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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兴叔自己所料，他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和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一样又“失误”至落榜，连个中专也没考取。
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是“一卷两录”。即中考与高考用同一张试卷，按分数高低先录取本科和专科，再录取中专或技校。当时的技校生必须是商品粮户口，家兴叔不是商品粮户口，而且年龄太大，大学、中专不被录取，技校绝不会收他，他就是真正意义的落榜了。
不仅家兴叔落榜，很多人都落榜了。我们郭河中学一九七八年的应届生差不多都落榜了。我不知道别的学校应届生考得如何，我只知道我们学校的应届生没考好，学校的老师、校长很着急。郭河公社教育组的陶主任更是急得吃不香睡不好。
陶主任把各校校长召集在一起开会，第一句话就是：“昨天晚上，我爬到婆婆子（指陶主任老婆）那头，本来高高兴兴的，一想起我们公社的高考成绩，又爬转来了。没得心思爽快！”
校长们“噗嗤”一片，哄然一笑后马上安静下来。因为大家都有同感，这次的高考应届生考得太不理想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九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生基本上都是各条战线的中青年，几乎没有在校学生。而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就属于第一次有应届生参与的考试，而考上的应届生只有几个个，相当于郭河中学的高中教学出师不利，开旗不顺。大家的心里都难以接受郭河“没人才”这个事实，与会人员的情绪都被提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分析原因、谋划对策！
最后形成意见：以郭河公社全盘考虑，全力辅导一九七九年这届高中毕业生。
校长会议的第二天，我们学校就特地举行了第二次，也是我学生时代在郭河中学最后一次操场上的“动员大会”。这次不是全校列队站在操场上听校长讲话，而是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班的全体学生单人单桌坐在操场上，做试卷。听说郭河公社的所有学校的高中毕业班都举行了这样的“独立”考试。
试卷很快批阅，成绩公布出来。我的成绩在郭河中学排到十几名了，但还是女生中的第一名。我们重新编班，重新调班的名单中，郭河中学的女生只有我一个人参与调班。
校长宣布，按照这次“独立考试”的成绩，郭河中学选出20名尖子生，下面各个片的中学选择20名尖子生，组成一个40人的高考冲锋班。这个班级的老师是各校抽调来的，都是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艺超群的优秀老师。但在实际操作时，计划被改变。
我们学校不止选20名学生，而是按分数高低在本校高中四个毕业班中选出了九十名学生。再在这九十名学生中抽出20名住读生和下面片中学选拔上来的二十名优秀生组成一个班叫高二（一）班。前九十名中剩下的70名学生编入高二（二）班。九十名之外的学生分作两个班，分别叫高二（三）班和高二（四）班。
高二（一）班的代课老师是从郭河公社的所有学校中筛选出来，抽调到郭河中学的“顶级老师”。我家离学校很近，不是住读生，所以，我在七十名学生之列。我们这个七十人的班级还是由我原来的彭老师教我们数学课；原来教过我们化学课的殷老师教我们物理课；我们班的班主任仍然是教数学课的彭老师。
重新编班后，老师们的积极性更被全数调动起来。
有一天，彭老师作为班主任听我们的物理课，在亲身体验到殷老师的讲课后，彭老师觉得教我们物理的殷老师，教学物理的水平还不如他自己这个数学老师。于是，彭老师请示学校，不要殷老师带我们班的物理课，彭老师自己给我们讲物理课。
我们的班主任辞退掉教我们物理的殷老师，我在心里窃喜。并不是因为殷老师讲课的水平，而是殷老师的处事风格。那时候的我根本不懂殷老师讲课究竟是优还是差，只是不喜欢殷老师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
那时，刚恢复高考，最缺的是书，教材。殷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化学课，说：“现在只有十几本书（教材），而我们全班有六十几个学生，还有老师要书，大概四个人共一本书。这一本书究竟怎么发下去？学习时间有限，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书，你们说怎么办？”
大家都不出声，我第一个说：“把书拆开，一本书分成四册。每人一册，看完了和另外三个学生交换。”我是觉得化学应该不像数学知识那样，加法没学好无法学乘法。化学应该是可以任意选学某一章内容的。而殷老师认为我是不愿意只有部分同学讨好，他接着我的话对全班说：“这肯定不行。不能怕‘好事人（方言，表示怕他人讨好）’就把书给撕毁掉。我们不能让大部分学生没书看，但也不能平均分给每个人，更不能拆开书。像你这样拆书，哪里还有同学之间的友爱之情啊？书是绝不能拆开的。”
我很想解释一下，说我“拆书并不是撕毁损坏，而是分册装钉来扩大书的阅读面。但想到老师怕损坏书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没纠结老师对我的否定。”
我当时太幼稚，根本不知老师的心意，继续说：“那就看谁作业做得快，就给谁。每节课，第一个做完作业的同学看完这节内容就传给另一个同学。这样，书被合理利用，不至于有书的同学没时间看，有时间看的同学又没书。”老师又说：“那快的同学就是成绩好的，他有书看成绩更好，作业慢的同学又没有书看，成绩不是更差了吗？”我心里想：“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啊？作业做完了的同学没书看不是浪费时间吗？书放着不给人看不是浪费资源吗？作业做得快的第一个同学又不是把整本书看完了再传给下一位，只是看完相关的那一节就传给其他人看呀。”
本想开口说这个想法的，老师又开口了：“这样吧，四个人一小组共一本书，这本书由这个小组的中等生保管。‘中等生’既可以学习优等生又可以照顾差等生。两头兼顾，全班同学可以共同进步。中等生只是保管这本书，其他同学想看就找这个保管员借，保管员酌情同意就可以了。”
老师说着的同时，拿起一摞书，从第一组起，每四个座位发一本书。每发一本书，老师看都不看其他同学，直接放到四人中的其中一个同学的课桌上。并反复说：“‘中等生’也只是保管这本书，其他学生可以找这个同学借阅。”
我当时也没多想，看着老师拿着书，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发到我们组，从我身旁经过给了我身后的俞红霞。得到书的同学都很好奇地看着书，爱不释手的样子，只有二组第三排的殷彩秀拿到书后看也没看直接放进了书包。
我坐四组第一排。那节课，我听讲特别认真，作业很快做完了。我们小组的另外三位同学都还在写作业，我转过身去对俞红霞说：“我作业做完了，你把书先给我看一下，我现在正好有空。”俞红霞递书给我时，殷老师看到了，立马说：“这节课不能借阅。至少要让保管书的同学先看了以后，其他三位学生才能开始借阅。”听到殷老师这么说，俞红霞连忙把已经递给我的书又要了回去，放进了书包。
到这时候听到殷老师这样的一句话，我才知道这个老师处事太荒唐无理。仅仅只是为了他自己的成绩一般的侄女殷彩秀能有一本书，且保证殷彩秀的那本书不被其他同学“抢”走，就花了这么大一堆心思，置责任、情理和大多数同学的利益于不顾。
所以，殷老师被辞退后，我在心里暗暗佩服班主任彭老师，为了大多数同学的学习，为了学生的更多更有效的收获，无私无畏啊！
对彭老师的好感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班同学都对彭老师有很好的感觉。记得在高中一年级时，彭老师带我们班的数学和物理课，我们参加了全县数学、物理竞赛，我们班得了全县数学第二名，物理第一名。
我们以微小差距屈居数学第二名完全是平常学习太大意，解答题目时习惯了望文生义，而不求甚解所致。
那次数学竞赛只有五道题，最后一道题是老师讲过的。那次，彭老师刚刚把这道题板书出来，就到了下课时间。题目是一个求极值的问题：
“如下图，A、B两地相距500米，B、C两地相距750米，且AB与BC垂直。
有甲、乙两人分别在A、B两地，同时出发，甲从A点走向B，乙从B点走向C。已知甲每分钟走100米,乙每分钟走150米。问，甲、乙两人什么时候相距最近？”
看到题目时，我们都云里雾里，叶道新说：“应该是甲、乙与B点的距离相等时，他们俩距离最短。”
老师可能是想到周长相等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比较，正方形的对角线最短，就肯定叶道新的想法“说得有道理”。老师忘了，甲乙两人在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与B点的距离之和是一个变化值；也可能是老师太相信叶道新了，又临近下课没时间细讲，这道题没有讲透就这么过去了。碰巧的是这道题出现在竞赛题里面。
考试时，我在草稿上演算，假设t分钟后，甲从A点走到E点，乙从B点走到F点，他们的距离为EF的长度。
可以表示为：
如下图，t为多少时，
的值最小呢？
我不会做，这道题我空着没写。叶道新按自己的想法解答，得到t=2时，甲乙相距最近。即出发两分钟时甲乙两人的距离最短。他把这个答案写在试卷上了。
叶道新把全部试题做完后再检查时，觉得最后这一题好像解答得不正确。考虑到离考试结束还有一二十分钟时间，他想再算算，想用极值方程重做一次，但没有把握，又找不到空余的地方，草稿纸没了，试卷的空白处也不够重做这道题，他就直接交卷了。交卷后再重新思考，仔细计算，才知道是t=40/26时，甲乙相距最近。即出发40/26分钟时，甲乙两人相距最近。
这次数学竞赛，邻近的张沟公社取得了数学竞赛第一名的成绩，虽然他们老师也教错了一道题，但他们班有一个学生把最后这道题做对了，这样他们班以微小优势赢得了第一名。
为此，彭老师在有些许遗憾的同时也觉得很骄傲，他更加喜欢我们这一届学生，对我们这些学生特别尽心尽力。我们也一直当彭老师是我们最敬重的老师。
彭老师对我们这批学生确实是爱之深，教之切。记得那时候的周末还没实现双休日，我们周一至周六都要到校上课。高中期间，下午回家吃饭后还要返校上晚自习。晚自习从七点到九点，老师还来教室里查看情况。每星期唯一的周日休假时间，彭老师就拿出他以前的数学、物理习题集，选一些题目，用毛笔把选中的习题抄到白纸上贴到教室的墙上，供我们一些有兴趣的同学做练习。
我们也是积极热情。每到周日，就自发地背着书包到教室里，三五成排地坐在“墙板”前，选自己觉得该做的题。
我一般只选做数学题。本来，我对数理化是同样的感兴趣，因为殷老师的发书政策让我远离了化学，又因为殷老师教了我们一段时间的物理，让我对物理也失去了兴趣。只剩下数学课比较感兴趣，我又不是特聪明的那类学生，所以学习成绩不如从前了！
成绩下滑，人觉得累，整天打瞌睡。有一次，校长来我们班听课，就坐在我座位旁。我想，这节课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瞌睡的。眼睛想眯起来时就找事儿混场子。结果，老师宣布下课的声音惊醒我时，我的手停留在鞋子的款带上；脑袋歪在书上。
我完全不能跟上老师的教学步伐，整天都在想：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瞌睡，我怎么能赶跑这些瞌睡？
这样的学习模式也只坚持了两个多月，学校又重新分班了。
这次是按原计划，高二（一）班保留从下面各所片中学选拔上来的二十名优秀生，再插进去我们本校独立考试排名的前十几名学生，另外加上两个文科考生，组成了新的高二（一）班，共四十一人。其余的所有学生分为三个班，原来的高二（二）班的学生不在一个班了，比较多的集中在高二（四）班，由郭宝英的哥哥郭宝才教数学，殷老师教物理，其他科目的老师没变动。
而现在的高二（一）班的代课老师还是两个多月前组建的“顶级老师”那班人。我作为本校考试前十几名的成绩正好进到高二（一）班。虽然还是在本校，但所有代课老师都是新面孔，包括大部分同学。
语文老师吴秋文，老籍沔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字写得非常漂亮。会拉二胡，喜欢画画。一次绘画中，画笔放在铺垫报纸的桌上，画笔上的颜料弄脏了报纸的一小块，而这一小块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吴老师被冠以“反动派”罪名，被下放到沔阳排湖岸边的姚河村。后来，安排到郭河公社红庙片的姚河小学教数学，再后来调到红庙中学教语文，这次被调到郭河中学，教高二（一）班的语文课，并担任班主任工作。
数学老师张传普，老三届高中生。虽然没有读大学，但中学时期是沔城中学的“三才子”之一，数理化全才。郭河本土人。会烹饪、缝纫及修电器等男工、女工活。家就在郭河中学南面，与郭河中学仅隔一条张河。张老师的家与学校相距几十米，路程不足两百米。张老师一直在郭河中学工作，校办工厂、校办农场都由他负责。恢复高考后，张老师带我们上一届同学的两个毕业班的数学课。这次回头带高二（一）班数学课。
物理老师陈世立，郭河公社玉带村人，武汉水利学校的肄业生。陈老师特喜欢看书，眼睛高度近视。听说当年的陈老师，家里经济条件差，同父异母的弟妹多，继母没钱供陈老师念大学。陈老师一边读书，一边自己谋学费。挖藕卖、赶脚力等辛苦活都做过，但还是没有坚持到毕业。因学费欠缺而没能坚持读完大学，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学校发给他一个肄业证。在家乡建立村小时，陈老师就被安排到玉带村的玉带小学教书。语文、数学都教。村小有了初中，陈老师又教初中数学和物理。恢复高考后，陈老师调到埠湾片的埠湾中学教高中物理课，现在被调到郭河中学教高二（一）班的物理课。
化学老师袁承宏，郭河扬州村人，工农兵大学生。在排湖，发现我们学校农场附近有一种黑褐色的泥土可以制成农作物肥料，取名“腐植酸氨肥”，生产销售都是袁老师负责。我在郭河中学学习四年，两年的初中阶段，隔一段时间就会和同学们一起被派去排湖运“腐植土”到学校。每个学生用箢箕挑一担黑土，十多里路回来，堆到学校操场旁的空地上，是腐植酸氨肥料的原材料。学校附近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制造土化肥 气死帝修反”之类的标语。袁老师因此还带薪进修过几个月，专业学习化学知识。恢复高考后，袁老师教郭河中学高二毕业班化学课，现在只教高二（一）班化学课。
政治老师王洪武，郭河公社唯一的正牌大学毕业的专业政治老师。王老师是语文吴秋文老师的校友，比语文老师低两届，是推荐去的，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王老师也是从郭河公社的埠湾中学调到郭河高中的。他的身材长相和名字一样，像个武将，性格却像个文弱书生，处事很低调；讲课从没有高八度，政治课上从不讲时事，平常更不聊天评论时事。他和数学张传普老师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自己的妻子很好。很体贴、很关心自己的老婆，丝毫没有一般夫妻文化差异大而产生的嫌弃之心。
英语老师蓝天运，也是工农兵大学生，和李先念的女儿是大学校友。特地从郭河公社的兰州中学调到郭河中学教我们整个年级的英语。为应对高考而突击教学，两个月时间教了广东教材全八册。后来说英语考试不计总分，立马停了英语课。
蓝老师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给大家的印象很深刻。特别是我，有一次在英语课上打瞌睡，被蓝老师看到，他对同学们说：“你们看万一恋——人家花鼓戏《割麻》里面的人站着睡觉，她坐着睡觉。你们看她坐得端端正正的，睡得好香，你们哪个有她这个本领！”同学们的笑声吵醒了我，我确实闭着双眼端端正正地靠在后排课桌上。我也觉得好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多瞌睡。但那次后，我唯独英语课上不打瞌睡，其他课上照样赶不走瞌睡。
在吴秋文老师的第一节语文课上，我又坐着睡着了。吴老师一边讲着课文，一边走到我课桌旁，轻轻敲一下我课桌说：“睡着了？”
我睁开眼，想到英语课上打瞌睡被老师、同学们笑话的尴尬场面就犟嘴说：“我没有睡着。”
吴老师笑着说：“我再不说了。哈哈！”之后，我课堂上打瞌睡时就再没人提醒我了。
我完全进入无人管束状态，学习抓不到方向，更谈不上重点了。
一个周日的下午，在上晚自习前，我应高二（四）的叶金枝同学之约，和她一起来到学校旁边的芝麻地里。她问我一些题目和政治的背诵内容。
叶金枝是我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同班同学，成绩与我不相上下。但她综合实力比我强。她属于全面发展的那一类，标准的能文能武。就是跳绳、踢毽子，她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那次独立考试，她没有考好，没进入郭河公社的前40名，她在家哭了三天没上学。我和同学去她家接她上学时，她正和她奶奶在门前禾场翻晒铺晾的稻草。她一见到我们，扔下杨叉就躲进房间里去了。
奶奶说：“她不是对你们有意见，她是自己没考好心里难受。她这几天都不高兴，今天稍微轻松一点儿，我就喊她帮我翻柴禾。你们进去吧，劝一劝她。”
我们去她家后的第二天，她上学了，和我一起都在彭老师的高二（二）班。直到第二次分班，我进了吴秋文老师的高二（一）班，她被分到王宝才老师的高二（四）班。这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在一个教室里呆过了。
叶金枝今天特意找我，我毫不迟疑地跟了她出来。听到她找我的本意，我对她说：“唉，我现在完全不是学习的状态。我什么都不会，听课听不懂，作业都不知道怎么写。如果不进高二（一）班，兴许我还能努力学习，现在想努力也不知从哪里下手。我现在的这个班上的那些同学好像什么都知道，我就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时候学习的那些知识？”
叶金枝说：“你再怎么不会学，起码有个学习的环境。像我现在，上课听讲都没有保障。”她告诉我，他们现在的老师不像之前的彭老师，同学们都不满意。特别是那个殷老师的课，上课就是同学找机会捣蛋，老师用课堂时间整风。她很想学习，但实在没条件，她希望我能给她提供一些学习上的帮助。
她还给我讲到一件事：物理课上，有同学把墨水洒到了老师的后背。先是只洒到上衣背面一长条，后是从头顶到腰更长的一条。落在脖子处的几滴让老师感觉到了，用手一摸，知道了是墨水。老师很生气，但大家都不承认。
“甩两次？那么大的动作会没人看到？”
“看到又怎么样，没人承认，所有同学都不告诉老师是谁甩的墨水。老师按座位判断，锁定四个人为‘嫌疑人’，四个人都不承认。老师指名‘四人帮’里的其中一个人，其他三个同学立马同时承认，都说是‘自己’。最后老师把他们四个人赶出教室写检讨，老师让他们把桌子放到教室后面的窗户底下，边听讲边写检讨。他们在教室外的窗户底下呆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