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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华科读书时，我偶尔会去他的学校看看他。一般都是有顺便的车子我就跟着去武汉，再去华科找儿子。
期中考试后，儿子的生日到了，又恰逢周末，但儿子并没有准备回家过生日。打听了一下，也没听说谁有专车去武汉办事。没有便车，我只好特意到长途汽车站买票坐班车从荆州到武汉。因为这次是儿子18周岁的生日，也是儿子十多年来在外过的第一个生日，我心里是把这次生日当作一个成人礼来对待的。
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到了武汉。因为太晚，我没有与儿子联系，自己找了个旅社，准备住一晚了第二天清早再坐公交车到儿子的学校。
在旅社前台，接待员告知我说：“现金和贵重物品要存放在这儿，否则，如果被盗概不负责。”
我带了500元现金和田宇峰淘汰掉的一个厚重的手机。我问：“手机要存吗？”
“你自己决定。反正不存我们这里，遗失或者被盗我们都不负责。”
我在心里纠结：这个手机要不要存前台这里呢？手机是旧的不值几个钱了，但如果不存这里，被人偷了会影响心情；如果手机存放在这里，不放在我随身的包里，我带手机出来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我把三百元现金存放在前台，另外的两百元钱和手机就带在身边。心里预备的是：以防万一有什么事，我有手机和现金可以救急用。
服务员带我去房间。打开门，里面有两个床位，暂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一间。我放好行李，洗漱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又进来一个年轻美女。
年轻美女进门就与我打招呼：“你好！你一个人来武汉？你是来武汉做什么的？”
“我是来看儿子的。一个人来的。你呢？”
“我也是一个人。我是做生意的。我去谈生意，路过武汉。你儿子在武汉干什么？”
“读书。他在这里读大学，明天是他生日，我来帮他过生日的。”
“你准备怎么帮他过生日？”
“我就准备帮他订一桌饭菜，让他找几个同学陪他吃个饭。”
“你要去见你儿子，你儿子在读大学，那你怎么穿这么老气的衣服？你看我，我是浙江人。我们浙江都是家族企业，不喜欢外人参与，媳妇都不行。我刚结婚那几年，我们公公都不要我和我妯娌插手生意，只要我们管家务。但我只要是看家里来人，我都穿得体体面面，全都是鲜亮鲜亮的颜色，我公公就慢慢放手要我接待客人，再慢慢地放手要我出来谈生意。我妯娌比我先结婚，但她年龄比我还小两岁，老穿得很朴素，她就一直在家里烧茶做饭。”
“我只穿了这一身衣服来。我平常也不喜欢穿亮色的衣服。”
“那要改习惯。你去见年轻人的嘛，就要穿得有活力。你没带衣服，把里面的衣服穿亮也行，不要穿这种黑白灰。”
“我都是黑白内衣，就这个睡衣是绿色的，这上面有咖啡色的花，跟我的西服也不搭调。”
“就这个睡衣也比你身上的衣服好。你明天就把这个睡衣穿里面，外面直接套西服。”
“呵呵，明天试一试吧。我还从来没有穿过花衣服出门。”
“你的钱是在手上还是存放在前台？”
“我放前台了。”
“我没放前台。我的钱就在自己手上。”
我一听，心里想：我要是说我手上没钱，万一夜晚进来小偷，若是小偷把我的钱偷了，我说我丢钱了，她就会认为我说假话；若是小偷把她的钱偷了，她就会以为我手上的钱是偷的她的。所以我赶紧补了一句：“我手上也有钱。我只放了一部分在前台。”
可能是我补充了这一句话的原因，也可能是她本身和我有相同的思路，我整晚都睡不着时发现她也是一夜翻来覆去的，她也是一夜没有睡安稳。
我想起这件事来就觉得好笑，我们两个陌路人干嘛要谈钱呢，害得我们俩都没有休息好。
第二天早晨，我真的按照这个室友的建议，浅灰色西服里面没有配黑衬衫，而是那件花内衣。然后，我坐公交车到华科，找到儿子。
我告诉儿子，我准备在华科门前的关山路上找一家餐馆，定一桌酒席，让他请同学陪他过生日。
儿子考虑到同学们都要上课，就把与同学聚餐的时间放到了下午。趁这个空档，我去找到了在武大读研的李双庆。本来我还想找家富叔的女儿的，但我觉得她的学校离华科更远。我又没有她的联系电话，坐公交去找她时间不够；再者，她是个女生，吃了晚饭再回学校也不安全，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下午，我在关山路上选中了一家餐馆，和老板讲好了我的要求，老板一一答应。我怕儿子他们找不到是哪一家，就找餐馆的老板要了两个红色包装盒，拆开，在拆开的包装盒纸板上写上“祝田百芳生日快乐”，再把这八个大字分别剪下来，贴在餐馆的玻璃大门上了。
李双庆来得比较早，和我坐着聊天等儿子下课。他看着门上的几个字对我说：“你还蛮会想办法哟，几个字还蛮好看咧，他们什么时候来？”
“我哪里知道，他只说吃晚饭，要等同学下课了一起来。我叫餐馆的老板把菜全都准备好，把火锅弄熟，他们一来就开始炒菜。”
“给他买手机没？”
“没有。我自己也没有买手机，你宇峰哥他买了个手机，他就把他原来用的手机给我了。田宇峰给我的这个手机还是田宇峰大哥用过的，他大哥买了新的就给他，他用了一段时间自己买了新的就给我了。你可以买个手机呀，呵呵，你都没买手机，田百芳还买手机？”
“我和田百芳一样，也属于学生，自己不挣钱。我不想用父母的钱买手机，等我什么时候挣钱了用自己的钱去买一个。”
“你可以找父母借钱呀！你不想用父母的钱，先借的用，以后挣钱了就还给他们，也是一样，相当于是自己的钱买的呀。”
“暂时不想买。也没必要用电话。我看我爸有个手机也是个摆设。长期关机，估计有人要联系他的时候才开机。有电话来了，他又不接，他就跑到办公室里用座机再给人回拨过去，我听他讲都嫌麻烦，还不如直接用座机。”
“他为什么老关机？为什么要用座机回拨？”
“为钱啦。关机就免得用电。他说‘老开机费电，老要充电不是钱啦’；用座机是用的学校里的座机，是学校出钱不是他出钱。”
“哈哈哈哈，你说的把我笑死了。如果不是从你嘴里讲出来，随便哪个讲给我听，我都不相信，家兴叔会节俭到这个程度？这已经不是节俭是小器了！你们家用得着这么节约开支吗？”
“他这个搞法我是看不惯，但我们家里确实要节约开支，不然入不敷出。”
“你们都大了，都考出来了，哪里还要用钱？”
“我们三姊妹都要用钱。读大学肯定是要用钱的，读研读博还是要用钱。有的研究生、博士生可以挣钱，不用家里支助，那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家里给生活费。像李双昀，结婚了都还找我父母要钱。”
“双昀结婚了？我怎么不晓得？”
“她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不晓得。她自己两个人跑去领的结婚证。”
“啊！怎么回事儿？”
“她读书成绩不好，我父母有时候说她几句，她就不高兴。后来，她谈了个朋友，就是这个姐夫哥，人蛮行，博士毕业。这个姐夫哥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是宜昌那边山区的，上面有六个姐姐，父母已经七十几岁了。她怕我爸爸妈妈不同意就没跟我们家里人讲，结婚证领到手了才告诉爸爸妈妈。”
“李双昀读书成绩不好？那她怎么考上了中山大学？”
“出钱买的。出了几万块钱。你说我们家里是不是没钱了？”
“哦，难怪的。你和你大姐读书都蛮行，她怎么会读书不行呢？是不是有什么心理原因啦？”
“不是。她从小就对读书不感兴趣，烧火做菜她蛮喜欢。她做家务蛮在行。我们也想不通，她长相和我大姐一模一样，像双胞胎，人家老以为她与我不是双胞胎，以为她跟我大姐是双胞胎，有时候她们俩站到一起我们都难以分辨，但她和我大姐性格、爱好完全不一样。我大姐读书好厉害，在北京大学保送研究生。”
“双昀现在在干什么？”
“在我姐夫哥公司里。他们公司内部有个幼儿园，李双昀休完产假后就在幼儿园里上班。”
“她有孩子啦？”
“一个儿子，还没有满一岁。她喜欢孩子，所以主动要求去幼儿园当老师了。”
“那她是真喜欢孩子，到幼儿园当老师整天和小孩子在一起，不喜欢孩子的人搞不好的。”
“她孩子谁照顾？”
“基本上是她自己在弄。我姐夫的一个姐姐来照顾了几个月，她觉得这个姑姐太没文化，看小孩不合适，她想我妈帮她带小孩，我妈又没退休。她想买个房子，就找我妈借钱付首付。我妈征求我和李小昀的意见，我们俩都说：‘给她算了，就算是给她的嫁妆吧’，我妈妈就找我家舅舅他们凑了凑，给了她十万元钱。”
“那你们家是没钱了，好在你们姊妹马上可以挣钱了，你爸妈的工资也是一年比一年高，你们家不愁钱的。你大姐谈朋友没？”
“没有。反正她没当我说‘有’，至于是不是真没有就不知道了。”
“你谈朋友没呢？”
“我也没有。我有一个同学，还蛮谈得来，就是她蛮想当导游，我想找个当老师的女朋友。”
“当老师的？”
“当老师的性格比较好，教育孩子也比较有耐心。我幺叔他们去当老师了咧。”
“李家贵？”
“嗯。先是我婶娘在卫校教书，后来，卫校与沔师合并为仙桃职业学院，学校搬迁到棉纺厂那头去，我叔叔就去职业学院教书了。”
“钟惠颖去卫校教书，李家贵去职院教书，我怎么不知道啊？上次去排湖给你外公外婆做寿怎么没听说呀？”
“我叔叔就是那时候去的，才一两年的时间。我婶娘早先就去卫校了，具体是怎么去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与他们的店子有关系。他们的店子在拆迁地带。”
“你奶奶现在住哪里？”
“住我幺叔家。我幺叔文凭高，一去职院就分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还加底楼的储存室，比我们这几家的房子都大。”
“你幺叔的档案什么时候调回仙桃的？”
“应该是前两年吧。他回郭河的时候把档案放在武汉没动，那些年他属于停薪留职，然后把档案从武汉调到仙桃职院的。”
“哦。你二伯父的几个孩子在干嘛？”
“李青昀觉得在餐馆里做事太无聊就去做保险了。那三个哥哥很少来往，好像是有两个是师范毕业，一个是技校毕业。那个技校毕业的原来在单位当司机，后来下岗了，现在好像在跑长途运输给别人拉货；另外两个都不怎么喜欢教书，有一个辞职在做服装生意，大哥跑到深圳那边一个学校在教书，可能大哥家里是搞得最好的。”
“这么说起来，你们家是家家都有老师啊！”
“嗯，好像是，就只有五叔家没人当老师，我们家老师最多。李青昀都想当老师。上次，她说做保险太累了，没意思，想考一个教师资格证，不知道她考没有。”
“当老师是还可以。一些不愿意当老师的，不论是转行政的，还是下海经商的，最后也和老师差不多。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有作为与职业无关，只与自己的个性有关。有的人，生来就是入一行厌一行，无论接手什么工作都是越做越心烦，怎么可能有成就；有的人总是干一行爱一行，越做越开心，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到很好。李青昀又不是师范毕业，拿个教师资格证就可以教书了？”
“私立学校可以。现在当老师蛮好。原来当老师是又辛苦又没钱。现在的老师工资提起来了，有的老师还办各种辅导班赚钱；现在的家长基本上都有文化，可以辅导孩子写作业。相对来讲，现在的老师又舒服又挣钱。”
“小学老师舒服一些，初中高中老师还是蛮累。是不是赚钱就看人了，像我从来没搞过任何私自收费的班，也没去任何一个校外的辅导机构当老师。不过，和前些年比，现在的老师收入普遍要高一些。”
“小学老师不舒服吧，我看我爸累得要死。他还没有当班主任，他说他们学校的班主任老师还累些。”
“私立学校不一样。像他们那种封闭的私立学校一个人差不多当三个人用的。教学只有那几节课，教学任务并不重，就是学生的吃喝拉撒睡全由老师管，他们又没有配备专门的生活老师，那当然累啦。像我们公立小学，学生都是走读，就只是上几节课，班主任负责学生在校期间的安全问题就够了。原来教一年级还要捉住小朋友的手教他们写字，现在的小朋友全在幼儿园学过写字了，极个别的没拿过笔的孩子，他们的家长也主动地在家里教过他们握笔写字了。不过，教书是个良心活，他的工作量是很难计算的。”
……
儿子带着大几个同学来到餐馆，吃喝闲侃，感觉儿子很开心。他们十来个人喝了一些啤酒，把一桌子菜吃得丁点儿不剩。
李双庆和田百芳他们都回校后我才又让餐馆的老板给我炒了一个菜，我才吃了一顿晚餐。
等我吃好吃饱，离开餐馆时已经很晚了。我不想去外面住宿，想着到华科的校内找旅社，他们学校内有专门接待来校家长的旅馆。我直接回到华科，准备就在他们校内旅店住宿。可能是我去得实在太晚了，校内旅馆已经满员，我只得出来，再另处去寻旅社。
刚从旅馆大门出来，门口一辆黑色轿车里出来一位男士，迎上来对我说：“到我那儿去住吧。就在校内，我自己家里，我带你去。”
我看他也像是校内人员，就看了一下他的车牌后对他说：“我可以把你的车牌拍个照吗？”
“可以，可以。连同我的人一起拍照都可以。”
听他这么说，我真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有他在，一张是只有车牌的。我把照片发给田宇峰后就坐上他的车去他家的私营旅店了。
到了他家里我才知道，他是华科的年轻教授，因为集资买房欠了债务，想用空余的房间弄点儿收入。如果把房间出租给他人，自己对房间的管理就没有主动权了，所以，他就想到这种“机动旅店”。虽然人辛苦一点儿，每次都要自己亲自去找客人，但接待什么住客完全由自己说了算，什么时候做生意很灵活，也不用给任何人交管理费。
在武汉的第三天，从“旅店教授”的家里出来，我准备给儿子打个招呼了就回家。我不想去儿子的寝室，因为华科的校园太大，从教授家里到儿子的寝室太远了，我就想给儿子的宿舍楼拨个电话后就回家，却发现手机没电了。没有准备住两夜的又没有带充电器出来。怎么办？
短信都发不出去了。万一在长途车上有事要联系人怎么办呢？再说了，如果他们要联系我，发现无法与我联系上的时候，会不会很着急呀？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一家“电话吧”，问他们有没有充电器可以借用，他们说没有。我又找了一家卖充值卡的，他也说没法帮我充电。我想回家算了，几个小时不联系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我往车站走去，但觉得有些不甘心：这么大个武汉，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这是个“商业”空缺，可以在这方面投资啊！转念又想，有几个会像我这样，出门不带充电器，又不检查电池的电量？那万一有外地人碰上这样的麻烦怎么办呢？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我想继续去试一试。这次我直接去武汉亚贸，五楼手机卖场，诺基亚专卖柜台。营业员对我说：我们这里的充电器都是新的，不能用，你去问问服务台吧。
我找到“中国移动通信-业务受理处”，对他们讲明了我的困难。我说：“我是外地的，现在手机没电了，无法跟家人联系，能不能借我一下充电器，让我把短信发出去。”
服务员很友好地对我说：“行，没问题。只是你得坐在这儿等待充电。”
“这没问题，我就坐这儿等。”我太高兴了。我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估计冲进的电量可以管几个小时了，就谢过一声，急急地走了。
他们没要我一分钱，还又是递茶我喝，又是拿书我看，我太激动了。这次的际遇让我改变了之前武汉人留给我的“奸猾、狡诈、毛躁、不文明”的坏印象。我甚至想，很多的武汉人，他们那些在我看来不文明的言行，也可能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使然或者是他们特有的地域文化。总之，通过这一次他们对我的热情帮助，让我对“武汉亚贸”、对“中国移动”、对“武汉市”有了特别的好印象。
回到家里，我给田宇峰讲我到处找充电器的事，他说：“还是大城市的人好一些。我今天去买肉，一清早就和别人吵架，气死我了。”
“怎么回事啊？”
“我去买肉，他开的价，我又没还价，他又给搭头又少我的秤。我去找他，他居然说‘少半两秤是什么稀奇？正常得很，还值得说？’半两秤不是块把钱！再说，我又没还他的价，他搭了一块肉都差我半两，没搭肉时不是还差得多一些。他少了我的斤两，比我还狠还凶，真烦人！”
“现在这样的事多了。我有一次买鱼，他少了我的秤不承认，因为鱼已经被杀了嘛！后面一个人和我一样买了一条鱼，也是5斤，他帮人家杀鱼后还有四斤半，我的同样是五斤鱼，他杀鱼后只有四斤了，我说他太黑了，少我那么多。他被我说得不得不承认是少了我的秤，却理屈气壮地说：‘他是我亲戚，我不少他的秤，我就是要少你的秤。我做生意就是不讲良心，就是赚黑心钱！又怎么样呢？我以前就是太讲良心了，所以没发财。别人都不讲良心都发财了，我就不讲良心，你想把我怎么样？’我当时还不是被他呛得一句话都没有。遇到这种人不消烦的，下次不找他做生意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同时做生意的人，有人越做越大，最后做成大老板，有的人越做越小，最后生意做不下去。做生意是通过给他人提供服务赚取服务费。有人以为做生意就是通过与人接触的机会偷拿别人的钱财，这种一心想偷窃他人财物的人谁愿意与他打交道呢？还有一些人就是没头脑，没主见，看别人怎么搞，无论对错照着别人做，这种人太憨了，就更不需要说了，还跟他吵架？呵呵，像你，我从来不跟你吵架！”
“放屁，老子比你憨些？”
“呵呵，你不承认而已，这也是我从来不说你憨的原因。你看，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你父亲天天挑一担鸭蛋到食品去卖，然后到我学校吃午饭。每天都是学校的食堂关门了他才来，我用一个锯沫子炉子做饭他吃，他吃饱了还在我床上睡觉。别人看着我每天中午午睡时间坐在门口的板凳上，你父亲躺在我床上打鼾，人家笑得讥讥哂（方言，小声讥笑）。我说给你听，你一个字都不晓得说，还是你妈说：‘如果你爸是个省委干部，人家还不是不笑了。’你除了重复你妈妈这句话，说过一个不字没有？‘官不入民宅，父不进子房’！你心里有数没？你没数。你还不是别人怎么说，你怎么听，你通过自己的思考判断过这件事的对错没？”
“那是你房子小了么，你怎么能怪他呢？”
“我不是怪他。我不跟你讲了！”
从武汉回来没几天，我的手机不见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的，更不知道是在哪里丢失的，我只能在办公室、家里、厕所三个地方找。我在这三个地方找了无数遍也没有把那个手机找回来，我总不能找遍整个荆州街道吧。在确信不可能再找回那个手机的情况下，我开始逛手机市场。
在手机市场里，最吸引我的要算二手手机了，便宜呀！
第一款，粉红色。店主开价480元，并向我推荐说：“你看我的手机和新的没什么区别，只是人家要回家没路费了，就把它卖给我了。两电两充，拍照摄影、听歌看电影，……256兆内存，480元，哪儿买得到？我这人比较直巴，不然，我可以说是新的。”
第二款，黑色。手机性能很好，只是外壳很陈旧，店主开价380元，和他一番口舌，最后让价到260元。
第三款，银灰色。一口价150元，推荐词：“这款很好，只是没有原装充电器。”我问他：“为什么？”
“你拿手机来卖，会不会把那些都拿来！”
听他这么理直气壮地“回敬”我，我感觉这款手机应该是小偷送来销赃的。我有些心虚了，问他说：“那我把这手机买回去，会不会有人找我的麻烦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