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学员
到贤是富平县东部的一个小镇。据说，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从秦都归晋时曾路过此地，而且有故事流传至今，才有了“到贤”这个名字。这里虽说是街道，其实就是典型的农村。
姚高民上初中那年，全国上下都在批林批孔，以前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四类分子又被迫地站在了批斗台上。这时候，不但姚高民的父亲被人押着陪斗，远在四十里之外的到贤公社，也有人跟着遭殃。
雷家书香门第，浓郁的教育氛围
1965年，与姚高民结为伉俪的雷迎春就出生在此。到贤生，到贤长，她是地地道道的到贤人。她家里没有男孩，就她姊妹三个，自己又是老大，当时家里主要工作就落到她肩上，她很小的时候，几乎把家里能干的农活都干遍了。
雷迎春小时候主要生活在农村。当时，她的父母都没在家。
她的父亲雷尚学是正儿八经的老牌大学生。他1960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在校属于高材生，又是热血青年，积极分子。1963年毕业考上了研究生，由于家庭成分问题没能通过政审。1964年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的中国重汽。人到了东北，那边又顾虑他的家庭有阴影，不安排他上班。几经周折，他阴差阳错地进了齐齐哈尔市下辖的富拉尔基区第四中学。
在富拉尔基区四中，他教地理，也教体育、音乐，教美术、历史甚至俄语，可以说，他在东北工作期间，几乎把学校开设的科目都教过。在那边待了十多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父母得以平反，他们头上的大帽子也随之摘掉了。他也在东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前后，雷尚学从大东北调回大西北，在位于庄里镇的陕压厂子弟学校任教，这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退休。他在陕压子校多年，起初教地理，他凭借自己的成绩和荣誉，也从一名普通教师晋升为全省地理特级教师，也从一名普通教师干到副校长。
而让大家最为敬重的，并不是雷老一生背井离乡扎根大东北，而是另外两件非比寻常的壮举。一个是他在舌耕杏坛培育学子之余，先后撰写了310万字的教学论文，其中大部分国家及省级教育部门专业刊物发表。另一件是，老人退休早，工资偏低，临终时却拿出1万元上交党费。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母亲李志贤，在宫里公社大樊大队一所小学教书。她最早在美原中学上学，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仅名列前茅，还一直担任学校共青团支部委员。无奈的是，她父亲解放前当过保长，她受到家庭成分的影响，尽管成绩很好，还是被迫回到农村。大队干部觉得李志贤是个人才，便让她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不久又去宫里公社的董村、南陵、北陵等学校，从此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
李志贤在大樊学校工作的时间很长，迎春小时候一直跟着母亲，在大樊村一直长到七岁。
迎春上小学后，母亲回了到贤小学，她又随母亲在到贤上学。期间，她母亲因为教书十分优秀，她还被学校委派去渭南师范专科学校进修。
母亲做过28年乡村教师，当年还受邀参加过渭南市千人教师表彰大会。迎春记得，母亲一天到晚都是忙碌的，她为此向母亲发过牢骚，母亲说，“让你委屈点没有啥，毕竟，耽误你一会不算啥，可是耽误全班几十个学生就成了大事。”这句话她不仅永记在心，而且也时刻影响着她的工作和生活。
父亲从东北回富平，迎春母女跟着他到了陕压厂子校。母亲在小学教书，她在高中上学。母亲如今已八旬开外，她从青春芳华到耄耋之岁，真可谓桃李遍天下。
特殊年代里的人间冷暖刻在纯洁的心头
雷迎春在到贤镇上完小学和初中，高中时去了陕西压延设备厂子弟学校（当地习称“陕压子校”），高中毕业后考进陕西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建筑总公司子弟学校第一中学，就是现在的含光中学。她在学校教过八年书，随后就跟着姚高民经营大德公司。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简历其实就这么简单，是真正的简历。”其实，简单的简历背后，也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雷迎春是在学校玩大的，她对学校也有着自己的认识，也期盼着自己早一天进入学校。她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也喜欢她，可就是学校时不时就会搞运动，经常干扰她的学业。
她的家庭成分不是太好。爷爷年轻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到贤乡的一个保长，也在当地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经常为陕北护送物资，传递情报。据说当时共产党一高级将领自延安南下鄂豫皖根据地商洛山中，就是迎春的爷爷护送的。奶奶向秀，湖北郧县人，她父亲一辈早年参加哥老会，在富平辛亥反正时，和哥老会头领向紫山是一伙的。后来落户到贤西街，她兄弟参加过共产党，据说也搞过地下交通工作。
文革时期，爷爷被划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奶奶也成了历史反革命家属，都是需要接受“改造”的人。老俩口戴了好多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到贤各地游行批斗，老了老了还要遭受磨难。爷爷去世后，奶奶依然如故。老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腿脚不便，只有七八岁的迎春每天跟着她扫大街。婆孙两个拖着瘦小的身子，将街道从东头扫到西头，扫完后又要揽垃圾，尤其是包谷秆、树股子，都是迎春替奶奶一堆一堆抱到一块儿，再倒到指定地方。
特殊岁月的不幸深深刻印在她幼小而纯洁的心头，让她过早地知道了什么是人间冷暖。到贤公社革委会要求奶奶每天都要写心得体会，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奶奶大字不识，自然不会写。于是，小迎春就替她写，写了后被贴到公社门口的墙报上，等人家干部检查。
迎春上小学期间，学校还开展了一次学习“黄帅”的活动。她不知道黄帅是谁，是哪里人。后听老师说她是首都北京的一个女同学，因为在日记里写了一点对老师的建议，而被老师误会，从而遭到老师长达两个月的批判，使得全校师生对她孤立。出于无奈，黄帅把这件事写成稿件投给报社，希望报社能解开自己与老师之间的矛盾。没想到这封信让她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尽知的大人物。很短的时间里，黄帅这个名字就伴随着反潮流运动传遍大江南北，变成了人人口中交相称赞的“反潮流小英雄”。
小迎春经常和奶奶扫大街，许多同学见了她都不说话，有的同学甚至把她当成小瘟神，跟她既敢不说话，也不敢靠近。迎春也是受害者，她也有许多想不通，可她没有人家黄帅的勇气。
后来，在一次同学揭发班会后，她才发现教室四周墙壁上同学们贴的举报信，每一张都是关于她的揭发材料。正当她心生重压之际，爷爷奶奶平反了，以前和她不说话的同学突然和她套起了近乎。她想不明白，究竟是班里同学势利，还是他们的父母在背后教唆。她琢磨不透学校师生对她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这让她过早地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微妙与无奈。
雷迎春小学毕业后，在别人的羡慕和嫉妒中顺利升入初中。不久，父亲刚从那东北来，被安排到陕压子校教书。她也就成为陕压子校一名初一学生。
雷迎春的初中生活是很顺利的，六年后，也就是1983年，她顺利地考上了父亲当年所上的陕西师范大学。
抉择情感，第一次没听母亲的话
迎春出生后，母亲在大樊学校一边教书一边带娃。学校老师见她母亲辛苦，就在村子里给迎春找了个奶妈。自己上课期间，迎春主要靠奶妈照看。
奶妈每天都在生产队上工，自然而然就得由干姐照顾她。可让迎春做梦也想不到，多年以后，她的干姐竟然会和她成为妯娌，成为她的大嫂。
干姐小名叫秋娃，比迎春大十一岁。她没念几年书，十来岁就在家里帮父母干活，除了平日跟着母亲抓锅料灶，便是缝缝补补学做针线活。两人自小亲密无间，相处多年，直到1972年迎春要回到贤上学，姊妹俩才依依惜别。
自从回到到贤，一直到上大学之前，雷迎春和干姐一家人经常往来，她每年都去大樊村看望奶妈干姐一家人。
1984年春节，迎春考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母亲对她说，“你去西安上学后，你姐还经常问你的情况哩，要不你去她家看看。”迎春骑就着自行车去了大樊，干妈说秋娃姐已经嫁到北陵了，她又一路打听着去了北陵，在桥上堡见到干姐。
在干姐家，雷迎春第一次见到了姚家的大秀才姚高民。那时他已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杨凌农业专科学校教书，参加工作才有半年时间。
那天，她在干姐家吃了个饭，吃了一顿让她刻骨铭心的饭。小院里一张小石桌，周围摆着几块不成规则的石头墩子，外加两把小木凳子。一大家七八口人围在桌上，还有她这个外来的客人，可是除了一人一碗稀得能找见人影的汤面条和一馍盘发黄的玉米面馍，石桌正中仅摆了一小碟子凉拌红萝卜丝，一碟盐……
看着眼前两个人，大嫂灵机一动，何不将雷迎春说给弟弟做媳妇？
雷迎春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干姐一说到相女婿，她顿时脸红眉低，不敢胡乱开口。后来，用姚高民的话说，别人介绍的，他自己谈过的，算起来也好几个了。可他就是不清楚当时为啥就看上了迎春。
“人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或许这就是缘分吧！大家经常开玩笑，高民吹牛说，当时他已经谈了谁，谈了谁，以前谈了七个都没看上，我还说，那肯定是人家没看上你。”说到这儿，雷迎春笑了。
迎春要嫁给高民，她母亲坚决反对，理由是，“他们家太穷了，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也确实，母亲一直在这一带教书，姚家的情况她是熟悉的，在大家看来，姚家那时候真是穷根扎到了东海，根本没有翻身的可能。
为了说服迎春母亲，秋娃又亲自去了到贤，跟她的“志贤姨”讲道理。当她知道迎春母亲拒绝的原因，笑着说，“志贤姨，你甭看我们家穷，可我兄弟长得灵醒，人有出息！”
秋娃还是不能说服她，索性住在到贤，晚上睡在炕上和妹子商量大事。迎春觉得，他们家虽然穷，但肯定能够逐渐改变，而他们一家人的善良最重要。尤其干姐嫁过来后，和家里人相处得很好，并不像农村许多家庭，婆媳、姑嫂永远都是面和心不和的两张皮。姚家当时人口多，而且也受过多年迫害，但是大家互相理解，和睦相处，全家人骨子里的那份善良总让人羡慕和感动。
第二天，秋娃装着一个小纸条回到家里，塞给了兄弟。她笑着说，“我和字谁不认识谁，你看上面写的啥，给我念一念。”他从姚高民口里听到“陕西师范大学193号信箱，雷迎春”几个字，觉得自己为姚家做成了一件最伟大的事。
就这样，雷迎春第一次没听母亲的话，她执意地和高民确立了恋爱关系。
好儿媳诠释着“家和万事兴”的真谛
雷迎春经常说，她嫁到姚家以后，婆婆就成了整个家庭，或者人生路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婆婆是一个世上少有的老人，她虽然目不识丁，却通晓世间智慧，从老人身上，她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朴实无华，什么是淳厚善良。婆婆虽然是农村人，但她一点儿都不多事，从来没说过三个儿媳和四个姑娘一句闲话。
雷迎春和姚高民结婚两个多月，她就把婆婆接到西安去住。从此，婆媳俩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婆婆大字不识一个，即便“1、2、3、4、5”这些简单的数字，她也是通过图案认识的。她初到城市，在迎春的引导下，适应得很快，不长时间就和融入了西安这个大环境。
婆婆来西安时，头上戴着平绒帽子，前额上镶嵌了一只黑亮的圆纽扣，头发绾成髻子盘在脑后，上面罩一个发泡儿。她拄着一根木拐杖，上身大襟袄，下身是条大腰宽腿的大裆裤，裤腿下面打着绑带，俨然一个走亲戚的乡村老太太最传统的装扮。
一次，迎春领着婆婆逛公园，路上碰到她们学校一个同事，人家开口就热情地跟老人打招呼，还问迎春，“你婆婆今年八十几了？”迎春看着人家，惊异地说，“她才六十五，哪有八十几呀？”
老人和她们住了一段时间，迎春看见她每天梳头很麻烦，就悄声和老人商量，“妈，要不，我给你把头发剪一下，剪得和我这差不多，行不？”婆婆对她说，“行。”
剪好头发，老人照着镜子，看着儿媳妇给自己剪的齐耳短发，笑得半天合不拢嘴，原来头发一剪，居然显得那么年轻。
“妈，咱再穿上城里人的衣服，那就更年轻了。”
婆婆穿的衣服，不是黑的就是灰的，而且穿的大襟袄扣扣子很不方便，迎春又和她商量，“妈，我让人给你做件对襟衣服。”婆婆接受了。迎春又按照老人穿的裤子，给她裁了四片布料缝成裤子，裤腰还做成松紧带的，穿的时候可以不分前后，而且很方便。从此，老人就一直穿着迎春做的或者买的衣服。
婆婆的胃一直不好，老人几乎每年都要住两次医院。当时，家里只有20多平方米，家具一摆就没有了多余的空间。但是婆婆住院期间，短则一月，长则两月，家里除了迎春夫妇、孩子和婆婆，还有大嫂以及两个姐姐，包括子侄外甥们，大家经常将就着住在一起，把这2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做自己的家。由于他们家每天人来人往的，就连单位的人也笑着问她，“你家住那么多人，家里碗筷够不够？”
迎春要带孩子，上下班都是自行车，每趟四五站路程，她每天风风火火回到家，婆婆把饭做了个半成品，她就赶紧上手。吃了饭，还没顾得收拾碗筷，婆婆总会提前说，“你一天忙得，赶紧躺会儿去，让我给咱洗碗，我权当是消化哩。”
那时候流行织毛衣，迎春也买回毛线，今儿织个围巾，明儿织个手套。迎春织毛衣，婆婆也想学，有时迎春下班回来一看毛衣织坏了，就问她，“妈，你织毛衣了？”婆婆凑到她面前，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悄声说，“你走了，我织了几针，弄不了了！
向母亲骄傲地“炫富”
母亲目不识丁，可一生坎坷的经历让她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谛，她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整个家庭。她的记忆力很好，甚至能记下几十个电话号码，她有自己的大是大非，明白啥是主啥是次，知道让孩子念书才是出路，才最有前途。她对三个儿媳特别包容，没有和她们高声说过一句话。而她，作为一个农村老太太，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几乎超过大家的想象，她见什么好奇什么，好奇什么就像学会什么，以至于到了晚年，看电影、用手机、给孙子打视频电话，也成了她生活中的平常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迎春将婆婆从一个乡村老太太，演变成了周围人眼里的“机关老干部”。
一家人相处几十年，婆婆影响着迎春，她也影响婆婆，婆媳之间的关系如母女，且已胜过母女。
婆婆的善良、体贴让迎春怎么也发不出火儿。迎春看着婆婆，心里总是温暖的，即便心里有气，也根本生不起来。姚高民说起婆媳关系，不无感慨地用“绝无仅有”在赞美迎春。他动情地说，“后来，雷迎春成了我母亲的唯一，我们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物。迎春对我母亲好的态度，在我的朋友中，在我的圈子里绝对找不到第二个。”
有一次，一家人聚在姚高民那27平米的屋子里聊天。大家其乐融融，笑逐颜开，各自说着自己的知心话。
母亲坐在沙发上，迎春挨着她，几个姐姐和两个妯娌散座左右。说到高兴处，母亲拍着迎春的腿，笑着说道，“今儿，我高兴，向大家说句憋了几十年的心里话。咱这个家，几十年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这得亏我有几个好儿子，尤其是高民，不是他……”
二姐说，“你们看，看咱妈这偏心眼，你拉着儿媳妇的手，拍着儿媳妇的腿，却说你儿的五马长枪，说你儿的丰功伟绩？”
一句话逗得大家大家哄然而笑。母亲也被女儿说得不好意思，赶忙改了口，嗔怪道，“就你多事！咱家的媳妇都是女儿，我哪一天把迎春当媳妇了？”
大嫂秋娃说，“妈，我是说，要不是高民和迎春，这不敢想象我们家能发展到今天。”
接着，秋娃说了高民去曹村高中上学前的那次抉择。她说，当时父亲刚刚过世，家里穷得叮当响，出门都知道向谁去借。高民看着眼前的境况，说不念书了，要回家挣工分，要和胜民养家。最后，大家八八八九九九地劝他，给他讲道理，替他求人借钱，最终还不是挺了过来，我们还不是活出了人样儿！
想到那一幕，家里人都不不再说话，一个个几乎愣在那里。母亲望着大家，赶忙说，“秋娃，今儿高兴，咱就说高兴的，过去的难畅咱不提了。”
她赶紧向儿女们打圆场，说自己一生最不缺的是穷，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儿女们挣钱，只有挣了钱她就高兴，她就没有额外的负担。
母亲的话记在了迎春的心里。到了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她特意向姚高民说，“我想，咱这次能不能把员工工资提成现金？”
姚高民明白了迎春的意思，高兴地说，“咋不行！你是大德公司的总经理，你的决定我不反对，而且更加赞成。”当天晚上，二人将提了一皮箱现金带回家。
吃过晚饭，迎春走进母亲的卧室，高民打开皮箱，将里面的现金一股脑倒在床上。母亲看着一大堆钱，心里直嘀咕，哪来这么多的钱，他俩这是要干啥。
“妈，今晚上这些钱，你可以随便取，取了就是你的。”
“我不要，我要那干啥？”
最后，在迎春的怂恿下，老人取了一沓钱。
这一沓钱，老人直到去世时，也没舍得花。它也给全家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姚高民经常感慨地说，“迎春是我们家的大管家，家里大小事情她都是义不容辞的总指挥。”也是的，他的子侄外甥六七个，那些年条件都不很好，导致孩子考上大学的并不多，尽管如此，雷迎春还是毫不嫌弃，亲自帮扶。最终，他们要么再次进修成为某方面的专业人才，要么通过当兵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有的成了企业的高管或职员。他的兄弟姊妹们也跟随子女进城当起了市民。
这一切，若没有雷迎春的付出，几乎都是无法实现的。
日记本里的秘密，就是诉不尽的情谊
雷迎春珍藏着一个红塑料皮日记本，不大，32开的。她笑着说，“这个日记本已经陪着我几十年了，它陪着我从杨凌到陕建一中，从陕建一中到省林业厅，它随着走了许多地方。每次搬家，我都带着它，直到今天。”
雷迎春说，“高民和我生活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了，我也逐渐通过这个日记本认识了他，理解了他。”
姚高民兴奋地接过日记本，眼里透出一丝意外。他没想到，雷迎春竟然把这个日记本放在公司办公室。他仔细翻着，翻到一页，就出声读起来。
“1979年8月北陵九队队长刘养民代表生产队送来20元；
“1979年8月胜民哥送来20元，姐夫来运哥20元，姐夫记文哥20元；
“1979年10月3日，由卫国寄来5块钱，同时寄来3本书，书的价格是2块3毛钱；
“1980年元月，大姐夫张维奇10元，二姐夫张满10元；
“1980年2月16日，由卫国,寄来6块钱，4月27日，又寄来了6块钱。当时我病了，他给我寄来看病钱，同时又寄来2本书。我随后给他也寄了2本书，书费是1块8毛3分钱；
“1980年8月，我哥给我买了几件衣服，一共是20块钱；
“1980年8月28日，我哥给我7块钱，说这是我去兰州上学的路费；
“1980年10月13日，我哥寄来10块钱；
“1980年12月3日，收到了我哥寄来的10块钱……”
姚高民念着自己当年写的日记，他的思绪也从昔日与同窗友情渐渐转入兄弟间的浓浓亲情。当他念到哥哥胜民给他寄钱寄衣服时，语气忽然缓了下来，眼里也迸出了泪花，直至哽咽起来，不能自语。
雷迎春替他递上纸巾，赶紧向我们解释，“我哥已经去世十三年了，每想起他的事，心里总是百感交集，常难自抑。”姚高民多次说道，“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事情是没有带我哥逛过……”
姚高民离开父亲很早，他上高中、上大学，一直到结婚，到现在，他总是在告诫迎春，“我们一定要看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无论谁家有事，咱都要将它当自己家的一样看待，一样尽心。只要有事，大家出钱出力，各尽所能，绝对不能让家里所有人看别人的脸色。当然，我也绝不允许咱家的所有人在社会上跟人胡来，不允许不把钱当一回事！”
几十年来，姚高民几乎总处于被人帮助和帮助别人，是一个众人拾柴的过程，从当初的一角一元到而今的亿万富翁。姚高民动情地告诉说，“我十二岁时父亲就开始生病，从那时起，父亲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母亲一生身体不好，又是‘小脚老婆’，不能下地劳动。我十多岁直至1983年大学毕业这多年，都是兄弟和姐姐、生产队的社员、亲戚邻里、同学朋友们一步步、一件件、一次次地帮助，大家出钱、出物、出力，才有了我后来的学业，成就了我的事业和人生愿望。我同时也要求我的孩子和家人永远要记住这些，要把为社会做公益事业当成永远的事业去做。踏踏实实的做人，本本分分做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说白了，这也是我对当初得到众人无数帮扶后的另一种回赠，或者说补偿而已。”
也许，这就是日记本里那些秘密的答案。
大德与怀德的碰撞与融合
雷迎春是通过上学走出乡村的，她教书和从商几十年，接触的人比较多，尤其后来走出国门，和外面的朋友接触得更多。有时也会给她再来许多尴尬。
雷迎春说，她有一次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场，自己当时带的东西较多，为了节约费用，她就把大量东西做了托运，而将稍重一点东西背在身。当时，她的背包里放了两本英文版的书，过安检时，两个安检人员打开她的背包，看着里面的书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其中一个说雷迎春是个日本人，另一个则说是中国人。从他们的交流中听到了日本人的诸多优越，她心里不禁一阵难受。也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国人的看法。“中国大妈”是一个不光彩的词，“扶不起”“抢马桶盖”事件让人们经常奇怪，究竟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因此，她觉得，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最重要的途径，它能让人感知到对一个国家的认可，对一个民族的认可。教育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完成的事，不可能立竿见影就能达到超前的效果，因此，一个人从上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其最基本的素质教育一定要跟上。
崇德尚善，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终极追求。陕西大德集团自成立之初，就以“行大道，获大德”作为经营理念。姚高民谈起坚持从事慈善实业的初衷，“我的人生信条和公益情怀是‘行大道，获大德’，这是我们企业文化之一。‘大道’指的是心存阳光、正义、守法、社会进步之道，胸怀全局，胸怀天下，胸怀前人。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家，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内心深处要有一种道德标杆和责任担当。”
姚高民与雷迎春夫妇在公益路上，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对教育，对文化，对道德的理解，是知心，更是知音。而一个“德”字，在两千年前，就与富平紧密相连。
西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姬太后在富平留下许多让人感动和敬佩的故事。富平，当时还属于频阳县。频阳县西南曾为薄太后的汤沐邑，也是我国二十四孝之一的刘恒“亲尝汤药”的发生地，与此同时，太后饼、九眼莲和石冻春也随之在此诞生。薄太后去世后，汉景帝刘启遂将祖母薄太后的汤沐邑改设怀德县。
姚高民和雷迎春夫妇在准备投资家乡教育之前，也悄悄地回过多次了富平，当他们看到富平日新月异的变化后，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心。而陕西大德集团投资建设怀德中学，不能不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默契，是他们夫妇的默契，也是他们与富平县教育的默契。
姚高民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其实是完成一种夙愿。三十年，或许五十年，亦或许一百年后，他们将在自己的家里是怎样的人，在社会上又会是怎样的人，在富平又会成为怎样的人。
他希望自己今天建校拿出一个亿，再过五年又拿出一个亿，将这种事持续地做下去，而且更希望他们的子女们，也能像愚公移山一样，将他们的心愿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