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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鸟叫什么名字，那天它总是跟我着飞。
我骑着自行车去上学，道路两边各有着一行树木，那鸟儿就在我的身边绕来绕去。一会儿从我的右后方飞到左前方，一会儿又从左前方飞到右前方，就在我的头顶和身边盘旋。那是一只全身乌黑、有着长喙的鸟，它不断地发出鸣叫，声音不是很好听。我们在说一个人的时候会说“喉咙嘶哑”，那鸟的嗓门也是黯哑的。它不是因为叫得多而沙哑，而是它天生就没有一副好嗓门。它在我的身边飞我很高兴，但是，我对它说：“你就别叫了。”进入人多的街道以后，它才消失了，我看着它向遥远的郊区飞去，直到在视线中找不到它的身影。
也就是在那天放学以后，我爸爸本应该回家吃晚饭的，可是他没有回来。他早上几乎和我同时离开家门。他每天都在天和路搭乘每半小时开出一趟的公交车。他掐着点儿，还时不时慢跑了几步，空空两手，他并不需要什么公文包。他习惯轻松来去，像一个毫无公干的人。所谓的身外之物就是一个破旧的钱包，里面夹着一百来块钱，揣在他的外衣上的一只口袋里。在我急匆匆跨上自行车的时候，他还从我身后对我喊了一声：“小心点。”
不承想需要小心点的是他。可是他却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在我十岁以前，我每天总是很亲热地缠着他，可是后来时常见到他和母亲发生争吵，我就对他们采取冷淡的态度。那时，我觉得家长太孩子气，尽为那些不值当的事情吵来吵去，真是不可救药，而我对他们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他们因为无谓的争吵而失去了教育我的资格。我心中轻视他们，而又依靠他们。我表现出叛逆的性格，也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心理。
对于父亲当天没有回家，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母亲和我都在往好的方面设想，或许他本公务耽搁了，或许和什么人聊上了，也可能参与了什么人的宴请。那时，手机还没有普及，他办公室有一部电话。我妈妈朝他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可是一直没人接听。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看他没有回来，我们就吃了晚饭。可是一直到晚上12点以后，他还没有回到，我们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当晚，他没有回家睡觉。第二天，我依然去上学。在学校，我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我父亲会在我放学后冒出来。所以，也没有太多在意。而我母亲一大早就去了他上班的地方。那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待工程完工后就会拆除。她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她向工地上的一些人打听，他们都摇着头，表示不知他去了哪里。然后，我母亲就赶到他的单位县交通局去打探，他交通局的同事只说他在幸福一号公路项目指挥部那里，都说昨天没有见过他。
我母亲四顾茫然地走出交通局的大楼，开始扩散想象，去跟父亲有过接触的人那儿打听。她一天都在奔走，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吃午饭。当我放学后急速回到家里时，家里空无一人，然后，我在一个邻居家里接了正在那儿玩耍的弟弟回家。他刚上小学。我问他妈妈去哪了。他摇着头，说他不知道。
天色暗下以后，妈妈回来时浑身疲惫，进门后就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她仅是在早上出门前吃了一点东西。她无助地望着我和弟弟，然后当着我们的面，放声痛哭，一边发出对我父亲的咒骂之语：“你这个该下地狱的人怎么就不回家呢？蒋玉华，你这个滚蛋究竟去哪了？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东西，你怎么狠心这么折磨我们？”看着母亲那种瘫软的样子，我心中变得狂躁，但是表情依然冷淡，我以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对她说：“你不要哭了。”
然后，我走进厨房煮了几碗面，让每个人吃了一小碗。我妈妈渐渐也安静下来，我们呆坐在餐桌边很久，开始各种猜想。我心中最为强烈的声音是：我父亲跟别的女人走了。因为，你们的吵架。
后面的几天，我没有上学。我和我母亲一起四下寻找，起先是我父亲认识的人和可能认识他的人，随后是任何一个出现的陌生人。我们在一家打印社，印制了一张带有我父亲头像的牌子。我们向任何一个遇到的人打探。可是，所有人给予我们的都是摇头，或者仅是一段关于他曾经的回忆。
就在我父亲失踪的第三天，我和我母亲去了我们所在地区的派出所报了案，一位接到我们的警官，让我们在一份表格上作了登记。但是，看着他似乎并没有快速有效的行动，我们又去了县公安局报案。当公安局里的人听说我们已经在派出所报了案以后，回应我们说他们知道了。
在等待警方的调查中，我们没有停止自己的探寻。我们有几次去了我父亲所在的工地，也曾沿着正在修建的公路旁的那条河走了很远；我们走遍了整个县城，也走访了下面的一些乡镇，我们走访了我们在布城县的所有认识的亲友，希望通过他们发现线索。然后，我们变得越来越悲观，最可怕的想象越来越凸显：他死了。
我想到我父亲可能死于某种意外：一场无人发现的失水；一场被遮盖的车祸；被一只斑斓的猛虎叼走；有人觊觎他身体的某个器官而被绑架……但是，我和母亲都有一个痴执的念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人不可能突然就这么消失，如此无影无踪，不留一点痕迹。所以，一个声音始终在我们的心底回响：“只要寻找，终能找到。”
警方的介入曾经一度为我们带来希望。我们知道他们开着嗷嗷叫的警车出现在县城和乡镇的各个地方，为了寻找我们所寻找的人。但是，当我们每每去向他们打探结果时，他们也只是摇着头，显得很无望的样子。最后，他们告诉我：“你父亲失踪了。”
我愤怒起来，但这种愤怒出现在我的眼中很快又消失在我的眼中。我母亲用手捶打着那个记录着我父亲失踪的表格，把警局的接待桌敲得都跳动起来。而我噙住泪水，挽起我母亲的胳膊，把她架出了警局。我说：“我们走！”我父亲的失踪是一个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的结果。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知道他失踪了。我们要的是“找到”，我们期待他们找到我们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始终没有人告诉我们他在哪里。
这是属于我们的灾厄，我们已经无法逃避。我真的开始希望我的父亲和某个我不曾谋面的女人悄无声息地去往了外地生活，尽管抛弃我们我也不会厌憎；有时我想，他也可能生活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群里，靠捡拾垃圾为生，而故意不让我们知道他在哪儿。他需要一个纯粹的自由，浪迹天涯，了无牵挂。而我们的家却因他的失踪而裂开一道缝隙，透过缝隙我可以看到一种隐患在慢慢拓展。首先，我不能在安心上学了，而我母亲成了一个不能安守工作岗位的人。我和我母亲一度都放弃了自己，共同地仅将未来寄托在我弟弟身上。而我弟弟只能在压抑的、不快乐的氛围中成长。我和我母亲都时常出现幻觉，看到从墙壁中走出来的人影。我们好像在一个时常闹鬼的房间中生活，等待着已经成为陌生人的父亲归来。
在汇合､岔开再次汇合、岔开容易让人误入歧途的街头，在贯穿喧嚣世界的任何一个路上，在每一幢幢孤独耸立或者彼此相连的高楼里，在高楼内每一个孤立或者相通的房间中……我希望我的父亲从任何地方走出来。我内心是多么希望在我们漫长茫然的等待之后，有这样的一个伟大闪光的时刻：那个穿着蓝色绵外套，戴着鸭舌帽的人出现在被车灯照亮的地下的隧道，出现在某个楼梯､某道走廊和某座楼宇的前厅，出现在有着铁白色路面的公路上，出现在行人稀少､遍是泥泞的小径上，出现在天空中一只鸟鸣叫之后，那鸣叫即使极为刺耳。但是，你应该让我们看到你！
我们的认真和苦心无人知道。我们并不惧惮人们将我们视为可怜人和愚昧、疯狂的人，我们总是耐心向任何一个人讲诉我父亲的衣装与容貌，对于对方有疑问的地方，我们也会耐心复述。只要他们不对我们指指戳戳，将我们当成一个笑话。很多人不能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与之前的我们一样。
在无望的时候，我学会了坚强。父亲的失踪犹如落日下山，带给我们无尽的黑夜，但我不能忍受整个家庭的倾圮崩塌。当别人将我们的行为视为病态时，我看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病态：对他人苦难的无视。
我没有脱离了我的学生生涯，只是我更早地成为一位成熟的女人。我开始主导家里的家务，买菜、做饭、洗碗、拖地、洗衣服和擦这擦那，而让我的母亲沦为一个被照顾的人。我既往浪漫的情绪消失无影，更多现实的生活向我涌了过来。在精神上我们放弃了自己，在物质上我们要让自己活下去。在我父亲失踪的两个月以后，我母亲开始去上班，我开始去学校。但这只是我们一种形式主义的存在，而我们的灵魂依然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寻找着我的父亲。
我侧目于天空以及活跃在天空下的万物，我凝睇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一切投下自己阴影的树木，满脸惊异；我无事时就会到处游荡，宛若迷路，时常走走停停，因为我最后拿不准我是在走动还是原地打转。我成为了安守世俗生活者的敌人，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端。“那个失魂的姑娘，”人们这么在背后称呼我。
我们出钱在一份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登了几期寻人启事。我父亲的头像占据报纸角落仅有一寸的地方，我们对能够提供线索者给予赏金的允诺。但是，没有任何消息，甚至连嗅着钱的味道前来诈骗的人也没有。后来，我想到了——写信。这是我扩展视线所能想到的仅存方式。我给公共媒体写信，给市公安局、省公安厅，给任何可能帮助到我们的人和机构写信。这些信都有一个大大的标题：《寻找一个叫蒋玉华的人》。
父亲以那天上班时衣装容貌在我的眼底长存｡我母亲开始独自回忆我父亲过去的种种好，而我则为自己早期的叛逆而悔恨。这是对我们的惩罚｡我会在夜晚出门，在空荡荡的马路上逛荡，不经意走向蜷缩在街头的某个无家可归者那里，希望看到他就是我父亲。这些露宿街头者，他们一定也曾有家。可是，如今没有什么能为他们遮风避雨，他们的屋脊荒凉辽阔，仅有天空。他们除了几件破烂不堪衣服，空无一物，连一只鸟都不占有。
他们无家可归，而我有家不回。因为我的命运比他们更为悲惨，就像一场地震突然将我掩埋，而我看到的仅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也参与到一些寻亲的群落里，他们大都是在寻找失落多年的孩子。可是，我却在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丢失的大多是记忆模糊孩子，而我们丢失的是一个性格成熟、意识清醒的人。但这是一个有共同创伤、背负某种相同命运的人。这是一群因长久的焦躁和痛苦成为有耐心的一群人，我们都感受到从人降落为动物的过程。这群人都在默默经受同等痛苦，在这同等的痛苦里让他们获得某种慰藉。我的手变得粗糙，额头变得黢黑。我已经能够承载着这一份不幸的命运。
父亲就是我朦胧的命运，他活着我的记忆之中犹如神话。而太多让我不能停止对死亡想象的事物涌现，无数的事物都拥有着纸牌与匕首的面孔。纸牌上是父亲的脸，而其余则犹如加害于他的匕首。后来，我走出了所有的中心地带，由县城走到乡镇，由乡镇走向每一个村落，走在无人问津的树林和荒野，走向被遗忘的角落，走向布城与香城接壤的地方……最后，我已经对人群中心失去关注，而总在各种边界寻找他。我觉得他可能就消失在镀有黄铜的门环把手上，消失在通往公交站的那儿的几片栅栏之中。
我们居住在他所建造的房子里。如今建造它的人消失了。而我们依旧和这栋房子保持着极其私人的关系。在父亲失踪而四处寻找无果以后，我似曾觉得他就是这栋房子，或者已经和房子的拱顶、横梁还有承重墙融为一体。在我五岁时，他为了建造这一栋房子投入了太多的热情和精力。这里不是他渴望幽居的地方，这是一个交通便捷可以达到任何地方的地方，他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从这里出走然后再也不会回到这里。
他对此事情的拘谨与认真似乎超过他本身的名声而家喻户晓，以至于有一回他交通局的一位同事看到我，对我说：“你爸爸呀，就和盖房子用的石头一样！”他对建造的东西太过用心。他可能也是带着给自己造房子的那种心态去看着别人铺那条路，那条幸福一号公路。
如今，我们居住的房子变得宽敞而空荡，他所有遗留在家中跟他以往有关的物品都散发出一种折磨人的光芒。但是，我们却不会扔掉任何曾经属于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尴尬地待在他离去那一刻的地方，像是永远不会被挪动。因为他的失踪，这些物件却得以永存。我曾设想，我父亲也可能背负着重大的国家任务，被秘密地派往一个不能让任何人知晓的地方。他会在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一天，他成为国家英雄，带着炫目的光芒回来。为此，我们应该在他最后一次走出门栏的地方建起一道凯旋门。
然而，越来越多丰富的想象，最终都沦为一种痛苦。在各种痛苦里，我无法确定哪一种痛苦更难以忍受，而这些痛苦日复一日地被我慢慢地吸收同化，我的身体最终成为一块痛苦的沉积岩。我们不是忧心忡忡，还是心怀空茫与无望；我们不再害怕贫穷，还是失去了享受一切的心情。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不断地对自己说：“只要寻找，终能找到。”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和机构比我和我母亲更拥有寻找我父亲的责任。这是生活与我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这让原本不断向前的生活成为了一座迷宫。我们只能在这个迷宫里不断地寻找似乎永远找不到东西。
我的青春由此而逝，岁月成了一张圆形的蛛网。我像被蛛网粘住的一只苍蝇，越挣扎越感觉无力，越感到一种冷彻入骨的恐惧。在这个迷宫里，我父亲的声音始终在我耳畔缭绕。我无数次似有所闻，似有所见，而当我起身寻觅时，又四顾茫然，不知所措，只能折返眼前的现实。而身边的一切物体都如此虚幻，会将一棵树看成一个人，楼下的灌木丛总是有沙沙作响的声音；驻足仰望长空落日，在那黄昏的虚无中，我能够看到云朵中的斑斑血迹；我习惯在他消失后开通的那条公路巡游，找寻注定早已无存的踪迹。我看见寂静的田野，被花点亮的树木，我也曾看到几棵带有鸟巢的树。
着急和拖延本质相同，原因都是因为没有任何出路。十年光景就这么毁掉。当熟透的果实挂在枝梢，最后落下，又腐烂在落下之处｡多年以来，我们看似在到处寻找，却又似乎未能迈出关键一步：挖开那个栽着一个刺槐的曾经的坑。
我陷入对父亲的记忆之中和不断对其去向追问之中，不能自拔，无法专注做任何事。为此，我在升学考试中落榜，这是意料之中的。由于，我父亲是在工作的工地失踪，他原本所在的交通局显示出愿意承担责任的姿态，所以，每到发工资的日子里，都会给他发一份低微的工资。我们虽没有陷入过分的贫穷，但我们陷入比贫穷更可怕的处境。那就是对自我生活的放弃和那一份越来越沉重的失望。
父亲的形象每日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出现在梦中。我看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审视的目光，对遥远的地方也有一种缥缈的怀想，依旧抱着那个待解之谜死死不放。找不到任何他失踪的理由，看不到任何清晰的去向。自从警局将其归为失踪者案卷而用一种搪塞的语调打发我们，我们的心就像一只失去控制力的小舟在海面飘荡。但是，我们没有足够勇气信任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没有太大妄想，只是期待奇迹发生。
我继续往一切可能的地方写信。描述着我父亲失踪时的情景。我和我母亲越来越多地将疑问聚焦到工地上，那儿的人，尤其与我父亲发生过争吵和存在利益纠葛的人。但我们缺乏调查这些人的有效手段，我这样柔弱的姑娘和我的母亲能对那些人展开怎样的调查呢？当我们将这些隐藏在心底的疑问向警官征询时，我们得到的总是一句轻淡的回答：“说话要有证据。”可是，我们哪里能找到证据呢？
世界上诞生了这么多人，每个人最终都要死去，而历史上已经死去的人又何其多啊！有时想到这里，我又觉得死亡并不可怕。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公正平等的姿态来审视死亡。既然纵有一死，那么父亲的死也不是不可发生。而最后的问题，不是为父亲而是为我和我的母亲。我们除了追寻一个答案，生命的意义还能在哪里？在将弟弟抚养成人之外，我和母亲肩负的唯一使命似乎就在于此。为此，我们相依为命，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看着母亲逐渐衰老，我时常心如刀绞。同样，母亲也为我担忧，担忧我前途断送，生活失去目标，和过于虚无地对待生活。她已经受尽辛苦，她盼望我有一个好的处境，而孤身一人将所有悲苦承受下来。可是，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人想摆脱就能摆脱的事情。这不是一份能够与人分担的重量。这份重量注定压住受难者所有亲人的心头。
终于，有一封信激起了巨浪。一场风暴席卷了布城。一场名为“破网行动”的行动为我们带来了福音。一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张对我们来说神秘无知的网络被撕开，一连串的人受到审讯，一些人露出了另一种面貌。“双面人”，这是一个贴切的词汇。我们看到了原本看不到的他们的另一张脸。
招供了，招供了。卢克宝招供了！警局翻了天。随后，他被带到了现场，我怎么能去描述那个现场呢？那儿早已成为一块与四周毫无不同的平地，那棵移植十年的树根深叶茂。大树被推倒，一层一层的土被挖开……我躲在远远的地方，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希望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方面希望那儿什么都没有。不应该以如此不忍目睹的一幕来确认父亲的死亡。但是，人群发出了一阵惊呼。他们发现了骸骨，还有我们曾经向警察们描绘过的衣服，那顶早已烂成碎片的鸭舌帽。但是，法医还是谨慎地提取了DNA样本，似乎以防我父亲的衣服穿在另一个人的身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需防范。他们工作做得那么严谨。只是，他们晚来了十年。
这十年对很多人仅是一瞬，可是，我弟弟从一个小学生成为了一名准备迎接高考的高中生，我母亲从一位中年妇女似乎早已迈入老年，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在这么多年里，似乎她在暗自期盼自己的衰落。而我也早已从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女成为一个大姑娘。
我们像是被沉重的石头砸了一下，我们过去的伤口像是被猛地撕开，一阵从未有过的剧痛，但这种伤口是可以愈合的伤口。而不再像过去的 伤口那样保持敞开，不断地流血，始终不能止住。
我们无可避免，我们接受父亲的死亡。我们看到了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得到了惩罚。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诞生强大悲剧之上的喜剧，让我们有了一丝欣慰，在悲痛中混合着一种奇异的快感。我们悲喜交集，终于可以纵情地哭出声来，而不是压抑中的低戚。
我和母亲没有在法庭上请求法官宽恕那个杀人者。他们是两个人作的案，可恨的是依然有一个人在逃，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他早已掉进他内心的监狱里。而有一天，他也终究要落网，没有人能逃脱最后的审判。而对其他受到株连的人，我们以最大的忍耐，请求法官能够仁慈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能够感受我们曾经的痛苦。
父亲得以厚葬。他得到他应有的鲜花和追思。在他死去十年之后，很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他被人们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是，我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和大街上走动的很多人一样。只是，不幸落在了他的身上。不能因死亡而成就他的名声，他对名声早已淡漠。他只是期待我们早日找到他，期待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享有他的葬礼。
后来我知道，在父亲失踪那天早上绕着我飞的那只黑鸟就是乌鸦，又名老鸹，属水雀形目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