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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起来，以“讨赤、打倒北方大害”为名，组成“讨赤联合战线”，向倾向于革命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大举进攻。国民军作战失利，从天津、北京退守南口、包头一带。为形势所迫，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西北军，把部队交由张之江统领，自己宣布下野，以避开各路敌对势力的总攻击。
去年的夏天，冯玉祥就曾约李大钊到张家口商谈与苏俄的关系，当时就决定有合适的机会去苏联考察。下野后，冯玉祥决定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去寻求政治出路。
苏联考察期间，冯玉祥会到学校、工厂、博物馆参观学习，亲眼见识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巨大变化。
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负责人蔡和森多次和冯玉祥会晤会谈，因他系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常给冯玉祥讲解马克思主义，还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问题，谈国共合作。冯玉祥深受启发：“我现在才明白，过去我是盲目地干革命，今天想要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和先进的党组织指导不可。”
冯玉祥邀请蔡和森和他一起回国做军队的政治工作，蔡和森无法脱身，把刘伯坚介绍给冯玉祥。刘伯坚也是共产党员，给冯玉祥讲如何做部队的工作。冯玉祥称赞刘伯坚的演讲水平可抵得上一支部队。此后邀请刘伯坚与自己同住，吃饭出行都在一起，友谊渐深。
冯玉祥在苏联考察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南方北伐军攻占长沙取得节节胜利，打败吴佩孚的主力直达武昌，而北方战场各派军阀联合围攻冯玉祥的西北军，形势严峻。冯玉祥决定回国。回国前，冯玉祥要求中共选派一批干部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整顿改编军队。
从苏联回国后，冯玉祥到达绥远省五原县，率领西北军全体官兵隆重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大会，并在会上正式宣布：西北军改名为国民军联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言，号召进行国民革命，实行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配合北伐军完成北伐战争。这次大会史称“五原誓师”。
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9月16日，到达绥远省五原县，当即召开西北军将领会议，研究行动计划。次日，冯玉祥率领西北军全体官兵隆重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大会，并在会上正式宣布：西北军改名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担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于右任担任副总司令，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中共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言，号召进行国民革命，实行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配合北伐军完成北伐战争。这次大会史称“五原誓师”。
五原誓师是冯玉祥政治和军事的新起点，接着冯玉祥就在总司令部召开会议，研究新的军事战略。与会将领们总共提出了三种方案，但冯玉祥都不满意。
正在举棋不定之际，忽然下属来报，有人闯军营，自称是李大钊的学生孔子寿。见到冯玉祥，孔子寿拆开上衣，从里面取出了一团绸布。
冯玉祥接过来一看，是李大钊给他的一封密信。信件内容是李大钊亲拟的一份作战建议：一是取消由南口而北向的进军；二是和南方北伐军夹击张作霖和吴佩孚；三是把陕西甘肃作为根据地；四是解除西安之围，联合阎晋，进军河南。
看完之后，冯玉祥大喜过望。其他将领看过后也都称赞李大钊是个战略家。
五原誓师后，主持政治部工作的刘伯坚很快升任政治部主任，指导国民军联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顿和改造工作。他在军内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除在总政治部设立组织、宣传、总务三处外，总部以下各军、师、旅、团、营也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以政治部（处）为军队与民众结合的桥梁。当时，严重缺乏政治工作人员，刘伯坚分别给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写信，要求尽快输送强有力的干部到国民军联军中工作。中共北方区委审时度势，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北方、南方党组织和留苏学生党组织抽调二百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到国民军联军，协助训练干部和整顿队伍。经过刘伯坚和中共党员们的努力，国民军联军各军、师、旅、团都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
冯玉祥又收到驻防西安的杨虎城屡电求援，急如星火。原来吴佩孚命令河南镇嵩军刘镇华部七万多人，围困西安国民革命军已达半年之久，杨虎城率陕军一万五千人在危难中艰苦撑持，守城军民饿死的人超过五万，形势危急。
冯玉祥将李大钊的建议归结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作为进军目标。决定由宁夏入甘援陕，先解西安之围，然后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于中原。
冯玉祥先命孙良诚、方振武为援陕正、副总指挥，分兵七路向西安进发。当时马鸿逵部驻扎于固原、平凉一带，自然就是成了援救西安的先头部队。冯玉祥将马鸿逵部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任马鸿逵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七师师长，并令他率军由固原、平凉直接东进，归援陕总指挥孙良诚节制，去参加援陕战斗，解西安之围。马鸿逵率所部由平凉东下，经过泾川、长武、永寿、乾州等县向西安进发。
随后，冯玉祥又派孙连仲、刘汝明两师途经宁夏开往西安。
1926年9月，时任刘郁芬政治处负责人的钱崝泉，带领三十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再次来到了银川。到兰州以后，钱崝泉受党组织派遣，赴陕北带领党组织推荐的这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刘郁芬所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
此时，银川驻扎有很多军队，正是冯玉祥所部孙连仲、刘汝明的两个师，按照冯玉祥的命令，开往西安。
驻扎在银川的队伍中，已经有不少中共党员。随同部队一同到来的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宣传队中，伏龙、肖明、李秉乾、陶新畲、马云堃等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到达银川后经常到五中八师开展宣传活动，同一些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建立了密切联系，培养和训练地方干部，已经为尽快在银川建立党的组织做准备工作。同时，冯玉祥将机关报《西北日报》改为《中山日报》，并从包头迁移到银川，时任《中山日报》社社长贾午以及郭伯瑞、贾一中、刘贯一、曹权、曹义等编辑和记者都是共产党员。
部队中的中共党组织，要求钱崝泉留下几名党员，协助开展工作。钱崝泉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共五名党员留在银川工作。
留下来的李临铭等人，与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和《中山日报》社的共产党员马云堃、贾一中商量后，共同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支部书记，马云堃做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青年团工作，支部共有七名党员。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在银川鼓楼东北角房内办公，李临铭和马云堃住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但办公室的门口挂着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牌子，这是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因当时国民党在国内的影响较大，李临铭便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并主要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李临铭开玩笑说：“咱这是国民党的牌子，共产党的内容。”办公室对面的角房，则是其他同志住宿的地方。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同国民军联军宣传队紧密配合，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努力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使银川一度出现了革命的高潮。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了“列宁室”或“中山俱乐部”，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教唱《国际歌》，并陈列包括《新青年》杂志、鲁迅的《彷徨》《呐喊》《杂感集》、蒋光慈的《新梦》《莫斯科吟》《少年漂泊者》、瞿秋白的《俄乡记程》《赤都心史》、钱杏邨的《白话新诗》《拓荒》、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等各种进步书刊供群众阅读。
中共特别支部利用节日、纪念日或重大事件，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来激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利用五一劳动节，在银川举行了大型的群众游行活动，共产党员向游行群众发表演讲，鼓舞人心，晚上又举行灯火晚会，全城沸腾。中共党员肖明等人还自编自演了话剧《顾正红》，演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银川历史上演出的第一部话剧。特别支部还组织五中八师的学生们利用集市上街，贴标语，演讲，画漫画，演话剧。在寒暑假则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让学生们通过身边的现实，了解分析阶级和阶级压迫，树立阶级斗争的概念。
在努力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特别支部协助组织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商会等群众团体，并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建立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宣传队，挨家挨户教育监督妇女放足，男子剪辫子。特别是组织群众控告贪官污吏活动，伸张民主正义，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有三名兵站站长被群众告发后，国民军联军将这三名犯有贪污勒索罪行的兵站站长枪毙。当时水利是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宁夏道水利局长蔡乐善、渠长蔡芝璧一家长期把持宁夏水利，与各地豪绅勾结，到夏秋用水灌溉季节，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农民深受其苦。每年春季维修渠道，派夫、派款多，农民负担很重。农民们在学生的支持下，起诉水霸蔡乐善和蔡芝璧。根据群众的揭发控诉，当时国民军联军控制的甘肃省政府派员专程来宁夏整顿水利，查出蔡氏一家的大量贪污罪行，将二蔡判处枪决，并制定了各干渠的浇灌制度，责令水利部门严格执行。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