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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夏吃完父亲为他煮的鸡蛋，用手抹了抹嘴唇，再次翻看了一下行李。所谓行李，其实只是一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三件洗换的衣服，事实上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体面的衣服。他怕长途汽车上旅途无聊，顺手将曾经订阅的《文学知识》和《青年博览》，拿了两期放进包包里。另外还有一本1989年的《九华》期刊，是青阳县文化馆主办的内刊，封面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特刊”字样。更重要的是这本不足100页的刊物里，小说栏目头条是他的短篇小说《竹乡情》。这篇小说原载1988年芜湖文联主办的刊物《大江》第4期。文学写作的路究竟有多崎岖？傅立夏一无所知，但这会儿的他似乎只剩下文学写作这一奢侈的梦想作为自身精神世界的唯一寄托了。
对于大儿子即将出远门，傅江北愁眉不展，内心却显得很平静。孙子瑞儿遭遇医疗事故，不幸丢了性命，大儿子锦谷精神上备受打击，作为爷爷的他心里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傅江北内心平静，只能说明他不得不已经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接下来的日子总得要继续下去。他希望大儿子这次外出打工能够像乡邻其他年轻人一样，顺利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挣钱，不只是傅立夏的愿望，也是傅江北的期待。因为他心里清楚，大儿子苦苦经营的10年婚姻到头来却遭遇一场空，那么这个家今后该怎么办？若想从头再来，就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事关钱这个敏感性的问题上，他傅江北从前是力不从心，如今变得更加无能为力了。他能做到的就是守望石湾园几间屋子，并且自食其力，不增加儿子的负担。
当然，傅江北内心平静，并不代表他心里就好受。作为父亲，没有比看到儿子原本有个幸福家庭却一下子落魄成单身汉更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了。
傅江北抱着试探性的口气问道：“你打算去哪儿？还是去广东跟她在一起吗？”
这个“她”字，理所当然指的是儿媳妇杨红霞。
傅立夏心里明白，他跟女人之间的夫妻关系早已是名存实亡，但感情的事情却又无法向老父亲说得一清二楚，更不愿意让老父亲替自己的处境难过。
傅立夏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东莞路太远，不打算再去了。今年想去温州碰碰运气。我们到温州比到广东近了一半的路程，在温州打工的老乡也很多，至于能不能找到事情做，先去转一转再说。”
“路程近了一半，老乡也多……”这是傅立夏需要表达的重点，与其说是宽老父亲的心，不如说是自我安慰。
傅江北不再言语，他脸颊的肌肉是麻木的，无奈而又僵硬的。他不是不知道担忧，只是担忧又能怎样？他只明白一件事，儿子外出打工是没有出路的出路。
傅立夏从小不怕吃苦，做事专注而又有毅力，但面对贫穷且负债累累的家境，却又苦于无法改变，导致他性格向来卑微。女人在南方打工有了相好后移情别恋离他而去，这事远近乡里乡亲都知道，他表面装着若无其事，其内心早已由原先的卑微性格更加感到孤独抑郁。
傅立夏是在一种极度悲伤的心境下，决定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尽管之前他跟着女人已经在东莞漂泊流浪了三个来月，体验过人在他乡打工的种种艰辛滋味，但同时外面繁华的商业氛围却一下子打开了他封闭的眼界，使他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多年之后，傅立夏将“梦想照亮生活”作为人生座右铭，并以作家的身份走进温州市图书馆，与读者分享他的创作成果。那是后话，暂且不作细述。
傅立夏在离开家乡远行外出打工之前，还得有一件事情需要履行一下情感上的义务，那就是向母亲叶美凤道个别，尽管他内心深处惧怕与母亲有语言方面的交流，沉默是他做儿子能够做到的唯一的选项。从结婚成家到分家后的白手起家，从瑞儿的出生到不幸离世，使他从一个享受着幸福父亲的角色一下子跌落到了人生低谷，年纪轻轻的傅立夏怎能承受得住如此悲痛的精神打击呢？然而，不该发生的悲剧已经发生了，好端端的一个家庭一夜之间就支离破碎散架了，左邻右舍虽然理解傅立夏内心的痛苦，但是任何安慰的语言又显得那么多余。作为傅家的长子，傅立夏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在情绪上喜乐无常？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和儿媳妇杨红霞做出许许多多的过激行为，尤其是言语上的伤害，堪比乱箭穿心。傅立夏也曾多次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以及为自身的人格声誉辩护抗争，但他的愤怒最终的结局是引火烧身，导致母亲加倍地憎恨他。事到如今他要离开家乡了，纵然母亲之前曾痛骂过自己：没有他这个儿子，毕竟还是自己的母亲。用母亲常常痛骂他的一句话形容就是“你身上的每根骨头都是老娘给的”。是啊，这辈子他这副皮囊每一寸肌肤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他能怎样？在母亲面前，即使遭遇天大的委屈，他也只有接纳和默默地忍受，除之此外别无选择。
母亲叶美凤和父亲傅江北分居，说起来也才是近几个月的事情。瑞儿不幸离开人世了，女人也没有任何回心转意的迹象，傅立夏只有外出打工，给自己重新寻找一条生活的出路，那么石湾园的房子总得有人看护吧？曾经，一家人都看傅立夏不顺眼，习惯在他身上挑毛病，至于为什么？一言难尽，傅立夏也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他落难了，让父亲替自己建造的房子看护一下，傅江北自然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傅江北就从坐落在王家畈村的房子里搬了过来。如此一来，叶美凤就一个人居住在老房子里。
上塘大队是20世纪80年代乡村行政区域重新规划时，官方设立的一个新的村级单位。九都乡方圆10多平方公里，坐落在九华山南山脚下。九都乡之南，由东边的三溪河向西紧挨着三十六岗有一条长达7公里卧龙似的山脉，其中有一处断崖，海拔801米，被当地人称之为白鹤山。在白鹤山山脚下散落着一些村舍，从东往西数有毕村、上村、背后村、杏园、王家畈村、庙后村、塘口村等，大有“村中村”的感觉。以石湾园为轴心，西边十几户人家聚集的小村子便是庙后村，村里宗祠属于陈氏家族；东边十来户人家聚集在一起的村庄叫做王家畈村，顾名思义，村里大多是王氏家族的后代晚辈。相比之下，石湾园只是上塘大队的一块“边角料”，只有傅立夏一户人家。换句话说，在傅立夏当年没有盖房子之前，九都乡上塘大队范围内石湾园并不存在。石湾园名称的由来，纯粹是傅立夏后来在温州安居之后，以一个作家骨子里的乡村情怀，并学习和模仿传统文人墨客的兴致有意给老家宅基地取个雅号罢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行政代码还是人民公社的时候，庙后村与王家畈村合并为“红旗生产队”。在傅立夏的记忆深处，由于一家人在庙后村和王家畈村折腾来折腾去，搬家成为一种常态，所以这两个自然村庄早已成为他心目中永远的故乡。
与石湾园仅间隔300米距离处有一个小村子，小到只有三户人家，这便是杏园。三户人家分别是鲍年庆家、林巧珍家和陈福生家。傅立夏自从有记忆开始，便知晓母亲曾经与杏园鲍家有过一段婚姻往事。虽说这段婚姻只勉强维持了3年，最终以离婚收场，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像一团难以驱散的阴霾长期笼罩着他。在傅立夏童年成长的记忆中，作为同是红旗生产队的社员和邻居，他与鲍年庆之间从来没有丝毫的交往。然而，没有交往并不等于就没有牵扯，由于鲍年庆是叶凤美的前夫，让傅立夏从小就接受一个不痛不痒的现实：在别人眼里他属于鲍年庆的“种”。这件事情如果只是邻居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倒也无所谓，别人爱怎么说是别人的事。让傅立夏感到困惑并且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母亲竟然对过去的这段婚史时常津津乐道？原来，在叶美凤的认知里，她和前夫鲍年庆结婚办理了登记手续，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儿子与“私生子”无关，既然不是私生子，这种事情就不丢人。再者，他和鲍年庆离婚是通过法院走过程序的，儿子归她，与鲍年庆无关，也是法官在厅堂上根据相关法律，以及鲍年庆本人同意而裁判的。叶美凤曾经和村妇们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接受过当时生产大队安排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大喇叭广播学习，认为婚姻自由才是正确的选择，她之所以坚决与鲍年庆闹离婚，就是敢于为婚姻自由作出表率，只可惜文盲、任性且年轻无知的她，根本不懂得照顾儿子的情绪和感受。
由于母亲叶美凤经常将过去的第一次婚姻遭遇和经历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轻松挂在嘴边，久而久之在傅立夏的潜意识里，鲍年庆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自己就是人家的亲生儿子。那么，作为亲生父亲的鲍年庆，是不是应该对他这个亲生儿子的成长适当地有一份关心和照顾呢？然而，让傅立夏深感遗憾的是，他始终想不明白长期以来鲍年庆为什么那么冷血？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当做亲生儿子看待，甚至连邻居间的情分都不如。
在傅立夏记忆深处，也就是少年的时候，曾经对杏园鲍氏人家充满好感和期待。尤其是在他当年白手起家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幻想着鲍年庆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可是，他太天真了，或者说他太幼稚了，高估了所谓亲情的力量。还在傅立夏上小学的时候，他做梦都渴望拥有一支钢笔，母亲知道了儿子心中的想法后，许诺说这件事情不难。有一天，鲍年庆在村里转悠，挨家挨户查电表度数，当他害怕被低矮的门梁磕着额头而猫着腰小心翼翼地走进傅江北那两间小破屋时，在锅灶间做饭的叶美凤，漫不经心地朝眼前这个男子的胸前上衣口袋瞄了一眼，两支银光闪闪的钢笔套是那么漂亮，那么有档次，就凭这两支笔就说明眼前的鲍年庆在生产大队混得是多么的如鱼得水。的确，彼时的鲍年庆，既是生产队会计，又是生产大队电工。电工这项工作是技术活，要凭真才实学的，就是这样一位有才华的男人，叶美凤当年为什么还闹着要离婚呢？
叶美凤笑嘻嘻地说：“老六，你胸口挂着的是什么玩意啊？”
“老六”是鲍年庆的外号，缘起他的右手大拇指节外生枝长出一截畸形小指头。
鲍年庆得意洋洋地说：“钢笔啊，还能是什么金银财宝？”
叶美凤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接着带有恳求的语气说：“一个人用两支钢笔，不怕浪费？还不如送一支给锦谷……”
锦谷，是傅立夏乳名。
鲍年庆脸色顿时有些绷不住，支支吾吾地说：“那可不行，另一支是电笔，都是吃饭的家伙啊！”
叶美凤感觉自讨没趣，却又拿人家没辙，只好气呼呼地说：“算我倒霉，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缺德的小气鬼……”
鲍年庆很显然并没有将叶美凤的话当作一回事，他只管查看了一下固定在堂厅木柱上的电表度数，并熟练地从胸前掏出那支精致的钢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做了一下笔记，然后一边自言自语叽里咕噜说着什么，一边大摇大摆走了出去。
母亲刚才与鲍年庆的一番对话，被一墙之隔还在稻草铺垫之板凳床上睡觉的傅立夏听得清清楚楚，他虽然还不能够理解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但是他由此深刻体会到作为传说中的亲生父亲鲍年庆是这个世界上令他最失望的人。
1988年立秋之际，也就是一年一季的“双抢”结束之后，26岁的傅立夏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着手建造石湾园房屋。由于白手起家两手空空，买不起青砖，房子的外墙只好用石头垒，而垒石头墙需要土质粘性较高的黄泥土作辅助材料。石湾园不远处有一块地含有大量的黄泥土资源，只是这块地属于鲍年庆家的自留地。傅立夏心想：从小到大人们都说俺是杏园鲍家鲍年庆的“种”，然而人家对于我的童年成长丝毫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义务，那么如今儿子盖房屋到父亲家地里挖些黄泥土，总应该可以吧？于是，他悄悄带上锄头和畚箕去了那块地里挖黄泥。谁知傅立夏才刚刚动手先清理杂草，还没有动锄开挖黄泥土，恰巧被鲍年庆路过看见了。傅立夏与父母已经分家，目前正在着手建房子，这么大的动作，鲍年庆不可能一无所知，问题就在于知道了又能怎样？在他看来，锦谷做什么都与自己无关，更不允许锦谷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走上前，拉着脸，大声嚷嚷着这是他家的地，不许乱挖。这让傅立夏心里陡然升起一阵酸涩，而这种莫名其妙的发自内心的失落却无法向他人诉说。傅立夏觉得这块黄泥地假如不是你鲍年庆家的，是村里别人家的，谁反对他的行为都合情合理，他绝不会有丝毫的难过，唯独你鲍庆年不可以反对，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毕竟就当黄泥土挖走了一些，那块地还在，鲍家并不损失什么，更不影响来年继续耕种庄稼。话又说回来，即便我傅立夏与杏园鲍家没有任何关系，就是邻居之间也不至于这么绝情吧？
傅立夏与杏园鲍家的情感纠结，始于母亲，止于鲍年庆。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