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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赖在床上不想起来上学，不知道到了学校后会不会刘静哥哥围起来打，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陈老师撵出教室，还不知道会不会被同学围观起哄。
可是不上学没有理由啊，装病？我妈肯定又给我灌苦药丸。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刘胡兰面对着铡刀还面不改色呢。我怀着就义的心情满怀悲壮地背起书包向学校义无反顾地跑去，学校门口卖糖豆的陆老太、卖炒米花糖的杨老太身边围了一群学生，还好，没有人注意我。
到了班级上课时，看着前面空荡荡的座位，我心里终于不安起来。可是，老师们继续上课、下课，同学们依然学习、玩耍，没有人来打我、也没有人来骂我……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两天，刘静来上课了，她的脑门与下巴用白色的绷带交叉缠成十字形，头顶处的绷带上还有一小块血迹，但已成黑褐色。刘静一进入教室，像凯旋的英雄般身边立即围满了同学，刘静一遍遍向同学们讲述着事情的经过，一遍遍回头看着我微笑，她原谅了我？我也赶紧配合着她笑，也一遍遍跟在刘静的描述后补充她的头是如何结实、她哥其实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打人。
我拉着刘静的手：你们看，我把刘静头都敲破了，刘静她两个哥哥也没有来找过我或是打我，因为她两个哥哥都是讲理的人，他们知道我不是故意敲的。
张儿三、继霞共同再次接纳了我与刘静，四人团结的更加紧密了，包括一起在厕所的墙壁上写骂人的话。
至今，我也没弄明白那条只有四五十米长的路怎么叫“清道口”？清道口的尽头是革命西街倾倒生活垃圾的垃圾堆；逢到革命西街有老人去世，办丧事的人家就会在清道口与垃圾堆之间清扫出席子大的一块地，地上插根柳树棍，上面用细麻绳绑着一卷黄裱纸，那是给去世的人搭的“望乡台”，据说死人的魂魄会在下葬前临时蹲在望乡台；清道口尽头左边是只有三个坑位的露天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男女之间的隔墙很低，高个子男人上公共厕所都低着头，绝不会让视线越过隔墙。但是，我在女厕所这边还是从他们露出的头顶和帽子轻易地就辨认出是谁家的爸爸、哥哥。
我们本来还可以去卫生院上厕所，但那时计划生育正如火如荼，卫生院厕所的便坑里经常可以看到或趴或浮在粪液里婴惨白儿尸体，被泡的涨鼓鼓的，有的刚成型，有的快足月。所以，我们都尽量跑到清道口的公共厕所解决内需。
我不知道张三她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红梅，以至于要把她名字写在公共厕所的墙上去，后面再加上动词与名词。
红梅家与刘三姐家住在同一个呈葫芦状的院子里，刘三姐家住在葫芦口位置，葫芦口左右各两间房，中间是过道，穿过过道是一处南北狭长的院落，葫芦底左右也各有两间房，住着红梅一家。刘三姐大概比我们小两三岁，因上面有两个哥哥又姓刘，大家看其粉雕玉琢的脸上，如黑葡萄般的眼睛滴溜溜转的灵动可爱，便忘记其原名，索性叫她刘三姐。
刘三姐可是我们的台柱子。
革命西街大大小小的女孩子有十几个，张三儿大姐明华后来做了街道幼儿园老师，经常带着她教的小朋友参加小镇“六一”儿童节汇演，后来幼儿园合并到镇幼儿园时，明华下岗后在战斗街开了一家殡仪店，售卖自己扎制的纸花圈、自己缝制的寿衣等丧葬物品。
当时才十一、二岁的明华已经显露出她的导演才华和动手能力，她将人员选定后，找出家里的破布头用毛线扎成花儿后，开始排练整场都是公主、小姐、丫鬟的戏，戏台就在她家后院临河的堤岸上。
刘三姐因面容娇美秀气，向来是扮演公主或小姐的不二人选，她戴着我贡献出来的橘黄色玻璃发卡，发卡上垂下的布扎花朵遮住她的半边脸，肩上披一条明华家的沙发巾做成的披风。
当刘三姐斜签着身子坐在明华家后门高高的台阶上时，阿娜姿态一点不输舞台上的专业演员。
我姐因有一只嫣红色的玻璃发卡有时也扮演小姐。
女孩子们少的时候，明华会因为我的贡献而让我扮演丫鬟站在刘三姐身后掐着腰侍立着，女孩子多的时候（我们那条街上的女孩确实多，年龄误差两三岁之间或同龄的分别是明华、小梅、张三儿、小四儿四姐妹，继红、继霞俩姐妹，陈明华、女娃俩姐妹，秦丫头、小玉俩姐妹，魏宝林、魏宝霞姐妹俩，刘静、小妮二、刘三姐、葛红霞、金花，当然还有我姐妹俩），我则坐在旁边的青石板上充当观众拍掌。
春阳暖暖的晒着，晒的浑身开始发痒。演出结束后，大家沿着堤案的青石板一字排开坐着，张明华则坐在她家后门的台阶上依次给我们掏耳朵、捉虱子、篦虮子，在排队等待的时候，我脱下棉袄，翻起白棉布衬褂，用手扣挤着肚皮上才结的一颗疥疮痂壳。
有天午后，张三儿举着墨水瓶，由继霞造句，刘静蹲在女厕所的墙壁上写到“红梅，我X你妈！！！”我们刚学会感叹符号的用法，刘静立即活学活用，她在后面加了三个感叹号，我拍手哈哈笑着，忽然就听到有人进入公共厕所的脚步声，抬头一看竟然是红梅的母亲。
红梅的母亲看到墙壁上的字后笑骂道:“一群鬼女子，看我不打死你们！”吓的张三儿将墨水瓶塞到我手里就跑，继霞又向兔子一样已蹿出好远。
晚上到家后，我妈让我去给田姨道歉，红梅的母亲姓田。我扭捏着身子不肯去，我爸眼睛一瞪:“你看你，有女孩子的样啊？你看人家红梅，一天到晚在家里带红云，也不出去疯。”红云是红梅的妹妹，还穿着开裆裤。
我妈端着几个蒸好的韭菜盒子，在我后面推搡着，到马路对面大院的红梅家里去。
红梅正坐在家门口，看到我妈手里的韭菜盒子接了过来:“谢谢夏姨！”她扭头向屋内喊着:“妈，夏姨来了，还端了韭菜盒子。”
我妈进屋前回头叮嘱我:“你与红梅玩玩。”
红梅握住手，用大拇指内下侧擦了擦鼻子，又把嘴角向下撇着伸缩了两下鼻孔，一边对我笑着一边答应我妈:“好！夏姨，你屋里坐。”
红梅将我引到她的房间，实际上是在狭长堂屋最南边临窗的地方摆了一张床，中间用布帘子隔开，也自成一天地。 临窗摆了一张斑驳的红漆书桌，桌正中一个圆形的铁丝框镜子，边缘处后面涂的水银已花，露出指甲大的透明玻璃原色。
我想那应该是红梅父母结婚时的镜子。那时的东西耐用，也矜贵。
红梅让我坐在床上，她打开抽屉，拿出了一瓶指甲油，说:“我给你涂指甲吧？”我伸出手，她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火柴棒在近干涸的指甲油瓶里刮，然后淘出一粒粘稠的大红指甲油涂到我的大拇指上。我问她哪里来的指甲油，她说她姑姑给她的。
她姑姑我认得，纤细的个子又高又挺拔，头顶上盘着当时流行的苏联风格的两根发辫，眼角处还有一粒美人痣。红梅姑姑随军后不常回来。
我看着那近乎用完的指甲油，想她难怪不与我们玩，原来她自己在家涂指甲油啊，莫不是这个原因引起张三儿她们要骂她？那时小镇上还没有人涂指甲油呢，那次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指甲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过红梅涂有红指甲啊，也许我平时不注意她呢，尽管两家大院只隔了一条马路，尽管我与她都在五年级一班。我估计她涂了也不好看，她的手掌小、手指短且颜色暗黄，整只手皮肤粗糙，不像其他女孩子的手白葱似的水嫩润滑。
红梅的母亲那时还在菜队种蔬菜挣工分，她父亲在公路站上班，家里烧饭与浆洗的事情全落在她身上，她还要带妹妹，她哥哥每天放学回家只负责拿把秃扫帚扫院子、倒煤灰。
多年以后，当我终于明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越来越不愿与外人打交道时，就在家把衣服、鞋子按三原过渡色挂着摆放，把家里地板擦的纤尘不染，种花插花读书喝茶自得其乐。我明白了红梅的童年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无聊，她在她的天地里快乐着、美丽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