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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身官阶
民国元年。
1912年8月21日，这是一个有些炎热的时节，偏僻安静的宁夏府城银川，忽然来了一支穿着土黄色新式军装的军队，引起了人们的慌乱。
去年，大清王朝派来镇压辛亥革命起义的西军占领宁夏府城之后，大肆抢掠，滥杀无辜，把整个宁夏搞得鸡犬不宁，让宁夏的人民很受伤害。虽然过去了一年，但人们依然是谈西军而色变，有的人甚至还会发抖。今天进城的这支军队，和去年在宁夏抢掠烧杀的西军穿着打扮非常相似。城内两旁看热闹的居民们瞪大了眼睛，进入银川，惊恐中带着疑惑。人们三三两两地低声议论着，猜测着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来到这里的目的何在。
这支部队，叫做昭武军。率领这支部队的人，叫马福祥，是民国北洋政府任命的首任宁夏镇守使，宁夏的军政长官。
当时宁夏为府，隶属于甘肃省。清朝在地方设省，省下设府，民国初年，建制没有变，改府为道，宁夏府城即后来的银川。
马福祥从清王朝的高级将领，成功转型为民国北洋政府高级官员，作为宁夏镇守使，来到银川，开始了他主政宁夏的人生新历程。
前来上任，马福祥带着自己的武装——昭武军十三营。昭武营的骑兵营长是他的侄子马鸿宾，副营长是他的儿子马鸿逵。他们三人坐镇银川统治宁夏的历史由此开始，时间长达三十七年。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宁夏三马”。
后来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统治宁夏的时候，每每大发脾气，总是指着他的军政要员们大骂：“你们初来的时候，穿的麻鞋拉的棍，天下是我的先人打下来的。”
马鸿逵这么说，大抵是他认为踞守宁夏，是他父亲马福祥开辟的基业。但马福祥走到今天，却也是马家几代人奋斗的结果。
马福祥在他的《训诫子侄书》中这样说：“惟是我家之昌，基之者吾父，大之者仲兄，成之者则予之力居多焉。”
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吾宗之居韩家集阳洼山，历数世矣，世业商农，无读书者，自曾祖以上不能考其派系。”马福祥的家庭只是甘肃河州（今临夏）城西韩家集阳洼山的一个普通回族农家，他母亲韩氏系汉族女子，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马家作为一个累世务农的家庭，发迹的转机是从马福祥的父亲马千龄开始的，由马千龄给打下了基础，而马福祥的二哥马福禄带动了家族的发达。
这就需要从马千龄先说起。
清朝末期，朝廷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早年马千龄和其他人一样，继承家业，务农为生。也和其他农民一样，在家庭逐渐陷入困顿的境地，马千龄开始远赴青藏高原做一些小生意，他需要通过经商来改善家境。
河州是一个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集散地，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在这里交汇纵横，是黄土高原农区与青藏高原牧区“茶马互市”的中心，商贾云集之地，被称为“中国西部旱码头”。而藏区群众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品都依赖从这里的输入。
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尤其是回民，有着先天的经商优势和经验，经常在务农之余，把诸如布匹、火柴、茶叶等生活所需物品，运往藏区贩卖，再从藏区贩运一些皮毛、药材、马匹、牛羊等至兰州等地，从中赚取利润。
马千龄也是这样，“间或入蕃贸易”。他常去海西州一带做生意。海西州现在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北邻甘肃省酒泉市，西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与今玉树、果洛藏族自治州相连，东与海北、海南藏族自治州相毗邻，一直是青、甘、新、藏四省区交往的中心地带，曾是通往西域的古“丝绸之路”辅道。
马千龄善谋略，会一些拳脚功夫，仗义疏财的性格，但他前期生意做得并不太成功。据说，有一年，马千龄带着货物前往海西做生意，碰到了一个器宇不凡的年轻人尤务。当时尤务刚结婚，带新娘回海西。二人马上相逢，相谈甚欢，成了朋友，一路结伴而行。
进入大珞珈山，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山谷里，忽然冲出一伙土匪，包围了尤务，自称是尤务的仇家。土匪让尤务的随从散开，只要尤务夫妇的命。马千龄出门经商一般都带着防身所用的兵器，此刻路见不平，愤然出手，带着同伴跃马杀奔过去，一刀砍翻了领头的土匪，打斗中马千龄的背上挨了一刀，血渗出了一大片，马千龄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勇猛，其余土匪四散而逃。
救了尤务，这成了马千龄的转机。尤务其实是青海湖畔的一个蒙古族部落的头人。从此，马千龄做生意总会受到尤务的帮助，而且他行侠仗义的事情很快在草原上传开了，很多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甚至还主动上门同他做生意。马家的生意逐渐做得风生水起，竟然发达了，逐渐发展成为河州显富。
同治元年（1862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西北回民反清运动。马千龄的老家河州也有人起兵反清，为首的人叫马占鳌。马占鳌是马千龄的侄女婿。
作为有钱人的马千龄，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家护财。
刚开始马千龄并不支持也不参加起义，认为这是带着大家往火坑里跳，迟早要把大家害得家破人亡。他也搞了一个民团，只为自己看家护院。
这样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安全，危险还是意外地到来了。陕西起义民军“十八大营”在纷争之中败退至黄河南岸大西乡中川会，准备攻掠对岸马家所在的官亭县。马千龄得知这一消息，十分着急，因为面对“十八大营”，河州首当其冲。
马千龄审时度势，主动参加了起义，在马占鳌军中任参赞军务，充任马占鳌的谋师，为马占鳌出谋划策。为支持起义军事活动，马千龄很舍得花钱，动辄耗财巨万。
马千龄又亲自前往劝阻“十八大营”攻打官亭，见到对方首领，分析利害，一张巧嘴居然成功地劝说首领打消了攻掠官亭的念头。回来后马千龄又劝说马占鳌布兵野外，形成震慑之势，迫使“十八大营”离境而走。
因为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避免了乡里遭受涂炭，得以保境安全，马千龄受到乡里百姓的感念和称道。也很好地保护了家财不受侵害。
同治六年（186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兵一万二千，自东向西，镇压西北反清运动。当时西北反清武装以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队力量最强，左宗棠指挥清军攻破金积，镇压了马化龙之后，挥师西南，军分三路，围攻河州地区马占鳌领导的民军。
初期，面对清军四十营的优势兵力和先进的火器，河州民军同清军数次激战全部败北，狄道、康家崖等关口先后失守，湘军总兵傅先宗率部进驻河州广河县太子寺（今广河县政府所在地），太子寺是最后一道关口。
马千龄劝马占鳌投降：“被围到了撑不下去才投降，实在是不明智啊。”马占鳌和马千龄分析了形势，决定打一个胜仗再投降。
在关键的会攻太子寺一役中，马占鳌出奇兵制胜，实施“黑虎掏心”战术，先切断清军粮道，扰乱清军军心，然后派先行官马海晏率敢死队五百枪手，每人还带一根木椽子、一壶水和一块土坯，深夜摸入清军阵地，以土坯支立木椽，围着木椽边浇水边砌土坯，利用深冬季节滴水成冰的寒冷，一夜之间在清军阵地中间筑成营垒三座。
清早醒来的清军大为震惊，即对三座堡垒发起猛攻，马海晏安排所部枪手轮番更换装压子弹连续射击，致使清军死伤无数，不能靠近，湘军总兵傅先宗也在战斗中被击毙。统帅阵亡，军心大乱，马占鳌从外面率众围攻，内外夹攻之下，清军大败。
四十营湘军全线动摇，河州民军连续反攻，一直将清军逼退到三甲集。清军溃败，民军大受鼓舞，纷纷要求乘胜攻击设在安定（今定西）的左宗棠大营，杀死左宗棠雪恨。
马占鳌却召集各首领开会，提出投降清廷的意向。初战告捷之际，本应乘胜追击，马占鳌却突然提出投降的意见，让大家感到惊愕，一时有主战的，也有主降的，意见不一致。
马千龄及时站了出来，支持了马占鳌。他还出面，对大家进行了劝说，让民军头目都认识到，一时的胜利不能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根本形势，看不到最终胜利的希望。最终大多数人赞成乘胜投降清军。
于是马占鳌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清军，让部下“以后种地的还种地，做买卖的还做买卖”。他首先选派包括自己的大儿子马七五在内的十个头目的儿子，先到左宗棠大营请降。当时人们称之为“投降的十大少爷”。左宗棠正为战事失败焦虑，突然接到对方投降的禀帖，喜出望外，欣然接见前来“投降的十大少爷”，并当面赐为首的马七五名字，称为马安良，并命令他返回河州后敦促马占鳌亲自来见。
马占鳌自己脚穿草鞋，自缚铁索，带着马海晏，亲赴左宗棠大营乞降。左宗棠倍加安慰，当面许诺保证二人不死。当夜，左宗棠又在自己的卧室里单独召见马占鳌，竟是一夜欢谈，随即将马占鳌的部队整编为三旗马队，授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并报请清廷受予六品军功顶戴。
马千龄因为劝降有功，被左宗棠称赞为“良回”，也受到重赏。
于是马占鳌从反清的领袖人物转变成为效力清廷的官员，加入刘锦棠西进“平叛的队伍”，并强令各乡村收交枪械，先后向左宗棠的军队呈缴马匹四千多匹，枪矛等兵器一万四千多件，纳粮一百万斛，帮助清军扑灭了河州、西宁地区的农民起义，又受赏三品封典，授五品花翎顶戴。此后马占鳌部成为清廷镇守河州地区的武装力量。
马千龄也受到封赏，被封为蓝翎都司，虽然有名无权，没有军职，但摆脱了平常百姓的身份，跻身官阶，进入统治阶级，当上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