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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初夏收麦与插秧季，学校会放一个星期的农忙假。
放假前，汪老师安排我与艾玲看护她家厨房隔壁的女生宿舍，另外安排曾彩与红梅看护她家东边的女生宿舍。我们班有两个女生宿舍。
第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的外间、艾玲又叫上敬平在宿舍里间睡，一夜无话，是我与她俩一夜无话，她俩在里间叽叽咕咕不知说到什么时候。
第二天晚上，曾彩路过我家门口时叫上了我，她欲言又止了半天说:“你今晚到我们那个宿舍睡吧，今晚叫上平凡，咱们四个继续打牌。”
打牌结束后，曾彩与平凡在里间睡，我与红梅头靠头地睡在外间。
我与红梅在黑暗的宿舍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红梅突然说:“我妈让我不要喜欢立志里。”我惊讶地抬起头:“你妈怎么知道？”
红梅继续说:“我妈说立志家才从农村上来，不是商品粮。” 黑暗中，我看不清红梅的表情，只听到她临睡前慵懒的话，仿佛在说着与她不相干的另外一个人的事情。
前段时间，母亲经常领我到市内四里棚去，母亲轻晃着我的手让我给一个老爷爷喊舅姥爷。
舅姥爷一个人住在四里棚一个大宅院里，他只住了朝南的三间高大房子里，其余的房间租了出去。舅姥爷以收购废品为生，院子里却收拾的整整齐齐，青砖铺的院子中央砌了个花坛，种了很多的花草，四周还摆了不少清清爽爽的盆栽花。
我们去的时候，盆栽的几棵桔子树正开花，白色的小花隐藏在绸绿蜡质树叶下面，只闻花香不见其花。造型各异的梅花盆景，舅姥爷说那是重瓣的绿梅与朱砂梅，我想像不出花开的样子。盆景下面的空地里开着一簇簇紫色镶白边的花，花芯又呈黑色，舅姥爷说那叫落阳草，一到晚上太阳落山时，这花就闭合了。 舅姥爷看我每次告辞的时候都在花草之间留恋不舍，遂送了一盆桔子树、一棵黄玫瑰、几棵落阳草，他用三轮车将我们送到车站挥挥手说:“有空就来走走。”
可是我再也没有去过舅姥爷家。偶尔，我会想起那些梅花开的时候是否冷香依旧？那些花坛旁边的青砖上苔藓是否还厚绿如初？
母亲与我没有再去的原因是舅姥爷不肯帮我母亲的忙。 母亲于1969年从罗山县的一个小乡村里嫁给了父亲，结婚后在父亲的工厂里做临时工，后来又转到大集体食品厂任主任，但因为是农村户口一直不能转正。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返城的人流，城镇户口政策有所松动，只要符合政策的都可以安上城镇户口。
我外婆在嫁给外公前曾经有过一次婚史，她的第一任丈夫据说在市内开了个点心铺，后来外婆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外婆改嫁给外公后生了我母亲与俩舅舅。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外婆去世，听说，她娘家唯一的亲人只有住在四里棚的舅姥爷。
母亲提着礼品去找舅姥爷，想让舅姥爷证明母亲是外婆与前任丈夫生的女儿，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解决农村户口问题，说不定还能落户市内。
舅姥爷却认为母亲这样的行为有违做人的道义，谁能为了一个所谓的城镇户口做出叛祖离宗让人背后戳脊梁骨的事情？
母亲在尝试过很多方法而依然无法转为城镇户口时，心里怨气日渐长满。当她听说红梅一家已经转成城镇户口时，在家里愤愤不平道:“田兰儿（红梅母亲）前几年还在菜队种田，才来街上不到三年，现在竟然转了户口。”遂又骂父亲:“都是你，也不找找人，平时你喊人到家里喝酒，这个镇长那个主任、所长的喝了你多少酒？吃了你多少饭？你现在怎么不去找他们帮忙？” 耿直而又不善言辞的母亲最大特点就是将外部冲突转变为家庭内部矛盾。
而从小就喜欢戏剧的父亲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把朋友定位在有共同语言互相帮忙而不是相互利用的位置上。 被揭了短的父亲恼羞成怒地一脚把椅子踢翻:“我要是找了个街上的，现在操这心？！”
母亲奚笑道:“就凭你爸是个右派、反革命还想找街上人？”母亲又将冲突转变为她老夏家的矛盾:“田兰儿还不是靠红梅的姑父才把户口转的？要是承德也转业回来，我的户口不用我张嘴，承德就帮我办了。”她又不服气地碎碎念:“承德比红梅姑父硬真。”
红梅的姑父在部队里是团长，而我母亲的侄儿承德是某军区独立团团长。红梅姑父一转业回来就在县委组织部任部长，可是我们的承德同志早已存着扎根边防城市丹东的意念，一直到全军进行大裁军时，大表哥就地转业到丹东市公安局，也没有回家乡来帮扶想沾他光的那些亲人。
红梅给我说她母亲不同意的那段话我不奇怪，奇怪的是她母亲怎么就知道她喜欢立志呢？
实际上，以我四爷的精明，怎么可能不在城镇户口上动心思？更何况他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而是受他右派大哥的牵连居家被迫返回老戴家的根基地关湾。
那时候，稍有点门路的人都在悄悄地办理城镇户口，怕张扬出去被人“抵”，四爷一家在回小镇时就落实了城镇户口。市委张专员在文革时期下放到关湾在四爷家搭伙，更没少受四爷庇护，所以在四爷的户口以及孩子入伍、安置工作等问题上，只要四爷张口，张专员立即接住从来没有让那些话掉落到地上。
我想告诉红梅立志已是城镇户口，但又不敢说，生怕她告诉她母亲后，她母亲田姨再给胡姨说，或是给其他也想办理城镇户口的人说，说不定四爷一家的城镇户口很有可能就被她们“抵”掉，毕竟四奶娘家与我母亲娘家都在一个村里，更何况孩子的户口性质随母亲走。
红梅哥哥初中毕业后依靠他姑父的关系进了麻纺厂成为一名正式工，同年，我姐姐也去了麻纺厂做临时工。
我姐姐去麻纺厂靠幺姑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