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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汪学明教授看上去是一个瘦瘦弱弱的白面书生，一口俄语说得比汉语似还流利，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竟然还骑着战马拿着枪跟日本关东军面对面地打过仗。他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母都是给“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贵族当佣人的，洋东家为他们全家提供食宿，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环境中，其俄语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九·一八”事变后，十七岁的汪学明放弃高中学业，和几个朋友瞒着家里投奔了一支民间抗日义勇军。不久，这支义勇军又集体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汪学明遂成为一名抗联战士。
1934年，汪学明所在的部队遭遇日本关东军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汪学明侥幸带伤突围，逃生后偷偷来到了哈尔滨父母处。当时哈尔滨已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对抗日人士查缉甚严，不但父母担惊受怕，连俄国贵族老东家也吓得不轻。好在洋东家仗义，动用了其社会关系将汪学明送到了外国语大学。汪学明在外国语大学找到了一份在教会中学教书的职业，一边教俄语，一边上大学。而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从此，他就过着安逸的白领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了一所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高校，面试时，他那口俄语说得比考官还好，自然立马录取，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三年后又晋级教授。
汪学明跟幻影飞天的相识似乎偶然。清明前的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去附近的烈士墓扫墓，看到一个外国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地在凭吊，嘴里喃喃低语，听上去说的是俄语。汪学明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献上鲜花后上前，直接用俄语跟对方攀谈起来。这才知道对方名叫幻影飞天，是苏联援华专家。汪学明一听，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真挚敬意，见对方并无急着要离开的意思，就开口邀请去公园大门外的那家咖啡馆坐坐。
两人自此交上了朋友。汪学明在告诉对方自己家里的电话后见对方并未吐露他的电话号码，以为是由于保密规定的原因，也就没有开口索取。
接下来老套路很快就出现了，幻影飞天跟汪学明第二次见面时，就热情主动地表示愿意介绍汪学明去苏联讲学，还可以帮助他联系在苏联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两样都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能够得以实现，不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还披上了一件政治防弹衣，什么运动你都可以逃过，什么历史问题(只要不是直接欠下过血债)都没人来追究。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到了“文革”那反倒是受迫害的大罪状了。汪学明对幻影飞天自报的身份深信不疑，当然也就相信对方的那份热心和真诚。往下，就是钱钞问题了，两个月里，幻影飞天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费用”为由，分两次向汪学明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么，大三女生刘秋莎又是怎么跟幻影飞天认识的呢？这跟汪学明有关系。汪学明跟幻影飞天相识半个月后，请幻影飞天到他家来做客。幻影飞天抵达张家不一会儿，正好刘秋莎和另一女生结伴前来向汪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说。汪学明向刘秋莎两人介绍了“苏联专家”幻影飞天先生。幻影飞天当时就用俄语跟刘秋莎两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刘秋莎在跟他交流，因为另一女生的俄语口语能力比较弱，性格又内向，平时用汉语跟别人交流也不大擅长，这时面对着一位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苏联专家”，不低着头已经算是胆大了，哪里还敢说话？当时，汪学明离开过一会儿，估计幻影飞天向刘秋莎要了联系方式，而刘秋莎家有钱，是装着电话的，大概随口就把宅电号码告诉幻影飞天了。反正之后汪学明就听刘秋莎说她跟幻影飞天经常通电话，俄语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
雷克沐、江小鱼两人没想到竟然又发现了幻影飞天的另一段作案情节，两人议了议，一时不知往下如何做才合适，于是就决定给程政委打电话请示。程政委接到电话后，也感到非常意外，但语气里透着明显的兴奋，因为毕竟一下子就查摸到了线索，至于往下如何进行，他稍稍一想就有了主意：关照汪教授对此严格保密，如果幻影飞天再去他家或者联系，请他即刻通知调查组。
雷克沐、江小鱼回到国安局的时候，调查组已经变成了749局专案组。原来，程政委接到他们的电话之后，当即向国防科工委领导汇报，上级并通知国安局下令：对幻影飞天涉嫌搜查情报立案侦查，调查组原班人马转为749局专案组，雷克沐仍任组长。
749局专案组随即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大家认为从幻影飞天的犯罪思路和轨迹来看，他肯定已经对刘秋莎实施了诈骗犯罪。现在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调查幻影飞天的情况，而是应当将其抓捕归案。怎样将幻影飞天抓捕归案？在座的五位都是搞侦缉工作的行家里手，众人议下来，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不急着向那个女生刘秋莎了解情况，但并不是将其放在一边，而是要对刘秋莎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监视她的行踪查摸到幻影飞天的下落。
02
考虑到性别问题，雷克沐向领导提出要求：调一名精干女刑警来充实749局专案组。于是，二十三岁的女刑警陶小红就来749局专案组报到了。她随即就被指派化装监视刘秋莎。749局张宝山、纪海群两人弄了一辆两轮摩托车、四块牌照(不时调换，以免被目标发觉)，轮流配合她实施监视。749局专案组其余三名成员，副组长江小鱼轮流前往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监听外面打给刘秋莎的电话，组长雷克沐则坐镇市局专案组驻地。
陶小红一连监视了三天，刘秋莎没有离开学校一步。幻影飞天也没有给刘秋莎打电话，只有刘秋莎的母亲打来过一次，嘱咐女儿天气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
第四天下午学校没有课，刘秋莎在学校吃过午饭后就离校回家了。这样，三个负责监视她的刑警肩头上的分量就加重了，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监听刘秋莎家的电话不像在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房那样容易，除非去电话局总机监听或者在刘秋莎家的电话线上接出一根飞线。749局专案组认为还不至于非要采取这一步手段，所以就没有实施。
下午两点多，在刘秋莎家对面楼上执行监视任务的陶小红发现刘秋莎出门了，于是立刻下楼跟踪。与此同时，749局张宝山也驾着摩托跟了上去。事后知道，当时刘秋莎是接到了幻影飞天的电话，前往洋桥一幢花园洋房去跟他见面的。刘秋莎家到幻影飞天指定的地方只需乘坐公交车就可以抵达。陶小红尾随着她上了公交车，张宝山的摩托车则跟着公交车行驶。公交车驶至终点站后，刘秋莎下了车，步行了五六分钟，进了一幢被一堵砖墙隔开的独立花园洋房的后门。当时，跟踪她的两个刑警都发现她竟然是有该处房产的钥匙的，只见她从容地打开了院门，入内后又把院门锁上。
这是谁的房产？是刘秋莎家的吗？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档案里没有记载。刘秋莎家是富裕人家，即使是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个问题需要由刑警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陶小红悄然走到张宝山旁边，轻声询问应该怎么办。张宝山稍一思索，说你在这边盯着，我去一趟派出所问问情况。他骑着摩托车去了洋桥派出所，一了解，这处房产是一个姓段的资本家的，解放初期，驻军因公征用了该房产的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留给房主使用，以市价按月支付租金。1955年，部队退租了该处房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段姓资本家并未拆掉当时部队在花园里所砌的围墙。原部队租用的部分，先是租给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后，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进来。房主一家的户口不在该处，而是在长宁区，但段本人有时会来后院住几天，有时有外地亲友来住，也小住几日，那当然是需要按照规定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
张宝山问：那处房产——我指的是后院，有电话机吗？
户籍警肯定地回答：有的!说着，找出那处房产的空白户籍卡，上面果然有一个电话号码，因此也知道了那个资本家的姓名，他叫黄一车，住长宁区天山路某号，家里也是有电话机的。
张宝山记下了那两个电话号码，脑子里已经有了主意。于是，去了派出所长的办公室，借用那里的电话机给组长雷克沐打了个电话。张宝山向雷克沐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该处房产跟刘秋莎没有关系，而刘秋莎竟然持有那里的钥匙，能从容自在地出入，这是有问题的。他怀疑那里是幻影飞天的栖身地，因此向雷克沐请示，在刘秋莎离开后，是否需要对该处房产进行监视。
雷克沐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已经在考虑应对办法，待张宝山说完，他的法子也出来了，说何必再另外安排力量搞监视呢，现在就弄个清楚不更好吗？我让老罗处理。你回到那边和小马继续监视就是了。
03
雷克沐下达了一条指令：让江小鱼立刻叫上学校保卫科同志，一起去一趟汪学明教授那里，找一位女同志给我现在报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说是打错了结束通话。注意，要让汪教授也能听见对方说话，请他分辨一下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幻影飞天。不管是与不是，你都立刻给我一个回信。
江小鱼照此办理，很快就电告雷克沐：汪教授肯定那个接听电话的人就是幻影飞天，不过，他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京城话。雷克沐说不管他说什么话，我们都要拿下他。你对保卫科同志说，请找一个跟刘秋莎同班的女生，我马上派车去外国语学院，把你们一起接出来，执行下面的任务。
当749局专案组派出的一辆吉普车把江小鱼和刘秋莎班上的团支书送达洋桥那幢花园洋房附近时，雷克沐已经到了，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外两名749局林虎和纪海群，三人怀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掖了手枪。江小鱼兴奋地问：“要下手抓这家伙了？”
雷克沐点点头，跟那个一脸紧张地看着他们的女生轻声交待了几句，无非是说请你协助我们抓捕一名敌特分子，然后就教给她应该怎么怎么做。所谓“怎么怎么做”，就是让那个女生去叫门，然后佯称学校有急事让学生回校。这个办法是否管用，雷克沐没有把握，但比户籍警出面“查户口”大概要好一点儿。
团支书来到后院门口，扯开嗓门奋力叫喊了数遍，里面没有任何声响。雷克沐在旁边隐蔽处看着，知道此计泡汤了，于是就采取第二方案：强行突入!
刑警越墙而入，撞开里面洋房的大门，底层没人，于是上到二楼。二楼卧室里，床上一片凌乱，刘秋莎正慌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却没见幻影飞天的影子。雷克沐正要发问，下面院子里传来了那个没有上来的女生的叫声：“逃了!逃了!抓住他!抓敌特啊——”
待到雷克沐下楼时，院子里已经没了幻影飞天的影子。原来，狡猾的幻影飞天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飞快地穿上了衣服。雷克沐撞开洋房大门一拥而入搜查底楼各个屋子时，他攀着后面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面。见院门关着，担心外面有人把守，于是便直冲到那堵把花园一分为二的围墙前，正要攀越，那个女生勇敢地冲上来抓她，被他推倒。在女生的叫喊声中，幻影飞天越墙而过，这身法像追踪的幻影飞天影子，从前院奔逃而去。等到雷克沐冲到马路上时，早已不见他的影子了!
行动失利，749局专案组全体刑警好不沮丧。定下神来，稍一商议，决定向刘秋莎和房主黄一车了解情况，指望从中捕捉到幻影飞天的蛛丝马迹。
04
那个年代，要说婚外性关系(当时称为“肉体关系”)，别说当事人是刘秋莎这样的未婚女大学生，就是几嫁几离的半老徐娘，也是一桩无地自容的丑事。因此，可以想象，当场给堵在床上的刘秋莎此刻是一副什么样子。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颜面扫地，还有可能被学校开除，被街道作为坏分子看待，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些绝对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无数先例的。
因此，当雷克沐在现场对这朵带雨梨花说要请她跟他们走一趟时，刘秋莎忽然放下蒙住脸孔的双手，直奔阳台。幸亏及时跟进的女刑警陶小红动作麻利，这才制止了她想往楼下跳的企图。
749局专案组驻地，经过一番教育劝说，刘秋莎总算停止哭泣，表示愿意回答问题。于是，749局专案组就弄清了刘秋莎跟幻影飞天的交往情况：刘秋莎在汪学明教授家里跟幻影飞天相识后，果真如汪教授所估料的，把自己宿舍楼和家庭电话都告诉了对方，她很希望跟这位英俊的“苏联专家”交往。三天后，幻影飞天就给她打电话相约见面。第一次去吃西餐。第二次幻影飞天就把她带到了洋桥的洋房里。然后，幻影飞天把配好的洋房钥匙给了她，让她以后过来时自己开门径直入内。今天是她第四次前往洋房。除此以外，刘秋莎跟幻影飞天也有经济交往。幻影飞天答应给她联系赴苏留学，所以她“借”给了对方三百元人民币，赠送了一块 “英纳格”手表。
根据安排，749局专案组的另一路刑警找到了洋桥洋房的户主、资本家黄一车，就在他家进行了调查。黄一车还不知道他的洋房里出了事，大门也给撞坏了，但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一见警察登门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儿害怕。待到听说了洋房那边的情况，大吃一惊，连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接着，黄一车就作了陈述，他的上当受骗经历跟杨硕、汪学明和刘秋莎有所不同——
黄一车可能是当时资本家中唯一的频繁上访户。他是段家的长子，其父亲是一个经营中药材批发的商人，还开着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家境之富是可以想象的。而他的爷爷是老一辈天津人来京城经商者中有点儿成就的一位，临终前给其子即黄一车的父亲留下了一笔遗产。从法律上来说，老爷子的这笔遗产属于“有条件继承”，其条件是：只要家境尚可，该款项就不能动，留着置不动产，以后由长孙黄一车继承。这样，这笔款项一放就是二十年，在黄一车的父亲决定退休而把其产业交给黄一车经营的时候在洋桥那里买下了那幢花园洋房。解放后，黄一车的老爸去世前，请来律师作证，按照老爷子的遗嘱，把这套房产过户到了黄一车的名下。
黄一车接受了这套房产，在父亲去世后携母亲及全家大小七口搬进了花园洋房。三年后，其弟段高冲结婚，也住在这套房子里。后来，黄一车担心人民政府对有钱人家搞无偿征收之类的动作，就带着妻子儿女搬迁到其在长宁区的那套房子里，这边的花园洋房留给老妈、弟弟一家居住。不久，老妈因病去世。其时，解放军驻城部队找到黄一车，提出因公需要，欲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征用该房产的一部分。而黄一车这时正好要把房子租一部分出去，所以马上一口答应。这样，部队就把花园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来租了下来，三分之一留给房主。黄一车仍让弟弟一家住在那里。
那几年，段家似乎有点儿不顺，房子刚租出去，弟弟段高冲的肺结核就控制不住了，急送肺科医院，住院一月后医治无效死亡。老弟殁后，黄一车的妻子提出：弟弟在曹家渡那里是有祖传房产的，是否请弟妇一家搬过去，把那套房产让出来我们租出去？应当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如果黄一车当时接受了，后来也就不需要一趟趟上访了。可惜的是，黄一车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信奉的是“长子当父”，认为父亲作古了，自己这个长子就应当代行父亲的职责，善待弟妹。弟弟刚刚去世，哪能让弟妇、侄子侄女就搬家？这样，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
后来，部队搬离了，黄一车又把那三分之二房产出租给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弟妇一家还是无偿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产里，已经转到弟妇名下的曹家渡的那套房产也租了出去，由弟妇收取租金。那年四月，那家租借原部队征用房产的公司搬离了，黄一车收回了房子。过了大约一个月，新区地方政府准备在设立办事处，看中了位于洋桥交通便利地段的黄一车的那套房子，来跟黄一车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说，可以高些，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租下全部房产。黄一车想想也可以，当然这就要去跟弟妇商量，让他们一家搬回曹家渡那里去住。
黄一车到洋房那里一看，暗吃一惊：原住在后院的弟妇一家竟然已经搬到了前院!于是就问弟妇是怎么回事。弟妇很客气，还是一口一个“大哥”，但说出的话却差点儿让黄一车吐血：这房产是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冲的，我有权决定住哪里，这是法律规定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大哥您说是不是？
弟妇是医生，医术一般，但有时闲来写写文章，偶见报章，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了。文人做事讲道理，所以她不光是嘴上说说，还拿出了新办理的房产证给“大哥”过目。
黄一车见弟妇有房产证，那股火气反倒降下来了。因为他相信，那肯定是房产部门弄错了，听了弟妇的一面之词，可能弟妇还托了熟人，就给办理了。黄一车是非常相信人民政府的，所以他坚信只要去向房产部门说清楚情由，出示他手里保留着的1945年购买该房产的契约，那就可以纠正过来了。
于是就去走访房产部门，怪事也就出现了：人家告诉黄一车，经查，那套房产当时你父亲是留给你弟弟段高冲的，所以，现在核发新证就写了段高冲的遗孀的姓名，这是有法律依据的。
黄一车听着就糊涂了，说那房产明明是祖父关照父亲留给我的，怎么变成留给我弟弟的了呢？
你说是父亲留给你的，请问有什么证据？
黄一车说留了就留了，还需要什么证据？我是长子，这是规矩嘛。再说，我弟妇、妹妹她们当时都是知道的呀!那么我弟妇说房产是留给她丈夫的又有什么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们凭什么核发新证给她!
于是出示了证据，是弟妇供职的那家公立医院出具的一纸证明。在当时，凡是公立单位就被视为国家，医院给弟妇作证，差不多就是公证处给她作证了，房产部门也是国家的，所以就给办理了。
黄一车的上访就此开始。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数十次上访，信函更是发了不计其数，跑了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区房产局、市房产局、市人大、市政协、市工商联、各大报社，但是，都没用。大约两个月前，当黄一车又一次上访市人委从信访接待室出来后在门口前的台阶上整理材料时，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被黄一车视为救星。救星的名字叫幻影飞天，身份是“苏联专家”。
这位“专家”真是绝顶聪明。在跟杨硕、汪学明、刘秋莎接触时，因为估计到那三位肯定是能够说说外语的，所以直接就用外语开腔了。而眼前这个猎物，虽然西装革履(当时穿得起西装的都是富裕阶层)，但从气质看显然不是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资本家了，这就该喜出望外一下了。于是，就直接用汉语跟黄一车说话了。事后黄一车跟他交上了朋友，曾不无好奇地询问过：你怎么会说京城话的？幻影飞天的回答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二战前我在苏联，大学攻读的就是汉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京城待过三年多，名义上是做机械产品买卖，实际上干的是收集经济情报的工作，所以，就能说说汉语了。
05
幻影飞天第一次跟黄一车说话，就直接点中了这个饱受委屈却无处讨公道的资本家的穴道，他在黄一车身边站着，看着黄一车整理好材料放进公文包里，直截了当开口道：“怎么？事情弄得很不顺吧？”
黄一车发现跟他说话的竟是一个外国人，自然有点儿谨慎，盯着对方看了片刻，缓缓问道：“这位先生是……”
幻影飞天自我介绍是苏联援华专家组的专家。黄一车听了，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脑子里飞快地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我的情况此人能够帮助解决呢!于是，就热情地邀请对方去附近找个地方坐坐。
黄一车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这么长时间上访下来，他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根源是没有哪位大首长过问。他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是占了道理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替他说话，因为他的身份是资本家，尽管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交出了所有企业，参加了公私合营，但还是拿着定息，所以，当他跟被视为有“公家”支持的弟妇发生纠纷时，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他公正了，对“公家”(出具证明的医院)就不公正了，谁肯干这种傻事？如果这件事能够被某位大首长知晓，相信人家当那么大官的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顾虑的，一切以事实、道理为准，只要大首长在他的上访材料上批几个字，或者对秘书说两句话，底下还敢不认真办？只要认真办，事情就纠正过来了。所以，黄一车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过自己的材料被送到了哪位大首长面前，立马作了批示给纠正了。当然，这不过是做做梦空想想而已，他根本没有把上访材料递送到大首长面前的渠道。而眼前出现的这位“苏联专家”，或许有可能帮他做成这件事。
现在，黄一车见幻影飞天愿意接受自己的邀请，大喜，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从面前驶过，立刻挥手叫停，请幻影飞天上车，去王府井饭店，请人家“苏联专家”品尝一下京城的满汉全席。
一顿老酒喝下来，黄一车已经跟幻影飞天谈得很热络了。幻影飞天听了黄一车的遭遇，十分同情，不等黄一车开口相求，就主动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帮助将相关材料递送给市领导甚至北京来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何谓“有机会”呢？幻影飞天向黄一车解释：京城方面每年会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专家组，届时会有一些首长出席，他作为与会的苏联专家，是有跟首长直接接触、说话、赠送礼品等等机会的，届时顺便把黄一车的材料一并递送，说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某某某递送给首长的信件，希望得到首长同志的关心，不就行了!
当然，幻影飞天并不敢大包大揽，说我是搞科学的专家，不是搞政治的，跟首长并无私人交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替你做到这里，究竟是否能如你心愿，那我就不敢保证了。黄一车要的就是到这一步，因为他坚信只要到了这一步，事情就能办成了。
像黄一车这样的纯粹生意人，功利意识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深谙“无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认为幻影飞天如果不得到好处，就没有必要替他这个没有交情的人效力。于是，在之后的接触中，黄一车就不时请对方吃饭，赠送贵重礼物，还把洋桥那边的洋房(后院)钥匙交给幻影飞天，让他需要时居住(弟妇搬到前院后，后院还没处置即被黄一车发现，当下就派人去把后院的门锁调换了。弟妇毕竟心虚，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两个星期前，黄一车请幻影飞天来家里做客，见幻影飞天对家里收藏的一个玉匣爱不释手，把玩多时后提出想借去欣赏，便慷慨赠送给对方了。
雷克沐寻思那兴许是文物了，便问：“那玉匣有多大？”
黄一车用手比画着：“这么大，直径大概有半尺多吧。是抗战胜利时一个汉奸太太转让给我的，说是战国时期的，我花了一百大洋买了下来。后来请人鉴定，说是清朝仿制的，值不了多少钱，我上当了!既然幻影飞天喜爱，就送给他算了。”
黄一车说得轻巧，雷克沐当时也没特别当回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清代的东西还不算如何珍贵，除非是从大内流出来的御用品。后来破案后，749局专案组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请专家对那个从幻影飞天那里收缴的玉匣作了鉴定，认定是真品，确实是战国时期的贵族用具，专家说价值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在新区可以买下一套小四合院。这个玉匣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案子侦查到这里，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线索没断。但是，749局专案组长雷克沐却乐不起来：这次他向程政委汇报了洋桥缉拿幻影飞天失利的情况后，立刻挨了一顿批评：如果事先考虑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个749局，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应该说，这个批评是合情合理的，尽管程政委的态度可能不那么和风细雨，但雷克沐口服心服，只怪自己考虑得不周密。
程政委又说，上级紧急通报中苏两国关系破裂，苏联专家一夜之间撤走了，这是国家外交咱们不去过问，敌特潜逃了，此案冻结。不过，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尽快侦破。稍一停顿，说出了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本案中，失踪的猫是关键中的关键，雷大侦探熟悉这些情况，让他挑大梁，抓紧落实。”
案子又回到了原点，失踪的猫，对，就是杨硕博士形影不离的猫，这个关键证据，又会去了哪里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