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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到这里，我曾仔细梳理过我与红梅怎么就走到了一起呢？一条革命西街的女孩子多了，我与红梅俩个人除了性子都“肉（慢）”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共同爱好。
我想我们那时不懂什么叫共同爱好，只不过是在考上初中后又凑巧分在一个班级里罢了。
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我那届毕业班只有一个班级，只有四十多人，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五十，一部分同学选择留级复读，还有几个到附近的乡下中学去读初中，例如凤台中学与土城中学，后来她们的父母找关系陆陆续续地转回到街上上初中，那几乎是初二年级以后的事情了。
上了初中后需要上早晚自习，我与红梅俩家不但住在门对门（虽然是大院门），而且又在一个班级，自然而然地结伴而行了。
在八十年代中期，在性别模糊的人群里，如果一个女孩穿着一套女式干部军装无疑是吸人眼球的，这标志着你家有位在部队混的不错的近亲。
大表哥应我姐的要求从部队寄了一套女式干部军装回来，上装是西装领、瘦腰身的军绿色，下装是海军蓝的百褶齐膝裙。我姐几乎每天都要穿上，我只能在她脱下的时候试试，上装穿着刚好，裙腰实在太大需要用手拎着才不至于滑下。
我终于在我姐穿腻也嫌小的时候拣过来穿，我到初一下学期末的时候，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都直线上升，可惜那件上装在我身上有点短促了。
当时班里有几个女孩子已经来了“身上”，红梅看到我每月有那么几天鬼鬼祟祟地上厕所后问我是不是“那个”来了，我低下头不敢吭声，她装着不在意的样子说:“我妈说我要到十八岁以后才来，来早了不好。”
我符合道：是呀，是呀，来早了确实不好，再也不敢穿裙子了，再也不敢猴蹦马跳了，尤其是那几天身上一股血腥味让人受不了。
我问道：“你闻到我身上有味道吗？”
也许是发育太早的缘故，我羡慕禁欲系的平板身材，一直到现在。
红梅的姑父也给她寄了一件女式干部军装，虽然只有上装，她穿着有点肥大，但她那件上装军绿的多纯正啊，我的这件肩部已经有点泛黄。
再一次听到红梅用手收拢着腰身抱怨军装宽大时，我提议我们俩换着穿，互换后，她穿我的正合身，我穿她的也正好，皆大欢喜。
第二天中午吃过饭，我找红梅一起去学校，刚走到她家门口，就听到她母亲田姨在堂屋内的说话声:“你就傻呢，听她骗，她用一件旧衣服换你一件新衣服。”
我愣了一下，把衣服脱下站在门外喊道:“红梅，收拾好呢？”
红梅应声从房间里走出来，手心里捧着一小撮面粉。她两只手心互相轻压一下，然后在脸上慢慢涂抹，最后站在我面前问:“脸白啊？涂开了没有？”
我仔细看看，是比以前白了，而且皮肤也细腻了。
我好奇地问她涂了什么，她得意地一笑:“四合一洗面粉。”我有点听不懂:“啥粉？”
她领我到她书桌前，拿起一圆形纸盒，打开后一股幽香，我悄悄地咽了一下口水。
我把衣服递给红梅:“我妈让我把衣服还给你。”实际上，我妈压根没有发现我的上衣与以前的不一样，就像她没有发现我长高长胖了，没有发现我所有的衣服都变小变短了。
一个女孩的长大，意味着她与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女人与母亲长的越来越像，标志着她已经衰老。
我没有告诉母亲我也想要一盒四合一洗面粉。晚上等家人都睡着后，我拱在蚊帐里准备化妆，蚊帐里放了一小碗面粉、一团棉花、一面镜子。我用棉花沾上面粉涂抹在我的脸、颈、胳膊，以及一切裸露在外的皮肤，又偷偷下床取来我姐的口红涂抹在嘴唇上，当我坐在蚊帐里照镜子时，我不敢相信镜里那个唇红面白的人就是自己。
我喜欢那粉擦在脸上产生的一种长大的感觉:惊奇里带着美妙。这种感觉超过了“身上”带来的惶恐与困惑。
小镇也随着我青春期的到来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小镇隔一天一个集，乡下人家把家里种养的粮食与鸡禽挑到集上卖，乡下的女孩子还会把栀子花、月季花、金银花摘下来放到提筐里沿街叫卖，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遇到山里人在集市上卖兰花。
当时的集市主要集中在医院大门向北延伸到公路的一条马路上。马路两边鳞次栉比地分布着供销社的各个门市、国营理发店、大集体商店和饭店，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农机厂在那条马路的中间位置。
放学后，我经常去农机厂找父亲，说是想等他下班后一起回家吃中饭，实际上是想问父亲要个一毛、两毛的零用钱在集市上买个糍粑、莲蓬什么的坐在供销社布匹门市部的南山墙根，边吃边听说书边等父亲下班。
说书先生与剃头匠们都在南墙根摆摊，赶集的农人把东西卖了后图便宜自在就来南墙根剃头刮胡子。
剃头匠们都是挑担子来的，担子的一头放着煤炉烧热水，另一头放着洋瓷盆子等工具。热气腾腾的毛巾往脸上一捂，农人们半躺着一边让剃头匠刮脸一边听说书先生说书。
那说书先生与我们在电影里看的老学究一模一样，留着山羊胡须，穿着蓝棉布长衫，戴着茶色的圆形眼镜，不同的是说书先生没有像老学究那样手里捧本线装书。说书先生站在四根细长竹棍撑起来的鼓面前，一手捏着根小鼓锤，另一只手中间的三根手指分别夹着两个半月型的铜片，随着鼓点的起落、铜片的撞击，说书先生开始说起穆桂英挂帅选段，遇到精彩处，下班路过的父亲也会等着那段说完再喊我一起回家吃中饭，每天吃中饭的时候还可以听收音机里刘兰芳说的《岳飞传》。但我却觉得收音机里的刘兰芳少了街头说书的红尘氤氲气氛。
后来供销社布匹门市部的南山墙对面修了一座公共厕所，公共厕所的北面临街处修了一座变电房，剃头匠们被赶到北边供销社生产物资部那里摆摊。我去过几次没有看到说书先生，想来那说书的老先生年龄大了又后继无人，说书这个行业在我上初一后彻底消失在小镇的历史进程中。
变电房旁边又盖了一小间铁皮房子，田姨与才搬到街上的胡姨一起开起了杂货店。
上初一时，红梅母亲田姨已经不用再去菜队上工挣工分了，胡姨的老公在电管所上班后，胡姨一家也从乡下搬到我们那个大院。
铁皮房子太小，仅有一个靠墙的货架上摆着黄金叶大前门香烟、中华牙膏、上海香皂、火柴、棉线手套、解放鞋、卫生纸等日用品，临街的窗下摆着张收银桌子，桌子与货架的北边摆了张床，可坐可休息。杂货摊有很多货物都存放在隔壁的变电房里。
红梅有天约我与她一起去杂货店睡，说是变电房被人撬开，丢了几条香烟与几双解放鞋鞋，杂货店需要看了。
我好奇地问：“怎么不让你哥去守店？”看店我觉得应该让男孩子去。
红梅擦了擦嘴角:“我妈让我来看，我爸怕我哥正好趁着在外面睡的机会学坏了。”
我心里暗自窃喜，也正好可以摆脱在父母眼皮下的生活了。我觉得，精神和肉体必须要统一。
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我们分别在家洗漱后就去杂货店。铁皮房子小的让人压抑，临街有点声音就听的清楚，睡不着的晚上，红梅就在床那头用腿碰碰我的腿悄声问:“你有没有喜欢的男孩？”
“啊……”我有点意外，就如她忽然问起“那个”的事情一样。
我把被子向上拉起盖住嘴唇，含糊地问“你喜欢谁呢？” 她在床那头也迟疑着“嗯……没有。”我坐了起来靠在货架上，红梅看我起来也从被窝里坐了起来。我问她:“好好的，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她的脸在烛光下越发红润:“就是睡不着问问……你喜欢谁？”我把同院的、同街道的、同班级的男孩子迅速地在大脑里过了一遍，有点犹豫不决。
红梅鼓励我:“没事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问她:“真的？！”她用力点点头:“谁要是告诉别人，就X她妈！”这句是最狠的赌咒发誓了。
我还有点犹豫:“你喜欢谁？你告诉了我，我就告诉你。”说完，我也像她那样发誓:“谁告诉别人，就X她妈！”
红梅害羞地低下头:“我喜欢立志……”她的声音小的我几乎听不见了。
我有点惊讶:“立志啊……”我在心里盘算一下问:“我要叫你几妈？”我父亲堂兄弟十二个，除了前五位，后面的七个我总是分不清排序，堂叔立志、老闷儿都与我同班同学，最小的两个堂叔比我弟还小，所以我直接叫他们名字。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红梅会喜欢我堂叔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