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学员
二、北陵旧梦：贫穷与财富
谈起小时候，姚高民既觉得如云如烟，又似乎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他的童年，一个“穷”字便是注脚，一个“穷”字便隔开了脚下的乡野田间和梦中的读书学堂。
有人说，少年的苦难是一个人成长的财富，可并不见得有谁愿意拥有这笔财富。用他的话说，“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上学是断断续续的，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给生产队砸石子、帮父亲种地、在家里喂羊……困苦和欢乐交织的岁月,实实在在地锻炼了我的身体和意志……”劳动之余，姚高民内心，是对知识的渴求，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希冀。
三官庙初小有个娃儿爱翻墙
1962年，当时的关中人即将脱离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窘和无奈，但靠天吃饭的北陵人依然过着吃了下顿没下顿的苦焦日子。这一年，姚万星家二小子出生，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姚高民。
姚高民兄妹七人，除了四个姐姐，还有哥哥胜民，弟弟举民。穷困，贯穿了姚高民和兄弟姐妹们的童年。很小的时候，他就跟上姐姐提着荆条笼给羊割草。童年的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只知道，周围是世世代代的贫困，但如果能读书，也许就能走出去，外面的世界也许不一样。
当年盛行改庙为校，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北陵村也不例外。当时，全北陵大队下辖六个村堡十四个生产小组，除了北陵大队七年制初级中学外，还有上窑庄、下窑庄、南堡、金盆、桥上五所初级小学。
桥上初小是由村口的三官庙改建的，村里人习惯叫它“三官庙”。学校坐落于村外东南角，并不算大，而且相当简陋。校园内，东墙根几个高大的皂荚树，西墙下一排挺立的大白杨，长皂荚，尖皂刺，还有见风就是啪啪作响的杨树叶，无不构成他们难以磨灭的记忆。三官庙大殿坐北朝南，戏楼座南面北，大殿旁边盖了两间教师宿舍。大殿已成了教室，没有了塑像，但四壁黄泥涂抹，木窗透光不敞，总显得昏暗，里面几排泥砌的土台是当时最简易的课桌，学生并不多，就三四十个娃娃，平时实行复式教学，同学们以年龄大小分为三个年级，大家挤在同一个教室上课。老师给这一年级的学生讲课，另一年级的学生就上自习，做作业。
姚高民还没到上学的时候，他几乎每天要给羊割草，最勾他心魄的就是学校里飘荡出来的朗朗书声，还有娃娃们课间叽叽喳喳的嬉闹声。他常常提着草笼坐在村口听，等着娃娃们背着书包排着队走出学校那扇诱人的木门。
好容易熬到上学的年龄。1970年9月，八岁的姚高民终于背上了小书包，坐进了诱惑着他好多年的三官庙初小的教室。书包是母亲用破布片拼剪缝制的，里面装着一个用粉连纸裁剪纳成的小本本，外加半截铅笔。
班主任郭俊英是北陵大队南堡子人，教语文课，还有一位刘碧茹老师，教数学的，再就是宋雪婷老师。她们大约三十岁，都是村里念过几年书的妇女，大家在学校教书和在生产队干活一样，挣的是工分。
上学的快乐有时也陪伴着生活中的无奈。当时，全国上下掀起的那场运动的余波尚存，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富平县政府干过事，经常要遭受造反派们的批斗，而批斗会总会选在学校的戏楼上。父亲站在台上，他们站在台下，虽然不懂上面的人在说什么，可他心里充满尴尬和愤怒。父亲是村里公认的好人，为什么还要遭受批斗？
这时候，最能安慰他的，除了好好在学校念书，就是每年正月十五过庙会在学校看戏了。他不知道来的是哪里的剧团，也不知秦腔是什么。当时看得最多的革命样板戏，有《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等，他就觉得戏台上那些穿红挂绿粉墨抹面的演员在台上扭来走去很好看，尤其是《智取威虎山》，穿着绿军装的解放军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尤其是威风八面的杨子荣，总会给他带来难以名状的激动。孩子贪玩的天性总是难以磨灭。姚高民除了看戏，还时常会把学校的同学组织起来，一群小伙伴儿，有的用木棍当枪，有的敲着铁锨板子，一个个脸上涂泥抹灰地排小戏。
在学校，姚高民最羡慕班里一个同学，他父亲在外地工作，经济条件是全班最好的，他的书包里平时总装一个拳头大的皮球，上课时候也偷偷拿在手里把玩。还有个同学，他父亲是个木匠，木匠父亲给儿子用桐木板削了个乒乓球拍，一下课他就掏出乒乓球，在教室外的木门上乒乒乓乓推打。惹得许多同学围着他们看，希望那位同学赏脸，让大家轮流玩耍。
后来，他找来一截三四寸长木棒，削尖两头，用一块二尺长的木板敲起来击打。这也是一种儿童游戏，叫“打猴”（打尜），大家可以按规则轮流玩耍。就这样，姚高民用他班长的身份团结起十多个同学，大家课余时间进行打猴比赛，彼此也落得各自的快活。
姚高民上三年级那年，教室里多了个一年级的学生，他是郭俊英老师的儿子，叫刘西仓。
当姚高民有次和刘西仓聊起当年的往事。刘西仓情不自禁地笑了，他说，“我把你叫哥哩，咱两个几十年来狗皮娃子没反正。你当时很活跃，也贪玩，爱打木猴、打排瓦（都是关中乡村儿童游戏），人脑子又灵，爱念书，还喜欢参加学校的所有义务劳动，现在想起来，还真让人嫉妒的。”
也是的，尽管姚高民家里很穷，他的潜意识里就是爱念书，也喜欢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只要是学校里的事情，老师安排的事情，他都会竭力干到最好。他家离学校非常近，当别的同学到学校时，他已把黑板擦得黑光黑光，将教室里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有几次他嫌同学们笑话他，还是趁天黑一个人去学校打扫卫生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嗜好，就是每学期开学前一天，他总喜欢偷偷地翻过学校低矮的土墙，认真地打扫完教室内外，再在学校里转上几圈。他觉得，那才是自己一学期的开始，是每学期最惬意的一天。
很快地，姚高民在全校老师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那时候，最让人揪心的就是个“穷”字
桥上堡地处凤凰山东麓，无论向东向南，都是向外伸展的一马平川的农田村庄。平整而肥沃的土地上，猛一看就是打粮食的富裕地方。可这里极度缺水，全村老百姓靠天吃饭，富平其它地方一年秋麦两料的收成，到了北陵村只能广种薄收，要么小麦、油菜，要么红薯、豆类，一年仅种一料庄稼。
那时候，最让人揪心的就是个“穷”字。新中国刚成立十几年，期间又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大食堂、炼钢铁等一系列运动，尤其1961年前后那场自然灾害，几乎剥去了社会上的所有富余。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整个社会都穷，空气里很难闻到一丝丝哪怕是炒葱花的油香。老百姓下地干活挣的是工分，地里打不下粮食，大家家猪不嫌老鸹黑，都是清一色地吃不饱，穿不暖。
守着那点硝薄旱田根本糊不了口，村里人被迫地将眼睛瞄向了村外的凤凰山。大家靠山吃山，凭借上凤凰山开山采石维持生计，有条件的在山上石头窝子，大多人要么在山上做工，挥锤打钎，要么来回拉运石料。这几乎成了北陵人最依赖的经济来源。几年下来，各家各户的经济条件逐渐得到改善，也经常赢得周边村堡人的羡慕。可是人常说，“别看贼得逞，要看贼挨打”，北陵人上山采石，出的是牛马力，冒的是生命险，几乎每年都有因石头窝子塌方，或者拉石头翻车发生伤亡事故。每每想来，总令人不寒而栗。后来，那些散布凤凰山的石头窝子，被环境保护和文物管理部门彻底关停。
一个“穷”字常年笼罩着姚家，压得一家人气喘吁吁，偏又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