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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远的外地学生，寒暑假大多不回家。即使那种学生车，也不是所有同学都能坐得起。我很幸运，除了学游泳的那个暑假，每年暑假都回，是大姐给的路费。北京站上车后，有座位、没有座位的，到了第一站丰台，也都得给上车的老弱病残，或抱孩子的让座，只要是大学生，都会这样做。回到家，脚总是肿得脱不下鞋。
回家，是最兴奋的事情，车上根本没有睡意。路上必经一小站，叫符离集，正好傍晚。那里有一种叫“符离集烧鸡”，很有名、很便宜，一只不小的鸡，就一块钱。年轻人嘴馋啊，每人来一只，三下五除二，全装进了肚子，饱得更无睡意。
到南京，也是傍晚。到了浦口站，有时候不下车，随车厢，逐节被拉到渡船上，等渡船过了江，再逐节被拉到下关车站。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两个小时。有时候下车，自己坐渡船到中山码头，步行或坐马车，到下关车站，再上车。当时，中山码头到下关，一路上还比较荒凉。有时候，到南京后，先去玄武湖，逗留几个小时，那里有露天电影，可以看到半夜，再坐别的车去上海。这样，凌晨到达上海，避免在市里寻找住宿，当天可以回家。那时候，回趟家也真不容易。
第一个暑假，最令人难忘。虽然11岁就离开家，外出求学，但是，这么长时间不回家，还是第一次。当妈妈见到我，个头蹿那么高，惊喜的眼光里闪着泪。妈妈摸着我身上的补丁，夸我：“你缝补的针脚，倒是蛮细的”。妈妈的声音，流露出她内心的惆怅和痛楚。爸爸，是一个把爱深藏于内心的人。他从不打骂，也从不高声训斥我们。每次来信，总是以“悌爱”开头。我庆幸有这样宽容的父母，他们关心我的身体，从不过问我的学习。特别是爸爸，在我中小学时，每当看到我的成绩报告单，总是说：“不要考那么好，80分够了，身体要紧。”
那年暑假，我上海城里的同学袁朴和潘荣俊，来老家玩。除了蚊子受不了，他们感到，小镇的生活，比上海市内有意思得多。小镇始建于宋，是全国知名的桥乡。四面环水，江湖河港，纵横交错，水域占三分之一。北有著名的淀山湖，西有元荡，东有火柴荡，南临马斜湖。周围小的湖泊，更是星罗棋布。我们常去镇西，元荡边的杨垛村，登上地质坐标塔，极目望去，水多地少，真是名符其实的水乡。
读高中时，因为勤工俭学，我学会了摇船。农民亲戚那里借了条木船，我们经常出镇去玩。从家的后河（寺浜），或前河（北圣浜），都可以入市河（小镇的主干河道），直奔南，穿过百婆桥、普济桥和迎祥桥，就出镇。出了小镇，到处是河荡相连的水域，任你嬉戏。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船还没有摇进小镇的港门，就起了大风。天色越来越黑，东北风越刮越大，船头被风刮向南，船不得前进，反而后退。再后退，就是浙江地界。除了我们三人，还有一个邻居小朋友，尤常青，我感到责任重大。船明明在后退，尤常青还不断地问：“小阿哥!船是不是快一点了？”，我无奈地回答：“是，快一点了。”其实，我心中一样的担心。天越来越黑，今晚不知在何处过夜。幸好，黑暗中驶来一条赶夜路的船，船上一位农民，大喊：“弟弟！顶着风摇！”一句话，提醒了我，使我顿时明白。
回到家快10点了，小镇的露天电影也刚结束，家人焦急地盼着我们。大姐和二姐，绕个小镇地打听、寻找我们，电影场的广播，也不断发布寻人消息。那天，我和上海来的两位客人，邻居的小朋友，都成了小镇的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