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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金刚”的传言和杨永康因过生而被人举报的事以及那位老作家的六封告状信，一时间压得杨永康硬是喘不过气来。他干脆横下心来，准备辞去交通局局长这个职务，改为非领导职务，不当这个官算了。为了这样去做，他把这几年上交或充公的因无法拒绝而收受的200多万元的礼金、礼品和有价证劵的收据和书面证明，逐一进行了集中清理，然后装订成两本分别为一寸多厚的档案，打算送给市纪委和检察院检察长过目签字后作为自己的护身符保存起来。
回想起这几年，杨永康从上任开始，就把自己的岳父岳母、连襟内弟、妻子女儿、哥哥嫂子、侄儿侄女、其他沾亲带故的亲戚家门和他长期以来关系比较亲近的同乡、同事、同学都集中到市交通局开了一个以约法三章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警示教育会”，当着交通局全体机关干部和二十多位所属二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面，做出了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硬性规定，第一，绝不安排他们或采取变通手段与他人交叉安排他们到交通系统工作，杜绝出现与全系统的干部职工争岗位、争饭碗的现象；第二，绝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使眼色，允许他们到交通系统直接承包、间接转包任何交通工程，包括到交通工程工地上打工也不行；第三，要求他们继续保持原来的工作、劳动和生活状态不变，保持原来的身份和地位不变，不准开商店、开饭店、开洗发店和足疗店，在交通系统拉生意、搞推销，牟取非法利润；第四，禁止自己的妻子背着自己收受他人的礼金礼品或搞非正常的礼尚往来。总之，他围绕这些方面，一共作出了十条强制性家规，然后制作成了一块醒目的宣传牌，摆放在市交通局办公楼的门口，要求常年不动，让从这里路过的所有行人都能直观地看见，使自己的行为始终曝晒在阳光之中和所有人的监督之中。
这样做了，倒是避免了他犯错误和保证了他的自由安全，但是，他的那些直系和旁系亲属以及知己朋友毕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思想境界和文化素养根本无法与他的这些家规相匹配，他们在理解中埋怨，在比较中攀比，对杨永康与他人的不同做法，产生了极度的抱怨和严重的不满。同乡、同事、同学和那些朋友们还好说一些，特别是乡下里的三个哥哥嫂子和那群与打工妹成家的侄儿、与打工仔成家的侄女们，目睹别人当了镇长、镇委书记和局长之后给家庭面貌和后辈前程带来恰似扭转乾坤的变化，他们心里怎么也平衡不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四弟或四爹与自己根本谈不上什么血缘关系了，为了保全自己或一己之私，忘记和背叛了一母所生的骨肉之情，因此在后来每年的春节团聚的时候总是理由万千，用种种借口来搪塞相聚，即使有的时候遇到一起了，但说出来的那些话听起来让他感到刺耳和冷漠，不屑一顾和无所谓的那些脸色看上去既冷漠无视又陌如生人，特殊场景之下，不得不使杨永康感到情感距离的遥远和亲情的蜕化，他每年只好在回老家祭祖之后，带着妻子女儿到他的岳父家里过一个酸楚而寂静的春节。
这是一种另类的情路历程，对于这种历程，杨永康无法向世人诉说，即便是说了，世人也会普遍地坚信杨永康这种反常于社会生态的孤立作法是无一真实的。关于这个问题，杨永康是有过亲身体会的，就在前不久的那一次，若不是生怕传出去了被社会上的人们产生酒后闹事或严重失态之嫌，杨永康恨不得在行走于崎岖山路的小车子上，把他过去一直当作知心朋友的市审计局的武定国，使出吃奶的力气狠狠地揍上一顿。其实事情的原委很简单，那天下午，武定国打来电话，约杨永康下班之后到他离市区20多公里的乡下老家吃晚饭。武定国说，一是要杨永康在百忙之中去他老家走一走，看一看，放松放松，尝尝他母亲亲手做的土的掉渣的农家饭；二是他母亲好几年没有见到杨永康了，心里很是想念，叫杨永康顺便和他母亲在一起聊聊，了却他母亲的这个心愿。杨永康在电话中爽快答应了武定国，到了下班时间便一同前往，他们从县道到省道，再穿过一段村级公路，翻越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岭之后，便到了武定国的老家，昔别多日的武定国父母见来的是杨永康，顿时高兴极了，牵手加问候，心情乐悠悠，往日的烦恼与工作的疲惫在欢声笑语中顿时让杨永康云消雾散，好不快活。等到日落乌啼，他们便进入了高山上的晚餐，不一会儿的功夫，兴奋不已的武定国，几番推杯换盏，把久违的杨永康掠得天昏地转。酒醉饭饱之际，杨永康见势不妙，不得不起身致谢，连忙告辞，他恍恍惚惚地抢先坐上车去。哪知车子刚刚起步，屁股还没有坐稳的武定国单刀直入地始终谈论起一个话题：
“永康啊，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兄弟了，一些话只有我来说，别人是不会说的。”
“什么话？你说！”杨永康坐在车子的后排，晕晕乎乎地答道。
“通天市的人把你列为“四大金刚”之一，现在土地局的一金刚、建设局的二金刚和教育局的三金刚都逮起来了，现在就剩下你这个交通局的四金刚了，你赶紧把你的屁股擦干净，把你平时收的那些钱和那些值钱的东西一分不少、一点儿不留的交了，然后好好地写一份悔过书或者投案自首书交给纪委和检察院，争取他们的宽大处理。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人也吃亏、钱也吃亏，人财两空，妻离子散……”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武定国说到这里扭过头来，像在等待结果一样，不语的看着坐在后排位置上的杨永康。
“你这话是啥意思？在你看来，我真的收过别人很多钱和物吗？”杨永康感到非常唐突地问。
“收没收，你心里最清白，我是为了你好，才这样提醒你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天天和钱打交道，我就不信你会把公和私分得跟豆腐拌大葱一样一清二白，也不信你的觉悟和境界达到了共产主义程度，俗话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听不听由你，你自己看着办吧！”武定国说得有些不耐烦了。
依杨永康的脾气，这些语言如果在平时出自别人之口，他是非要打人不可的，而现在，他气得两个眼珠子都恨不得快要蹦出来了，两个拳头捏得咯咯作响，现在他完全可以一手勒住武定国的脖子，一手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狠狠地往死里揍，但是，他知道他今天本身是来干什么的，也知道自己现在明显处于醉酒的状态，如果今天图了快活打了人，不仅使他与武定国二十多年的情谊付之一炬，而且一旦传了出去，局长酒后打人的消息必将会成为通天市的特大新闻，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后果是不可设想的。想到这里，杨永康抑制住了心中的万丈怒火，收回并放松了自己的拳头，闭上双眼，倚在车子的靠背上，任凭者武定国的猜测和数落。
打这之后，杨永康更加认识到了交通局长这个岗位的风险性和这个岗位极易引起人们广泛猜疑的不可排除性。他冷静地反思自己这几年来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看在哪些方面违反了纪律和触犯了法律。首先，他承认自己这些年来为了营造工作环境和推动交通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公务接待上抽了很多由公款支付的香烟，喝了很多由公款支付的名酒，也吃了不计其数的由公款支付的宴席。其次是在工程建设领域，他承认由于市委书记、市长给他写的“条子”和打过的“招呼”，让他们的特定关系人在交通系统承揽过或分包过工程建设项目，但自己从来没有从中得过这些人的什么好处，自己的亲友从没有在工程建设上沾过边。再就是在选人用人上，他承认破格提拔和选用过那些能干事，会干事的下属，但那都是为了工作，并且都是报经上级组织批准了的，自己没有封官许愿和买官卖官。第四是在争资立项和迎来送往上，他承认为了争取更多的专项资金，在逢年过节和其他特殊时段给上级主管部门送过一些土特产和少量红包，但这都是一些“你搞我搞大家都搞”和不搞不行的事情。这些方面的行为，严格地检查起来，其实都是违反纪律的。要说问题，这就是自己的问题。
想到这里，杨永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发生在上面的这些行为，绝对是与党性原则和廉洁从政的要求格格不入的，不能把这当作一种潜规则或正常现象来看待，如果不加以纠正，久而久之，必然会走上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犯罪的道路。因为我们党只有一部党章，所有党员都应该义不容辞、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这部党章。因为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钱，党的每一名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也不管是怎样为了公共利益，我们都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因此，严格地约束公权、严肃地用好公权，是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认真去做的事情，警钟常敲和明镜高悬是一辈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只有做到了和做好了，才能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
将近一个小时的行程，车子伴随着杨永康反省的思绪，不知不觉中开到了市审计局的家属院。武定国下车时，杨永康只是象征性地与他打了个招呼。回到家里，杨永康深感身心疲惫，扔下公文包，随身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呼噜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