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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只手’的？”
“她男人死了后，就成这货色了。”马大爷说。
“她男人？”
“30多年前，她男人经常在山里砸石卖石子。一次，山上滚下来一块石头，把他男人给砸死了。”
“哦，够惨的！”
“男人给她留了10个活口，自己就走了!”
“10个活口？”
“她一辈子生了10个娃娃，村里人都叫她‘十娃妈’。后来她男人死了，那货就不安分了。人都嫌弃地给她起了个外号——‘毡帽子’！”
“她知道村里人都叫她‘毡帽子’不？”
“咋能不知道，当着她面都喊她‘毡帽子’哩，她也不嫌。”
“你说她不安分，不会是，作风……？”
“没那档子事，谁看上那货！家里男人死了后，她就有了三只手的毛病。先是偷生产队的庄稼，麦子下来偷麦穗，没成熟的绿麦穗，捋得双手血淋淋的；棉花下来偷棉花，经常下工回来，塞得满裤裆都是棉花；地里的时令果蔬，不管是队里的、私家的，本村的、外村的，还是更远村子的，只要叫那货瞄见，就是她家的，顺手就拿。有一次，偷人家地里的香菜中毒了，在炕上睡了几天还没死，命大，又活过来了。但还是死不改悔，经常被生产队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批了斗，斗了批，就，还是那样，橡皮脸，脸还是挺得平平的，跟没批没斗一模一样，过后照样‘不洗手’。”
“她，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偷？”
“有啥法子，那些年农业社除了挣工分，干啥副业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要给割掉。她一家10个张口货，连她11口人，那能够吃？那臭不要脸的就知道偷，偷了大家的偷小家，红屁眼绿盖，见啥都爱，烂‘毡帽子’，村里人谁见了她谁眼黑她。”
“其实，”我弱弱地问：“她养不活孩子，就没想过，把孩子……送人？”
“送过，把那小女子已经送给山外一个日子软和的匠人家了，把人家的800元也拿了，可反悔了。又死磨硬缠地要给人家退钱，硬是把女子给要了回来……唉，那货，把精都叫她给成遍了！”
再一次听了关于“毡帽子”的介绍，我心里像打开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了心头。同情她？可怜她？鄙视她？愤恨她？唾弃她？水平低下的我，当时还真的上升不到一个理论高度去评判她。
自从那次在我诊所被马大爷追打之后，“毡帽子”照样时不时地到我诊所来。只是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悄悄的。我正在干活，一抬头冷不丁就见她在我面前了，搞得我真是哭笑不得。
可以说，她是这个山村里愿意到我这里闲聊的唯一一个村民，因为其他的村民似乎对我有些另看：他们总觉得我是城里来的和我有些距离感吧。他们只是生病的时候，要么到我诊所来治病，要么请我到他们家里去诊病，对我都是很尊敬很友好的。
说起来也只是到了这里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山村自古以来压根就没有过诊所，我的到来的确是方便了他们，给他们带来了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