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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后，全省第一条全长12.7公里绕城公路在通天市正式通车了。杨永康由此走了上了市政协副主席兼交通局局长的领导岗位，四个标段的项目部经理，由科员级被提拔为副科级领导干部。
四个月后，方子良同志调到省辖市担任市长职务，C市长接手通天市委书记一职。杨永康主动放弃让他担市委常委、副市长或市委宣传部长、或市委办公室主任“三选一”的职务，选择到市人大党委会担任副主任一职。
两个月后，C书记以人划线，把杨永康划成方子良的“人”，千方百计地进行边缘化处理。
三个月后，2014年10月，中央出台了职工养老保险的“五统一”政策，年近50的杨永康毅然辞职下海，于10月24日告别了他的家乡，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一家企业从事管理工作。
三年后，C书记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双规”，六个月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杨永康坐在南下的列车上，闭着眼睛追忆着过去的岁月。他认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基本正确的。杨永康以为他这样做了，他就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就是正义的化身，他就是人民的天使，但是他现在感觉这一切都错了，错在自己天真幼稚，错在自己无知无畏，更错在自己异想天开。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社会中居心不良的人有的正在笑他，有的正在咒他，有的正在怀疑他，有的正在算计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杨永康认识到他的方方面面都在变，比如年龄在变大，头发在变白，面相在变老，大脑在变迟钝，视力在变老化，走路在变躬身，步子在变踉跄，等等，唯有一成不变的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稚嫩和愚昧了。在这里面，最让他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羞涩的是那三件事情。他现在真的感到确实是愚蠢至极了，只要一想起来，他就恨不得狠狠地打自己几嘴巴子。一是1999年正月19日，他到神龙镇上担任镇长之职时，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出了掷地有声的承诺：在这里工作期间，坚决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证当好人民的公仆，绝不谋私人利益，绝不采取任何直接或“变通”的形式，把自己的兄嫂和侄儿侄女安排到神龙山乡镇的任何单位工作，与全镇人民争岗位、争职位、争饭碗、争正当与不正当的利益。二是在六年之后，他在担任交通局局长之时，他做出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基层干部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决定：把自己在通天市乡下各地的直系和旁系亲戚家门，集中在市交通局的大会议室里，作出了不准要求安排工作、不准参与工程项目建设、不准收受任何礼金礼品和有价证券、不准开设歌厅、舞厅、饭店、商店和洗脚房、不准参与打牌、赌博、钓鱼、不准跑官要官等与党纪国法相悖的任何非正常活动。干了一件让这些来自于农村的、到了城市不知道东南西北的自己的亲人“仰着头进来，夹着尾巴出去”的龌龊之事。三是2009年腊月三十的晚上，住在六楼的杨永康，把一个送礼的人，光拒之门外不说，还用力地把这个人推倒在楼梯间里，谁知长着一身横肉的送礼人一咕脑地从六楼滚到了五楼，致使头部、腰部和双腿等多个地方摔成了重伤。次日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又到法医鉴定机构进行创伤性鉴定。若不是有言在先、正义在上，杨永康非承担法律责任不可。后经双方的关系人在春节期间反复调解，使杨永康在直接赔偿三千元的医疗费之后才得以息事宁人。
现在，杨永康越想这些，心里越不是滋味；越想越觉得自己傻的奇特无比；越想越觉得自己不仅是难以启齿，而是无地自容，更觉得自己在当下的潜规则和盛行的风气面前，渺小得不能在渺小了。神伤沮丧和无颜见人的心理，顿时笼罩着他的整个思维，因此他把他现在乘坐高铁前往南方当对他的这种行为视作一种最好的逃避。
此时，杨永康的思绪随着劲驰的列车一样的飞跑，一阵平静之后，他似乎又醒悟了许多。在他的心里，他实实在在的无法忘怀和舍弃他工作过得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岗位。一些工作上的场景，使他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2004年元月24日的那天，离春节越来越近了，因为快过年了，按照县里要求和结合镇里实际，今天杨永康带领几位同志把春节慰问物资送给贫困户家里。山里冬季就是雪多，更何况神龙山这个地方有平均近一千米的海拔，自然是雪更多更大了。联想到今天这一带，杨永康试着写了一首诗，意在表达他此时的状态和心情:
厚绒绒的雪地里
摇晃着一个小孩的身影
飞雪
染白了他的头发
啸风
把他的嫩脸吹红
身穿纸一般的寒衣
背着山背篓
走在吱呀作响的冰封雪地
他的热能
纵然只有维持幼小生命的热能
却从心灵深处
向浩瀚的乾坤释放着融化冰雪的热气
问: 孤独的孩子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又往哪里去
答: 别问我是谁
我是山的后裔
我从山里来
再往山里去
知道吗
山为我所依
我为山所需
别说我孤独
天地与我做伴
风雪为我作曲
高山炼我意志
跋涉助我呼吸
别浪漫了孩子
这风这雪这天这地
笑话
自古隆冬多雪地
踏破冰雪即壮举
我心疼你
想收养你当我们的儿子
把你带到市井
享受人间的灯红酒绿
算了
我是山的后裔
既然从山里来
就得往山里去
山的后裔
离不开风雪天地
因为
这雪是我的帆
这风是我的力
这天是我的礼帽
这地是我的根基
杨永康的这首诗，通过雪地里的小孩的视角，表达了对人生、 对人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压力的感受，能让人在心中唤起一种崇高的美好的感情。
诗的一开始就真实地描绘了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一个小孩的形象。“飞雪”“啸风”环境恶劣，小孩身穿旧寒衣、 肩背山背篓，孤独地、 艰难地行走着。对小孩的外貌刻画不惜笔墨，极力铺陈，符合题旨，符合情境，形象鲜明。从幼小生命心灵深处释放着融化冰雪的热气，这“热气”衬 “寒冷”，让人越发寒不可耐。一个在艰难环境中行走着的 “跋涉者” 的形象映入眼目。
接下来他又在诗中表现了三段对话。一“问”：孤独的孩子，你是谁? 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小孩回答得含蓄有味，“山为我所依，我为山所需”，表达出生存于困境的意义。山里的后裔与天地、风雪、高山相融，表现出精神的圣洁，烘托出那种坚定、浪漫、乐观的思想情绪，使精神的花环闪现出光彩。二“劝”：劝小孩别再浪漫。小孩答语中“踏破冰雪即壮举” 一句灿然生辉。小孩把困难、困境看得淡然，表现出了非凡的气魄和博大的胸襟。三“怜”：想把小孩带到“市井”享受人间灯红酒绿。小孩的回答了无欲念，不受功名的束缚， 山的后裔离不开风雪天地，看似凝重，实则充满自信。信心是他的力量，使他不被世界改变，却要努力去改变世界。接下来的结尾四句，“这雪是我的帆，这风是我的力，这天是我的礼帽，这地是我的根基”是对不愿到“市井”享受灯红酒绿的原因的掷地有声的回答。这几句联想丰富，视野开阔，比拟形象恰切，气势恢宏浩荡，震耳发聩，充满豪情。
诗中的小孩其实是杨永康的化身，因为他有过和小孩一样辛酸的童年，有过和小孩一样的真实经历和感受。他表达的主观设想与客观“境界”相吻合，吟起来无拘无束，生动而不平板，感染力和说服力同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兼美，他自己觉得有可读可品的一面。
再往前想，在2003年7月8日，他和一位村支部书记在一户农民家里喝下混账的两杯酒。那天下午，从A村检查农业税征收情况之后再转身步行到C村的时候已是当晚八点多钟了。村干部把他们引到一位老百姓家里安顿下来，说什么也不让走，劝他们无论如何在这里吃顿晚饭。
这位老乡的妻子好像提前有所准备似的，前后大约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便十分麻利地把独具山区特色的“对子席”摆上了餐桌。
于是，他们相继被邀入席，在皓月与灯光的映照下和鸟语与花香的环境中，忘却了身子的疲惫和工作的烦恼，随着主人虔诚的言行举止，开始了高山之巅别有风味的浪漫晚餐。
席间客人不多，除了他和几位镇村干部之外，还有一位农民模样的陌生青年，他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不仅是衣着不整，不修边幅，而且那污垢的蓬头看上去至少有好几个月没有洗理了。当时杨永康想，这个青年农民要么是家里太穷了，要么是最近太忙了，不然的话他不会以这副十足的穷酸样出现人们面前的。边吃边想之中，他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总觉得，农民嘛就是这样，成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装扮和边幅对他们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不能因为他们之间身份与地位的差异和衣着与边幅的不同而使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何况他的兄弟姐妹同为农民，情况和境遇与这位青年农民相比也好不了多少。
他端起酒杯准备向他敬酒，问之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有什么致富门路，结构调整搞得怎么样，对方对答如流：“杨书记，我叫XXX，住在旁边的C村，家里四口人，每年杀两头猪，卖两头猪，养的有蚕，买的有彩电、影蝶机、摩托车，全年家庭纯收入都在六千元以上。您放心吧，我们当农民的就是要把田种好，把钱挣多，把家里搞富，没有这点本事还能在社会上混？来，杨书记，您先敬我一杯，说明您礼贤下士；我再敬您一杯，说明我尊重领导。”听罢此话，杨永康心里感到很是安慰，因为农民富了无疑是当官的高兴事。接着，他毫无顾忌的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痛快地把酒喝下。
刚刚拉开晚餐的序幕，弄不清这位陌生青年是由于找到了喝酒对手的缘故，还是由于长时间没有喝酒的原因，顿时酒兴大发：“杨书记，我再代表我们C村的干部和群众各敬您一杯。”“别慌，你先说说你今年的农业税收交了没有，交了多少”。话音刚落，这人先是两眼发直，双手僵硬，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抖动的嘴唇顿时吐不出一个字来，瞬间，犹如噩梦初醒，恍然大悟，急忙放下手中的酒瓶和酒杯，转向门外，拔腿就跑。目睹此情此景，杨永康茫然不知所措地问这是咋回事，坐在旁边的C村干部对他耳语：“这个家伙是他们那个C村有名的抗税头子……”。
村干部的回话，犹如给他泼了两瓢三九天的冷水。
后来杨永康一直在想，亲民爱民本身没有错，但他却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错。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绝大多数人可敬可爱，极少数人可恶可恨。
时至今日，每当杨永康在闲暇之余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后悔的就是那混账的两杯酒……
还有2002年的11月5日，杨永康去海拔一千两百多米的紫云庵、杨寺庙这几个村找几个村干部座谈山里农民发展经济的基本出路，看到了一幕令人兴奋的感人场景，回到镇里，夜不能寐，信手写来：
秋天里的山夫
木梓白了
枫叶红了
悠着步子
更浪漫了
棒子熟了
酒缸满了
摸着胡子
更知足了
牛下田了
羊上山了
扬着鞭子
更有劲了
公鸡叫了
东方亮了
数着票子
更高兴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唐人刘禹锡的《秋词》流传千古，一扫前人悲秋之气，格调高昂。他的这首《秋天里的山夫》，稍一些有刘诗的意韵，自己感觉耳目一新。他把山夫放在秋天这一收获的季节里，从四个侧面来透视山夫，唱响了山乡小康的主旋律，折射出奔向小康的山夫的生活面貌。意境优美，情趣盎然。
“木梓白了/枫叶红了/悠着步子/更浪漫了。”他选取了有康西地域特色的“木梓”和“枫叶”这两个意象来表现山夫生活的自然环境，算是匠心之处。不管是谁若置身于秋天的山乡，秋风劲吹，无边落木，这时候木梓褪去了华衣，毕毕剥剥的爆裂了果皮，那满枝满枝白色的小果犹如梨花含苞待放；若放眼于秋天的山乡，枫叶落霜，层林尽染，好似“霜叶红于二月花”。他着色“白”、“红”，有着一定的视觉冲击效果。不仅如此，从炼字角度看，“白”、“红”二字与“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一个动态的渐变的过程。木梓由绿变白，枫叶由青变红，且秋愈深，白者愈白，红者更红。故第一幅画面有声有色，有动有静，使人浮想联翩，这时，山夫漫步于林间，映照着和煦的阳光，哼着山歌，平添了几分浪漫。
“棒子熟了/酒缸满了/摸着胡子/更知足了。”秋收之后是喜悦，金黄的玉米棒子挂在廊前柱下泛着金光。在山里用它酿酒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酒与诗自古孪生。“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农家的腊酒便是最美不过的玉米酒。秋冬之季，空气中弥漫着酿酒的醇香。酒缸满了，山夫醉了。一天劳作之后，一家围坐火笼，品尝着吊锅子里的热腾腾的“生活”。黑脸的、红脸的汉子，大块地吃肉，大碗地喝酒，时不时地摸着满脸的胡子，生活的乐趣真是妙不可言。更为铺张的是在农家宾朋满座之时，十碗八碟，推杯换盏，主人把待客的礼数发挥得淋漓尽致。休怪主人太奢侈，怪只怪，这肉太厚，这酒太香，这情太浓!
“牛下田了/羊上山了/扬着鞭子/更有劲了。”人们在《诗经》中看到“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在北朝民歌中也听到“风吹草低见牛羊”。此时的杨永康想从古诗中汲取营养，把农家牛羊赶来入诗，古朴而有创新。秋阳下的羊群，自由奔腾，在石间跳跃，在草间撒欢。山夫赶牛下田，牛铃叮当响，沃土腾细浪。这阵势，岂只是劳作，分明是新时期山区农村的劳动竞赛。听着那悠长婉转的号子，他们仿佛看到了挥舞着鞭子的山夫对现代山区生活的无限热爱和满足。
“公鸡叫了/东方亮了/数着票子/更高兴了。”许是昨夜的酒烧了一夜，许是腰包里的票子鼓胀得使人难眠，鸡叫之时，山夫干脆起床数着在市场大潮中挣回的票子，心里踏实又不安分。票子入诗，可谓有独无偶之笔，历来诗与金钱应如水之与火，然市场经济，小康水平，票子才是硬道理。点票子就是点生活，岂不浪漫?
这首诗构思看似信手拈来，随意敷衍，其实是杨永康想妙手巧裁，想独具匠心。一、该诗四节，首写风光之美，再写生活之乐，三写劳作之趣，最后是丰收之喜悦，全面反映了山夫的生活面貌。二、写山夫心态：更浪漫—更知足—更有劲—更高兴。看似分割，实则互为因果，前后紧密相连。三、精选典型动作反映人物内在用。用“悠着步子”表烂漫，“摸着胡子”表知足，“扬着鞭子”表有劲，“数着票子”表高兴，是最恰当不过了，不可替代。
文字简约是这首诗的特色。诗是想象的艺术，他为求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调动感官去品味这首诗。从视觉看，白的木梓、红的枫叶、黄的棒子，色彩绚丽多姿，令人眼花缭乱；从听觉上看，牛羊在叫、公鸡在啼、号子在唱，细听，还有种子爆皮，天籁人语，一齐作响；从嗅觉上看，空气中新翻的泥土气息夹杂着秋果的味道，更有酒的醇香弥漫在三山五岳……
这首诗的风格，俗一点的说，像是山夫屋檐下的那串红辣椒，耐想又耐嚼；雅一点的说，他想把它作为太空食品，浓缩精华。
杨永康也多次扪心自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但是他每一次都找到使他信服的结论。因为他知道，从现实角度看，他想把工匠视为“船”的父母，把水当作“船”的依托。因为没有工匠和水，显然就不会有孕育“船”的必要，更不会有“船”生命的存在。
从“船”的原始意义来说，它是水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它生来就是为人服务、效劳的。如果它的职能与人无关，人是绝对不会让它出生的。反过来说或者退一步讲，“工匠”是父母、是上级、是社会；“船”是儿女、是自己、是岗位；“水”是民众、是下属、是人心。当人造化了它之后，它就应该责无旁代、义不容辞的以水为依托，按照“父母”的嘱咐，去一次一次地、周而复始地完成它应该完成的使命，千万不能假设甚或真的把“父母”的嘱咐当作“耳旁风”，把“依托”当作对立或多余的东西。否则，要么必然沉入水底，令生它养它的“父母”摇头叹息；要么必然被“父母”出尔反尔，砸之毁之弃之，
时空这个东西最了不起。它虽然没有边际和句号，但是它有段落和期间。杨永康总认为，在这个时空内部，无论在爱恋的港湾里，还是在人生的征途上；无论在明媚的春光里，还是在雪压的松柏中，停泊的“船”不少，行进的“船”也很多。
作为“船”，不管是在扬帆启程也好，还是正在整装待发也罢，除了不能有辱工匠赋予的使命以及抛弃水的念头以外，还要切记以航标为师，不然碰上了暗礁，无疑会让自己毁于一旦。
杨永康对“船”的逻辑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人都是一条船，只要孝顺工匠，视水为命，依标定航，避礁而行，即使遇到拍岸而起的惊涛骇浪和风云突变的暴风骤雨，也能化作推波助澜的无穷的动力，催人满载着胜利的希望到达成功的彼岸。
正因为如此，杨永康才把自己始终融入了山民们的行列，与他们同甘共苦、共苦同乐。
比如说，山里盛产苞谷，当然也盛产苞谷酒。
每到年末岁尾，忙碌了一年上头的山民们总要支灶台，砌酒池，用自家田里收获的苞谷酿造几缸苞谷酒。那忙出忙进的样子，足以让人感觉到他们与酒的缘份和对酒的绝对依赖。
杨永康是山外人，自然对山里人以酒为伴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记得四年前刚到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苞谷酒几乎成了我用餐过程的沉重负担。那散发着浓郁的煳香味的苞谷酒，如果你拒不接受，质朴的山民双手捧着酒杯，毕恭毕敬的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用虔诚而乞求的目光盯着你说：“你就喝了吧，山里的苞谷酒经饿提神。我们现在脱贫致富了，让你喝个落心杯还不行？”。倘若喝吧，“开壶起壶落壶，收壶抬壶立壶”的劝酒方式像连环套式的车轮战术无止境地向你袭来，顿时令你欲饮不能，欲罢不忍。
毕竟接受了独特的酒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半年时间过去，这股古朴的民风便使他认同了苞谷酒，从此把他卷进了陪客者敬、做客者饮的行列。
后来，他和镇长决定镇里公务接待用酒一律改用苞谷酒。这样，既符合镇里的经济实际，又尊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不料此举正中客人下怀，他们像在城里吃腻了大鱼大肉而改吃无公害蔬菜一样，厌倦了茅台之类的瓶装酒，转而对散装苞谷酒格外地青睐。目睹这种看似冠冕堂皇，实则难以启齿的接待水平，每逢镇里来客时我和镇长只好死要面子的先发制人地说：“是男人，就该换换口味了。”于是，大笑之后必然你来我往，席间他们大赞苞谷酒是上乘的无公害绿色食品，生怕客人瞧不起它而出现尴尬局面。星转斗移，他们就这样循环往复而且是强装笑脸的陪过了一拨又一拨的客人，旁观那酒足饭饱之后的情景，走者虽是那样知足的而走，留者却是如此难奈的而留……
就在这年仲秋的一天早上，一种毛茸茸的东西兀地模糊了他的视线，心想自己今年已近四十不惑，可能是生理老化的正常反映。殊不知，医生警告说视力下降是由于长期饮用含有大量甲醇的苞谷酒出现的甲醇中毒病症，必须立即停止饮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回到寝室，医生的忠告使杨永康勾起了对自己叱咤酒坛风云的回忆，联想这几年陪了这么多客人，喝了这么多苞谷酒，有这么多甲醇侵入体内，不禁心惊肉跳，竟然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发生了紊乱。想着想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拉回了现实。他问有什么事，前来叫他的办公室同志说是镇里来了客人，要他和镇长去陪他们吃午饭。此时此刻，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不知怎样向他人袒露和陈述，为了工作，那天中午，起码又有四两苞谷酒的超标甲醇侵入了他的体内，唉，难奈的苞谷酒哇，他真不好去评价……
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随之而来的便有了工作感情。他记得2001年7月25日那天是休日，一位山里老人给他送来了一双亲手纳的绣着“花开富贵”的鞋垫。顿时令他感动极了，因为还是母亲在世的时候，他穿过她老人家亲手缝做的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鞋垫。
那时候，母亲每年都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的给他缝做一两双鞋垫，有的绣着“丹凤朝阳”，有的绣着“兰草开花”。那鞋垫虽是手工做的，但它饱含了母亲的辛劳与汗水，寄托着母亲的叮咛与希望。
好多年了，杨永康失去了这种温暖的享受，因为母亲离开了他们。
做梦也没想到，今生今世，母亲还会回来，母爱也会回来。
那天，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轻轻地敲开了他的房门。
“孩子，这鞋垫是我特意为你缝做的，嫌弃吗？”老人虔诚地望着我说。
“嬷嬷，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过细，简直……”杨永康心中充满感激。“别说了，孩子，拿上，山路不好走，把它垫在你的脚下舒服一些。”老人话音一落，转身就要走。他随手拽住她，彼此似母子一般都在淌着无言的泪水。
这老人，这对话，这鞋垫，这真情，使杨永康在母亲去世20年后的今天又一次亲身感受了母亲的挚爱与关怀，再一次品偿了母亲的乳汁与温暧。
此时此刻，杨永康没有夸张地说她是他的再生母亲，但在他看着这沉甸甸的鞋垫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母亲；也在他望着这实在在的老人的时候，犹如见到了母亲。
杨永康带着感激之情，双手接过了鞋垫，老人终于放心地出了一口长气。在她看来，他容纳的是一双鞋垫，她认可的是一位儿子……
后来，他自豪地穿上了老人送来的那双鞋垫。
它像一只驮宝的旱船，满载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摇呀，摇呀，摇向那成功的彼岸……
古人说“境由心造”。对于失去母亲的杨永康来说，一双微不足道的鞋垫便能温暖他的心灵，饱经风霜老人的一声诚挚的呼唤，掀开了他的思绪。抒发的正是他对“母亲”深入骨髓的真情，读来足以感人至深。
后来，杨永康把这一过程写成了一篇散记，他在自然平实的叙述中蕴含着巧妙的构思，从孩童时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我做鞋垫写起，笔墨渐次展开，把这位老人送他一双鞋垫的事娓娓道来。写散文，写托物抒情的散文，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主观感受融入字里行间，文中叙写了一位别无所求的老人送来的两双鞋垫，一句“孩子，嫌弃吗”这情真意切的话语，与母亲那么相似！之后在文中直抒胸臆：“在我看着这沉甸甸的鞋垫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母亲；也在我望着这实实在在老人的时候，犹如见到了母亲。”老人就是再生母亲，母亲的去世在他的心里包裹着十分的悲痛和思念；再生母亲的关爱，使他心中又流淌着三分甜蜜。他自豪地穿着老人送来的鞋垫，走向新的人生征程。
文章写一位普通的老人给他送来两双鞋垫，认可了一位“儿子”，从侧面看是对他工作的赞赏和认可，可见他与老人关系的密切、融洽与深厚。这种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的写法，可以给人留下极大的回味和思索空间，是很有意蕴的。
在从一开始坐上列车的那一刻起，他就后悔自己在工作上这些年来做过太多的蠢事，现在他不仅不后悔了，反而认为自己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为官一任，责任一方，必须战胜工作中的一切艰难险阻，用自己的心血和力量带领全镇人民致力改变贫困面貌，还要过上温饱、小康的幸福生活。
走过一年又一年，刚刚挣脱了一种压力又面临了一种新的压力。也许，压力这东西注定要与人生结伴而行，所以才有了一个压力接着一个压力。
压力，在人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阶段随时产生着，达官贵人也好，黎民百姓也罢，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大小、轻重、多少、长短而已。
在这个世界，惧怕压力甚至想放弃压力没有用，否则，到头来不仅没有躲过压力，反而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大概是压力与矛盾共存的特殊之处，因为人人都想回避矛盾，但结果还是面临着矛盾。同样在这个世界，如果迎战压力，把它当作一种无穷的动力，越是艰险越向前，于是，一连串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这大概也是压力与矛盾另一个共存的特殊之处。我们不回避压力，就等于不回避矛盾。
公正的说，压力这东西只对有责任心、事业心的人所具有，对懒惰人和弱智人所不具有。
压力，尤如一种特殊的催化剂，可以提高人的智力，开发人的潜能，升华人的价值，锻炼人的意志。压力也恰似一只拦路虎，可以吃掉人的胆识，加速人的懒惰，降低人的素质，淹没人的才能。
很多时候，两个人面临同一种压力，但结局往往是不同的。这就是取决于俩人对压力的不同态度。
从原始到现在，从祖辈到后辈，不曾有过压力的空白，他们都坚锲不拔地挺过来了，现在他还有啥说的呢？
想到这里，想了这些，杨永康一切都释然了，一切都想开了。他知道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既然现在已经走了一多半了，那一多半的功过是非自由后人评说；既然现在已经坐上了南下的高铁，就按照自己的选择，走好剩余的一小半就是了。
现在，高铁即将到站，杨永康像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精神抖擞地做好了明天开始拼搏的准备……
坐在南下的高铁上，看似平静的杨永康，其实心里很不平静，他联想起自己31岁开始担任镇长；32岁担任镇委书记兼镇长；38岁担任交通局局长；44岁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兼交通局长，45岁婉言谢绝上级党组织将他提名为邻县的县委副书记一职，而执意留在通天市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这一些系列的仕途变化，足以使通天市的人民掂量得出的他政治份量。然而截然不同的是，他的三位哥哥和三位嫂子以及他的六个侄儿侄女，却依然过着与他的权力、地位无关的自然生活，他们在乡下所住的房屋和农民的身份也没有因杨永康的影响而发生丝毫的变化。其中二哥二嫂的居住条件是他老家的那个村落差的不能再差的了。三间低矮的房子，蜗居着二哥二嫂和两个女儿女婿以及四个孙子。
而在通天市的历任镇委书记和省直各部、委、办、局的一把手当中，他们无一例外地以父母和兄弟的名义，把老家的旧房子盖成了新房，有的甚至是成了别墅式小洋楼；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交换安排、复员安置、人才引进、录用招聘的形式，把自己的嫂子、弟媳、兄弟姐妹和侄儿侄女安插进了机关学校和其他事业单位；有的甚至提拔为科长、校长或副局长。其中一位1963年出生的局长，在他45岁那年，把比他年长6岁的乡下大哥安排到了其下属的二级单位当起了一个“长”字号的头头。
但是他哥哥和那一群侄儿侄女们却是目前的这种现状：
大哥杨永才，二哥杨永文，三哥杨永学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老家种着村里分给他们的责任田。
大哥的儿子杨海波与妻子户口仍在农村，自己买了一辆中巴车，在农村从事农村客运，全年收入包含家国下拨的油料补贴在内，大约为5万余元。
大哥的女儿杨定荣，在一家私营纺织厂当纺织工，女婿金学忠在四川龙蟒集团的一家化工厂从事原料分离工作。夫妻二人的人均月工资大约三千元左右。
二哥大女儿常年在一家个体饭店当服务员，月均工资约三千元左右；大女婿在家里做火锅外卖，月收入大约五千元左右。二哥的二女儿在一家私营商场当营业员，月收入二千五百元左右；二女婿在乡下从事个体运输，因货源不足，所买的运输车辆不足以偿还车贷，被银行依法收回。
三哥的大儿子，先是在河南学艺弹棉花、打被套，后因难以维持生计，经人介绍前往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家餐厅当传菜士，由于表现出色，一路得到重用，现在一家叫“6+1”餐厅连锁店当CEO，月收入在一万五千元左右。
三哥的小儿子在西北某部服役12年之久，复员时为三级士官，符合国家安置政策。当时杨永康建议侄儿买断军龄，回老家从事养殖业，后由于侄儿缺乏养殖经验，落得血本无归，现在沿海地区建筑工地当粉刷工。
想到这里，杨永康心里充满了内疚和自责。深感自己为官从政多年而没有给自己的三位兄弟带来一点儿好处，更没有给他的六个侄儿侄女安排一份职业。眼看别人跟自己同样在权高位重的水平线上，挖空心思的为自己的亲属子女找工作、批项目，谋取了那么多的权利，而没有一人因此受到法律和纪律的追究，他现在真的后悔极了。他只怪自己明哲保身和独善其身，把自己一母所生的亲骨肉远远甩在脑后，把兄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晚辈对有本事的四爹的期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竟然心狠到了翻脸不认人的程度。杨永康从开始就清楚的知道，他这样做，虽然对得起培育养育他的党组织，但是在亲情面前是无法交代的。以致于在他当政期间，他的兄嫂和那些晚辈与他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在他们心里深处，他们并没有以杨永康引以为豪的感觉，也没有因为杨永康而少受别人的欺负，很简单的道理明摆在那里，身居八品官位的杨永康，根本没有给他们本来就活的很累的命运带来一线改变的曙光。由此而来，当杨永康在工作之余的端午、中秋和春节回到老家与他们相聚的时候，受到的不止是一次两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漠与应付，一些风凉话和带刺的语言，让杨永康不知听了多少遍，耳闻目睹这种场面的杨永康的妻子杨小红，多次劝阻杨永康最好不要回那个什么老家了。因为在她看来，她根本不缺饭吃的情况下，她无法忍受这一种眉高眼低、不见亲情的接待方式。杨永康为此也不知做过杨小红的多少次思想工作，因为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在这样的传统节日里，他必须回去看自己的兄嫂和晚辈们，也必须到山上去看望自己睡卧在那山坳里的父母。杨永康认为，他每回去一次，每当他看到辛劳的兄嫂、低矮的房屋和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的晚辈们，还有那些老乡们投来的羡慕而敬佩的目光，他的心灵就受到一次强烈撞击和震撼，在显而易见的对比反差中，就会在内心深处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有一种深刻的自省和反思。这对他自己真正做到警钟常敲、警钟常鸣，防止自己今后犯错误甚至是犯大错误，无疑是一次最准的提醒和活生生的帮助。杨永康一直坚持着这样做，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他没有顾及兄嫂和晚辈们的眼色好坏和饭菜的丰盛与否，因为他始终认为，兄嫂们既然是农民，那么农民的有限境界则是可以理解的，晚辈们既然是晚辈，那么晚辈们的不礼则是可以原谅的。
现在回到现实，杨永康放弃了自己为此拼搏半生的功禄、地位与荣誉，像年轻人一样去沿海打拼，这是常人所难具有的决断。他出发的时候，只说服了跟着他担心受怕多年、耳朵里同样满是那些是是非非的妻子，在乡下生活的兄嫂和那些在外面打拼的晚辈们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想用这种“下海”的方式去平衡他们的心理，因为杨永康的现在一切都归于零了，杨永康今后的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