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初,国民军联军出兵潼关,参加北伐。
国民军联军进入河南攻城夺地的时候,西北后方却不安定起来,主要是因为张兆钾旧部黄得贵、韩有禄,自从张兆钾被刘郁芬击败以后,便率残部退至甘肃宁县和陕西邠县一带聚众为匪,严重扰乱国民军联军的后方。于是冯玉祥命驻扎宁夏的宋哲元,率部出宁夏剿办黄得贵和韩有禄。宋哲元任命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命他率第二十二师到陕甘边境围剿黄得贵、韩有禄两部。于是,马鸿宾也奉命率部出征陕西,离开银川。
马鸿宾在正宁、宁县一带与黄得贵、韩有禄部接触,在金村庙、新湾激战七昼夜,相持不下,宋哲元派张万庆率骑兵师驰援,黄得贵、韩有禄退入陕西省三元县、泾阳县一带。
战后,马鸿宾将作战不力的旅长王德铨、马显图和团长马荣华遣返宁夏,擢升马玉麟为六十四旅旅长,自己的四弟马显诚为六十五旅旅长,王正德为骑兵团长。
随后宋哲元指挥五个师开始攻击三元、泾阳两县,马鸿宾和徐以智率部攻入三元,击毙韩有禄,黄得贵只身逃往天津。马鸿宾向宋哲元建议,对于俘获的士兵,以释放勿杀为好。宋哲元便将这些士兵全部放走,且每人发路条一张,并发给路费大洋五元。两千多士兵的性命得以保全。宋哲元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令马鸿宾部驻防三元。
后经冯玉祥的总参谋长石敬亭保荐,马鸿宾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兼第二十二师师长,宁夏镇守使的职务就无形中取消了。此时,马鸿宾无论写呈文,还是写报告,署名仍然自称师长,冯玉祥问其原因,他说,实力只有一个师,称师长名符其实。冯玉祥赞誉他“谦谦君子,老成练达”。
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与武汉北伐军中原会师,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此时的冯玉祥,拥兵十多万,占据陕西、甘肃、河南和绥远、察哈尔地区,控制陇海线和京汉线交叉口,北拒奉张,南面左右宁、汉局,堪称西北王。冯玉祥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为各方极力争取的重要人物。
6月9日,冯玉祥坐火车到了郑州,当他穿一身粗布裤褂,扎一根布腰带,穿着黑布鞋走出车厢的时候,看到欢迎他的人群十分壮观,不仅有武汉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地方各界代表,还有无数当地百姓。场面热烈得让他都有些不好意思。汪精卫派来的代表谭延闿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冯玉祥就被铁路工人们抬进了轿车。
国民党武汉政府汪精卫邀请冯玉祥来参加郑州会议。郑州会议在火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行,会议却让冯玉祥感到难受,官僚作风太重,两点钟开会,四点钟人没到齐,会议开成了马拉松,桌上摆满了白花花的西洋点心和黄橙橙的美国橙子。冯玉祥看不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下联: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横批:官僚旧样。汪精卫气得暗地里大骂,表面上还是极力地赞扬冯玉祥。
郑州会议刚结束,又收到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致电,恭请冯玉祥徐州会晤。冯玉祥到了徐州黄口车站,仪仗队、军乐队、欢迎队整齐排列,蒋介石亲自带着军政大员到车站前来迎接。见到穿着寒酸的冯玉祥,一向讲究的蒋介石上前伸出双臂拥抱他,甚至像见到亲人一样,落下了几滴眼泪。
冯玉祥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总司令。而武汉国民政府经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这个时候,冯玉祥思想发生转变,开始在所属部队进行进行驱逐共产党人的“清党肃军”运动,即清理共产党人。冯玉祥首先送走苏联顾问和政治部长刘伯坚,随后将独立团和各部队科级以上政工人员中的共产党员送到郑州集训。在郑州集中后,很快又转往开封集训。集训处有士兵守卫,不许集训人员自由出入。冯玉祥每周亲自训话两次。经过一个多月的集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冯玉祥便将他认为不可靠的人员都遣散。然后冯玉祥开始在豫、陕、甘三省推行“严防共产党办法”,并下令通缉共产党。
银川地区接到西安警备司令部通知,按照冯玉祥训令,发出严禁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开始进行“清党”运动,中共党员被驱逐,各群众团体被解散,《中山日报》被查封。
在敌人追捕下,中共宁夏特支书记李临铭连夜骑马逃出银川。他已奔至盐池境内,眼看快到陕西省定边县了,但还是被后面的追兵赶上。追兵抓住李临铭后一顿毒打,看到李临铭被打死,又将他的尸体推下山沟。第二天,李临铭苏醒过来,忍着伤痛,历经千辛万苦,逃到定边县,经人介绍在定边小学担任教务主任,继续坚持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建立了中共定边党支部。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被迫解散。中山日报社社长贾午去了西安.党组织决定由没有暴露身份的贾一中领导宁夏地区的工作。贾一中便隐蔽下来,以高小教师的职业为掩护,继续在宁夏开展工作。可是过了不久,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发现,令贾一中限期离境。同时,马云堃也被驱逐出境。当时已到寒冬,贾一中和马云堃没有回家的路费,第八师范附属小学的教师张得志资助了路费,并将他二人送至银川城外,帮助他们安全离开宁夏。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在银川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展党员八人,支部党员达到了十五人。入团的也有三四十人,大多是学生。团员如张子华、孙殿才、李天才等人,在宁夏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当时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还积极为中山学院选送学员。中山学员是在中共陕甘区委的帮助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在西安创办的,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人才”为教学宗旨。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等人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中山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完全由中共党员领导。宁夏特别支部为了给宁夏培养革命骨干,从青年学生中选送进步青年到中山学院学习,如袁金章、雷启霖、李雨村、张子宽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宁夏地区的进步人士,袁金章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视察、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委员、三青团中央团视导等职务,一直利用其合法身份,安置、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做了很多工作。雷启霖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工作,但一直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中共党员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