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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这部小说献给养育我生命成长的皖南故乡，也献给成就我人生梦想的温州第二故乡，并致敬属于你和我的青葱岁月与黄金时代……
——题记
1994年3月13日，农历甲戌年二月初二这天，原本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日子，却因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对于傅立夏来说心中似乎又多了一份期待。
多年以后，傅立夏才意识到也许“龙抬头”的传说并非迷信，科学的解释或多或少起着心理暗示的作用，鼓励一个人在困境的时候要往好的方面去思考，生活才有奔头，心中对未来才会充满希望。不管怎么说，这平常的一天却成为他人生命运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记得那天大清早，王家畈村庄上空依旧炊烟袅袅，习惯早起的乡亲们又开始新的一天忙碌。坐落在村后半山坡上石湾园中呈“丁”字形状的7间平房，在早春的清晨显得冷静而沉寂。老农傅江北绷着张脸，在厨房里摸索了一阵，往锅里放了一点清水，点燃了锅灶。不一会儿，锅中的清水开始沸腾时，他利用锅沿的锐角将一枚鸡蛋的壳敲碎，黏糊糊的蛋清裹着橙色的蛋黄滑进了锅里……接着，傅江北又重复几下同样的动作，一口气再往锅里放进了四枚蛋清裹着蛋黄的鸡蛋。
傅立夏在堂前徘徊着，当他走进厨房从灶台上端起冒着热气的盛有五枚鸡蛋的大瓷碗时，感觉眼前的父亲虽说为人马虎，但也有细心体贴的一面。他似乎有很多话要对父亲说，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他也不知道这次外出打工，等待他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境遇？假如运气好能够顺利找到一份工作的话，那就得一年半载后才能回来；如果运气不好，找不到工作，就有可能顶多只是在外面兜一圈而已，到时候还得乖乖地回家……傅立夏将自己外出打工顺利与否，归结为一切只有碰运气了。他之所以迷信运气，那是因为内心底气不足。而立之年的他勤劳肯干，种田耕地是本分，还擅长篾匠手艺，编箩编筐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除此之外，傅立夏十分爱好文学写作，曾在安徽省城一家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当然，一篇小说从手稿变成铅字，并且出现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傅立夏自己品尝，别人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是不屑的。早在1985年，23岁的傅立夏因为心中产生了立志当一个作家的梦想，故而赶上第一个教师的时候，他在九都乡中心小学担任代课教师。那会儿，单纯的他希望通过代课教书的机会，自身也努力补习一下基础文化知识。客观地说，只有初中毕业的他竟然这么有上进心，成为那个年代乡村文学青年一枚，在偏远山区是不多见的。
可是事情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尽管他的篾匠技能和爱好文学的行为虽说都还比较靠谱，但到了城里就变得一无是处。在城里打工，若想如鱼得水，你首先得有一张合格的文凭，或者你必须拥有一项适应城市工作生活的专业技能，比如厨师、车工、驾驶等。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可以与城市工作生活对接的技术活，他傅立夏简直是一窍不通。半年前，也就是1993年10月寒露节气的那天，对于傅立夏来说是他人生最为至暗的时刻：8岁的瑞儿在黄石镇和平医院做小疝气手术时，因医生失职造成重大医疗事故而不幸离开了人世……身为年轻的父亲，傅立夏哪里能够承受得住这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呢？小疝气原本不属于顽疾，一般而言年幼儿比较常见，多数病例犯不着做手术，中医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即便手术治疗也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不至于要了孩子的生命，但不幸的是这起医疗事故却在傅立夏头上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人世间是没有后悔药的，傅立夏内心一边承受着巨大的悲伤，一边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事故发生后，女人杨红霞以同情的心态，或者说她担忧男人在悲痛欲绝的境遇中一时想不开，闹出个什么乱子来，只好带着他一起去了东莞。这段人生初次打工经历，多年以后每每回想起来，傅立夏心中依然感觉很不是滋味。因为女人带他去东莞只是假装无辜而已，毕竟夫妻一场，事实上她已经变了心，也不便在男人痛失亲生儿子的节骨眼上闹离婚，那样的话，即便她无所谓满不在乎，她娘家人在村里怕是扛不住乡亲们的口舌压力。杨红霞权衡利弊，只好采取拖延和敷衍的计策，她在等待适当的时机，由傅立夏渐渐死了指望夫妻和好这条心、并主动提出愿意办理离婚手续时，届时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是1993年10月下旬的一天，傅立夏经历了人生漫长的第一次长途绿皮火车的颠簸到达东莞之后，女人就一直躲躲闪闪，玩起了“失踪”。当时如果不是女人的妹妹杨青霞冒着被工厂解雇的风险，背着工厂管理人员想方设法为姐夫安排住宿，傅立夏随时就有可能落得个流浪街头的下场。傅立夏在东莞打工的时间虽然不长，前后才三个来月，但让他真正感受到了身为农民在城市打工挣钱，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既万般艰辛无奈又处处充满着竞争和挑战。同时，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短板，比如文凭、驾驶技术和相关工厂工作经验，他几乎都等于零。
然而，即便打工这条道路充满着艰难坎坷，傅立夏还得要出去闯一闯，而且似乎是唯一的出路，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女人与他10年的婚姻如今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双方只差在离婚证上签个名字的手续罢了。他如果不外出打拼，依然守在石湾园几间平房，未来必然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他还年轻，才三十刚出头，总不能此生就这样在石湾园混日子吧？再说了，九都乡年轻人外出打工成风，电视里报道打工与春运的新闻时，画面里满屏人潮涌动……既然有那么多民工在外面打工都混得有模有样，他傅立夏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重新出征的机会呢？
傅立夏从小身材瘦弱单薄，一米六八的个头也不算矮，但体重才勉强50公斤，就是这么一个瘦弱的年轻人，硬是在1988年26岁时白手起家，在石湾园中建起了三间平房。傅立夏不畏艰辛自立自强的精神在王家畈村，甚至上塘周边村庄赢得了邻居们的称赞和刮目相看。令人遗憾的是，傅立夏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并没有得到父母任何的支持也就罢了，母亲叶美凤眼里容不进沙子，经常无事生非专挑媳妇杨红霞的刺，动不动就跳手跳脚骂人，搞得傅立夏身心焦脆，疲惫不堪。多年以后，傅立夏才明白母亲身上的臭毛病，除了性格以外，更多是遭受当年那场运动的深刻影响。
傅立夏当年建造石湾园的房子那会儿，傅江北才50岁刚出头，身板结实，力气好得很。儿子做屋，作为父亲帮衬一下可以说是应尽的义务，或者说是一种父爱，即便在经济上无能为力，哪怕在工地上做几天小工总是可以的，对吧？然而，傅江北却一直是袖手旁观，甚至连瞧都不瞧一眼。那会儿，傅江北貌似一家之主，事实上他什么都听妻子叶美凤的。叶美凤对已经成为傅家儿媳的杨红霞心存偏见，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傅立夏和杨红霞婚后不久，瑞儿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婆婆叶美凤就主张分家。原本是一个贫困的家庭，家有什么好分的呢？
叶美凤当年决定分家时，全是她一人说了算，傅江北身为一家之主，女人说什么，在他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根本犯不着插嘴，他甚至站在老婆这一边应声附和。比如说，叶美凤常常莫名其妙地生闷气，毫无缘由地骂大儿子不是个东西，他就会跟着说：嗯，这大鬼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傅江北口中的“大鬼”，指的就是大儿子傅立夏。傅立夏还有一个小名叫锦谷，只是“锦谷”这个小名在上塘大队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这样称呼他，那是因为村里的后生们根本就不知道过往的故事。
村集体按人口分到户的责任田和自留地，傅立夏和杨红霞应得的那一份，婆婆叶美凤自然无权霸占，小两口该多少亩就拥有多少亩。但是三间土坯屋，一些实木家具，以及相关的农具，傅立夏无份。如此一来，他和妻子白手起家，不得不从厨房间锅碗瓢盆操办。当时，摆在傅立夏面前最大的压力就是盖房子，可是年轻人，两手空空，拿什么来给自己搭窝呢？
傅立夏后来终于明白母亲不顾大儿媳妇有孕在身、死活要分家的真正意图，原来，她要把家庭现有的三间土坯屋留给小儿子傅志勇。叶美凤认为自己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理由是大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做父母的已经完成了应尽的义务，而小儿子暂时还没有找对象，现有的房屋理所当然地与大儿子无关。
傅立夏没得抱怨，抱怨也解决不了现实困境，他理解父母的难处，但他不理解的是，母亲为什么还要处处在言语上对他和妻子进行毫无理由的谩骂？原来，叶美凤是个善于“比较”的女人，她喜欢用自己的不幸婚姻史，尤其是二次婚姻嫁给傅江北之后所遭遇的苦难与年轻人做对比。因此，她觉得自己这辈子所遭受过的罪都是为了儿女，她不但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反而处处都是为了儿女们好，她总是对的，受委屈的人永远都是她自己。
在傅立夏童年的记忆里，家庭不和睦，父母三天两头吵架成为家常便饭，外公叶笑天和外婆曹桂芳早已看不下去，却显得无可奈何。在距离九都乡向西15公里的名为三十六岗的深山老林里，有一座茅草屋，在傅立夏的脑海里，那座四周空空荡荡一贫如洗的茅草屋却拥有他童年最为快乐最为难忘的时光。小时候逢年过节，他一个小屁孩，用一根粗壮的竹棍挑起一只小竹篮，竹篮里面盛着一些母亲为其准备的鸡蛋、白糖、香烟、面条，糕饼等礼品，翻山越岭，直奔三十六岗深山中的茅草屋，孝敬外公外婆。有时候他很开心，因为山道沿途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如端午时节的毛桃，深秋节气的红山楂，这些生长在崇山峻岭中随手可摘的野果子，会给傅立夏贫寒少年的心坎里带来一分惊喜和满足；有时候他感觉不快乐，不快乐与三十六岗绵延陡峭的山路无关，只与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有关。外公和外婆为此常常唉声叹气。偶尔，叶笑天下山购置生活用品，如火柴、盐、煤油什么的，由于山高路远，就会在上塘庙后村女儿家住一宿。父亲来了，叶美凤自然是热气腾腾的饭菜招待。但是，她绝不允许老爷子说自己的不是。有一次，叶笑天下山来了，在湾里（九都乡别称）逛了一圈后，习惯性地打算在女儿家住一个晚上。然而，不知道这天傅江北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叶凤美骂骂咧咧，作为父亲叶笑天好心相劝了几句，言语中不免希望女儿做人也要学会互相理解和包容。不料，叶美凤不但听不入耳，反而劈头盖脸将老爷子一顿臭骂，责怪老人多管闲事。天已经擦黑，叶笑天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只好拎着包袱往三十六岗赶夜路。不难想象，叶美凤这脾气究竟有多么的孤傲和暴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