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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明山回到老家党家原村后，曾经试图认回自己早年送出去的亲儿子，然而，因为时间久远，中间人已经去世了，他自己几次到中间人的家里以及印象中孩子可能被送给的村子里去打听，可最终也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便只好作罢。
此时，老家党家原村的大锅饭虽然吃不饱肚子，但还不至于把人饿死，党明山还是觉得自己从四川广元回陕西老家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回到党家原村的这年9月，八岁的党永贵开始在党家原村的村办小学，也就是党家原上村村西头的小庙里上小学一年级了，村里学生不多，四个年级的学生总共就三十来个人，而老师就一个姓雷的男老师一个。因为雷老师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就只能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完课，再开始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如此循环往复。
这时，村里实行的是“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计工”和 “包吃、包衣、包医疗、包教育”为特征的大锅饭，因此，党永贵虽然吃不饱饭，但还是享受上了村里免费上学的福利，党永贵上学很认真，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当然，学校并不是所有的费用是免费，虽然学费是免的，但是每学期两元的学杂费还是需要学生家里交的。
儿子党永贵开始上小学了，入学时老师让党明山填写党永贵的入学登记表，当党明山看到登记表上的户口和成分栏目时，他才意识到如果全家要想在老家呆下去，就必须把妻子和儿子的户口从四川广元迁回来。
原来，当时打算回陕西老家时，党明山其实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的，他有意没有办理妻子杨玉珍和儿子党永贵的户口迁移手续，就是考虑到万一老家待不下去了，还可以再回到广元去。如今儿子上学填表问题，加上妻子和儿子户口不在党家原村，生产队在给自己家里发放饭票时多次提醒他早点把妻儿的户口转回来，如果年底前还不把户口迁回来，就不能给他们家继续按三个人发放饭票了。基于这种情况，党明山不得不给自己在广元县红星街的邻居也是自己曾经的工友蔡文星写了一封信，请求蔡文星帮忙办一下自己妻子杨玉珍和孩子党永贵的户口迁移手续。
后来，正是这一封党明山寄给广元红星街邻居的信，让晃秀英知道了自己儿子尧永祥在陕西的下落，晃秀英从党明山的老邻居蔡文星手里讨要到这封信的信封，然后就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好多年。再后来，长大成人的尧永杰也正是根据这个信封上的地址，最终联系上了自己的弟弟尧永祥的，此话后表。
随着大跃进、浮夸风和瞎指挥的盛行，各个生产队大放卫星的结果是生产队必须把大家生产的粮食按自己吹出来的数据大部分上交给国家，这样留给生产队的粮食就越来越少了，锅里的米汤也是一天比一天稀，社员们的肚子一个个都饿得咕咕叫。党明山也是经常饿得晚上睡不着觉。
有一天，已经是晚上半夜了，饿得睡不着觉的党明山正在炕上辗转反侧，他忽然听到院子里好像有啥动静，就悄悄地爬起身来，把房子门慢慢地开了个头能伸出去的缝隙偷看，结果发现有人偷偷地打开了前鞍房子的门锁。这时，作为生产队库房前鞍房子里正储存着生产队留存的麦种子。党明山意识到有人想趁着半夜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偷生产队保留的麦种子。党明山悄悄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看着黑暗中模糊的身影，依稀辨认出那是村里某个村干部的身影。之后，他还不止一次看到有另一个村干部也在黑夜中偷生产队库房里的麦种子。
发现村干部偷生产队麦种子的秘密后，党明山的心中开始不平衡起来。有一天，大家一起在地里上工休息期间，一起干活的人里有人发牢骚说每天吃不饱肚子还要辛苦地干活，党明山插话道：“奇地怪，咱们家里没有吃的，可人家有的人家里就有吃的哩！”
听到党明山的话里有话，有人就追问党明山说这话是啥意思，党明山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多嘴了，可是话已经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他只好把自己发现有人在夜间偷生产队库房的麦种子的事说了出来，但明确声称自己没看清是谁。
然而，生产队库房的锁又没坏，既然有人能开锁偷，队上谁有生产队库房的钥匙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这意思还不是明摆着说有生产队干部偷生产队的麦种子嘛。党明山这谝闲传传的事最终还是传到了队干部的耳朵里，队干部自然就恨上了这个多嘴多舌的党明山了。
1961初，大荔县人民委员会开会论贯彻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及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开展了以反对浮夸风、瞎指挥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生产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明确界定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各自的责权利，确立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制度上杜绝了生产大队的上级对其财产的无偿“平调”和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6月份，中央又下发了新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正式取消了曾经被认为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这不仅从制度上消除了社员间在个人分配和消费上的平均主义，而且还基本上制止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基层干部利用掌控食物分配权而多吃多占、欺压社员的现象。在取消粮食平均分配的基础上，该条例规定全国农村恢复以劳动工分为主要依据进行个人分配的制度。
也是这一年，给黄河滩朝邑、平民两公社的移民安置房盖好了，雷兆林西边厦房中间房子的移民搬进了安置房，党明山趁机把自己铺盖搬进了中间房子，这样一家人才开始睡得宽展了。
1961年9月，澄城县建制恢复了，韦庄公社又开始划归澄城县管理了。1962年 3月，澄城县开始调整所有制，此时，人民公社规模缩小为初期公社化时的17个社，取消了管理区，公共食堂解散，开始给社员分配了自留地，种蔬菜和饲料，农业生产逐步恢复。此时，上下党家原村开始分成两个生产小队，都成了独立核算单位，各个小队开始有了队长、副队长，妇女主任、会计等村干部。分队不久，党家原村每家分了自留地，每人3分地，以劳动工分为主要依据进行个人分配的制度开始在党家原村实施了。
按工分分配的制度实施后，党明山一家的日子却开始更加艰难起来，他和妻子杨玉珍这时都已经是五十来岁的老人了，而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党永贵刚叫九岁，还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家里没壮劳力，挣的工分少，家里到年底能分到的粮食自然就少了。按当时的分配制度，党明山一家每月就只能分到三十来斤的粮食，一年就分四两油。而且，按照新的分配制度，如果村民年底全家的工总分折合成钱粮抵不上生产队分的粮油，全家一年干到头就有可能倒欠生产队的钱。
其实，公共食堂刚取消的时候，公社曾经给每个大队发放过一批救济粮，由于党明山以前传的闲话得罪了自己生产队的干部，被队干部记恨着，这时，队干部就趁机找借口说党明山一家回乡时间短，没资格领救济粮，拒绝给党明山一家发放救济粮，以此来报复党明山。因此，党明山一家成了村里唯一没有领到救济粮的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逼得党明山不得不借粮度日。
为了年底不欠生产队的钱粮，多挣些工分，党明山不得不在儿子党永贵身上打主意。党永贵快乐的学习生活从此开始变的不快乐起来。从这时候起，每次放学回家吃完饭，当小学生党永贵一吃过饭就打算撒腿往学校跑时，养父党明山就会严厉地阻止他：“你到哪去？唵？”
“我到学校去。”
“先不着急去学校，先割笼草再说。”要不就是“你先拾笼粪再去学校。”党明山开始这样要求儿子党永贵。
给生产对交草或者粪都算工分，这样可以弥补家里工分的不足。二十笼草抵一工分，值二三毛钱。然而，村子周边的草几乎被人挖光了，牲口在路上拉的粪早就被早起拾粪的人或着每天扛着铁锨背着竹笼在路上像找金子一样拾粪的老汉拾走了，要完成养父交代的任务是多么艰难事情呀！
为了挖到草，年幼的党永贵只能趁生产队中午休息的时间，偷偷地在生产队的庄稼地里挖一点点草，这是生产队所不允许的。为了能拾到粪，他不得不跑到离村子比较远的大车道上去拾粪。由于担心上学迟到被老师批评，党永贵不论是割草还是拾粪，都不敢走得离村子太远，因此，他往往每天割不到多少草，拾不到多少粪，这样他几乎每天是少不了挨养父的严厉批评的或打骂的。周天学校放假时，他不得不自觉地早早起床用铁锨扛着竹笼出去拾粪。有时走得很远才能拾满一笼粪，可是拾的粪多了，他又扛不动，只好用铁锨的头挂着笼把把粪艰难地拖回村子，倒在父亲指定的粪堆上。
1962年9月，党永贵要上小学三年级了，村里的孩子大人都给孩子报名上学了，唯独党明山没有给孩子报名。党永贵大着胆子给养父说：“爸!同学都报名上学了，我也想上学！”
“那你给我说，你是想吃饭嘛还是想上学？”党明山问儿子党永贵。
“我想上学！”小永贵回答。
“想上学那你从今天起就不要吃饭了！”党明山冷冷地说道。
“那我想吃饭。”
“想吃饭的话，明天一大早就跟我拉煤去。”
这时候，党永贵才发现院子里放着一辆养父不知向谁家借的有着木车厢和橡胶轮胎的架子车。架子车又称“拉拉车”，轮胎充气，可负载千斤，比起木轮的独轮车轻巧便捷很多，便于驾驭。
大约凌晨一点钟，熟睡中的党永贵被养父从睡梦中喊醒了，他眯瞪着双眼，跟着养父走出了院子，养父双手扶着从亲戚家借的拉拉车的车把，肩上套着襻绳，车辕的根部拴着装馍的布袋子，那是父子俩一天的伙食。党永贵跟着父亲拉着的架子车来到村子东头的大车道上，黑夜中，党永贵依稀看到路旁有一辆拉拉车的车辕放在地上，有个人正坐在拉拉车的车辕上抽着烟锅，烟锅的微光在黑夜中随着抽烟的人的抽吸忽明忽暗地闪烁。看到党明山父子俩的身影，车辕上坐的人猛地吸了一口烟锅，接着把烟灰在鞋帮子上磕了一下，然后把烟锅插到腰间站了起来。
“大哥，你和永娃来了！”
听声音，党永贵知道那是堂叔党全泰。“七叔！”党永贵喊了一声。
“哎！”党全泰应了一声。党全泰在党明山伯叔弟兄中排行老七，因此，党明山让永贵喊全泰七叔。
“全泰，那就辛苦你领我走一趟！”党明山对自己堂弟说道。
“大哥，你看你说的，这又不叫个啥事，有啥辛苦的嘛！反正我屋里也要拉炭换粮，你跟着我走就行咧。”
“那好，那咱这就走！”党明山说道。
党明山知道堂弟党全泰去县北拉过煤，再把拉的煤拉到大荔换成包谷，已经换了好几次了。在这年头里，由于政府对粮食统购统销，老百姓有钱也买不到粮，但老百姓以物易粮，政府却是不严格禁止的。因此，有人发现可以用钱买不限购的煤，再把煤拉到不产煤的县换成粮食，大家利用这种曲线救急的方式可以解决大家手里有钱却买不到粮的困难，最终缓解一下全家人饥肠辘辘的肚子。而且，算起来，用煤换粮还比用钱直接买粮还划算一些，这样，澄城县家里缺粮家里有壮劳力又不怕辛苦人家就有人开始拉煤换粮了。当然，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能换到粮食的，周边的大荔县靠近黄河岸边，有水地，往往打的粮食比靠天吃饭的澄城县的粮食富余，因此，澄城县的沟南人一般都会去大荔县去换粮食。
知道堂弟党全泰换过粮，党明山特意央求堂弟带自己和儿子去拉煤换粮，实诚的党全泰自然答应了。这次拉煤当然由三十多岁的党全泰领路，党全泰一个人拉着架子车走在前面，党明山父子紧紧地拉着车跟在后面。
尽管跟着大人，走夜路还是让年少的党永贵感到有点害怕，大车道旁不远处的墓地里的大柏树上突然传来了猫头鹰阴森的叫声，这叫声让小永贵不由得心中发紧，看着黑暗中路边半人高的蒿草黑漆漆的影子，他老担心会有狼躲在蒿草后边突然向自己冲过来。
步行一路向北，经过张家城村、南酥酪村，接着到了原畔。原畔是是党家原北部的陵高原的原边，过了原畔就是茨沟。坡陡崖峭的茨沟将澄城县分为沟南和沟北两大片区域，同为澄城县的沟南和沟北两大片区，由于纬度、地势、交通便利条件以及环境的差异，在历史的演变中，形成了南北各不相同的民风，沟北相对淳朴大气而沟南则缜密纤巧，各具韵味和特征。整体上，澄城县沟壑峁塬起伏交错，交通相对闭塞，这种地理环境造就了澄城人整体上保守低调、沉稳厚重的独特生活作风。
就要下茨沟坡了，坡很长，很陡，下坡时为了防止拉拉车跑的太快而失控，必须把车辕扶起来，让车尾跐着地，通过增加摩擦力的方式起到刹车的作用。这时，党明山让儿子坐到车厢里，这样既可以让儿子省省力气，又可以进一步增加车尾的摩擦力，自己驾辕下坡也能省点力气，待到了坡底再上坡时再让儿子帮自己推车就行了。
党明山将车把扬起来，让后车跐着地，慢慢地向坡下移动，遇到坡特别陡的地方，他不得不两手紧紧地扶着车把头部，双腿弯曲，同时屁股向后坠着，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防止车子失控。车子过了毛家坡后，足足下了四五十分钟，才到了沟底的扑地河，过了桥后， 又开始上坡。
上坡时，党明山在前面拉车，小永贵在走着后边推车。小永贵猫着腰推车很累，他觉得时间过的简直太慢太慢了，自己脚已经走得疼得受不了了，还没有到拉炭的地方。不知过了多久，车子过了阿銮寨，又经过高家岭，翻过高家岭终于上到坡顶，再往北是中社。就这样，大人在前面拉着车，孩子在后面跟着，天已经快亮了，他们已经连续走了几个小时路了，还是没有到拉煤的地方，走累了又不敢吭声的小永贵心里想，这拉炭的地方莫不会真的在天边吧，怎么走了这么远这么久还没有走到呀！
架子车开始走在西北方向的路上，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达镇吉村，过了镇吉村，又开始下坑坑洼洼的长坡，下坡到河底下，再上个长坡就到了二十亩埝煤矿，这一路单趟足足有七十多里的路程。
矿区的煤堆积如山，巍然挺立的高大煤堆把拉煤的人和车子衬托的格外的渺小。党全泰熟门熟路，他带领着党明山父子拉着架子车加入到排队拉煤的架子车队伍的行列，排队等待过磅拉煤。
澄城是个产煤区，土地贫瘠，干旱少雨，作物产量较低，农闲时节，有壮劳力的人家就用架子车到煤矿上拉煤，然后拉到大荔、蒲城等周边县换粮，以补贴口粮的不足。
前面排队拉煤的车不算多，有个别人架着牲口拉着胶轮大车，大部分人还是拉着架子车。大家拉着车在歪歪斜斜的队列当中缓缓前进，慢慢向前面的大地磅上移动，过磅人把空车的重量记在纸上，用粉笔在车厢上写了一个编号，编过号的车就可以去装煤了。党明山父子跟着党全泰来到煤堆下，把车的围档安好，开始互相帮忙用铁锨一锨一锨地装煤，等车厢装满了满满的一车厢煤后，上磅称重大约一千斤。当时，煤很便宜，一百斤煤六毛二分五，付完钱后，大家把车拉离煤堆，来到坡头路边，等吃完馍，喝口水，就准备赶路了。
矿区到沟㡳河口街的下山路弯弯曲曲，坡陡且坑坑洼洼，驾重车的人必须凝神聚力，倾尽全力，扶稳车辕，使车尾部的拖圈与地面时紧时松地摩擦，稍有不慎导致车速过快，万一控制不住，一旦浪坡下去，轻者车毁人伤，重者命丧深沟。
回程依旧是党全泰打头，党明山父子在后面跟着。党全泰年轻力壮，驾车技术熟练，快步走在前面，党明山年老体弱，初次出车拉煤，驾车技术也不老练，小永贵更是身单力薄加之又没吃饱，下坡时还好，可以站在车尾帮父亲压重，可上坡时用挂绳帮父亲拉车，幼小的他又能有多少力气，于是，父子俩远远落在党全泰后面。眼看着自己的架子车落后堂弟党全泰的很远，党明山着急起来就不停地斥责养子党永贵不使劲，时不时地说：“鼓劲，你看你绳子都没撴展！”
坡陡的地方，父子俩走S型也很吃力，党全泰不得不把自己的架子车放到路边走到后边帮党明山父子推车，遇到特别陡且长的坡则必须大家一起把车一辆一辆往上盘。
车子终于出了矿区，一路上走一走歇一歇再走一走，不知又走了多久，又来到了幽深的茨沟边上，这时，党永贵早已经疲惫不堪且步履蹒跚了。大家再次休息吃点干粮喝口水后，就开始下漫长的茨沟坡了，等赶到茨沟坡底时，永贵看着陡峭又高远的上山坡路，心里直叫苦。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路边有附近村庄牵着牲口给架子车拉捎的人，他心中多么渴望能有牲口帮自家拉坡呀！
事实上，再精壮的小伙一个人也很难把一车煤拉上陡峭的茨沟坡，人太少盘车上坡也很吃力，这时大家不得不花钱雇当地人用牲口帮忙拉捎，因此，这里早就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拉捎市场。党全泰领着党明山过去找人谈好价钱后，两个拉捎人牵着自己的牛走了过来，拉捎人把牛套好，将挂钩挂到架子车襻绳的挂钩上。随着牛的主人扬起鞭子一声吆喝，牛立刻撅起尾巴，拉紧套绳，使力向坡上冲去。小永贵心里感叹有钱真是好呀，沉重的煤车被牛轻而易举地拉着上坡了，父亲只需要把好车辕就行了，而自己则跟着走就可以了，数里长的陡峭坡就这样爬上去了。
上坡后，大家继续拉车前进，回到党家原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天晚上大家把煤先放回自己家里，歇息一晚上后，第二天又是天不亮就起床把煤拉到大荔县的村庄去换粮。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将煤拉到某个熟悉的镇子上，等镇子上需要煤的人找上来谈价钱。有时着急换粮的人等不到主动询问的买家，就不得不走村串巷吆喝着寻找买家。第一次换粮，党明山他们恰好碰到家里急用煤的人家，谈好换粮的比例后，他们就把煤车拉到换煤人的家里，先是按换煤的要求把煤用笼提到换煤人家的灶膛，然后把剩余的煤卸到换煤人指定的地方。等卸完煤后，主人按约定的量把包谷装进他们携带的口袋里。一百斤煤大约能换6、7斤包谷，一车煤也就换多半口袋到一口袋包谷，拉煤换粮交易结束后，买卖双方互相道谢告别后。换完粮后，党明山父子就拉着架子车，载着辛辛苦苦换回的粮食开始返程。家里终于有粮食吃了，虽然用煤换粮的过程非常辛苦的，但好赖家里有吃的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不拉煤的日子里，割草和拾粪成了辍学在家的小永贵每天的工作任务，党明山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割多少笼草或拾多少笼粪交给生产队。
后来，由于生产队队员拉煤换粮请假的事多了起来，影响集体生产劳动，生产队就不同意队员农忙时节拉煤换粮，只有冬天到开春期间的农闲时节大家才能去拉煤换粮。
曾经有一段时间，生产队麦子收获后村里分了麦子，有的家庭里为能有更多的口粮填饱肚子，就把生产队分的麦子拉到大荔县换包谷，即用细粮换粗粮，还有的没粮食吃的人家到大荔县借包谷，等麦子收了后再给大荔人还等量的麦子。靠天吃饭的澄城人当时很羡慕大荔县范家公社的雷北大队人民的幸福生活，当时流传的一个顺囗溜是这样说的，“学大寨，赶雷北，借的包谷，还的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