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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老房墙上挂着一个大相框，长方形的，里面贴满黑白的、彩色的人像，每年过年前几天大扫除，都会把它卸下来，照片取出来，把相框玻璃擦擦晒干，再装回去，年年如此。里面莫不是我一家子，还有一些七大姑八大姨的照片，逢年过节走亲戚，来我家都要看看那些照片，认认年轻的人，感叹时光的快，感慨晚辈们长的快。
直到后来院里盖了新房，老房子也重新拾掇了一次，那个相框也就因模样沧桑，毛病太多而“下岗了”。里面的照片也因此被母亲全都放在自己搁置许久的蒲蓝里，压在她和父亲当年结婚时用杨木割的立柜中，好些年都没有看到过。
就在前一段时间，母亲不知道找什么，在立柜的蒲蓝里翻出一张我和我的堂哥小时候的照片，她拿出给我看，我拿过来反复打量，并不是我和我堂哥两个人那里不对，而是那张照片里我两背后的那个人，让我内心感到平凡亦能快乐。
那张照片是一九九四年冬日的一天早上拍摄的，照片里的柿子树又细又矮，当时每家门口平整，马路光溜，我和堂哥站在我家门口，背后的暖阳洒向整个村庄，在我家东边间隔一个邻居的门上，放了一个直径为七尺大的老蒲蓝，蒲蓝外是一捆一捆从墙上取下的金灿灿玉米棒，蒲蓝里看的不太清楚，应该是剥玉米的平口起子，还有一粒粒剥好的玉米颗粒。在大蒲蓝的旁边坐着一个妇女，毛线织的帽子下，耳边露出两条长辫子，辫子又黑又粗，体态微胖，正侧坐着剥玉米，这就是那张照片上让我打量和深思的地方。正是因为她哑巴苏妹，给我们周围的乡亲，平凡生活里添了很多是是非非，苦苦乐乐。
农历的三月初，春色刚刚展头露角，路边的杂草开始探出绿绿的头。十里八村的地里，只有一片片刚刚苏醒的麦子，伸展着懒腰，绿油油的长在一方方田间，还有一簇簇初绽放的油菜花，油菜花上落着勤劳的蜜蜂。街道上的柿子树上，落满嫩绿色的小叶，宛如夏日夜晚的萤火虫一般。各家后院的茅子（茅厕）旁的杏树、梅李树的花也都露出了粉嫩的笑脸，在为春色增添些许气氛。村外的土堆堆上，南岸渠边上，西边公墓坟上，到处都有很多的迎春花，黄黄的，可爱极了。
听老一辈人说，现在的村子是从老村迁出来的新村址，而那个老村就在我们现在住的街道后面，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常常上学、放学都是穿过老村的小路经过，还有几间残破的屋舍以及多堵断垣残壁的胡基墙。规划后的村子，一条巷子两排瓦房整整齐齐。一条至西向东的马路，路的南边有一排约六百米长的瓦房，相距对面的北面也是一排一模一样的瓦房，每家三间房，合九米宽，房子不是陕西八大怪中所讲的“房子半边盖”。屋顶是人字形的，铺的瓦都是那种青砖小瓦。院后往出托一间四四方方的灶房，这就算是一个安人的家了。每家门前栽着四棵柿子树，自我记事起，街道那两绺柿子树都在春日开花，秋日结果了。
在我们街道中间，有一间娘娘庙，每年农历三月间过会时，才能看到那座庙开门，烧香，人来人往，多得是老婆子。平日里，门上挂着一个老实的锁子，两旁的对联在时光中，破烂，褪色，却安安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