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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我还没确定我此身的职业应该是什么时，我发现自己当老师已经有三十年时间了。我不得不确信自己这辈子的职业就是教书。
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的教书生涯里，我有二十六年的时间是在教数学。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讲数学，我喜欢在数学课堂上演示自创的动态小操作。
有了多媒体后，我觉得上课是件特别开心的事。我几乎是每节课都用到多媒体设备。
只要是我的课，每次上课，我都是在课前5到10分钟进教室。一进教室就推上闸刀，插上电源线，启动电脑，打开投影仪，以便讲课中随时启用。
一天早晨，我和以往一样，开着电脑和投影仪，正在投影仪上评奖作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学生呵呵呵地说：“又来了！”
我正准备去把喇叭调整为静音，它不唱了。
“停了，停了。”学生开心得不得了。
像这样课堂上无缘无故地响起震耳的音乐，在我们班这是见多不怪的“旧闻”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听闻节目，断断续续地播放已经有一两个星期了。我也没太在意，继续上课。
没过几分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音乐又想起来了。我估计它和之前一样，几秒钟后它会自动停止的，所以站在讲台上等着。过了一两分钟，它还没停止。我不耐烦了，去重起了电脑。
我继续上课。
正在讲课中，“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它又想起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学生笑得前仰后合。我拿起电话，从信息技术中心到后勤总务处，咨询了一大圈人，除了“不可能吧？”没有一个可以用来操作的答案。
走出教室后，我又咨询了一圈人，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我重新查看了电脑属性，把任务栏中不用的图标都删除。
下一次，我又去上课。和往常一样，我照样打开多媒体，它照样时不时地“即兴”唱首歌，这次居然唱出了学生熟悉的“企鹅舞”曲。
听到熟悉的音乐，学生情不自禁地走下座位跳起了企鹅舞。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电脑屏幕，屏幕上仍然看不出任何异样。这节课，从上课开始，我也确实没动过电脑，没碰过鼠标，电脑桌面上也没有任何变化，就是平白无故地蹦出了声音。
我拿起鼠标，退出任务栏中的所有嫌疑程序，它照样自由自在地唱一唱，停一停，再唱一唱，停一停……
“老师，‘静音’啊！”学生又帮我出主意。
“我不想‘静音’，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次课上反复响起音乐，让我极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这样真实地回答了学生。
“我爸爸肯定知道”、“我哥肯定知道”、“我爸爸可能知道吧”，一堆学生毫无保守、毫无吝啬地向我推荐他们各自家中的电脑“专家”。
“你们帮我问问吧。我问过了我们学校好多老师，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无可奈何地求助我班级的小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帮我解答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问题还没解决好就到期末了。我们开始了暑假生活。
到这个暑假，儿子在上海工作时间已经一年有余。暑假长休，我和田宇峰来上海住了两个星期。期间，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世博园看了一圈。
那天，我们三点多钟起床，收拾好随身物品，从儿子的住处出发时已经四点钟了。叫上的士，到白莲泾入口时是四点二十。
我们这么一大早就起床出发，就是想拿到中国馆的预约券。没料到，当我们进到入口排队时，已有四列二十几米长的队伍了。天啦，比我们还早的人有这么多呀！我们还能拿到中国馆的预约券吗？
一边担心，一边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干等。大约坐等了三个小时，在七八点钟的时候，第一道门打开了。
人们全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中国场馆预约券的发放处。这儿也是排队，但不是直直的队列，而是八卦阵似的回形针队形。
又等到了九点多，开始进场安检、发预约券。还好，我们一行三人都领到了中国馆的预约券，进馆时间显示是下午三点半到四点半。
虽然这并不是规定的严格限制的进场参观的时间，但大致意思是我们属于能在当日参观中国馆的人群里的末尾一部分了。预计等我们前面的一部分人参观了出来，我们再进去至少要等到下午三点以后，所以我们想把这等待的时间用来参观其他馆。
为了很好地利用排队时间，合理安排活动项目，我们选择了首先参观离中国馆较近的沙特馆。当然，沙特馆也需要排队，而且根本就没有不需要排队的场馆，只不过排队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沙特馆前也是大大的回形针队伍，我们在这里又足足地等待了一个半小时，才进入沙特馆。进门之前，我往我们身后望了一眼，花花绿绿一大片排队的人群，估计最后的人至少要排队等候三个小时才能进馆。我在心里说：那后面的人真傻，排得那么远，为什么不去人少的场馆去排队，为什么不把这大片排队等候的时间用来多看几个场馆呢？
也许有人是有目标，有特别的意向来定点参观的，我们不也是只想参观中国馆吗！
借世博会的机遇，李小昀他们大学同学组织了一个同学会。曾与李小昀交往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男孩也在同学聚会之列。
那个男孩主动与李小昀叙旧，说自己已经结婚，老婆如何如何漂亮。说着说着就开始说老婆如何如何愚蠢，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光一个身材好，瘦得可怜，在一起睡觉像抱着一根树杈子。听得李小昀差点恶心到呕吐，去倒了一杯开水，挤到同学堆里和其他同学坐一起了。
同学会后，李小昀开始思考自己的婚姻问题。李小昀在北大当老师，她有一个学生徐劲松，东北人，高高大大的，很有男子汉气魄，对李小昀很好。
徐劲松几次向李小昀求婚，李小昀没答应，因为他比李小昀小九岁。现在，李小昀觉得，两个人是否合适在一起与年龄无关。肖琴比李双庆小两岁，两人在一起相处，仍然不和谐；郎菊香比李双庆大两岁，两人结婚后日子过得舒心愉快。
李小昀决定先了解一下徐劲松的家庭。
应徐劲松之约，李小昀与徐劲松去了一趟徐劲松的老家，东北的一个乡村。
徐劲松是独生子，家庭条件一般。徐劲松的父母对人很真诚。李小昀觉得徐劲松一家人除了东北人的豪爽、诚实、热心肠，还特别地宽厚、善良，特别尊重李小昀，对李小昀的年龄没有丝毫的介意。
李小昀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婆家。两年后，李小昀与徐劲松结为夫妻。他们分别在仙桃和东北徐劲松的老家都办了结婚宴席。
李小昀结婚的第二年，桃媛姨退休了。同年底，家兴叔辞掉了私立学校的工作，他们去了北京。
桃媛姨和家兴叔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帮助李小昀小两口在北京买了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和李小昀住一起。
他们在北京仅仅住了半年，家兴叔就要回来。
家兴叔和桃媛姨回到老家，在老家康家台包了几亩地种橘子。三年后有了收益，但收益并不大。桃媛姨和家兴叔又坚持了两年，觉得不挣钱，他们把果园转出去了，落了个保本。
家兴叔不甘心，又回到私立学校，桃媛姨又陪着家兴叔去仙桃住。
家兴叔这次回去，私立学校换了承包人。这个承包人聘用家兴叔为校长，桃媛姨为学校的会计。夫妻俩完完全全地以校为家啦！
我问桃媛姨：“您和家兴叔有这么喜欢当老师？”
桃媛姨说：“也不是喜欢。只是你家兴叔习惯了这种生活，离开了这种环境他觉得很无聊。我仅仅只是为了陪伴他。他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担负那么重的工作量，我在那里多少可以分担一些。而且，万一他哪天身体不舒服，我在那里也有个照应。”
“桃媛姨，您太伟大了！作为女儿，对父母尽心尽孝；作为妻子，对丈夫尽心尽意；作为母亲，对子女更是尽心尽责。难怪人说‘一个好女人幸福三代人’，像您这么贤惠，何止幸福三代人！”
“我就是不讨学生喜欢。”
“这个难说。学生喜欢的老师不一定是好老师；学生不喜欢的老师不一定是坏老师。而且，有的学生懂感恩，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有的学生不懂感恩，觉得忠言逆耳，把老师的苦心全当作仇恨。”
“确实。我这个嘴巴就是喜欢说，无论什么样的孩子，只要在我班上，我都喜欢说他几句。但一般有出息的孩子他才懂得感恩，无出息的孩子他会一辈子只记仇。”
“嗯。有一些学生无论老师怎么批评他，他都不怪罪老师，觉得老师是为他好。有些学生相反，总认为老师就是瞧不起他，轻视他，故意打击他。不过，老师批评学生确实要讲究方式方法。但老师不是圣人，总有失误、总有连老师自己都觉得没有尽心尽意的地方，这就需要学生有悟性，能从老师平时的言行中判断老师的本意，理解老师的本心。”
“再好的教育，学生不能接受甚至反感，那就是失败的教育。我自认为我当老师是不成功的。”
“您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高。我觉得您的工作效果很好。一般情况下，老师的工作是无法定量的，教学效果是无法衡量的。负责任的老师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因为人的潜能本来就是无上限的。只要不是把学生当赚钱的对象，把教学当作谋生的手段，能从学生的良好发展出发来教育学生就是好老师了。”
“好老师不一定有好的教学成绩。”
“所以，不要太看重教学成绩。教学成绩不能代表教学效果。教育学生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更重要。我也不是一个好老师。冷静的时候还知道要体谅学生，要换位思考，还知道要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态度、学生感觉舒心的情绪和学生能感受到关爱的言行去教育学生、去感化学生。而情绪上来的时候，把一切教育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这一点我做得实在不好。有时候想一想，我真想提前退休，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太需要教师有很强的综合能力了，我的能力还不能很好地胜任教师这个工作。”
“任何工作，要想做好都不容易。尽心尽力吧。”
2017年春节，我高中的同学们在微信群相约，筹备于2017年的8月8日在仙桃办一个同学聚会，有意参加的同学每人出资两千元。通知一出来，我立马报名，并转账2000元。
2017年8月1日，我从儿子的家回到老屋，准备在老家陪父亲住几天后去仙桃参加同学会。
回家后才知道父亲已病了很久，最近的两个月常去医院，这个星期医生都不愿意给父亲用药了。我去请医生，医生说：“他郎（方言，意为：他老人家）已经不行了，所有器官都老化了，经不起用药。不是我们不肯用药，我们是怕他郎出意外，油尽灯枯了，我们不敢接受。”
“那就让他在家里用药吧。麻烦您到我家里去一趟，给他注射一些营养药吧。”医生都是熟识的人，他们派人来家里给父亲注射了葡萄糖。
8月3号晚上，93岁的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是听说自己器官老化无药可救了就偷吃了呋喃丹提前与我们分别的。
8月7号下午，高中同学打电话来说：“你怎么还没到？我们今天早晨就来了，他们几个昨天就来了，你到现在都还没来？”
我这才又想起我还有一个同学聚会。我不可能去参加同学聚会了，但我不想告诉他们实情，只说：“啊！我忘记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算了，算了，这次我就不来了。下次聚会我再参加。”
“来得及。明天的正式聚会，你坐飞机来。你现在就去坐飞机。”他们以为我人在上海。
我说：“不行的。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我儿子媳妇都不知道我要参加同学聚会，他们也没有准备，我来参加同学聚会，我孙女怎么办？”
同学生气了，连问我三句：“你不来？同学聚会说了那么久你忘了？我喊你来，你都不来？”
我只好说：“我真来不了。你去喊叶金枝吧，让叶金枝代替我参加聚会。”
叶金枝真的和她老公一起参加了由我们高二（一）班同学组织的聚会。事后，叶金枝给了我一张聚会时的合影，并告诉我聚会的细节。从叶金枝的讲述中我知道了当年带高中毕业年级的老师和同学们的近况。比较让人唏嘘的是教过物理课的邹老师和曾教过农机课的向老师，他们两位老师都没有去聚会现场。
除了邹老师和向老师，其他老师基本上都定居仙桃，也都去了现场。组委会给每位老师买了一套床上用品和一箱礼品糕点，没去现场的老师也准备了同样的礼物。
我也知道了这两位老师为什么没有去现场的缘由。
当年改革开放，邹老师、向老师和郭河中学后勤部的武主任三人承包了郭河中学的校办工厂，主要做无纺布生意。武主任主要搞管理，邹老师和向老师负责采购和销售。
开始几年都还可以，后来被人骗了一笔巨款，让工厂损失了近万元。校办工厂被迫倒闭，邹老师和向老师各分得三千多元钱的债务，武主任分得几百元债务。
清算下来，向老师选择分期还款，每月从工资里扣除20元钱还给债主；武主任用自己的存款一次性还清了债务。
邹老师看着向老师一大家人每月用还款后剩下的三十几元工资，全家人每天吃咸菜，觉得这种日子太难熬了。邹老师觉得这种紧巴巴的日子自己一个月都受不了，要坚持十几年根本不可能。邹老师觉得自己读书时成绩那么好，做生意怎么会比不上他人呢？
邹老师坚信自己智商、情商在线，挣钱的事应该是难不倒自己的。邹老师找亲戚朋友借钱，也找他人贷款，不仅一次性还清了债务，还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辆中巴车，让儿子经营郭河到仙桃的客车线路。
可是，儿子没跑几天就出了车祸，本钱都没赚回来，又倒赔了一把。儿子卖了车子勉强收回了个本钱，再不敢开车了，在家开了个小卖部。
小卖部的生意还可以糊口，就是没钱还债。亲戚朋友借的钱好说，贷款是有期限的，时间一到人家就上门来要钱。一次二次找理由推延，次数多了，人家就不耐烦了，要把邹老师送派出所。
邹老师怕影响儿子的生意就躲到外面。洪湖、监利、天门等地，就是在沔阳周围的县镇，租个房子平常做戳戳生意（方言，比较随机的小本生意），逢年过节就画画、写对联卖。
偶尔回家来，一回来就被债主逮住，被扭送到派出所去。后来，邹老师就不敢回来了。偶尔会夜晚回来一趟，第二天清早就离家走了。儿子结婚、姑娘出嫁，邹老师都没有回家，只有一封信寄回来。
邹老师好不容易慢慢还清了欠下的债务，回到家里接手儿子的小卖部，他又没那个耐心，把小卖部给转出去了。
也许是那些年在外闲荡惯了，在家憋不住。邹老师自把小卖部转出去后，经常往外面跑，也不知他在忙一些什么。听说做过一笔煤生意，把一个曾教过的学生快害死。
邹老师有一个曾经教过的学生在开大型工厂，邹老师弄了一批煤卖给这个学生。结果，这批高价煤根本烧不燃。学生亏大了，又不好说邹老师的不是，这个学生的老婆气得要离婚。
在同学聚会的一个月前，就是2017年的六月底，很少回家的邹老师中午回家了。邹师母问：“恁那怎么回来了？”
“呃，我回来帮你办菜园子的。”
下午，邹老师还真的拿着一把锄头到自家门前的菜地里除草，干了几个小时的庄稼活。”
吃过晚饭，邹老师毫无异样地与邹师母聊天，就寝。
睡到下半夜，快天亮的时候，邹老师突然说自己人不行了。邹师母问：“不舒服，要去医院吗？”
“嗯，嗯嗯。”
“钱在哪里？你的钱放哪里在？去医院要钱啊，我拿了钱，我们就去医院。”
“嗯嗯嗯，报报报……”邹老师努了努嘴，“嗯嗯嗯”地没说出来一句完整的话就出不来声了。
邹师母顺着邹老师眼睛望着的方向问：“钱是不是放在柜子里？”
“嗯嗯嗯”
邹师母打开柜子，没看到钱，上下翻看，没找到钱。放衣服的挡板，放杂物的抽屉都没看到钱或装钱的包包，只看到一摞报纸。
邹师母把报纸一张张抖开，终于找到了一千元钱。邹师母觉得邹老师的钱应该不止一千元，而且，一千元钱能不能够用也是问题。邹师母又把报纸扒拉了一遍，没找到另外的钱，只好作罢。然后，邹师母去喊隔壁左右的邻居帮忙。
等大家帮忙把邹老师送到医院时，医生说：“来晚了，人已经走了。”邹老师的儿子带了钱赶来，要医生再看看，医生还是抢救了一阵，没有效果。邹老师不治病逝。
邹老师一生为钱，一生攒钱，一生攥在手里的钱从来不给邹师母保管。他应该没有想到，在自己急需用钱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给耽搁了！
向老师虽然没有出去挣钱，死守着工资还债、熬日子，但向老师的儿女都在学校安心读书，并且都考出去，谋得各自的饭碗。
其实，向老师一家生活得很好，但向老师自己觉得，如果当初不是自己弃教从商，怎么会还圈在郭河？当年的老师一个接一个地调到仙桃，即使工作期间没调到仙桃，也在仙桃买了房，退休后搬到仙桃去住了。
向老师觉得，与自己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同事，只有自己一个人守在郭河没有钱买仙桃城区的住房。向老师说自己不好意思见曾经的学生们，向老师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老师应有的形象。
“袁承宏老师都参加了聚会，向老师还不好意思去？”我问叶金枝。
“是啊。个人的性格嘛！袁承宏老师又找了一个婆婆子咧。”
“嗯？不是说他老婆摘菱角时淹死了吗？”
“是啊，就是他老婆淹死了他才又找了一个呀。”
“这么一个不顾家的人还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还有退休工资啦。再个，他不顾家出名了人家都不理他，他到外面玩不好了，就不出去玩了，安心在家过日子了。农村妇女嘛，只要有口饭吃就行，袁老师的工资管两个人的吃喝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年纪也大了，可能没精力出去玩了。”
“嗯，这几年还蛮好，没听说袁老师出去输钱了。”
“袁老师也在仙桃住？”
“不在。在张沟。袁老师是在张沟二中退休的。张沟二中就在张沟医院旁边；如果要到仙桃去办事，坐一路车也蛮方便，他没有到仙桃买屋。好像他的两个儿子也没有买房子，说两个儿子都过得满艰难。”
“哦！这人，真是太难说了。好坏对错一言难尽啊！你看那个向老师克勤克俭，养家糊口，把儿女拉扯大，个个安顿好了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袁老师偷懒耍钱，败家败业，老婆儿子都不管不顾，还一天到晚活得自在得很。”
“那个平成武好像说生病了，他这次没来。你们那个班在国内的同学有几个没来，包括他一个。”
“就是原来登报受表扬的平成武？”
“对。当年，毕业分配时他们一些人主动申请到西部去，还在中国青年报上登报表彰。他老婆和他是同班同学，同时到西部去的。刚开始几年过得蛮好，后来，他们地质勘探所的工资不是国家发放了，谁有勘探成果谁有工资，他几年没有出成果，所以工资都没保障。他老婆和他离婚了，他就很悲观，可能有点儿抑郁吧。”
“啊？我哪天回去了问问他哥哥，我们是一个村的。上次我碰到他大哥，他大哥说他过得蛮好么。可能只是短时间的情绪不佳吧。”
“他们说2025年再办一次同学聚会。要国外的同学都回来玩一下。”
“那时候，我们这一届的所有同学都退休了。聚在一起会是什么状况？期待！”
我和叶金枝聊着，憧憬着，期盼着2025年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