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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常怀疑陈老师是不是老花眼了？
因为我班除了两个男大队长徐建军、付世雨外，还有一个女大队长张晓凤与朱小燕、陈丽、陈萍三个女中队长，徐建军因个子太高坐在第二排右角的位置，张晓凤坐在第一排正中间，付世雨与三个中队长以及我都坐在第四排的最佳位置。
我常想我何德何能能坐在那么好的位置？肯定是陈老师老眼昏花，你看：她居然还选我参加“六一儿童节”汇演，而且还要参加两个节目，一个是歌舞，《二月里来》作为开场舞主要反映农人春耕景象，另一个还是歌舞，《尼罗河的歌声》则作为压轴戏反映人们庆祝丰收时的喜悦。
演出前，我们照例要在小镇主要街道举行游行以造声势。
沿街居民、商铺里的营业员、工厂里的工人都被喧天的锣鼓声吸引出来，站在街道两侧看游行队伍，并在游行队伍里辨认着自家的孩子。
当快经过父亲单位门口时，我老远就看到高高瘦瘦的父亲站在人群里，于是拼命挥动着手里的花折扇想引起父亲的注意，我所在的演出方阵已经走到父亲跟前，父亲依然没有认出我，他热切的眼神从我头上划过，并且努力地在队伍里寻找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女儿。
我想，父亲没有认出我，是因为我的演出服已经超出了平时他对我的映像。
实际上，那天我穿的还是母亲给我做的白衬衫、海军蓝裤子，这身衣服几乎是我们每个学生的标配，逢到活动都要求穿这身标配。那天只不过裤脚边被陈老师贴上了三条玫红色的花边，我的腰里还扎了一条粉红色的枕巾作为围裙，另外我一直留的齐耳短发，那天也被扎了两个冲天辫儿，冲天辫儿上面还各绑着一朵硕大的玫红色纸扎花，连一向爱插在口袋里的双手也按要求一手叉腰、一手随着鼓点上下挥舞花折扇，更何况我还画了眉毛、擦了胭脂、涂了口红呢。
小镇电影院刚好落成，我们那天的演出就在电影院。演完第一出节目后，我们到后台的化妆间换服装与妆容，准备着最后的压轴演出。
《尼罗河的歌声》主要展示丰收景象，异域的丰收。为了展示尼罗河畔的金色阳光，陈老师让我们演出的同学准备与张晓凤一样的服装:粉红面料上竖织着一行行金丝线，娃娃领上绣着团团的绿色、黄色、红色花朵，银色的扣子在挺括的面料上熠熠生辉。
你们无法想象当年的张晓凤在主席台上穿着这件上衣打撇子指挥我们唱歌时是多么的飒爽！
红梅也有一件与张晓凤一模一样的上衣，幸好她不参加节目表演。
我立即找红梅借衣服，同时把母亲从市内舅爷家带回来用红色玻璃纸包的水果糖偷出来送给她。
红梅剥开玻璃糖纸对着光照着：“你看你看，都是红的哎。”
我连连点头小声地附和道：“是呢呀，连树叶都是红的”，我一改往日大大咧咧的说话习惯，生怕破坏了她此时的兴致。
眼看着快到“六一儿童节”了，我在门口等着红梅一起上学，再次向她确认借衣服的事情。
红梅用手撩起搭在额头上的碎发：“我这头发真多，烦死了，你看看，我将头发里面掏空了剪短，还是长出来了。”我凑近她头发装着很仔细的样子扒开看看，果然长头发下面压着一撮撮短发茬：“你头发这么好，怎么剪了呢？我想留长头发我妈还不让我留呢……这几天怎么没见你穿那件粉红色上衣啊？”
红梅将书包递给我，然后将发圈捋下来重新绑头发：“衣服被陈萍借去了呀。”
我傻眼了，同时也急眼了：“我先前就找你借了啊？！”红梅接过书包：“我也没答应借你啊。”然后她说本来是打算借给我的，但陈萍是翁老师的女儿，她没办法拒绝。
看着我失望的表情，她安慰我她表妹田桃还有一件，当时她姑姑分别给她及田桃买了同样的衣服。
我立即央求她将田桃那件借给我，并保证不会弄脏、弄破衣服。
这次，红梅满口答应了下来。我安心地每天晚上放学后不再跟着她回家，而是留在教室里排演。
“六一儿童节”的头天晚上，我放学后约红梅一起去她姑姑家找田桃拿衣服，她像想起来似的喊道:“哎呀哎呀，看我都忘了，田桃那件我已经借给朱静裕了。”朱静裕是小镇卫生院院长的女儿。
现在，想起来我自卑的很大原因是儿时常受母亲的降维打击。当我看到我妈给我姐买大红大绿的衣服而给我买海军蓝、绿军衣服时就闹，我妈眼睛一瞪:“你有你姐皮肤白啊？！你有你姐头发黑啊？！你有你姐眼睛大啊？！”我相形惭秽，只好乖乖地夏穿蓝裤子白褂子、冬穿蓝裤子绿军褂子了。
我绞尽脑汁地把小镇上穿过粉红色衣服的女孩子排了个遍，好像小姑姑妮儿有件粉红色绣花衣服。
妮儿从大箱子里翻出那件皱巴巴的衣服，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抖抖看:也差不多，毕竟是粉红色、毕竟领子处也绣花了。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把相似的东西当做真东西。
看到其他同学已经换上簇新闪亮的衣服后，我抖抖索索地从书包里掏出妮儿的那件棉布粉红上衣。尽管头天晚上衣服已被我放在枕头下压了一夜，尽管在来学校的路上我一直用手压住书包，但当我掏出衣服后，那件衣服依然皱巴巴的，像海涛姥的脸，我穿上后使劲前后拽着、抻着，可一松手，衣服又皱巴巴的贴在身上。
陈老师进来为我们补妆，看到我穿的衣服后，眉毛一挑气愤地问:“让你来演叫花子哩？！”
陈老师气愤地一把将我扯到她跟前，并将我的上衣剥掉扔在化妆桌上。
陈老师先用粉扑在我的脸上扑底粉，然后用铅笔在我的眉毛处用力地画着，有点疼，但是我不敢动。陈老师又用一只手掌根部沾上另一只手心里早已揉开的胭脂涂抹到我的脸颊与嘴唇上。
演出结束后一直到晚上睡觉前，我的下巴轻抬着，怕把胭脂噌到衣领上，我的嘴巴保持着微张的状态，怕不小心把胭脂吃下肚。
多年以后想着那天舞台上的我应该特别“出彩”:九个人的集体歌舞表演里，唯有我的衣服与另外八名演员不同。陈老师给我们补好妆后，就满电影院里找粉红色衣服，终于看到李玲穿了一件簇新的粉红色的确良褂子，于是找她借来给我穿。当时我里面穿了一件黑色绣紫色小雏菊的尼龙打底衫，外面罩了一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衫，放到现在是引领时尚与潮流的叠穿风格，搁在那时叫“老拃皮”（形容土的掉渣），因为那时的人们在穿着上普遍存在共性。
中午演出结束后，我跑回家看镜中的自己，舍不得把妆洗去，于是端着一碗饭跑到对面红梅院里去吃。
红梅与他哥春林也在院里吃饭，春林看到我，又扭头看看红梅说:“都说你俩长的像，这一化妆就不像了。”我挑起一根白菜叶送到张大的嘴里故意问:“哪儿不像了？”春林放下碗咂咂嘴:“化妆好看点了。”红梅瞪了她哥一眼轻蔑地说:“流氓！”我羞惭地低下头吃饭，好像觉得流氓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被流氓多看了一眼。
被骂成“流氓”的春林，气急败坏地跳起来用筷子在红梅头上敲了一下:“说谁流氓？！”红梅扭头朝堂屋喊道:“爸，我哥又打我。”
吓的我赶紧端起碗就往葫芦口跑，因为我曾看见过春林他爸打春林时是拿着一截木棒直接砸下去，而不是用一截树枝或竹棍来抽打，原因也是红梅找她爸告状说春林欺负她。那次，那截木棒只差那么一点点就砸在春林的腿上，春林在看到他爸扔出木棒的那刻早已飞奔出院门，落下的木棒把地面砸了个浅浅的坑。
我端着碗又去隔壁院里找葛红霞一起吃饭，继续展示我化过妆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