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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端午节，家兴叔和桃媛姨带着他们约半岁的女儿李小昀，到郭河卫生院看医生。然后来到我们家，桃媛姨和母亲拉家常，说家事，家兴叔也在旁边偶尔插几句话。
他们聊了很久，吃午饭的时候，家兴叔对我说：“马上要高考了，感觉怎么样？听说你成绩蛮好啊！”
一听到“成绩”两个字，我立马过敏，很难为情地说：“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哦。”
“还蛮谦虚咧。我听家富说，他们老师讲数学试卷都是用的你的卷子。”
“啊！怎么回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你们上次的数学竞赛，红庙中学的学生没有参加，他们老师就找你们老师要了一张试卷。他们老师拿着试卷给他们讲了两节课，课间休息时，家富在讲桌上看见老师用的试卷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哦，难怪上次我们老师发试卷时没给试卷我，就说一句：‘你卷子被拿走了。’我也没弄明白，也没问老师。反正我考得也不好，就没关心这事。（我试卷）是被他们老师拿走了！”
“你考得不好，老师怎么会用你的试卷呢？肯定是考得好啦。”
“运气吧。就是里面有一道几何题，要用到弦切角定理。我们没有学过，但是我知道有个‘弦切角定理’。”
“弦切角定理？你怎么知道的？”
“嗯，弦切角定理。弦切角定理就是弦切角的度数等于它所夹的弧所对的圆心角度数的一半，也就等于它所夹的弧所对的圆周角的度数。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就是我哥，他不知从哪里谋到一本几何书在看。看到里面有一个例题是弦切角定理的证明，就对我说：‘你看，你看，这个定理好神奇啊。’我拿过书，把他指给我看的半页内容认真看了一遍，知道了弦切角定理。那次考试，正好有一道题目需要用到弦切角定理，我就做对了。好像我们全校两个年级所有班级的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把那一道题做对了，大家就觉得我特别厉害。其实，只是碰巧在考前我看到了这个定理。家富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你这完全读书读愚了！”家兴叔第一次这样回驳我，但我并没有生气，反倒觉得好笑。
家富是家兴叔的胞弟，比我小一岁，而读书一直和我属于同一个年级。家富的高中是在红庙中学就读的，原来是走读生，现在临近高考，就在学校住读。家富从没有来过我们家，我也只去过他家一两次，没有与他讲过话。
家富是我的长辈，年龄却比我小，我不好意思喊他叔叔，我好像从没喊过他，他也没正面和我打招呼，我就以为他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们红庙中学用我们的试卷？”我又问家兴叔。
“是啊。我们红庙中学的老师都是借用你们的试卷的。”
“您在红庙中学？”
“嗯。就是你们第一次全公社编班的时候去的。我们红庙中学高二年级有两个班，成绩好的七个同学和两个老师都到你们郭河中学了。剩下的同学还是两个班，老师数量就不够了。学校就把高一的老师抽到高二，用初中的老师顶高一，初中又缺老师，我就到红庙中学教初中了。”
“您教初中？”
“是啊。你瞧不上我？我是不行，但我们学校的其他老师都蛮行，我不会的就问他们。他们老师也蛮好，有问题大家都互相讨论的。就是学校条件没你们学校好。你们学校初中都有物理化学课，我们连物理化学老师都没有。”
“我们学校的化学也不行。物理还有几个好老师，化学就一个袁承宏老师，还去进修了几个月，讲课我们都听不懂。我们说：‘老师，没听懂’，袁老师说：‘都是这样，过一段时间就懂了。我去进修，听课也听不懂，过了一段时间就自己慢慢懂了。’袁老师给我们做实验，从入学到现在就只上过那么一节实验课。是全年级学生一起坐到操场上，做了一个实验，生成氯气。结果实验时氯气泄漏，绿黄色气体飘向学生，大家都咳嗽起来，实验就中止了。从那次到现在再没做过任何实验。袁老师只要我们背元素周期表，再就是背各种液体混合的化学反应，变成什么颜色，出现什么结晶啦，根据特征猜液体的名称呀。也不知道考试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反正有机化学这个内容我是门儿都没有。”
家兴叔和桃媛姨离开我们家回去后，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桃媛姨来看医生的缘由和正在纠结的一件事。
李小昀出生时，桃媛姨的产假只有一个多月。产假结束后，桃媛姨就去村小上班了。
学校离家比较近，但也有一两千米的路程，桃媛姨便在学校的寝室里放了摇篮等婴儿必备品。上班期间，李小昀是跟着桃媛姨在学校里的，由家兴叔的外甥女照看。晚上和周末都是住在家里的。有一个周一的上午，李小昀睡在摇篮里总是不安稳，老是哭。桃媛姨又抱起李小昀哄她，看她不哭了，就准备把被子再整理一下后，还是放摇篮里睡觉。拉扯被子时，不经意间发现了枕头底下有一只死老鼠。
“哎呀呀！”桃媛姨这才知道了孩子不断哭闹的原因。强忍着恶心，把被子、枕头全拉出去洗了。孩子也没再哭闹。但桃媛姨心里总是不舒服，一想到那只老鼠就恶心得不行。
刚开始几天，桃媛姨没在意，好几天都这样，桃媛姨就有想法了，桃媛姨心里不舒服时就担心女儿会不会也受到了伤害。孩子太小不会说，万一有伤害，孩子说不出自己又没有发现呢？有这样的担心，桃媛姨就趁端午节的假日特意带孩子来看医生。
来到医院，一番咨询后，医生说孩子没事儿，但桃媛姨有“事儿”，桃媛姨又怀孕了。
一般情况下，女人生完孩子六个月左右月经恢复正常，俗称“半年换衣”，也有特殊的“满月洗”。桃媛姨生产后月经还没恢复，就是人们口语中的生了孩子还没“换衣”。孩子也只有半岁左右，桃媛姨也没在意。医生听桃媛姨表述的一些症状，又看她肚子不仅仅是没有恢复到产前的状态，而且有变大的感觉，就怀疑她怀孕了。仔细检查，桃媛姨还真怀孕了。而且孩子比较大了，不能刮宫流产了。
桃媛姨不想要这个孩子，说：“大的才半岁，又怀上一胎，两胎相隔得太近了；国家政策也是提倡计划生育的，有‘晚、稀、少’的生育原则。这个孩子不要了吧。”桃媛姨想终止妊娠。
医生说：“不好操作，月份大了有危险。两三个月都还可以刮宫，这个胎娃明显不止三个月了。”家兴叔没发表意见，就一家三口来我们家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的意见是：“医生都不敢人工流产，那就顺其自然吧。是有一些人是‘满月洗’，年头生一胎，年尾生一胎的情况常常有的。做妈妈的连续生娃是蛮辛苦，但他们找到你，要到你这儿托生么，也是好事。”桃媛姨也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们回家后，桃媛姨没对其他人说这件事，不声不响地继续天天到校上班。
高考期到了，我毫无应考感觉地走进了考场。我的考场是高二（四）班的教室，周围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同学。
我们的高考考场不是单人单桌，座位排布和平常一样。与我同桌参加考试的是我原来的同学林小海，我不知道我进高二（一）班后他进了哪个班，也没关心这些，只是觉得一个认识的同桌总比不认识的好。林小海看到我更高兴，以为我还是原来那个“班级学霸”，很开心地笑着，目迎我到他旁边我自己的座位上，笑盈盈地对我说了一句：“太好了”。我笑一笑，没有说话。
考试期间，他很安静，基本不打扰我。只是在考化学时，我听他小声对后面的同学说：“她也有好几题没做。”
我岂止化学试卷上有题没做，各科都有空题和没把握的题。我很坦然，觉得两个月后，我就可以再去读高二了，那时，我一定能恢复到“班级学霸”的地位！
暑假生活开始了，我每天跟着姐姐去生产队的庄稼地做农活。有一天，收工早，回家时碰到一位青年后生从我家出来，往街道走去。我估计是我父亲的某一位徒弟，但我之前没见过他，觉得是生面孔就没打招呼。就这么与他迎面相撞又擦肩而过，我也没放到心里去。
回家后，母亲指着床前柜子上的一篮水果告诉我说：“今天，武永清来看我了。这是他买来的水果。”
“武永清是谁？”
“彭家婶娘的姨侄儿子，排湖老台的，你订的娃娃亲。他们村现在不种地了，种果树。村里有个罐头厂，他们村的年轻人都在罐头厂上班。”
“罐头厂？哦，难怪昨天我碰到彭家婶娘，她说：‘一恋，高中毕业了到罐头厂上班去啦。’我还说：‘好啊。’噢——，是他们村开的罐头厂啊？我哪个去呀，我去复读的。我等开学了就再去复读高二。我看我们班上的复读生都成绩好，这次考试都考得好，我也去复读的。”
母亲说：“随便你，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考试就一点儿希望都没有？”
“应该没有，我肯定不行。我座位周围的人都不行，很行的人都不在我考场。我不会做，周围又没有人比我更会做，哪里会考得好呢？”
又过了几天，一个下午，母亲很谨慎地对我说：“刚才，听小文的妈妈说你考了三百多分。是女生里面考得最好的。”
“三百多分？考得最好？弄错了吧。”
听我这么说，母亲很犹豫地对我说：“难道不是你啊？他妈妈也是听老师说的。说小文的分数还没出来，有几个人的分数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女生的分数出来了，很高，三百多分。他妈妈就想到你平常成绩很好，就肯定是你了。明天，我再去问问。”
第二天，母亲告诉我说：“他妈妈又去问过老师了，说是一个姓张的女生考得最好。”
“张才秀。肯定是她，她就是复读生。”
母亲没有再说这件事，只是父亲从武汉回家了。父亲要带我到武汉跟着他到工地上做小工。和我一同去武汉的还有我的表姐，姨妈的大女儿，安秀姐。
安秀姐比我大四岁，没有进过学堂门。她一直在生产队做农活，帮姨父姨妈挣工分，父亲想带她去武汉挣点儿活钱贴补家用。
后来我才知道，安秀姐的胞弟，就是我的亲表弟，和我同时高考，他考上了广州大学。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连路费都凑不齐，父亲就让安秀姐去武汉父亲的建筑工地干活挣钱，帮表弟凑路费。他们考虑到我，一直都属于“成绩好”的学霸，却输给了平常“名不见经传”的表弟，怕我面子上过不去，就没给我说这些。直到半年后的春节我才知道表弟在广州读大学。
多亏了父母的良苦用心，我自以为然地陶醉在自己的复读梦中，没有丝毫的挫败感。毫无牵挂，毫无遗憾，开心愉快地度过了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暑假。
和安秀姐，跟着父亲去武汉，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车。从武昌车站出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望无际地视觉感——车站门前的广场太大了，我讶异地四下张望。
父亲对那个广场没有丝毫的新奇感，目不斜视地向前走着，同时催我“快走，快走。”带我们姐妹俩直奔武泰闸的外公外婆家。父亲拿着我们的行李走得很快，我们俩空着手紧赶慢赶才能跟上父亲的速度。
外公外婆的家到了，两间不大的平房。进门的一间正厅是堂屋，大舅妈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们。我走进去，看到堂屋后是一个小套间，估计五六个平方吧。小套间的后面是一个厨房，我没有进这个厨房去。大舅妈安排我们在小套间休息，用两条长长的板凳，一块门搭建的临时铺位，我和表姐每天晚上睡在这里。
放好行李，搭好床铺，父亲就要带我们去工地。舅妈留我们吃饭，父亲不肯在舅妈家吃饭。他对舅妈说：“不能在这里吃饭。我要趁早带她们走一趟工地，让她们认识路，明天早晨她们要自己去工地干活。”舅妈很理解地说：“好好好，今天就不招呼您吃饭，星期天叫腊娇他们回来，接您吃饭。”
腊娇是大舅的大女儿，我喊她“腊娇姐”。腊娇姐在武钢上班，1974年结婚，姐夫也是武钢职工。腊娇姐和姐夫都是下放知识青年中的优秀代表，第一批返城同一天去武钢报到，后来又同时得模范同时受奖，在开表彰会时认识的。他们结婚后的家在汉口。他们的独生女儿是1975年出生的。
父亲带着我们走到工地，吃了晚餐，又送我们往舅妈家走。来去的路上，父亲不时地教表姐认识“路标”，还说，也不止这一条路，只是这条路好记一些。
我和表姐并排走着。我像个小孩儿，百事不操心，只是紧随他们的步伐向前迈步。
我们回到了舅妈家，父亲回工地去了。我和安秀姐开始收拾带来的行李，准备洗漱。大舅妈帮我们在洗澡间放好浴盆，肥皂之类的洗漱用品。从这一天起，以后的每天都是如此：晚上，我们俩一回来，大舅妈就帮我们放好洗澡盆和肥皂之类的用品，喊我们去洗澡；早晨，帮我们挤好牙膏，装好水，喊我们刷牙、洗脸。
我觉得大舅妈这人太好了！有一次，我和幺姨妈讲大舅妈这个人很好，幺姨妈说：“她是蛮好，蛮乖。有些事情我们都不说。”但，一句接一句的闲聊中我还是弄明白了幺姨妈不便出口的“小心思”。
大舅大舅妈与外公外婆分家了。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各起炉灶分锅吃饭，且水电费分开结算。
他们的住房，只有堂屋是公用的，属于一大家子人的客厅。平时，外公外婆基本不在客厅驻足，他们习惯了进门左拐。因为，堂屋左手边的一间，前半部的主卧室是外公外婆的房间；在这个主卧室的前面有个矮一点儿的小耳房，是外公外婆的厨房。主卧室后面的次卧室、客厅后面的小套间、套间后面的厨房是大舅和大舅妈的。
大舅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只有大女儿出嫁了，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共五个人吃饭。外公外婆共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小舅和幺姨妈当时还没结婚，就有四个人吃饭。他们四个人只有主卧室的一张床。所以，我很少看到小舅，他基本不回家。幺姨妈不上夜班时，就和外公外婆挤着睡，通常是床边放一条板凳，外公身子放床上，腿脚放板凳上，这样睡觉的。如果小舅没去处了回家来就只能在床的旁边开个地铺将就一下。
大舅和大舅妈的卧室虽然在主卧室后面，名义上叫次卧室，实际面积比前面的主卧室大一些，里面放了两张床。所以，家里的客人需要留宿的话就住小套间，算是住在大舅和大舅妈那边，大舅妈就觉得客人的洗漱用水等应该归外公外婆这边负担。大舅妈从来没有明说过，只是每每有客人来，都是大舅妈迎进奉出，端茶递水，而这些茶水都是在前面的厨房里弄出来的。
一般亲朋偶尔来家里，都觉得大舅妈人很好，对人特热情。只有致亲才知道大舅妈人虽好，但只是好在态度上，出钱的事她总能积极周旋，成功绕过去。
长期以来，每次接待客人总是舅妈出面招待，而招待客人的开支最后都落在外公外婆名下，也就是小舅舅的名下。这些小事小舅舅不说，外公外婆不好说，幺姨妈更不好说。
幺姨妈嘴上不好说，心里最不高兴。因为外公外婆年纪大了，又没工作单位，幺姨妈有工作单位，她的工资很有限。水呀、肥皂呀等等都是要用钱买回来的，小舅舅不着家，只有幺姨妈掏钱采买。相当于家里的客人都是幺姨妈出钱招待的。更关键的是幺姨妈出钱不落好，没有几个客人知道大舅妈用的是“幺姨妈的工资”，幺姨妈当然心里不乐意。
亲戚朋友就是知道了这些事，也仍然觉得大舅妈这个人能干，对人热情。大舅妈确实很能干。刚结婚时，家里很穷，都是在武泰闸帮人挑土挣生活的。因为她人乖巧，后来就到厨房帮人做饭，又因厨艺好，被推荐到武汉十五医药厂食堂做二级厨师，工资就涨起来的。更让一家人无法挑剔的是，大舅妈对大舅舅特好。大舅妈把大舅舅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上上下下，包括新老亲戚对大舅妈也都说不出个“不”字。大家只能劝幺姨妈，“在家里也过不了几年，你结婚嫁人了就不存在这些事儿了”，幺姨妈也就一直不说什么。
在知道了这些家务事情后，我就不想继续呆在武汉了。我跟父亲说到想回家时，父亲没问我原由直接就同意我回家，并将我们回去的日期告诉了大舅妈。
回家前的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比我小几个月的三表妹带我一路玩到长江大桥下，看了长江大桥又一路玩回来。中午，腊娇姐一家三口都回来了，大舅妈做了满桌的菜肴，我们全体围着客厅里的八仙桌吃午饭。大舅妈做的菜确实色香味俱佳，每一道菜都美味得无与伦比。晚上，闲聊的时候，我们与腊娇姐的女儿逗乐说：“你猜，我们谁是乡下人？谁是城里人？”
小侄女指着我和表姐说：“你们是乡下人。”然后指着我父亲说：“他不是乡下人。”
腊娇姐可能怕我们两姐妹难为情，就对我和安秀姐说，“她肯定是看姑爷爷手上带了手表，你们俩没有戴手表。我们家她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小姑子都在武汉上班，她也说他们是乡下人。”
“你们住得很近？”
“都住在一起。都住在一个屋里。”
“我听舅妈说你们住的是单位给的房子呀？”
“是的。我们小叔子、小姑子都是下放的知识青年回城的，暂时没地方住。他们要上班，老家不方便，也很小，我们的爷爷奶奶在住，他们就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房子多大？”
“不大。十几个平方吧。一共住了九个人。我们阳台上是高低床，客厅晚上开地铺。没办法，他们回城要上班，老家住房也很小又离得远，他们上班不方便，只能住在我们家。你姐夫是老大，他不照顾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就没人照顾了。”
天南海北地聊着就聊到了高考。父亲给我解围说：“她平常都还好，就是这高考太难了，又没有人给她答案，她没考好。”
表姐夫说：“高考是不能抄别人答案的。必须凭自己的实力。”我感觉到了父亲的尴尬，但父亲还是很谦和地说：“哦，是这样的。”
二表姐接过话头对我说：“你肯定考不好。我看你跟我一样，一点儿心思都没放在学习上。吃喝玩乐多自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考上了，你猜她是怎么搞学习的？夏天穿个棉袄，脚上还穿一双高筒雨鞋，她说这样没蚊子。反正你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她总是穿得与众不同，长期拿着一本书，不是看书就是写作业。一天到晚搞学习，就像个精神病。她的考分很高。”
听到二表姐的谈论，我在心里想：回家就一门心思搞学习，不考上大学不罢休。
第二天早晨，我们回家了。回家的途中，我就在想:回去一定努力备战高考，争取有个好成绩，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
意外的是，回到家里却听到我可以去读中专的消息。我心烦意乱，不知所措。我的分数刚够中专线，与大学录取线相差一大截。中专都是将就，大专只能可望不可及，可我想读大学啊！
父母很高兴，觉得我终于可以不用下地干农活了。他们说：“这下好这下好，可以吃商品粮了。要是今年走不成，明年不举办高考了，你就没机会考出去了，你这么小的个子，做农活哪里吃得消！”
我也不敢赌命运，如果我今年不去读中专，回郭河中学复读高二，万一明年考不上咋办呢？我默默接受了中专这个归宿。
去学校填写志愿时，遇到了彭老师，他对我的高考成绩没发表任何意见。彭老师心里想我复读，觉得我明年肯定能考上大学，但殷老师觉得我复读一年不一定考得好。殷老师觉得我智商不及张才秀，彭老师觉得我智商不比张才秀差，甚至还好一点儿，但彭老师听我父母说：“不知明年还有没有高考？”他就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只对我说：“你就填卫校吧，当老师太辛苦了。”
填写志愿表时，我真的全部填写的“卫校”。但，录取通知书是普通中等师范学校。
接到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后，父母开始为我筹备升学宴，二姐开始给我准备行装，帮我缝制新衣。反倒是我，像看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一样，完全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
二姐是预备这一年结婚的，婚期是年底的元月一日。姐夫在这一年的端午节给二姐送来了一些布料，是做结婚时的新衣服用的。二姐拿出一片深蓝色涤纶布，又拿出她只穿过一个冬天的红缎棉袄对我说：“这件袄子只穿了一季，还是新的，给你吧，这块布料做一条裤子，配这袄子穿还蛮好看，你说可不可以？”
我简短地回一句：“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