都做了这种奇怪的梦,而且这梦境又记忆得这样清晰,他一生并不相信鬼神,但对这样怪异的梦境也感到惊奇,就写诗记录了下来。梦醒后叮嘱丽儿烧开水,泡一壶上好的陇南春茶,让慌乱的心绪镇定下来,又考虑起撰写《平凉府志》的事情来,他已经有七八天没有动笔墨了。没动笔墨的原因是对有些事情难以把握,到底写还是不写,怎么写?实写?虚写?详写还是略写?虽然没有动笔墨,但是心思并没有停顿一刻。一想到官府种种的事,一想到官员百态的脸,一想到国家种种的弊端,他迟疑了,犹豫了,但是想到太史公司马迁,他还是定下心来,以为这怪异的梦境在给他昭示着一种态度,宁可直笔为国家社稷而死,不得以屈笔更不能以佞笔而苟活。心里就有了主见,提笔直书道: “历考诸州县志、父老所传与余所见,徭役逋负立法之弊有十三,而赇(贿赂)盗不与焉:民单丁为户,无妻为丁,名曰好汉粮,有司的免咎。┅┅然单丁无妻者一世而绝,每十户有一二户焉,而八九已代输不支矣。立法之弊一也。自占粮虽多荒地,山林亦广,固将以予民生息开垦也。子孙多而开垦溥者,地必大;子孙寡者,尚不能守其业,田亩日削。不均之弊二也。不均必讼争,讼争必买求,将安取财?故田园折而输宗室、豪强、军校矣。侵陵之弊三也。健讼者胜,不讼者负。良善蒙辜,奸猾肆志。民俗之坏四也。又增监苑、卫所、旗校官吏诸人,十倍州县,尽夺民地。夫以十之二三之民与业,而代输十之七八之粮与徭,势必流亡。大弊五也。今官之百费,倚民取办,而吏胥因缘为奸。民一当时甲,充驿递,焚室庐,驱妻子而奔亡矣。夷狄乘之,四隅交难。广设戎职,增募军旅,而民病愈甚矣。此其大弊六也。送往迎来,取办顷刻。秘贷赔偿,生理灭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弊,宜大有以救之,乃以官吏犯法之物,例归于公官之迎送。既不能免其一而输公,复加为二,民力且尽,公无所得,大弊八也。民少官多,徭必增。又重以士兵提编,徭大增而民丁少。日增日盛,其弊九也。粮改征银,粜禾数倍。输银加耗,又将倍之,承平久垦,地利瘠薄,所收不给官粮,何以自给?其弊十也。力差准银太寡。一人终岁坐食以役,非十金不能。而馆库诸役,又将资公费,终岁至百金以上,其弊十一也。额设之军,食民租,衣民徭,隐没弗究,而民之代军役者四焉,其弊十二也。曰民校厨,事新封郡王也。曰养牲户、曰乐舞生、曰斋郎,奉王祭也。又曰陵户——坟僭称陵,而私民役,殆无法矣。夫非理役民,弗无忌也,而又索其进退交际之贿,民是以重病,其弊十三也”(魏柏树通校1999年版《平凉府志户口、田赋》第14——17页)。

写到这里,仍觉不吐不快,又接着写道:“徭赋势不可完,更立严法以钳官吏,里甲似矣!然嘉靖三十四年,华亭在城市里长童子辛世泰,粮先完,通判杨思廉嘉赏及门,而典吏李聪棰死之,曰‘尔粮完而我粮不完也?’隆德知县李尧时,粮完亦劾去。故今官吏、里甲皆不以粮为实务。┅述民病以告夫执事者,郡史氏实有责焉,况余从大夫之后,故不敢不告也。”

“又按《通志》作于嘉靖二十年,去今方二十年,户口之数已不及其半矣,而册籍亡绝未除者,又或有之。况成化末年大饥,再遭虏寇,视洪武、永乐,民丧十六;乙卯地震,死者又二焉,存者几何?而田赋徭役皆增,将安取给?胥吏飞诡,奸豪侵渔,不可不察。《书》曰‘民为邦本,’可不惧哉?” (魏柏树通校1999年版《平凉府志户口、田赋》第14——17页)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后的几年时间里,赵时春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凉府志》的修撰上,他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甄别真伪,辨别是非,考究渊流,并到平凉府所属各县实地考察,加紧《平凉府志》的编写工作。

正是出于对家乡的历史掌故和现实情况十分了解,加之热爱家乡的思想所支配,赵时春发奋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修纂《平凉府志》的艰巨工作。

《平凉府志》是平凉有史以来首部全局性的志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平凉历史文化资料,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迄今为止《平凉府志》是我们研究明朝历史及以前平凉乃至西北历史的重要资料。笔者以为,《平凉府志》较其他地方志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秉笔直书,指摘时政,包括对用兵、征粮、徭役、赋税等现行制度的批评,特别是针对平凉所在的苑马寺、太仆寺以及递运所种种的弊端,毫不留情地指出其种种的错误做法,这也就是笔者为何屡屡引应赵时春原文的一个原因;二是特别开列“寇戎”一部分,专门记录当时寇戎的情况。明朝中期无论是北方的蒙古族还是沿海的倭寇已经成了大明的心腹之患,各地盗贼蜂起,赵时春详细记录了寇戎发生以及大明兵将御敌经过;三是因为赵时春不信鬼神,作为明代的一位知识分子,这种较为先进的世界观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志书中极少写寺观庙宇,在他设置的“坛祠”栏目中描述极为精简,一般只列寺、祠名称,后缀一句寺、祠位置即结束。四是注重了经济、物产等内容的记载,是一个有相当经济头脑的地方志撰写者。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世传赵时春为著名诗人,你写了他很久了,也屡屡引用诗作,却对他的诗文评价很少,为何却要专门去叙述他修撰《平凉府志》的事。各位知道,终赵时春59岁一生,他留传给后世的是文集十卷,诗集六卷,文钞二卷,方志《平凉府志》十三卷。但他认真并且用心思去写的,却是《平凉府志》。关于诗文价值,请看他同时代几位大家的评论即可。

徐阶在给赵时春文集序言中是这样评价赵时春的:“其所为文章传播海内,士相与口诵手抄,以为法式。然公则谓此儒者之末事,不足究心,而独有志于正风气,定国是,建尊主,庇群生之业。”

李开先说:“(赵时春)诗非徒作,文非浪言。诗有秦声,文有汉骨。相厚而近古,慷慨而尚义,此三秦风气,赵时春钟山川之灵,而又充之以问学之久,幼则无脱羁天马,长则为济时人龙云。”

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到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赵时春用了五年多的时间,骑着一匹老马,带着已被摔坏了一条腿的老仆人阿纪,跑遍了平凉府三州七县,他访遍存世的古城,寻觅古迹,查找资料,那情形与叫花子差不了多少。到静宁县路过六盘山,老马被一老乌鸦惊炸,滚下山崖,摔成一摊肉渣,赵时春被挡在半山崖上的一株老杨树上,惊得阿纪半天不敢动手去拉。跑到第三年,赵时春因为看到老百姓日子太苦,就到知府那里,说是情愿不要自己的俸银,哪怕让老百姓松一口气也好。赵时春回到家乡,他的俸禄转由平凉府来发,无异于加大了平凉人民的负担,敏感的诗人怎肯眼看着劳动人民在饥寒交迫的死生线上挣扎。他一边收集资料,为写作方志准备材料,期间也陆续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也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写了一些传、记。他在给泾川县写的《增修西城记》中写道:“予以无事而哀有事,世目为狂。遂再废不振。今又指谪小民之困,呼噪以取罪,予之狂迷以至此哉。楚有狂夫,自投湘江,发已被矣。渔者挽篙以救之,尚呼曰,‘勿救。吾哀秦师入楚也,吾赴清流死矣。’卒溺焉。儒有跣足而行冬雪中者,或悯其冻,呼之使就燠,生不肯,曰‘吾雪能阜吾民田,吾喜而赋诗,死不苦也。’已而僵手尚握厥诗,予之文得无类此,将无为哂乎。”

“熟余之狂者,……必哀吾之狂以仁吾民乎!”(魏柏树通校1999年版《泾州建革》第167页)

赵老夫子自况自叹,活脱脱画出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丢官知识分子的形象,赵时春自断奉薪,家境一下子跌入困境,儿子守严不过十五、六岁,母亲许氏年迈,家里家外就丽儿与张氏、杨氏几人自己忙呼,他和阿纪整日在外奔波,有一天回家暂且休息几日,就碰见官府的衙役上门讨要丁银,丽儿无钱可给,含着泪说,这是四品官员赵大人的家,还请老爷们免了吧,衙役嘲笑着说,不领俸银的官,算得哪门子的官?赵时春听见了,跳下炕沿一只脚穿了鞋,另一只脚精赤着就冲着衙役破口大骂,两个衙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卸任的官员哪来这么大的火气?

赵时春火气哪里不大,设在平凉的陕西行太仆寺、陕西行苑马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我朝的茶叶卖给西北蒙古族诸部落,换回强壮的马匹,补充作战损失的马匹和牧马苑中自然淘汰的马匹。可蒙古族部落贫富不一,富裕一些的,马匹就强健,大明就可换回好马;贫穷落后的部落,马匹质量低劣,买进的马匹又差又少。明代中叶中国西北的北方蒙古族不但经常与大明发生战事,即使是内部也经常发生部落之间的战争,强大一些的蒙古族部落畜牧业也极为不振,大明与外马匹贸易额日益下降。致使平凉马政无法按计划完成对外贸易任务。

监苑畜牧马匹,采取粗放经营的方法。放牧人员全都是强行招来的农民,不懂得牧马的方法。大都是天明赶马出圈,天黑赶马回圈,根本不考虑草场的好坏以及马匹是否饮水,是否需要人工补充饲草,更别说添喂精饲料了。至于马匹繁殖率低,死亡率高,就不是牧马人考虑的事了。

加之明代中季以来,关陇旱灾不断,草场质量急剧下降,而且“官以德征牧卒,而牧卒日渐流亡。”每年春季,都有大量的马匹过不了春乏关而死亡。

监苑经营不善,本该关门歇业,怎奈北方蒙古族的俺答、丘福、吉囊等部落不时骚扰,而且长骑突入,没有骑兵根本无法对付。于是监苑就采取了一种畸形的发展方式,即毫无节制地扩大草场面积。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平凉通判嘉定人陈立祥甚至报拟图籍以为平凉、固原以北皆为牧马草场,以养马偿驹。这个建议朝廷虽未采纳,但事实上居民的村落、室庐田亩已逐渐被圈为牧马属地,并且强迫农民无偿牧马,监苑竟将马政经营中的重重负担转嫁给了当地人民。

那些无力牧马的人家,还得缴纳牧马税银。“官以德征之于牧卒,而牧卒又征之于民。民只得买马交官差。民不堪命矣。”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腊月二十八日,赵时春就曾亲眼看见一个拖着五个孩子的寡妇,将准备过年吃的七升小麦,全部卖了钱,然后买马,钱还不够,就将门前一棵大杏树伐了顶债。看到被伐倒的杏树年轮圈湿漉漉地洇着锯末,赵时春的眼圈湿了。赵时春在他写的《马政论》中说马政是“务虚名,而民重被病。牧即少,获种马日削。责民市马,吏缘为奸,民不堪命矣!”

更为可气的是,驿站对人民的危害就更为严重。这过往的公使、中使、外国使臣,不仅要吃好、住好,而且百需皆至。那时凡是交通要道,人民负担更重。过往官吏,都是走一站捞一站,就连那捣蒜的蒜窝也要,索要贿赂,讹诈驿站,随意进行。乘传当权者更是把驿站当作巴结上司、行贿送礼、求官谋职之捷径。有些狡诈之徒看到驿站有利可图,也伪造公符,假冒官吏,借驿传致富。驿站也借机敛财,老百姓交不够钱财,他们就抓起来,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大一些的驿站还设立了监狱,抓那些欠债的关起来。

赵时春不无忧虑地在《平凉府志》中写道:“法当乘传者,不独济行而已,狡者因之求富,司递运者,不独事上传命而已,亦皆求富。百需皆至,取办倾刻,公使既饫典鲜,或复索馈贿。中使武夫,权要骑就,动以百权,复索过送,动数百金。回蕃贵夷,货殖谋利,益至百计,经费旬月,大户之家花费是曹一餐之费,缙绅行役,宾客往来,无不由之。狡者或每为故官,或州县小吏贿求伪造公符,唯其所欲,莫不破家。兵部严加吏禁,而闆阎下民莫敢谁何!”

赵时春本质上是个诗人。诗人的神经是敏感的,他每天又接触到的大都是一些让人情感激动的事。这不能不让他激愤不已。赵时春不单单是为这些大政政策着急,他着急的事多多,有一回听说有一位老学究手头保存了一些平凉古代史料,就跑去找那老先生,几次登门,那老先生总是推推拖拖的,好不容易说动老先生拿出资料,怎奈老先生的夫人出门进门摔脸色,老先生的女儿斜坐在凳子上,一副极不礼貌的态度,孙儿要这要哪,满天满地喊叫,看看吃饭时间到了,赵时春资料还未看完,那女儿竟然躁地使脸子,赵时春恨不得掀翻眼前的八仙桌转身走人。硬着头皮看了三天,勉强看完了所有资料。时值深秋,老先生家的房子阴晦,又没有生火炉,赵时春回到家中就得了重伤风,卧床不起,一躺倒就是十多天起不了身。

恰在这时,一朋友来访。说同年中有人议论赵时春东奔西走,半点不干正事,活脱脱一个明代的孔丘孔老二转世,修撰《平凉府志》无非是为了沽名钓誉。朋友愤然说来,早惹得赵时春大怒,心想污辱自己事小,怎么能污辱孔老夫子,何况说那话的都是孔门的学生啊。心中愤愤,提笔写了一篇奇文《被谗祝香文》,连书十几篇,强令阿纪贴在平凉府城的街头屋墙之上。

但最困难的还是资料的短缺和现存文字的错讹矛盾。赵时春哪能火气不大。古代人不怎么重视原始资源料的积累,往往口口相传,年代一久,不是失传就是早传得走了几十种模样,单单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就很难弄明白,那些久远的传说要正本清源,更是难上加难。想一千多年前的司马迁老先生为了写好《史记》,不畏艰难困苦,跋山涉水,那是怎样的一种艰难,自己怎敢有半点懈怠。就拿崆峒山到底有没有玄鹤一事来说,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前人的文字记载中的说法也是互相矛盾,有的人说玄鹤现主兵事。他一连上了四次崆峒山,到玄鹤洞前专门观察,并无半点踪影。这年秋天他上崆峒山雷神峰考察一个寺观的建筑年代,无意中看到了飞翔的玄鹤。本来崆峒山玄鹤一条他已写成,回家后即刻重写道:

“所谓玄鹤者,询之山人,咸云有之。然卿云景景,不数数也。余过不规则过且四过,而元鹤终不一睹。余乃笑人言谬悠,典籍之不足信,如武陵桃源,为渊明寄托之辞。今孟秋下雨一旬,雨停余与二三游侣,登山之大顶,裒回岩岸间,瞥见双鹤悠然从飞仙阁来,正谛视之,倏西掠而去。余惊喜之余,方悔前之轻议。”

第二年三月,赵时春再次在崆峒山上看到了玄鹤,又在文中作了详细的补充叙述。

当时交通工具最便捷的是马,赵时春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骑在马背上颠簸几天实在受不了。动笔写作的那几年,家乡大旱十三个月,一年中麦、秋颗粒未收,赵时春家眼看就要断顿了,只靠朋友和亲戚的接济度日,十六岁的儿子守严随着拐叔阿纪,拉着父亲的老马,走了一天一夜,在华亭舅舅家借得高粱五斗,脚脖子却肿得十天也套不进鞋去,丽儿瞒着赵时春去求平凉知府,知府念赵时春忠勇,从雄赡仓中拨给小麦一石,赵时春知道了,大骂丽儿一顿,硬是从磨眼里抠出正在磨的小麦来,送还给了官府。赵时春也饿,他常常提起笔就觉得十分乏困,可冥冥中仿佛有鬼神催促一般,他拼着性命书写着,只是日见其消瘦。其时大女儿昭仪头上长了一头黄水疮,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赵时春竟没有一点儿黑豆去熬药,给女儿治病。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平凉府志》撰就。此志一出,冠西北各地方志之首,其他各府纷纷按此例撰写。

清代《四库全书提要》这样写道:“平凉府通志十三卷明赵时春撰,时春字景仁号浚谷,平凉人,嘉靖丙午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以平凉为西北要地,旧未有志,因创修之,分十七门。曰建革,曰山川,曰户口,曰田赋,曰物产,曰坛祠,曰藩封,曰宫师,曰兵制,曰学校,曰人物,曰孝节,曰风俗,曰河渠,曰寇戎,曰寺观,曰祥异。其考证叙述具有史法,在关中诸志之内最为有名。惟其漫漶磨灭,已不可缮写,故仅存其目焉”。

《平凉府志》成书后,存放在平凉府的《平凉府志》早已不知什么时候遗失了,到了清代嘉庆年间撰写《四库全书》时就无善本可抄。也许是编纂者抄文章抄累了,偷了一个聪明的懒。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临洮人张维先生在北平图书馆中发现了《平凉府志》,这正是《四库全书》编纂者碰见的本子,他并不认为此书漫漶不可抄,就抄回了这部书,我们如今看到的《平凉府志》,就是张维先生抄回的本子。他在《平凉府志》前写道:

“浚谷先生《平凉府志》,陇中久失传本。四库提要称其在关中诸志中最为有名,漫漶没灭不可缮写,故仅列之存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余于北平图书馆见之,盖即四库有目本,漫灭虽多,大体尚可缮录。归过平凉,因告范朴斋专员,函平抄录一本。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春余复抄此。”

大概北平抄录人员水平不高,或抄录错误太多,张维先生又不忍陇中精美文稿长期滞留在异乡,所以在时隔十年之后,已经四十五岁的张维先生用毛笔一字一句抄录,洋洋十几万字,难为老先生费心,当我们看到老先生一会儿字迹工整,一会儿字迹潦草,却少有错漏之处时,我们会从心里说,老先生累了,但老先生却为我们平凉人干了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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