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学员
常言道，亲友眼中无英雄。然而，在姚高民、雷迎春夫妇的亲友同窗们的眼中，他们既是可亲可爱的亲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当我们聆听他们说起姚高民、雷迎春夫妇时，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乡邻刘廷瑞如是说——
刘廷瑞，小名叫铁牢，是姚高民的邻居，也是他的老大哥，是与他曾经共事二十多年的老员工，今年已经七十五六，2015年才从姚高民的公司回来。
2022年6月13日，已是仲夏，晴日炎炎，我和文雄与他约好，就去他家了解情况。
刘庭瑞的家收拾得很周正，不愧为做土建的大把式，门前冬青国槐，门内一道“龙凤双福”木屏风。室内房屋简单，但很大气，让人不免轻松。老人很健谈，热情地我们都不好意思。
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款款而谈，不亦悦乎，说到兴致处，兴奋地仰头大笑，说到动情处，声音低了，语速慢了，身子情不自禁地直往前倾，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的同时，也要把自己对高民的情感也一并托出。
我叫刘廷瑞，小名铁牢，1946年生，今年76岁。我和高民是同村，也是近邻。1961年到1962年，我在大樊学校上初中，学校突然就停了课，我们还没毕业就散了伙儿。回到村里，我开始跟着别人学泥瓦匠手艺，在村里给老百姓盖房子，后来逐渐开始包工。
高民他哥叫胜民，因为家里穷，几乎没有上过学，十二三就给人干活儿，后来跟着我做工，由普通小工一直干到泥水匠，后来他也自己包活干。开山炸石后，他买了拖拉机上山拉石头，起早贪黑，没黑没明地干了好多年。他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所有活儿都压到了胜民身上。
高民的思路与常人截然不同。他大学毕业，没干几年就辞职下海了。当年，他在三原县还做过熏鸡。1995年，我就去了长安南山的大坝沟，在高民的工地以打工。后来一直跟着他，甚至还在吉尔吉斯斯坦工作了三四年。
当时，整个社会都恓惶，大家吃粮紧张，高民家因为人口多，但女娃也多，家中劳力少，吃粮就显得越发紧张，每年都是借着吃粮，打着还粮。也就是说，农业社每年分了粮食，高民父亲几乎全都还了账，然后寻思着再借。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和高民父亲出去借粮的情景。
一次，我两个路过耀县东门外，忽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人正往前走，自行车上系着的黄色挎包里掉出一个黏黄的谷面馍。这时候，一群人疯了一样去抢，庆幸的是我年轻、有力气，也离得近一点，那个馍被我抢到了手里。我两个一人吃了半个，高兴地走了几十里路回到村子。
还有一次，我两个去庄里借粮，在庄里镇东门外一户人家讨碗水喝。那家就一对老年夫妇，听口音是河南的。他知道我们要水喝，为难地说，“我们今天没水，不过锅里还有一些‘扁食’汤。”我两个当时没反应过来，不知扁食是啥，一问才知就是我们常喝的面汤。老人端来面汤，我两个一人喝了两碗，千恩万谢地走了。一路上，高民父亲和我一路走一路谝，向我发着感慨，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遍。“那碗面汤美得很！”
村里人一提起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难得高民这人，他干的事情别人想都不敢想，根本做不到。别人再有钱，却没有他那么多想法。”
刘廷味如是说——
我和高民都是桥上堡的，我1955年生年，今年68岁，几年前当过村上的主任。
高民比我小好几岁。不过，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多年来一直走得很近。他父亲姚正印，官名叫万兴，我平时叫他“叔”。那时候，他们家里娃娃多劳力少，在那个凭工分的时代，经常没有口粮，家庭情况很不好。
我们上学那阵子，刚好碰文革，一天到晚闹腾地乱乱咚咚，我念了多年书都没拿过课本，用的都是前多年的课本。高民念书好，可是家里穷，主要是他哥供他上学。
他哥最早在村里的工队当土工，跟着我铁牢哥学泥瓦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没几年，我们这里就烂了社，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一下子有了自由，开始发展家庭经济。这时候，我铁牢哥也组建了自己的工队，开始在周围村堡承包建筑活儿。那几年，胜民也早已出师，而且还是整个工队的主要把式。他们刚开始搞乡村建筑，工价也很低，给村里人盖房，1平方米房面也就十几块钱，算下来一个普通小工一天就挣1块5毛，匠工多一点，不过也就2块5毛钱。
这样过了两年，胜民也开始承包建筑活，而且责任制已经实行了好几年，老百姓几乎家家都开始翻新房屋，他们一家很快就看还清了父亲几十年来欠下的债务，过上了让许多人羡慕的好日子。
高民在外面念书、工作、办公司，他的脚步甚至走遍了世界各地，这些年也在外国干事，可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时刻念叨着我们北陵堡子，时刻想着为村里办福利，做资助。
比如说，我们村的水泥路比周围任何一个村子都修的早，我们村的太阳能路灯也是他装的，据听说当时仅仅一个路灯就值万把块，如今已经用了十五六年还好好的。当然，他后来为北陵做的事情更多。如今二三十年了，也没算过他到底给村上贡献了多少资金，干了多少事。
同窗好友由卫国如是说——
我当年和姚高民同在曹村中学上学，我俩是同桌，关系十分要好。1979年，我俩一起参加高考，高民考上兰州大学，我考上了渭南市蒲城师范学校，我上的是高中专，两年就毕业了，1981年参加工作，就在他们北陵学校教书，两三年后又被调到雷村初中，并担任学校的团委书记。再后来，我上了两年电大，毕业后依据政策，调入政府部门，在富平县基层乡镇工作。
我们同窗多年，他家的情况我也清楚。我们上学时，我家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因此又是在经济上多多少少就帮他一点。比如请他吃顿饭，给他买学习用品。当然，高民人缘好，班里许多人都帮他。我记得上学时，我们几个约定俗成，头一天大家都吃高民背的玉米面馍，然后又和他同吃大家带的麦面馍，如此直到高中毕业。而且，几个同学每次都会有意识多带两三个麦面馍，说白了就是为了让高民吃。
我参加工作后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就给他寄去10块钱，而且，我两个经常书信往来。他大学毕业那年，曾开口向我借钱，其实我当时手头也紧张，但考虑到他肯定被啥事情绊住了，就没敢向他拒绝，而是悄悄从雷村信用社贷了35块钱寄给他。我在基层工作，收入也不大，可那些年，只要高敏向我借钱，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排忧解难。
我对他的帮助也是出于多年的同窗情谊，也没有别的想法，更不会想我们彼此的事业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而让我欣慰的是，高民不单是对我好，他对许多人都好，只要有人有求于他，他几乎从未让对方失望。
那一年，我在富平县城买房，当时不到二十万元，我想着首付一部分，剩下的去银行按揭。高民知道后，他没有让我办按揭，而是替我付清了所有房款。后来，我家孩子在北京工作，我需要给娃在那里买套房，高民听说后要给我付房款。你们想，我们关系再铁，我也不能一个劲让他出力呀。我开始拒绝他，最后他问了我的情况后说，“既然是这，一半按你的意思，一半按我的意思。”而他所说的意思就是，给我出三分之一的房款，算下来也是三四十多万元。
当年，我没有经住姚高民的“蛊惑”，也辞去公职，进入大德公司，这一干不觉就是二十多年。
为什么要和他在一块共事呢？我当时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们同窗多年，知根知底，无话不说，相互之间常有帮助，我非常了解他的为人，另一个是他在外面闯荡，又是初入商界，需要信得过的人和他共打江山，而他的胆略和卓识也给我注入了信心。
姚高民经常给人说起我两个当年的交情，迫使他多年来不得不将我家的事当成自己家里的一样看待。也确实是这样，几十年来，我们作为同学同事，不仅迎风抵挡风雨，也并肩欣赏彩虹，一路走过来，早已成为患难与共的战友。而他，更是值得我敬佩和学习的人。
大学同学石欢虎如是说——
我是富平庄里镇人，当年和姚高民一年考入兰州大学，早先在……干过。后来进入大德集团，几十年时光说没就没了。不过，我们在一起，合作起来也算十分默契的。
这些年我担任集团副总经理，每天看着姚总两口废寝忘食地干事，我也被迫着兢兢业业地干好分内之事，把自己当成公司里的领导干事，不敢有丝毫马虎。
这些年来，姚总几乎所有的公益性活动，包括资助、扶贫、建校、修路等，我几乎全都参加。每次参加完活动，我就扪心自问，“为什么他愿意把自己的钱财无偿地捐赠社会，他的站位和举措有几人能懂？有人说他这是作秀，可就算是作秀，那说这话的人也可以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做一下秀么！”当今社会，大多数人手里多少都有点钱，尤其是那些从商之人，让他们拿出五千一万，拿出三万五万，不见得让他们伤筋动骨，可是他们宁可拿这钱过纸醉金迷的挥霍，也绝对不会慷慨地向社会施舍一分一文。
那些人或许并没有错，可我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们。跟着姚总干，而且能干这么多年，我看重的就是他的这种桑梓情怀，看到的就是他对社会反哺似的回报。甚至我每年也向社会，想我的家乡做一些事情，虽然出了钱物，但是我愿意，我心情舒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