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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省成立后，设在银川的甘肃第五中学，转为宁夏中学。作为宁夏的最高学府，马鸿宾主政宁夏，担心宁夏中学搞赤化教育，就聘请好友徐宗孺担任校长。
徐宗孺是银川本地人，出生于宁朔县塔桥村，曾考取清朝末科贡生，在宁夏教育界工作多年，曾担任过“五中八师”的校长，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旧知识分子，注重教育学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这一次担任宁夏中学的校长，他物色聘用的教员多是一些复古守旧的老先生，并将前任校长王其昌聘请的外地骨干教师排挤离校，对此，徐宗儒并不担心，他说：“没有大梁，用贺兰山的松树顶。”就这样在学校形成一股保守的势力，在他们的拉拢下，也有一部分师生追随。徐宗儒指示一些学生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防止学校出现“赤化”现象。
但是这一次，却引起相当一部分师生对校内推行的封建式教育强烈不满。
自一九二九年甘肃大旱以来，甘宁地区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灾民纷纷涌入宁夏川区。甘肃分治后，宁夏单独设省，本来就地方狭小，人口不多，但省、县各级行政机构一下增加了许多，军阀之间混战不休，征城夺地，导致苛捐杂税有增无减，百姓倍遭摧残，天灾复加人祸，素称“鱼米之乡”的宁夏，也成为野有饿殍、路有死骨的悲惨世界。广大群众怨声载道，宁夏中学里的大部分师生都经受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新思想的教育和影响，青年学生们不再像过去的秀才那样读死书了，面对民不聊生的现实和校内死气沉沉的教育方式十分不满，他们忧国忧民，积极参与政治，追求思想进步和革命出路。
１９３０年春天，宁夏中学改制，增设后期师范，原有师资水平低，思想守旧，不能满足教学要求。徐宗儒委托宁夏旅平学生殷占熊等人介绍教师，从北平请来北平大学毕业的杜立亭担任宁中教务主任。
8月，杜立亭又介绍校友杜润滋到宁夏中学任伦理课教师。
杜润滋到宁夏中学后，教学方法比较活，讲课生动、活泼，又常常联系实际，抨击时弊，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教育学生看报纸要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防止上当受骗，甚至利用宁夏报纸上关于进攻红军的消息，巧妙地用来宣传红军的活动情况，在讲授一般的社会课中，也经常会讲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杜润滋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善于联系群众，他经常深入到学生中，掌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力量，联系进步教师和学生。
杜润滋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来到银川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宁夏中共党组织。
自从宁夏在银川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以后，陕西省委就重新建立宁夏党组织做了安排，准备派一名积极同志，先前往整顿平凉工作，然后由平凉赴宁夏，担负起宁夏工作责任，并在宁夏建立组织。
适逢中共北平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北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部长杜润滋身份暴露，中共北方局便委任他为宁夏特派员，派他来到银川开展工作。
杜润滋是陕西省米脂县人，到银川后，找到同乡兼校友的宁夏中学教务主任杜立亭，通过杜立亭推荐到宁夏中学任伦理课教师。
刚来不久，恰好宁夏中学陕北籍英文教师黄执中回横山老家接家眷，并受校长徐宗孺之托顺便为学校聘请教师。黄执中听取杜立亭、杜润滋的意见，介绍马汉文、赵子元、高锦尚三人到宁夏中学任教，但他不知道这三人都是中共党员，是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个机会派入宁夏协助杜润滋开展工作的。
之后，原在河南的中共党员邬逸民、刘梅村和进步青年何高民等人也来到银川。何高民与宁夏省财政厅厅长扈天魁是亲戚，通过这层关系，到财政厅当了职员，并安排邬逸民、刘梅村分别在宁夏中学和师范附小任教。不久，邬逸民便与杜润滋接上了组织关系，于是，杜润滋和邬逸民、刘梅村、马汉文、赵子元建立了党组织，杜润滋为负责人，以宁夏中学为活动基地，开展青年学生的工作。
新来的这些教师和原来的教师贴不到一块儿，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生中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逐步形成了进步与保守两股势力。
杜润滋很快就把孙殿才、李天才和梁大均等在同学中影响比较大的进步学生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孙殿才和李天才是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发展的共青团员，梁大均曾和苏雨生部队中搞兵运的共产党员有过接触，因共产党员不满黑暗现实、追求社会进步，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思想上倾向于革命。
当时，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对学生中比较进步的和靠近国民党的作进行分析，讨论宁夏的政治、经济情况等，特别是讨论一些主要问题：如何抓住宁夏中学的领导权，进而夺取宁夏政权；能不能在贺兰山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武装斗争等等。经过反复商议，认为当时还不具备上山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应该首先逐渐在学生中发展骨干力量，建立组织，争取把校领导权夺过来，以后再逐步扩大革命力量，为开展武装斗争准备条件。
杜润滋交代孙殿才、梁大均他们要在学生中发展积极分子。孙殿才等几人通过组织篮球足球比赛、传阅进步书刊，活跃学校文化生活，交流思想，联络感情，联系了李振邦、杨生连、李广成、张琪等更多的进步教师和学生，渐渐地在学校就形成一股进步势力。
这年秋季开学后，宁夏中学闹出一些动乱。当时宁夏中学设有高中部和师范部，学校按每月五元的标准给师范学生发津贴费。但这学期开学后，学校只给一部分追随校方的保守学生发津贴，引起没有津贴的学生不满，便团结起来向校长徐宗孺提出质问。徐宗孺却将带头质问的学生杨生连、梁大均、张韶翎以“违反校规”的罪名挂牌开除。杨生连将学校公布开除他学籍的牌子砸了。
面对这种局面，杜润滋和其他党员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根源在学校，可以借这个机会，扩大事态，打击以校长徐宗孺为首的封建落后势力，发展进步力量，发动学生将学校的领导权夺取到进步分子手中。杜润滋秘密指示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人公开揭露了徐宗孺发放津贴不公、袒护落后学生的行为，联络进步学生，公开喊出“驱逐绅士徐宗孺”“拥护杜立亭当校长”。这一行动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响应，最后形成全校罢课。
在徐宗孺的指使下，以郝文元为首的一些学生，同以梁大均为代表的学生们先是争执、辩论，进而发展为对骂、斗殴，矛盾激化。
事情越闹越大，徐宗孺一连几天都不敢到学校来。过了几天，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徐宗孺带着一批人忽然来到学校，紧接着，一手提着大刀、一手拿着枪的警察从米粮市的巷子里穿了过来进入学校，控制住措手不及的学生们，并按照校方提供的名单抓走了杨生连、张绍翎、杜学义等十三名学生，梁大均在其他同学帮助下从学校后墙跳出逃走。被抓学生全部关押在柳树巷师范附小对门的警察局里。学校也出了布告，将梁大均和张绍翎、杜学义列为闹学潮的祸首，永远开除学籍，并追回学费。
逮捕学生的行为引起了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不满。杜立亭和杜润滋也公开表态反对警察逮捕学生。杜润滋和其他中共党员一起发动学生，举行反抗斗争，坚持罢课，上街刷写标语，举行街头游行，高呼“罢免校长徐宗孺”“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学生”等口号，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杜润滋还组织进步师生串联被捕学生家长，向他们揭露当局和校方的残酷和无理行为，并设法给被捕学生送信，让他们在警察局看守所里“闹狱”，以扩大事态。学潮越闹越大，社会舆论纷纷，轰动了整个银川城。
当时在兰州的马鸿宾闻讯后怕事态扩大会影响全局，令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的马福寿亲自出面解决。马福寿组织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经过一番斗争，马福寿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条件，免了徐宗孺的校长职务，委任杜立亭为宁中校长，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同时，为了照顾徐宗孺的面子，坚持给闹事的学生以处分，杜立亭说服学生做了让步，将杨生连、张绍翎、梁大均开除学籍。
不久后，马福寿又委派徐宗孺到磴口县任县长。
马鸿宾通过杜润滋和杜立亭支持宁中学潮并暗中支持马仲英反叛这两件事，认为杜润滋等人是共产党，派人暗中监视。
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龙正威拆查了陕北安边小学教师王鼎三给杜润滋的来信，发现信中有“现在社会黑暗，当用朱毛革命精神，快刀斩乱麻之手段从事一切，请兄努力”等语句，并从杜润滋住处查抄出《唯物史观之社会进化史讲义》等多种书籍，又通过邮局查出有《青年》半月刊、《海光报》《国际月刊》等进步刊物在宁夏中学学生中流传，便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将杜润滋、杜立亭逮捕，将在宁夏中学任教的陕北教师赵子元、马汉文及邬逸民、刘梅村、黄执中等人解聘，限期离境。后来经人说情，刘梅村、黄执中留了下来。邬逸民在刘梅村、何高民的帮助下，去了兰州，赵子元、马汉文回陕北活动。中共宁夏党组织便处于瘫痪状态。
宁夏省政府组织法庭对杜润滋开庭审讯，宁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陈宝玺提出公诉，认为王鼎三的信非同一般，杜润滋在教学中散布赤色思想，煽动无知青年闹学潮，实属共党分子，罪证主要有三条：从杜的宿舍中搜出一本《独秀文集》；还搜出一份报纸；在杜润滋收到的一封来信中有“朱毛革命”等字样。对此，杜润滋当场进行反驳。旁听的学生们也都喊着“杜老师是好人，杜老师是好人。”最终法庭被迫休庭，宣布杜润滋无罪，但暂时不释放。因找不到证据，又有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杜斌丞来电营救，三十七天后杜立亭被释放。杜润滋仍被关押在狱中，但身份没有暴露，又得到看守所所长魏春田和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同情，行动比较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