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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的科幻作品来说，很多读者都是灰头发，也就是中老年人才会读科幻作品，但是中国相反，年轻人更喜欢科幻作品。这是我的困惑，是什么让中国年轻人喜欢科幻？”《克拉克世界》科幻杂志主编尼尔·克拉克在成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以“属于文学正典的科幻”为主题，发表了精彩致辞，分享了他对科幻文学的深刻思考。
关于科幻之“魅”。它不仅是以科技为依凭的想象，更是对生命的探照。在科幻世界里，未来跟历史一样，并非只有失范失措，我们仍有能力参与塑造。我们看到关于生命及其处境的无数可能性；我们感知人类面对宇宙的浩瀚和时间的流转、面对新科技新难题带来的挑战，既有恐惧、疑虑，也有渴望、憧憬。那些如万物灵机、宇宙玄妙的情态和诗性，正是科幻的魅性所在——给生命以超能之力，给智能以正义之心，它让我们不再一味盘桓于此时一地，而是有深度、有向度、有态度地化合积淀，并自信、自主、自然地朝向未来勇毅前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阿来在峰会上说，“天问”计划包括一个科幻大奖“天问奖”、多个促进中国乃至全球科幻产业融合发展的行动。“天问奖”以鼓励新锐、青年作家为导向，是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的有益补充。
“我们非常欣赏设立‘天问奖’的计划，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雨果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戴夫·麦卡蒂说，“天问奖”将成为中国科幻融入世界科幻的重要通道。
“看到你们把科幻变成产业，感到非常震惊”，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表示，在北美做这些事情的可能是出版商，科幻就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没有长期规划的一个事业。
“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创造者社区的精神，每一个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创造者。这是文化传统赋予它的东西，不是能够随便取代或复制的。”
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主会场——成都科幻馆，位于一条被称为“科幻大道”周围方圆两公里区域的中心。两年前成都申办成功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旷野。这一本来被规划为“科技馆”的成都市郫都区地块，迅速升级为“科幻馆”。
扎哈事务所设计的这座科幻馆延续了其对曲线与未来感的追求，在郊区横平竖直的直线丛林里，植入了几瓣人工塑形的曲面。根据官方的说法，那是一片来自宇宙的星云，科幻作家刘慈欣则说，它也像一艘降落在湖畔的外星飞船。不管怎样，这是世界科幻大会，它需要一个视觉意象。
这是世界科幻大会首次来到中国。最初，世界科幻大会只是美国芝加哥几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产生的奇想——为全世界科幻迷创造一个集会的平台。1939年，他们在芝加哥举办了第一届大会。通过科幻迷的聚会与自治，全世界喜欢某一部科幻作品的人聚拢在一起，畅聊阅读经验、交换手工艺品、缅怀科幻逝者……八十年来，世界科幻大会传承着这样宽松而富有想象力的基因，生长出了一种独特又持久的科幻文化。
从巨大的天神式入口进入成都科幻馆，需要经过多道安检。开幕式展示了中国式晚会的一些常用元素——主持人高亢的朗诵、色彩饱和的舞台、撑满空间的群舞，但主办方在其中加入了尽可能多的科幻元素，来凸显这届大会的主题“共生纪元”。
“中国的科幻迷文化与我成长时所接触的文化并没有长达几十年的广泛交流，我还有许多超出以往经历的东西需要学习。”本届大会联合主席本·亚洛表示，“当然，对于世界科幻大会的文化，中国科幻迷也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
02
“会员文化”。《科幻世界》主编拉兹在读者见面会上分享投稿和世界科幻大会“会员文化”，到底是什么？
10月下旬的成都已经有了寒意，也早早过了学生的暑假时间。2021年成都在申办世界科幻大会的时候，很多学生科幻迷为了能在暑假一睹科幻盛会，纷纷花钱注册第79届华盛顿世界科幻大会会员（约合人民币六百多元），为成都投票。
按照《世界科幻协会章程》，各种名目不同的会员资格均可以购买，而购买当年的会员资格，就可以给两年后的申办城市投票，也可以为雨果奖的入围作品投票。这种做法类似于“众筹”，历届世界科幻大会的预算绝大多数来自会员的购买支持。
这是世界科幻迷中特有的一种会员文化。1950年代，雨果奖设立不久，就增加了粉丝类的奖项，科幻迷自己写的作品、自己办的业余杂志，也可以站上雨果奖的领奖台，与那些“大牛”们的作品交相辉映。世界科幻大会的三大传统核心议题——雨果奖投票评选、事务会议和未来大会的选址投票，无不与普通科幻迷的参与息息相关。
“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创造者社区的精神，每一个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创造者。这是文化传统赋予它的东西，不是能够随便取代或复制的。”本届大会联合主席陈石对媒体说。
如果这些幻迷们能够来到成都科幻馆现场，他们在这座庞大、中空的建筑里，会首先看到大厅里一个高达9米的巨型“笨笨”塑像（电影《流浪地球》里的机器人），到了晚上，围绕它的射灯让它表面的颜色开始流动，制造出各种不同状态的“笨笨”。
一楼的两个大型展厅分别为企业展厅与科幻迷展厅。企业展厅的几十个展位绝大多数为中国企业，有卖科幻文创的，也有做投影的，更多的是做科幻出版的。他们展位的声光电效果夺人耳目，与旁边的幻迷展区明显不同。企业展厅是此前的世界科幻大会不曾有过的单元。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参与、大量赞助商的品牌推广，都让大会有了更多的形式与商业价值。
和企业展区的酷炫相比，科幻迷展区显得朴素许多。一张桌子、一面旗帜、一张介绍卡片或者二维码，他们来自大学社团、国外的科幻组织，还有未成名的业余作者……有点像大学社团的招新现场。藏语科幻社团的桌子上，摆放着多年来出版的藏语科幻作品，一位藏族小伙耐心地给好奇的围观者介绍藏语科幻的历史。这样的氛围，更像此前的世界科幻大会，科幻文学研究学者严锋曾经参加过2019年都柏林世界科幻大会，回忆起那边的氛围，“自由散漫。”他说。
科幻馆二楼与三楼的会议室都被用来举办各种“沙龙”。所谓“沙龙”，就是科幻迷们自己组织的各种研讨会。科幻迷们自己邀请嘉宾，自己定选题，呈报给组委会之后，一般都会通过，然后组委会安排时间、场地，不再过问其他事务。历届世界科幻大会的沙龙场次稳定在三四百场之间。成都世界科幻大会报名的沙龙有四百多场，最终保留了230多场。
这次成都组委会一共邀请了六百多位嘉宾，其中海外嘉宾180多人（到场150多人），他们构成了沙龙的主力群体。
身处祖国西陲生活的《镆与兕》作者一臻阳光提前申请成为会员，而后申请加入文学沙龙，18日开幕式当天，组委会安排他在科幻馆地球厅讲座，《引力星链：镆与兕的预言离我们有多远》开讲后引起幻迷们热烈欢迎，日本的嘉宾、加拿大嘉宾、美国嘉宾尼尔·克拉克等纷纷鼓掌，认为《镆与兕》作品的预言开启了世界科幻前锋。为此，组委会负责人梁效兰主动联系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将文学沙龙推向一个高峰，也是世界科幻大会的一个品牌。也奠定下一届雨果奖的提名推荐，推荐优秀作品是组委会的使命和责任。
陈石在芝加哥世界科幻大会上也申请过一个沙龙。“我就带个表格，组委会直接跟我说地点、时间，你自己搞就OK了，他们就不怎么管你了。”陈石说，“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这样并不合适。”
“国外的世界科幻大会，对幻迷圈很有吸引力，但不出圈，他们的核心会员就两万多人，每年来的人变化不是很大，形成了自己的社群文化，要进入这个社群是有文化门槛的。如果我们完完全全照搬那个的话可能会非常惨，这个东西很难进入各个圈层。”当一开始陈石思考要办一届怎样的世界科幻大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杨枫是科幻类出版企业八光分的CEO，她主编的《中国科幻口述史》也入围了2023年的雨果奖。她参加过多届世界科幻大会。她向媒体回忆着此前的那些沙龙和展览，“那就像是科幻迷的party（聚会），没有多少‘高大上’的设计，各种各样的coser（二次元形象模仿者）满场走，也有人围一个小圈子，整天弹吉他。”
让她流连忘返的还有曾经的跳蚤市场，每一年，科幻迷们都把自己的收藏、手工艺品、二手书拿到世界科幻大会的跳蚤市场拍卖，每个人在一个小牌子上写上自己心仪的价格，价高者得，“几乎每届我都拍到了我喜欢的东西”。
03
“事务会议”的质询、辩论和投票。成都组委会梁效兰认为。
“您好，您的发言并不关涉到是与否的问题，而是另一个话题。”“您好，您的发言时间到了。”
参加大会的大学生千星的发言不时地被主席台上的计时员打断。这是千星第一次来到世界科幻大会，也和绝大多数中国科幻迷一样，第一次体验事务会议。很多中国科幻迷流连于展区与沙龙，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会议。
但老科幻迷们都知道，“去参加事务会议，才能对世界科幻协会、世界科幻大会的组织方式和参与方式有一个深入的理解，而且你会感觉到一些好玩的地方。”陈石说。
“事务会议”是每一届大会的重要议程，甚至是核心议程。在这个连续四五天的会议上，会员们经过质询、辩论、投票，对世界科幻大会的各种事务进行监督，也负责修改世界科幻大会的基石——《世界科幻协会章程》的某些条款。英语中，这个章程被称为“constitution”（宪法）。
这场会议的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科幻迷来说，都显得新鲜，甚至有点刺激。“什么是落日条款？”遇到不懂的法律名词，他们在现场也会坦诚地表达出来。他们的问题被来自全世界的人认真倾听。
如果亲身感受过事务会议的流程与辩论，就不难理解幻迷圈为何将该会议称为“修宪会议”。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事务会议放在了科幻馆的流星厅，这是一个独立于主馆的小厅，具有会员资格的人可以随时进入旁听、发表意见和投票。
千星是在场中国会员中发言最为积极的，几乎每个议题，他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到忘我处，往往超出发言时间，被要求终止发言——这是一场严格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发言辩论的会议。
“今年人来得少，往年更热闹。”八光分影视总监西夏对媒体说。每年事务会议之前会有一个预备会议，讨论事务会议的具体安排。往年的预备会议也热闹非凡，往往主持人开讲没几分钟，就有会员跳出来质疑各种安排，“有的人说要配几个翻译，有的人说屏幕要怎么显示，最后双方各辩论两分钟预备会议要不要开始。”陈石回忆。
由于来的人少，副审裁官凯文·斯坦利对陈石透露，2023年应该是预备会议上“扯皮”最少的一届。
流星厅里远远没有坐满，门口放着厚厚的两本书，《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英文版本，会员若对辩论流程有意见，可以随时查阅质询。西夏这次带来了自己的“宪法修正案”，他想要增设一个雨果奖奖项，颁给独立电影人制作的科幻电影，他认为目前的“最佳戏剧表现（长片）”这一奖项过于重视商业大片而忽视独立电影了。
1950年代的幻迷大多是科幻小说的拥趸，于是最先设立的雨果奖便是1953年的最佳长篇小说奖，此后慢慢地追加了粉丝杂志、戏剧表演和漫画类的奖项。如果翻看历年得奖的电影，会发现大多数是好莱坞的商业大制作，西夏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状况。
“打个比方，小说的奖项，我们已经有给商业上最成功、最有名的小说发奖，但还有一些粉丝创作的、没有得到商业关注但是圈里面觉得写得很好的小说，雨果奖会给他们颁最佳粉丝作者、最佳粉丝杂志、最佳粉丝播客。这样的奖项电影类也应该有一个。”西夏说。
想要在“修宪会议”上通过新的修正案，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提案如果能在第一年的大会上辩论通过，就会变成正式的修正提案，第二年再次进行二审辩论，通过之后才算“修宪”成功。
2023年进行二审辩论的有两个提案，其中一个是“是否增设雨果奖最佳游戏或互动作品的奖项”。在场的中国会员们似乎对这一提案普遍持谨慎态度，他们质疑“游戏”的定义，尤其是科幻类游戏的边界似乎并不清晰。
“辩论时间结束。请支持这一提案的人站起来……反对这一提案的人站起来……”审裁官唐纳德·伊斯特雷克说。最后的投票结果为10：3，修正案通过，这意味着今后雨果奖就要增设这一奖项了。
千星最激动的一次发言针对的是一个2023年的新提案。这一由凯文·斯坦利提出的新提案呼吁，此后的世界科幻大会在举办时间上最好在8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应该和下一届的主办城市进行协商。千星的意见是，除了要和下一届主办方协商，还需要和会员们商量。
“会员大会的参与者，有权利知道大会要更改日期。他们和组委会协商，组委会可以不采用这个会员的意见，但是这样协商的环节一定要有，一定要有表达意见的环节。”事务会议的休息空档，媒体采访了千星。他看上去有些激动，大步走上主席台，发言语速慢却有力，希望把这个和会员协商的条款增补进凯文的提案。
经过投票，凯文的提案获得了通过，千星的增补条款没有获得通过。然而，整场会议都有视频摄录，千星的发言与意见已经被记录，成为了世界科幻大会的永久历史档案。
西夏的提案也获得了初审通过。等到明年的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凯文与西夏的提案会被会员们再次审视、辩论、投票。《世界科幻协会章程》通过这种方式，让世界科幻大会回应着时代的变化与幻迷的诉求。
04
创纪录、创历史。要说到影响力最大的科幻活动，不如说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科幻活动，是在2017年，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成都，在这里参加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活动现场，美国知名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主编、雨果奖获得者尼尔·克拉克，说起了自己与成都的渊源，他说到自己当时来到成都，翻译了不少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
“当时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我看到了大家的热情。我回去之后跟朋友说，我们必须在中国举办世界科幻大会。这也成为了我们今天能够相聚在这里的原因。”有趣的是，也是在这一年，成都正式启动申办世界科幻大会。
2023年10月21日晚，第81届成都世界科幻大会颁出了这一届雨果奖。在此之前，本届奖项提名增加了不少有色面孔，中国入围者令人瞩目。
中国插画师赵恩哲获得了最佳职业艺术家奖，中国科幻迷河流与零始真编辑的《零重力报》获得了最佳粉丝杂志奖，科幻作家海漄的小说《时空画师》获得了“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按照雨果奖的传统，大会组委会要在颁奖之后公开投票的细节和数据，比如2022年芝加哥世界科幻大会的数据现在依然可以在官网上查到。这次大会之后，雨果奖官网上写道：“目前我们并没有此次投票数据的细节。我们将在获得数据的第一时间公布。”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中文官网上也暂时未能查到这个数据。
雨果奖评选委员会负责人戴夫·麦卡蒂在颁奖晚会后对记者说：“海漄的《时空画师》并没有英文译本，它创造了一个无英文译本、完全由中文作品获奖的历史。”
颁奖第二天，刊载《时空画师》的《银河边缘》（mook）在科幻馆内被销售一空，由于询问的人太多，科幻迷展区的售书摊上不得不挂出“售空”的牌子。
同样卖得火热的当然还有刘慈欣作品，10月20日下午两点是刘慈欣的签售会，其他作家的签售一般只被安排了20分钟，主办方给刘慈欣预留了三个小时的签售时间。粉丝们早早挤满三楼签售大厅，队伍从三楼一直延伸到一楼，再蜿蜒绕了半圈的会场，很多站到腿酸的粉丝坐到了大刘的书上。
来参展的各家出版机构想要在这个会场里签售自己的图书，并不容易。
《流浪地球》着名导演郭帆在展会发起了郭帆绕口令，打北边儿来了个郭帆，手里托着化缘铜钵去南边儿找大山。打南边儿来了个大山，头上顶着信号铝锅去北边儿找郭帆。
北边儿托着铜钵的郭帆要拿铜钵寻南边儿顶着铝锅的大山。南边儿顶着铝锅的大山要拿铝锅找北边的托着铜钵的郭帆，不知是托着化缘铜钵的郭帆送了顶信号铝锅的大山一套宇航服到宇亩探索编辑部穿，还是顶着信号铝锅的大山顺了托着化缘铜钵的郭帆去电影里演流浪的球，导演遛了个弯。引得全场喝彩尖叫，满堂叫座。
成都科幻世界出版公司总编姚海军说：“我是一个科幻迷，比较了解科幻迷这个群体，杂志社领导很希望我能发挥‘专业’优势。”进入编辑部后，姚海军开始担任刘慈欣、王晋康、星河、何夕等“顶流”作家的责任编辑；在期刊工作之外，他敏锐地意识到图书出版之于科幻产业的重要性，启动了包括“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世界科幻大师丛书”等书系的科幻图书视野工程，挖掘和培养了一大批科幻作者。《三体》的“幕后推手”也是姚海军。刘慈欣的每一部作品他都是第一读者，“一部比一部好，把所有绝妙的创意都聚合在三部曲中。像一个想象力的集束炸弹，为中国科幻炸开了一条路”。
顾天歌是一家出版机构的编辑，这次他带来了一位作者的科幻小说到成都，还组织了一个沙龙，希望科幻迷们可以和作家本人好好聊聊，再办一个签售会。一开始，希希把整个流程都申报给了组委会，但到了开幕前几天收到通知，沙龙不能和签售放在一起。“平时的书展活动，作者和读者交流完之后有签售，但这里两个场地一定要分开，时间段也会分开。”顾天歌说。这也就意味着，对作者有兴趣的读者，得跑两趟才能获得签名本。
世界科幻大会会场里的沙龙、论坛、峰会林林总总，但是除了开闭幕式、雨果奖颁奖晚会之外，还有一场“产业发展峰会”，几乎所有主要嘉宾都被邀请出席了这场峰会，阵容堪比雨果奖颁奖之夜。
这是第一次在世界科幻大会上举办产业发展的相关会议。会上，多项科幻产业发展相关的计划被公布，包括《科幻产业成都共识》、“天问”计划、《2023中国成都科幻产业报告》等，甚至还有科幻产业项目的集中签约仪式，据统计有21个签约项目，总投资达80亿元。
在这个“产业发展峰会”上，刘慈欣也不再聊文学，而是对产业发展侃侃而谈：“成都很早就谋划布局科幻产业，相关的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均已落地实施。”
“科幻全产业链生态圈”“IP打造”“强化科幻之都形象”，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新鲜词汇，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表示，“看到你们把科幻变成产业，感到非常震惊。”他说，在北美做这些事情的可能是出版商，科幻就是随意的、漫无目的的、没有长期规划的一个事业。这些产业界人士在以往的世界科幻大会上一般不被邀请，来的大多是作家、编辑。
成都科幻馆所在的这一片区域，也将被打造为成都的科幻高地。据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向媒体介绍，这里以后可能要建一个科幻产业园，“那条街就是一个科幻主题的街区，一家家科幻企业后续可能会入驻，这一片说是要搞一个科幻露营基地，每年会做科幻作家的训练营和学生的夏令营，而科幻馆本身是一个大型的消费+公益结合的空间，这一圈会打造成一个科幻主题的旅游目的地。”他站在高台之上，手指从这一头划向那一头，划出一个大大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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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中国年轻人喜欢科幻？”《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部主任橙子说。
午后的幻迷展区，喧嚣异常，即便这一天已经是世界科幻大会的最后一天。一个机器人鼓手在角落里循环敲击着鼓点，家长带着孩子们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交通，现在刚刚入馆，孩子们手上拿着敲章打卡的本子，尖叫着穿梭于各个展台之间。还有一位科幻迷拿着自己写的书在宣传：“我写的书和刘慈欣的世界观截然相反……”
在这片喧闹海洋之中，有一个人在椅子上打盹儿。他满头白发，牛仔帽放在桌上，双眼低垂，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叫詹姆斯·约瑟夫，来自澳大利亚，七十多岁的他已经当了近五十年科幻迷。1975年，世界科幻大会第一次在大洋洲举办，他被科幻的氛围打动，至今已经去过15次世界科幻大会。
詹姆斯对媒体说，这次大会是他去过的最特殊的一届，以前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热情而年轻的科幻迷。
年轻，是这届大会的一个关键词。“我今天签的名比过去56年加起来还多。”被找他签名的小学生们团团围住，2024年格拉斯哥科幻大会组委会成员尼古拉斯·怀特显得有点受宠若惊，学生们顺着摊位，一家一家地打卡、要签名。组委会和成都很多中小学达成合作，组织了很多学生去各种沙龙与论坛旁听，科幻馆里几乎没有冷场的时候。
2025年西雅图申幻组委会成员艾伦·布兰特对媒体说，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规模是他见过最大的。此前这项纪录的保持者是2014年的伦敦，参会人数在1万人左右。而据官方媒体公布的数字，成都的参会者超过了2万。
在西方，科幻文学的黄金年代是二战之后的几十年。当时正值美苏争霸，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科幻文学顺势而动，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精神家园。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科幻迷们垂垂老矣，像詹姆斯·约瑟夫这样的西方老科幻迷，他们的银发是成都科幻馆里的亮点。“对于美国的科幻作品来说，很多读者都是灰头发，也就是中老年人才会读科幻作品，但是中国相反，年轻人更喜欢科幻作品。这是我的困惑，是什么让中国年轻人喜欢科幻？”罗伯特·索耶在成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此前的每次大会，都会专设一个缅怀区域，这是一个中老年科幻迷怀旧、叙旧的地方。2017年，英国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去世，当年的世界科幻大会就有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展陈着他生前的作品、照片，和一些他收藏的宝贝，一台朴素的黑白电视机，播放他生前的采访视频。2023年，奥尔迪斯的女儿温蒂也来到了成都，她告诉媒体，原本成都世界科幻大会要为这些照片举办一个展览，但后来“因为空间不够”，没能实现。
杨枫原本也打算在大会上办一个缅怀的展览。缅怀的人物是美国科幻杂志《银河边缘》的前主编迈克尔·雷斯尼克。2020年，雷斯尼克去世之后，他的收藏和图书被挂到网上拍卖，八光分买到了大量他的藏品，“你看这个玻璃展柜里全是他的东西。”杨枫指着一个玻璃柜说。一开始，主办方答应给70平米的展陈面积。由于担心错过会期，藏品“花了上万元运费运回来”。后来展区被很多科技企业挤占，只给了杨枫一面玻璃展柜。
“他们的黄金年代确实已经过去了。”严锋说，“而中国的科幻热又有很多网络的特征，我在这里看到很多人追星，听到很多尖叫，特别是对大刘和郭帆这样的人。中国科幻发展起来有它的幸运，网络文化的助推是非常有力的。”
成都本土科幻作家何夕认为，目前的中国科幻处于第三次浪潮初期。“第一次是建国之初百业俱兴，第二次是1979年‘科学的春天’，现在是第三次。”他说。另一位已经封笔的科幻作家王晋康也回忆了1990年代中国科幻的低潮期，“那时候中国科幻是野生野长，不太被社会关注，但是也有很多科幻迷，我们到大学里参加活动，都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欢迎王晋康先生’，就这样开始交流。那时的简陋也有它的情趣，现在还很怀念。现在确实不一样了。”
“你能在大会的会场里隐隐感到一种科幻文化的冲突，”《零重力报》的编辑零始真对媒体讲述了他的观察，“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冲突是一种有害的，或者没有意义的东西，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既然你要拥抱一个真正多元的世界，这一步是逃不开的。”
广东科幻作者马克，携带着作品《外星人米修和舒克》当起了书展网红，他乐观的年轻太说明，科幻没有年龄之分。
作为大学老师，严锋已经很久没有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上见过那么多国际友人了，这让他颇为感动，“目前这个分裂的世界，越来越相互隔绝，甚至对抗、敌视，但是科幻肯定是要超越国界来思考人类层面的问题，这也是科幻可贵的地方。”就像刘慈欣曾在不同场合所强调的，“科幻小说里，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艾伦·布兰特说西雅图世界科幻大会已经搞定了场馆，但当地的科幻协会还在和酒店谈判，以期拿到更低的价格。尼古拉斯·怀特说自己有点“嫉妒”成都，明年的格拉斯哥世界科幻大会他估计拉不到这么多赞助。
闭幕式上，组委会负责人梁效兰在致辞中表达了感谢：“成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是科技创新的新高地。我们感谢成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科幻、启迪未来的平台。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推动科幻事业的发展。”
在他们的致辞中，不仅表达了对成都的感谢，也展示了他们对科幻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他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科幻爱好者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来，共同推动科幻事业的发展。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世界科幻大会，期待更多的科幻爱好者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来，共同推动科幻事业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一起展望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