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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前，十五六岁的我们从全国十四个省份来到广州西郊的一所学校读书。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就是卓祥瑞老师。
卓老师是数学老师。“数学使人周密”。所以，卓老师格外地严谨、严肃，甚至严厉。
我那时候算是个规矩的孩子，卓老师怎样严法，我自“从心所欲不逾矩”。但对于班上大多数的同学来讲，不知为什么，还是有些逆反。以至于，有一天，在寝室熄灯之后，同学们在“卧谈会”上大谈卓老师的不好。无非是讲他在早操、晚自习、劳动卫生、纪律管理等等方面，是如何如何地不通人情。偏偏这个时候，卓老师连夜来检查我们的休息情况，就听到了。后果自然很严重。代价是隔天的数学课几乎用了大半节的时间在开班会。卓老师好象很生气，也很伤心，但似乎没有处理什么人。
卓老师的严厉还体现在他所上的数学课上。那时候，大家都觉得高等数学真的很难，总希望老师在授课和考试时变通变通，因为毕竟不是专业课。但卓老师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更严，以至于最后一次考试，班上只有少数人及格。我只做了选择题，全对，后面计算题都没有时间做，心想这回完了。但发卷子时，刚好64分，是少数的几个及格之一。卓老师在同学中的严厉形象从此更加无可改变。
在我心中，因为他的严肃，并没有与他亲近。但总觉得他内心比一般的人善良、真诚、执着、深沉，甚至苦闷一些。
他是梅州五华人，足球之乡，所以对于班上的体育非常重视。我的体育成绩大概可以处在班上的第一梯队，却不会所有的球类，好在还喜欢写写画画。于是，卓教师就“人尽其用”，让我与我的同桌----一名严谨而会画画的同学、他同时也是我的一位老师的孩子，担任班上运动会宣传版的主创。
那时候的孩子不象现在的孩子活跃，尤其是在老师和长辈面前。这样，我们熬夜出版报，卓老师总是一直陪着，也少有言语。我们心里并不怕他、疏远他，只想在卓老师心里我们是好孩子一类，又想老师平时虽然寡言，与我们俩个心里却是通的，就两相沉默。老师偶尔会用他特有的简洁的略高的话语询问我们生活、学习、父母，还有从前在老家读书的情况，我们报以同样简洁、但声音略略低微的回答。我们的感觉是，老师与我们一样地小心谨慎，但善良的心象游丝一样颤颤地释放着暖意。就着这种感觉，卓老师不断地跟我们添水，提建议，我们一下子反倒成了拿主意的人了。夜深了，四周很静，教师办公楼后山上的昆虫肆意欢叫，老师办公室的光管更加亮了，也更加用劲地叫，灯光和声音让午夜愈加静谧，我们彼此悉悉的呼吸声让我们几个人的身影变得更加亲切、集中。老师就在这时候出去，一下子买来了牛耳朵、鸡仔饼之类好些零食，反复关照我们当宵夜吃，辛苦了，多吃点。我们也请老师吃，心里知道是老师自己花钱却不敢放开到夸奖自己老师的份上。那时候我们正在长身体，我一餐吃过九两饭，父母节约下来给我的学费生活费还有学校给的奖学金助学金在我的开销里是绝对的计划经济，牛耳朵、鸡仔饼之类，实属改善生活的侈奢品了。所以，面对眼前的飞来“盛宴”，我们一点不含糊，吃得不动声色，却几乎一扫光。一旁精瘦的卓老师笑笑站着，端详着画版，自己却一直没有动手吃东西，纵容得我们越是老实不客气了！
收工之时，老师照例没怎么夸我们，大概还说一两个小地方要作一些修改，补一些色什么的。我们那时很少熬夜，正十五六岁，长个，嗜睡，加之在老师的礼遇之下，也不怎么在乎和紧张了，只道能通过老师眼光的，全班甚至全校，不出我们俩兄弟了！
到了二年级时，卓老师就只教我们的数学课，不再当班主任了。班主任是个新毕业的活泼又个头精巧的英语老师。她在一个晚自习时着得一袭洁白的长裙，爽爽朗朗地教了我们一首英语歌----雪绒花，并与班上几个样子看起来就象带头大哥的同学开着玩笑，卓老师的时代就轻轻地翻过去了。大部分同学可能并不怀念，甚至有些惊喜和期盼。我也在一次课间，当新来的班主任真切地询问墙报上的诗和字是谁写的，而焦点一下集中在我身上时，就自然而然地对这位新的现在想起来就是美女的班主任老师瞬间“折服”了，没有背叛，却真的也过了一道心坎了。
卓老师很快也成了低我们两个年级的班的班主任。他好象与那个令人高兴的八十年代一起开始改革开放了，不再过于严厉地管制学生。我没有细问，但看着师弟妹们一天天笑靥如花地来往在走廊、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宿舍、校道、食堂，以及校南的流溪河畔之间，就一下明白了。但是，我还是听到了老师过于认真的消息。大概是为了班上学生的什么事，与学生科的什么老师不高兴了。看来，卓老师不是白姓卓，追求卓越、完善、顺应自己内心的执着脾性是经不起一年、几个月甚至更短时间的压制和考验的。
我与老师的来往少了。有时远远地看见他在长长的、时弯时直的校道上走来，就早早地准备了一个笑容，道一声老师好。老师也在他从来就比较瘦削的脸上回以清朗的笑容和洁净关切的目光，却没有多一句话。我那时心里却总是担心他可能随时会动动他薄而坚定的嘴唇，讲一句提醒或者批评的话来，这让少年的我莫名地感到心里压力大极了。但他终究没有说过。我却固执地认为他随时都会说。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对于爱和关心的理解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正如，今天我对于自己孩子的关心和教育，与孩子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我十六岁的孩子最近讲：你们并不了解现在，甚至不了解自己孩子的心，而时代总是在前进。）
我有时会看到老师从男生宿舍楼前一片低了地面七八米的平房区一步一步地顺着台阶走到校道上来，或从容或急匆匆地向教学区走去。
那平房区，清一色的铁路黄皮外墙，黑灰瓦顶，屋前屋后间有高高挺拔的木麻黄树和九弯十曲的千层柏，还有小片的菜地和零星的鸡舍、兔子屋，顽强地与学校新旧不一的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之类的建筑混杂在一起，僻居于广州西郊石门乡村一隅，让我们这些从乡村来的孩子倍感亲切。平房区其时的规模不大不小，可能有十几户，大都是半边户。所谓半边户，就是一些老师，配偶和孩子在乡村，没有城里的户口和工作，或刚刚从乡村出来，户口、工作和孩子上学等等问题刚刚解决，这样的家庭就配以这个专业的名词来称呼。这些老师大多早年从乡村苦读出来，在老家成家或是上学前已经成家，人生苦苦跋涉，到这时已经都四五十岁，甚至更大年纪。这些老师一家往往有四五口人，三代同堂的就至少得六七口人，在城区没有正式房，就一家数口蜗居此间一屋。这些老师和家属虽然住在这城郊学校不成建制的过渡房里，精神却是充实和高兴的。他们大都奋斗了大半辈子，生于建国前后，历经了诸多大事情，那时一家人团圆的新日子才刚刚开始，社会也刚刚改革开放。他们内心的美好感觉用什么来形容都不为过，一般也不再与别人比个生活和条件的高低，只望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更何况：那时候，能分到一套房子舒坦地住着，是大多数半边户不敢奢望的事。几乎非人力所能为。能有房子分，虽然客观上是存在的，但量少且每年有无不定。烟波微茫信难求。分房时，要按职称、工龄、户口等等诸多条件计分排队，既要应对由于种种原因变化多端且莫测的分房办法（你看到上次分房加分的条件并暗暗努力，但轮到你了，却一下无缘由取销了这个加分条件），还要优先考虑有一官半职的，更有不可避免的关系过硬公关能力过人者横刀杀出。如卓老师之类的老师，少时半农半读，在乡村并不是真正的农民，不似一般的农民粗砺、能屈能伸、什么事当前都能吃能睡；待读书到了城里，又不似个完全的城里人，能真话假说假话真说、人前人后都做得周全，甚至更显得象个过了时的乡村人。所以，在这样事关人生要紧关口的大事面前，他们所学的学问不但无所资助于现实反因肚里装的书本气太多时常不屑于在现实中力争，使得他们的力量如一名小学生。只是他们的可怜并不可以在能看的书本中描写出来，这又反使他们的委屈显得并不十分理直气壮。往往要待到多年以后，社会发展了，子女埋怨了，才突然觉悟过来。当然为时已晚，既无济于事，也心中无所谓了。
卓老师住在那片平房区时，他的爱人已经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了，全家成功转为“全边户”（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我们都亲切地称卓老师的爱人作老师。她是个与卓老师完全相反的人。高大，有些胖，团脸圆睛，声如洪钟，四十多岁了，走起路来咣咣响，经常在与人打招呼时哈哈大笑，远远地都能听得到。她经常在图书馆里大声地关照我们：“大家取书时，要用代书板，才不会把书架搞乱！”我们都乐意按她说的办，因为她的要求充满善意和商量的意思。她爽朗的声音经常从图书馆门厅传到最后一排书架，甚至在别的楼层也听得到，充满力量，带有乡村的亲切和温暖。当我后来知道她有四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因为这样的母亲是有这样的力量生养这么多的孩子的。我甚至觉得，她在生活上也足以成为卓老师坚强的后盾和保障。
我读二年级时通过参加竞选进入了学生会。我与我的伙伴们探索着开拓了一些新的工作领域，比如，组织全校的学习委员检查自习课，组织全校性的学习经验交流，组织如即席演讲等一些新的活动等等。后来，我们还组织志愿者协助学校新图书馆的阅览室工作。因为卓老师的爱人就在这里工作，让我们感到亲切、必须尽力。我也在那个阶段，组织志愿者活动之余，集中阅读了一些近代名人传记、书法理论、宋词和民国时期的散文，成为我个人成长的一个重要经历。
时光流转，四年之后，我们就毕业了。毕业后，我只见过卓老师两次。一次是在我们负责施工的住宅楼里。那时已经是九十年代初了。由粤东乡村而出外读书，由广州城郊而市中心，辗转半生，到五十多岁了，才在这座住宅楼里分得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的楼梯房（那时候还没有电梯的单位公房）。卓老师很高兴，忙里忙外地开始装修。但那时候，分到的房子产权还在单位，讲装修，其实就是加个防盗网，做个门窗、铁门而已。所以我也帮不上忙。再后来，有一次，我与另一名要好的同学去看望他，他托我帮忙询问他在大学毕业后在社会就业的孩子能不能到铁路工作。我后来找了人事部门的同事，同事讲，不是应届生没有办法。卓老师表示理解。但我总有些不安，觉得自己没有用。
去年初的时候，我的一名同学告诉我说，卓老师好像身体很弱，经常浑身没力，我们就说好找一天专门去看望他。但是一直没有成行。直到了夏天的一个周末早上，同学阿周打电话来讲，卓老师走了。我感到突然、自责，怎么整天自以为要办更加要紧的事，就不能好好去看望自己十几岁时的老师？！
送别老师的时候。我与我爱人约了当时班上要好的几名同学去了银河馆。学校里和老师的亲友都安排好了。我们见到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大家形容举止没有大变。但早年气宇轩昂的老校长、书记已经白发苍苍。。一些外省的学长专门从外地赶来，与老师送别。他们因为是文革后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考进来的，与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卓老师年龄和思想、感情更近，说起卓老师都动情地讲，怎么这么早，才七十五，虽说年轻时就血压高，但老师也不胖，又不抽烟不喝酒，人又好心又好，真可惜了。我们听了就更加难过，不语，更加觉得自己平时太少问候老师了。
从银河馆回来，晚上，同班的同学阿周写了一首长长的五言诗，悼念卓老师，并发了一张班上的毕业照和我们初入校时的照片。我们很感动。有细心的同学还发现，在毕业照里的第一排找不到卓老师。阿周说，卓老师在最后一排的同学中间；卓老师曾经跟他说：要用这种方式让同学们明白作为老师的他更喜欢在同学们中间。有一位信佛的同学当时就在群里讲，她要为卓老师念七天的地藏经，以此来纪念我们曾经误解的老师。其实我当时刚刚知道老师是信天主教的，我不知道依教义有些什么规矩，但是我想，佛祖也好，上帝也好，人心也好，善良总是对的！
连续几天，我们在群上追忆老师。有同学讲，卓老师作为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不简单的，那时在乡村，如果不是家境好根本读不了书，如果不是成份好也读不了书，初中高中尚且在乡村不多见，况且一名本科生。有同学讲，他有四个孩子，他教我们时候自己的孩子也不大，又没有房子住，其实生活很不容易，工作还那么认真负责。还有同学讲，这代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卓老师一直保持着一颗几乎不入世俗的纯粹的心，实在非常难得。我也默默地想，他到走的时候，还住在那铺着水磨石地面的60平方的楼梯房里，他除了每周要自己的儿孙来吃饭，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和享受，一个寡欲的人表面上处处给人严肃的感觉，却时常更加深入地思考着别人的需要，对学生对家人的爱深沉、淡薄而久远。
只是老天总是不公！让我的老师从此乘着清风归去。永志在心，又有什么用？我，我们，宁愿他归来，重新回到旧昔，那怕老师对我们更加严厉地管教，我们都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