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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长征来到黔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阮俊臣奉命，率队寻找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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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奉命，率领在湘赣地区活动的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间到达贵州东部，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组成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导红二、六两个军团。两个军团并肩作战，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红军二、六军团战斗在湘鄂川黔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建立红军游击队，发动了战果辉煌的湘西攻势，扩大影响，都是为了调动国民党军队，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军事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红军二、六军团在1934年10月发动了湘西攻势，震动了蒋介石。蒋介石在一年之内，连续三次调兵遣将，进攻湘鄂川黔苏区根据地，对红军二、六军团进行“围剿”。
第一次。蒋介石在1935年的年初，将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何键及其所属部队调来进攻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调动了80多个团的兵力进攻红军二、六军团和苏区根据地。蒋介石用“分进合击”的方法，以陈耀汉等4个纵队从东南面向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区及红军主力部队的所在地推进，以张振汉等两个纵队从西北面向东南方向推进，六路进攻，“围剿”红军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根据地。
红军二、六军团采取集中主力在敌人侧面和后方行动，打破敌包围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军的“分进合击”。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2月8日的溪口战斗开始。红军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在陈家河、桃子溪地区进攻陈耀汉纵队，歼灭第58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其余的五路国民党军队害怕遭到红军部队的打击，害怕遭到与陈耀汉的58师一样的毁灭性损失，就纷纷往后撤退。红军部队取得了第一阶段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并在4月底转入战略反攻，调动国民党军队东移，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红军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
1935年5月，蒋介石又调集兵力，对苏区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围剿”。红军根据敌情，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打破敌人的“围剿”。在6月至8月初，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部队连续在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地，歼灭国民党军第41师师师部和一个旅，俘虏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歼灭国民党军第36师，击毙敌师长谢彬。击溃了陶广纵队的10个团。取得了反“围剿”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1935年底，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第三次“围剿”湘鄂川黔苏区根据地和红军。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人研究对策，鉴于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的任务已经完成，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撤离湘鄂川黔苏区根据地，到贵州东部的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
1936年1月中旬，红军二、六军团攻克石阡县城，几天后召开了石阡会议。在会议上，红军二、六军团领导人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当地的地理条件，一致认为：以石阡为中心的地区居民稀少，粮食缺乏，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和运动战，决定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地区活动，创建苏区根据地。并且认为：中央红军曾经到过黔西北，播下过革命火种，贵州地下党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黔西北一带活动过，群众基础较好。黔西北又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域，民族杂居，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军阀相争矛盾重重。这些，都是创建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1936年2月，红军二、六军团离开了石阡一带，向西渡过鸭池河，进入黔西北，攻占了黔西城，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开展对敌斗争活动，写下了长征史上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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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利用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机会，将国民党中央军的部队大量派入贵州，要改变贵州军阀不与他合作的状况。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渡过乌江西进云南的时候，蒋介石立即实施他的“剪除异己”的阴谋。蒋介石指责王家烈办事不力，先免去了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只保留王家烈的军职。后来，又在1935年4月间免去了王家烈担任的黔军二十五军军长一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并任命亲信来担任贵州省主席。蒋介石改编了黔军。将黔军二十五军原有编制的两个师、五个旅、十五个团，缩编为两个师，每师三个团。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编余遣散的人员。改编黔军使那些靠当兵吃粮为生的军人产生了反蒋情绪。编余遣散人员丢掉了饭碗，互有怨言，互相串连，反蒋情绪越来越高涨。在蒋介石改编黔军的过程中，先是有一位名叫周方仁的旅长，率领部下的两个团起义反蒋，拒绝改编。后来，有一些编余官兵在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暗中支持下，在贵州各地开展“新黔军运动”，要成立“西南政府”。更有一些编余遣散的军人，纷纷回到各自的地盘去搞地方建设，发展自己的势力。
贵州赫章人席大明就是被编余遣散回乡发展自己的武装的。
在黔军的中下级军官中，席大明要算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在黔军中服役多年，英勇善战，从士兵一直升到了营长、团长。席大明同黔军的一位师参谋长黄大陆关系很好。黄大陆是中共党员。
席大明被遣返后，特地到水城的黔军驻地找黄大陆，当面请教要黄大陆指点迷津予以帮助。黄大陆建议席大明回赫章去自己搞武装，并给了席大明两支手枪和几百发子弹予以支持。席大明回到家乡后，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利用自己在乡邻和宗族中的声望，筹钱积粮招兵买马，招集被遣散的黔军旧部，组织了一支队伍，活跃于赫章和川滇边境地带。
公元1935年8月，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委员止戈到川滇黔边境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工作，到了毕节。止戈派杨宝民到达赫章，同席大明取得了联系，并保持着联系。
当时，国民党已经在贵州毕节设立了专员公署。国民党的毕节专员莫雄，原来是江西省吉安专区的专员。蒋介石为了对付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把亲信莫雄由江西调到贵州来任职，并要莫雄将吉安专署的原班人马搬到贵州毕节来，成立了贵州毕节专员公署，管辖黔西、大定、毕节、威宁、水城这一带地方。莫雄到毕节上班后，立即下令限期收缴在民间的私藏枪支，在黔西北一带制造了紧张局势。
这时候，席大明的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了千多人枪的规模。席大明拒绝将枪支上缴给毕节专员公署，莫雄就派出军队进剿席大明。但是，莫雄的进剿没什么结果。原因是：席大明的地方武装平时是老百姓装束，像农民一样，拿犁头拿锄头干活种地。莫雄的官兵却是调来的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地摸不着头脑。席大明在暗处，莫雄在明处，莫雄常常吃亏。
席大明派杨宝民向共产党人报告了自己的处境，请共产党人帮助他想办法对付莫雄。杨宝民将席大明的情况向止戈作了汇报。止戈让杨宝民转告席大明。说是要联系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让红军游击纵队开到黔西北来，帮助席大明共同对付莫雄。止戈知道：此前，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曾经打进赫章城，当时，就与席大明有过联系。
这时候，红军二、六军团的部队，已经胜利渡过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向黔西北地区进军。国民党毕节专署的一些官员和毕节城里的豪绅，听到红军挺进黔西北的消息，一个个惊惶失措，纷纷向莫雄建言献策和上书请愿，要求莫雄放过席大明，说席大明是本地人，可以暂时不打席大明，最好的办法是招安席大明，让他一起保乡守土。莫雄也想利用席大明，就派出八个豪绅代表找席大明谈判，委任席大明为毕节专区的五县清乡司令。要席大明立刻带领部队到大定一带驻扎，防御红军。莫雄的算盘是，利用席大明的力量，红军走后再对付席大明。
席大明派杨宝民联系止戈，请共产党人帮他拿主意。
止戈根据当时的形势，考虑到红军二、六军团进军黔西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必须积极配合，考虑到席大明同莫雄的势力不相上下，莫雄要想利用席大明就不敢也不会攻打席大明。因此，止戈亲自到了席大明的驻地，对席大明说：莫雄可能采用的是一箭双雕之计，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配合红军作战消灭莫雄。席司令你可以先接受莫雄的委任，但要提出条件，让莫雄给你军费和枪支弹药，军费和枪支弹药送来后，部队才能开拔。
莫雄答应了席大明，要席大明带部队先开进毕节城。领了十箱子弹和一些银元。然后开赴前线。席大明根据止戈的指示，将沿途的军事要地先行占领，不让莫雄的保安团得手。
席大明到了前方，派人与红军部队取得了联系，转交了止戈写的有接头暗语的联系信，同红军部队配合，接应红军进了毕节城。
当时，由止戈等人联络的，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在黔西北一带活动的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武装，除席大明之外，还有两支。
一支是周质夫领导的。周质夫曾在黔军中服役，任少校参谋，他也在编余遣散的名单之内。他回到家乡毕节县海子街，担任过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他在这些职务的掩护下，筹集资金，以保乡护土为名义，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跟止戈等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另一支是阮俊臣领导的。阮俊臣的部队也有几百人。止戈派康庆长去寻找、联系红军游击纵队的时候，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余泽鸿，将属于红军游击纵队领导的，在贵州边境地带活动的阮俊臣这一支游击部队，介绍给止戈，止戈派人联系上了阮俊臣，并长期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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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于1936年1月在石阡时就由任弼时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制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精神。部队对瓦窑堡会议制订的策略方针进行了认真学习。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对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北地区之后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扩红和团结争取黔西北的地方武装的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公元1936年初，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北，先后成立了任弼时任书记的中共川滇黔省委，成立了贺龙任主席的川滇黔省苏维埃政府。红军二、六军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群众工作。在黔西、大定、毕节等各个县，先后建立了八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九十多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和抗日救国会。黔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在红军扩红的时候积极支持红军、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感动人的场面：有父亲和儿子一同来报名参加红军的，有丈夫和妻子一同来报名参加红军的，有兄弟两人一同来报名或争着报名参加红军的……黔西北的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红军的热爱、拥护和支持的深厚感情。黔西北地区参加红军的人数有五千多人，创造了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扩红的高记录。
止戈是贵州省工委主管军事工作的委员。他在红军二、六军团进军黔西、大定时，就派人与红军部队取得了联系，红军部队进驻毕节县城之后，他又将接受贵州地下党领导的席大明、周质夫、 阮俊臣三支地方武装，先后带到毕节县城来集中，与红军二、六军团的部队会合。于是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红军二、六军团的主持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贵州抗日救国军。
德高望重的周素园先生，应邀受命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周素园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先后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长，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等职务。周素园是一位赞成马克思主义，赞成抗日救国的开明绅士。周素园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不满，蒋介石曾要任用他，但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委任。他隐居家乡毕节。这一次，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接受了红军的邀请，出山披挂，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执掌帅印，带领队伍走上抗日反蒋的征途。
止戈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
贵州抗日救国军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席大明任司令员，第二支队由周质夫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司令员是阮俊臣。三个支队共有两千多人。第一支队有千多人。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合起来有千多人。红军政治部抽调了政工干部到三个支队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等工作，并将三个支队集中起来，进行了短期训练。
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是彝族人。当时，滇黔边境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武装。为了扩大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派席大明带领第一支队去滇黔边境一带活动，好联合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让他们加入抗日救国军，或是成为红军的朋友。
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率队随司令部行动，在毕节一带活动。
止戈曾派康庆长去寻找、联系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余泽鸿让康庆长带回一封信交给止戈。余泽鸿在信中说明了红军游击纵队遭遇的困难和处境等情况。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止戈将康庆长带回的余泽鸿的密信交到了任弼时、贺龙等军团首长手中。贺龙、萧克等人早就认识和了解余泽鸿，很想见到他。于是就研究决定，派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和政委欧阳崇廷率领部队，离开毕节前往川滇黔边境地带寻找余泽鸿，把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接到毕节来会师。他们并不知道，这时候余泽鸿已经牺牲了。
阮俊臣和欧阳崇廷率领第三支队离开毕节后，不久，周素园、止戈等贵州抗日救国军领导人接到王震等军团领导人的通知，红军二、六军团要离开毕节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率领贵州抗日救国军随红军部队行动。由于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一、三两个支队都被派遣执行任务去了，周素园和止戈就率领周质夫的二支队，随同红军二、六军团撤离了毕节。
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包括支队司令员周质夫在内的一部分人有抽大烟的嗜好，在行军途中不抽大烟就走不动，不适应行军打仗的纪律和要求。红军部队战略转移到达赫章县一带的时候，红六军团政治部就派人来作工作，动员抽大烟的那部分人回去坚持斗争，把不抽大烟的几百人编入红六军团十八师，成为正式的红军战士参加长征。周素园和止戈也随同红军二、六军团长征。
周质夫因为抽大烟，就率领第二支队因抽大烟而留下来的百多个人，后来又扩充了一些人枪，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在滇黔边境地带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周质夫病死在云南镇雄。
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席大明的率领下，先是到滇黔边境地带执行任务。在红军二、六军团撤离黔西北踏上长征的征途之后，席大明率领第一支队，继续在赫章、杨家湾一带坚持了半年多的游击战争。后来，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攻，第一支队失散，席大明被捕在毕节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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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30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四川蓬溪与遂宁交界的牛角沟，激昂的集合号声打破了朝晖彩霞映照下的山野的沉寂，在军营的上空回荡。士兵们走出营房，列队报数完毕，在军官的带领之下，迈着刚劲有力的步伐，急匆匆地跑向平时操练的一个山谷平地，遵照值日军官的口令，成排成连成营成团地站成整齐的方阵，等待那个令人激动的庄严时刻的到来。
一面色彩斑斓的军旗，由两位健壮如牛的军汉协同紧握旗杆，立在地上。军旗迎风招展摆动，旗上金色丝线绣成的几个大字：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在晨风中特别醒目耀眼。
起义的总指挥是共产党人旷继勋，他率领官兵四千多人，遵照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举行了这次起义。起义军攻进了蓬溪县城，成立了蓬溪县的苏维埃政权。
阮俊臣参加了旷继勋领导的这一次起义，在攻进蓬溪县城的战斗中，他作为先锋连的副连长，冲锋在前，英勇搏杀立下功劳。
阮俊臣是四川人，公元1900年出生于古宋县回龙场的皂桷树乡下。阮俊臣自小喜欢武术，向往军旅生活。阮俊臣在21岁的时候，就进入黔军，在黔军当兵六年。后又进入川军服役。蓬溪战斗之后，他回到家乡古宋县，结识了当地筹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刘思真、任晋厚等人，结拜为志同道合交情深厚的兄弟。阮俊臣在刘思真、任晋厚等人的影响之下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后来在1936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1932年春季，中共古宋支部派刘思真等人到驻扎在赤水河川黔边境地带的黔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准备策动黔军的郑少尧旅长率领全旅官兵起义的时候，考虑到阮俊臣曾在黔军中服役多年，有一些熟识的关系的情况，就派阮俊臣去作联络工作。由于郑少尧的部下有人反对起义，泄露了消息，起义未能成功。但是，阮俊臣却因此从黔军中带出了一部分人枪，掌握了一支小的武装力量。阮俊臣把人枪带回古宋之后，通过县长、县参议长等人的关系，作了妥善安置。这些人，一部分成为征收局辖下的缉私队成员，一部分成为保商队成员，一部分成为民团的团丁，在叙永县和古宋县的山区地带活动。无论是缉私队的队员还是保商队的队员，名义上安排了队长管理，实际上的领导人却是阮俊臣。当时，古宋征收局的局长由县参议长兼任，阮俊臣作为征收局关卡的负责人，实质上掌握了征收局的财税大权。阮俊臣把征收局收取的税款，用来为保商队和缉私队购买枪支。一次阮俊臣购买的一批武器，在经过外县的关卡时被那个县的保安队查获。事情败露，阮俊臣就带领自己手下的保商队和缉私队，离开了古宋、叙永县境，跨过赤水河，进入贵州境内活动。
阮俊臣的队伍在川滇黔边境地带活动的时候，曾经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有过联系，后来，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领导人余泽鸿把阮俊臣这支地方游击队介绍给中共贵州省工委管军事的负责人止戈，止戈与阮俊臣取得了联系，并长期保持着联系。止戈曾亲自到阮俊臣的队伍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队伍的思想素质。
阮俊臣的队伍进入贵州境内，在川滇黔边境地带活动时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采用除强扶弱、伸张正义的策略，对老百姓施行力所能及的保护，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老百姓感激阮俊臣，帮助阮俊臣的队伍提供住处，保密、通风报信等等。阮俊臣向老百姓宣传爱国、抗日救国的道理，收到了一些效果。阮俊臣注意收留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和接收一些民团逃跑出来的无路可走的团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阮俊臣的队伍就由原来的几十个人发展到百多人枪。阮俊臣注意联系、团结地方武装。他与活动在象背山和猫鼻梁一带的黄华先、叶少奎等人结为兄弟，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担、生死与共、互相支援。几支队伍经常在一起行动，惩罚反动的地方豪绅，对付欺压良善的民团组织。
云南威信水田寨的郑耀香、郑东古叔侄，手下有一支几十人的民团。郑耀香叔侄从事走私鸦片和军火的生意。郑耀香叔侄横行乡里欺压百姓鱼肉乡民。老百姓向阮俊臣诉苦告状。阮俊臣派人四处打探，得知郑耀香叔侄最近要从缅甸进手一批物资，有枪支、鸦片等，并在沿途低价收买粮食运回水田寨。阮俊臣派黄于龙同黄华先、叶少奎等人联系，要拦截下郑家叔侄的这一批物资，既补充了队伍的用度，也惩罚了恶霸豪绅。
卧虎沟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山沟，驿道从沟谷中穿越而过。沟谷两边岗峦起伏，悬崖峭壁连绵，树林竹海浓密，飞瀑流泉悬挂，岚烟铺山漫岭而沟谷云遮雾障。阮俊臣的队伍埋伏在南边山梁上，并由黄于龙率一部分人埋伏在东边出口处，到时好堵截郑家叔侄辎重队出谷的道路。黄华先的队伍埋伏在北边山坳上，与阮俊臣形成南北呼应的阵式。叶少奎的队伍埋伏在西边山谷入口处的山岭上，待郑氏辎重队进入峡谷之后，立即封锁入口截断归路，不让郑氏辎重队的物资走脱。
队伍在拂晓前即开到伏击地点进入伏击圈。夏天的太阳，早上就热烘烘的，到中午的时候就酷热难受。山蚊子也很凶猛，毫不客气地叮咬在人的脖胫上、手臂上、脚杆上。有的人不住地拍打。直到中午时候，才看见郑家辎重队进入山谷。阮俊臣等到郑家辎重队全部进入山谷之后，才鸣枪发令。几支队伍同时向押运辎重的民团发动攻击。民团本是乌合之众，团丁没多少战斗力也经不起惊吓，突然遭到袭击便心惊胆裂，没过多少时间就四处逃跑。阮俊臣在事前曾与黄华先、叶少奎等人约定，只截留辎重，尽量放过团丁性命。因此，四散逃跑的团丁，得以安全地从东西两面谷口逃出谷去回家或回到水田寨。
阮俊臣等没费多少子弹，就得到了几十支枪，上万发子弹，几箱鸦片，许多布疋。粮食起码够吃半年，盐一年都吃不完。还有一些医药品。阮俊臣与黄华先、叶少奎等人商量之后，将一部分粮食、布疋、盐巴用来周济当地的穷苦老百姓，其余的合理分配。枪支子弹药品也合理分配，鸦片也分配到队伍上，各自换银元来充作军费。
阮俊臣的队伍滚雪球似的发展，到随止戈进入毕节，编为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的时候，连同黄华先、叶少奎的队伍在内，已经超过五百人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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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金银山是因为地下富藏金矿银矿而得名。亦说是山上植物资源丰富，花卉艳丽，金色的花儿与银色的花朵争艳斗美，名闻天下而得名。在乌蒙山宽阔的胸怀里，金银山像一块碧绿的翡翠、玉泽晶莹、珠光闪烁，镶嵌在山野家族之间，花红树绿，莺歌燕舞，葱葱郁郁地令人爱而难舍，久久不能忘怀。
欧阳崇廷是红六军团的一位团政治部主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从红军政治部抽调了一批政工干部分到三个支队来作政治工作，欧阳崇廷被派到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任政委，同第三支队的司令员阮俊臣成为战友，合作的伙伴。欧阳崇廷和阮俊臣奉命率领第三支队离开毕节，到川滇黔边境地带去寻找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接到上级命令，撤离毕节继续长征，因此，欧阳崇廷就留下来，和阮俊臣一起，率领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在乌蒙山地区作战，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长征。欧阳崇廷和阮俊臣率领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在八寨坪、金银山一带打了一个大胜仗，取得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建立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
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团，开到八寨坪来，要从金银山一带路过，开往毕节一带执行任务。
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及时赶到金银山，连夜在山梁子地带构筑了简单工事，布成阵势，设下埋伏圈，要阻击敌人开往毕节一带。
战士们枕戈待旦，养精蓄锐，准备消灭敌人。
战斗从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打响。
敌人派一个尖刀排在前面探路开路。
敌人的大部队紧跟在尖刀排后面，毫无戒备地开过来。
敌人的尖刀排进入支队伏击的射程之内。
阮俊臣下令开火，第三支队的三个大队一齐开枪，战士们的子弹猛烈地射向敌群。
敌人纷纷倒下。敌人的尖刀排几乎全部报销了，丢下了二三十具尸体，其余的吓破了胆，惊慌后撒。
后面的敌军见前面的伙伴吃了枪子，立即仓惶后退，许多人陷在沼泽地带，成了支队战士射击的目标，又死伤了许多。敌军进不能进退不好退，只好就地躲躲藏藏。士兵们希望有坑洞或树木山石，遮掩住自己的身体，保住性命。
敌人改变了战术，收拢了部队，一名副团长亲自指挥部队，在金银山梁子对面的山嘴上，架起轻重机枪和小炮，向山梁上的第三支队阵地扫射轰击。第三支队的一些战士伤亡了。几名大队长招呼大家注意隐蔽，避免伤亡。
敌军的副团长亲自督战。令敌军发起冲锋。
敌军呜嘘呐喊地为自己壮胆，蜂涌扑向支队阵地。
第三支队的神枪手刘汉才，瞄准敌军副团长，一枪将其击毙。
这一仗，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缴获很多枪支弹药。
国民党的毕节专署闻听中央军十四团在金银山一带遭到伏击，急忙调集附近的保安队和团防队，从燕子口、海子街、何官屯等地赶来援助协剿，妄图在金银山一带围歼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阮俊臣和欧阳崇廷率领第三支队。借着夜色的掩护安全撤离战场，转移到黄塘梁子、杨家湾一带宿营。
国民党的毕节专署代理专员马仁生，急忙电告上司“留兵镇摄”。
不久，国民党中央军暂编第五旅开到毕节来了，任务就是堵截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围剿贵州抗日救国军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