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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章笑然把正在资产公司大院内租赁房屋的那个人的租赁合同解除掉，是厅长程一果紧追不放的一件事。他先后三次电话安排、两次当面交代，从“快点把他赶走”到“一定把他赶走”，再到“务必把他赶走”，一次比一次干脆而严厉。口气和语词不断变化的样子，完全可以看出，他心底里越来越容不下那个人，越来越恼火章笑然。每次只有六个字的那句话，他显得很不耐烦，简直巴不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这个心头之患。不管他怎么说，章笑然一直没有启动这个事。这倒不是章笑天然胆子大、不听话，公然违抗他的指令，而是这件事搞不得，一旦搞了，是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的。其实在三个月以前，接过程一果的第一个电话之后，章笑然就在党委会上向班子成员通报了这个事。大家都认为，租赁合同虽然是前任签的，但是离10年的合同期满还早得很。再就是，房屋租金是资产公司的收入来源，如果终止了，新的庄家不知道是谁，一个月10多万的收入，用什么来补。第三个，终止合同的理由从哪里找，单方终止合同等于单方撕毁合同，如果这样，打起官司来，资产公司败诉不说，关键是要按照判决赔偿一大笔费用，他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最少也得拿300万元出来。2017年底资产公司就吃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亏。原因是，前任在2015年还没有调走的时候，以将这栋房子转让给他人租赁、搞文化产业园建设为由，决定单方面解除了大院内综合楼的租赁合同。解除归解除，但法律责任要承担。当时租赁方和资产公司双方分别出资120万元，对这栋综合楼的消防系统共同进行了升级改造。其后，租赁方使用了还不到一年，资产公司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时，租赁方鉴于自己仍然拥有大院内大部分房屋资源租赁权的情况，就忍气吞声地让了出来，问起他投入的120万元消防资金搞丢了怎么办，前任表态等这家新的公司进来了，保证解决好。没想到第二年6月份，厅里对公司人事来了个大的变动，章笑然调到这里接了前任的手。上任没有几天，仍在公司大院内租赁大部分房屋资产的老板，接二连三地找到章笑然，说自己委曲求全一年多了，他投入的120万元的消防资金到现在一分钱都还没有给他，这栋综合楼现在是别人的了，他白白的花了一大笔钱，现在必须连本带利地退给他，甚至带着情绪说了一些十分难听的话。那时候公司里穷得要命，组建以来，职工工资一直维持在开始进来的水平线上，一次也没有调整过。还有，系统改制的时候，单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800多名老职工由事业单位身份变成了企业身份，“事改企”的800多万元的补助资金没有发放一分钱。这些在改制后被号称的“老人”和“中人”，在反映诉求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上访。由于没有资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三五成群、十人成团的越级上访现象愈演愈烈，每年都在300人次以上，最多的一年甚至超过了500多人次。上访去、上访来，说到底没有八百万块钱就没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一说到钱，厅里不给一分，自己又身无分文，再巧的媳妇缺少了柴米油盐，怎么也做出一顿饭来。后来经过这一茬的班子成员的艰苦努力，踮起脚来凑了八百万元解决好了这个一想起来、一闹起来就令人吃不香睡不着、难受至极的心病。这个虽然解决了，但却让资产公司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在资金上伤了一次很大的元气。这个时候，面对租赁房屋的老板隔三差五地缠着他们解决他投入的资金的问题，章笑然和班子成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给对方出了一个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下三赖”的主张，要对方向法院起诉，然后按照法院的判决来执行。这样一来，既给章笑然和班子成员找到了筹集资金的“相对时间差”和缓兵之计，又可以通过法院的裁判来保证赔偿额度的准确性和公允度，免得出现“赔出去的，说赔多了；赔到手的，说赔少了”，更免得有人无端猜测和制造麻烦，到后来弄得个鸡犬不宁。就这样，经过法院对双方进行多次协调，最后裁定，资产公司除了自己投入的120元由自己承受之外，如数补偿对方120万元的投入，同时给对方赔偿20多万元的损失费。如果不是单方终止合同的话，资产公司不仅自己投入的120万元不会损失，对方索赔的这140多万元的钱就无从谈起了。光这还不算，从别人手里挖过来租赁这一栋综合楼的人，当时说得天花乱坠，声称在这一带建成一个一流的文化产业园。结果雷声大雨点小，把叫得响当当的文化产业园搞成了一个连锁式的公寓，以旅店的形式对外营业。营业期间，由于人多而杂乱，监管难度大，曾经导致发生过一起吸毒跳楼死亡事件。所以，全体班子成员不同意解除正在履行的租赁合同，是有站得住脚的充分理由的。于是，资产公司对厅长程一果的安排迟迟没有行动。这种下级不服从上级的事情，不能仅仅说作为一厅之长的程一果心里不爽，公司的班子成员都想象得到，假如是来个王厅长李厅长遇到这样的事，也是会头昏脑胀的。但是有一条必须肯定，章笑然作为厅长程一果的部下，特别是作为下属单位的一位负责人，他是实实在在的在对厅长、对工作负责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跟着厅长的感觉走，反正一不是自己的决策，二不是自己的损失。既能够维持和讨好领导，在政治上捞一些好处，又可以完全避免冒犯领导，搞的领导把自己不当人。只要应付差事，顺水推舟，出了任何问题，跟自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的日子过得绝对是乐哉悠哉的。但这样的事他做不出来，假如做了，撇开党纪政纪责任不说，自己的良心肯定会受到谴责的。迟迟不动，不等于就这样算了。后来，程一果接着两次打来电话，一催再催，章笑然一再解释这件事情不好搞，一旦搞了会有很多麻烦。程一果自然听不进去，每次汇报，他总是重复那句话：“不就是那回事吗?”然后就不容下说了。章笑然每听见一次，心里就感到打了自己一巴掌。程厅长话说得简单，他老是重复的“那回事”，实际上是需要公司里贴皮放血的事。钱不是树上长出来的，也不是从水里流过来的。从哪里弄钱来解决“那回事”，资产公司确实想不出一点儿办法。最后一次“谈话式智办”，可以说是到了最严肃又最严重的地步。当时厅长程一果叫章笑然到他办公室里，开门见山地质问：“怎么这个事在你面前就这么难哪？简直比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还要难上加难？我看不是别的，完全是你的态度问题！”说到这里，程厅长用指头敲着办公桌的边子说，“你看人家毛图志，他面对的租房子的人跟你们是同一个人，人家说搞就搞，雷厉风行，没有打半个忍字，不照样轻轻松松地把这事拿下来了吗？”程厅长说完，站起身来，随即做了一个把章笑然支走的手势。章笑然二话没说，干脆走了出去。程厅长说的毛图志轻轻松松的拿下来了，并不是那回事。对方实施了一连串的诉讼行为。从第一次判决到终审判决，从终审判决到申请再审，从申请再审到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官司在升级中再一打再打，到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好像还说不清楚。不过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是自从毛图志赶走了租赁他们那一大片房子的那个人之后，先说是通过招商引资，搞一个大型服装公司；然后又说上一个明星包装文化项目，像别人成功包装《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首歌曲和那个歌星一样，把毛图志那里的房屋资产建设成为明星包装的文化总部。总而言之，说来说去，说法很多，说一次让人心动一次。后来那一大片房子是不是原封不动的躺在那里睡大觉，最终应该是用钱来说话。人们的愿望和工作的最终目标朴实又现实，该收的一些钱应该收起来，说赚的一些钱应该赚起来。回公司的路上，章笑然不断地反省自己。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上床睡躺下的时候和平时受到表扬或挨了批评之后，他都会专门进行一番深刻的思考。如果做对了，他会提醒自己继续努力。如果有做错的地方，那他一定要两套到三套整改的办法，然后反复比较，优中选优，直到自己认为可以了，才能够安静下来。这个事，从程厅长开始的鼓励式批评发展到后来的严肃透顶了的批评，他真的仍然坚持认为程厅长的这个安排是极其不妥的。因为前后租赁房子的两个人不一定接得住火，不一定能够无缝对接，否则势必形成租赁空白的时间段，如果空白的时间短一点儿还不要紧，如果时间长了，资产公司的房租收入就会出现一个大窟窿。比如说，在江汉市喜鹊路的那处近1000平米的房子，是程厅长亲自到现场看了之后决定留下来的，当时他特意交待章笑然一定要给大都市的某某某老板留着，说这个大老板马上过来开一个大大的实业公司，作为厅里招商引资的项目，每年可以创造多少营业收入、提供多少利税。结果几年过去了，人影都没有见着一个，房子始终空置在那里，导致那处的房屋租赁收入一分钱也没有收到。这个窟窿由谁来填呢？厅里是不会帮你填的，最后吃闷亏的不是别人而是资产公司自己。幸亏这一年多，公司在洪山县投资经营了土特产业务，满打满算赚了200多万块钱，不然的话，到了发工资特别是年底的时候，员工们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公司的头头们，假如缺了一个大豁，他们的工资不能按时拿到手，一方面，他们向家里的大人娃子不好交代，另一方面，恐怕资产公司这些当官的无论在系统内还是在社会上都是没脸见人的。一年过去了，资产公司大院内的房屋资产租赁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章笑然没有汇报，程厅长也没有再提这个事了。这一年，章笑然一直在往好处想，他不认为程厅长会耿耿于怀地刻意跟他过意不去。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坚信领导有这个宽广的胸怀，所以他和班子成员们按照年初跟厅里签订的经济目标责任状，各负其责，各包一块，带领同志们把公司本年度的净利润实打实地翻了一番，同志们说他们今年走出去，跟往年不一样，底气足了，连头也抬得高一些，与他们相识的厅直系统的干部职工见了，笑的时候感到自然真切了好多好多。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什么事都不要太自信，更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之前的期望值一旦在后来出现了较大的心理落差，一定是后悔都来不及的。一年一度的考核工作告一段落，厅里的考核专班回去了。章笑然和全体班子成员在今年营业收入翻两番，净利润翻了一番多的成绩面前无不感到欣慰。他们好像个个都有把握，年底了，厅里在系统表彰大会上肯定会好好地奖励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茄子往往是被浓霜打怏的，容易被人捏的，往往是软柿子。他们发现，章笑然的奖金不仅不比去年多，反而还比去年少了一大坨。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比上年还略有下降的那个公司的毛图志，却作为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厅里的大会表彰。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在厅长心目中的印象坏了，位置也彻底地降低了。章笑然一看到厅里发给他的那份标有奖金数额的通知就火了，他明确表示拒不接受这个决定。并给厅财务处打去电话，质问为什么经济效益上去了反而奖励数额下降了，要财务处的负责人回答，调动积极性的依据是什么，取得什么样的经济效益才能受到奖励。章笑然的这个情绪不闹便罢，一闹，厅长程一果马上以反常态地进行了一番安抚：“笑然哪，这个小事，你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财务处搞的这个事确实不对，但我确实也不知道。好了好了，我马上叫王副厅长召开一个专题会议，针对你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上升，年度奖金也应该同步上升的问题进行性专题研究，该补的补起来，并且还应该多补一点，必须超过上一年的。”厅长的这个说法，章笑然并不认同。机关处室和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年度奖金，每年都是厅长办公会研究审定的。现在他说他不知道，只能说是一种托词。过了两天，王副厅长真的亲自召开会议，会前在他办公室里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对章笑然说：“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先做个开场白，然后由你进行发言。注意，你发言的时候，要故意发泄一下不满情绪，把声音搞大些，等到进入讨论环节了，相关人员就不会多说其他别的话了，这样，我就不失时机地果断作出决定。其实程厅长已经给我交代了具体的数字，到时候我三两句话一说，就解决问题了。”王副厅长还特别地补充了一句，“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决策，缩短开会的时间”。章笑然非常理解王副厅长的心情，答应一定按照他要求的这样去做。王副厅长是一个十足的温暖之人，平时只种花儿不栽刺，于公于私包括在小孩子面前都表现得特别的客气和谦虚。他先后担任过政工科长、宣传处长、政治部主任、县里面的常务副县长等多种职务，秉持举重若轻和“小声音说大话”的处事风格，对任何同志都是笑脸以对，从来没有在做错了事而应该批评的人面前大声吼过一句。他还有一个格外谨慎的习惯，不创新，不冒险，凡事按部就班，宁愿延长开会或工作时间，也不去干那些三步并成两步走的事儿。于是，在全厅上下，大家一致的给了他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浓眉大眼的大帅哥，二是与人为善的好领导。每每到了公务员年度考核，王副厅长的得分最高，优秀票最多。章笑然的情绪当然有，王副厅长叫他用故意发泄一下不满情绪的办法来帮他逢场作戏，也不是不可以的。下午两点多钟，会议如期召开，发言的时候，章笑然真的这样做了，做戏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方面，最主要的还是他心里有真正的不舒服。最后，王副厅长拍板了，鉴于资产公司的年度净利润取得了年度责任目标200%多的成绩，章笑然的年度奖金比上年提高了1/10。参加这次会议的全是正处副处的以上干部，对外透露这次会议的情况是必然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等传到章笑然耳朵里，味道变得可笑又可怕：“章笑然为那一点儿奖金在会上大闹天宫，他根本没有把厅领导和参加会的人放在眼里，弄得王副厅长差一点儿下不了台。”章笑然感到很累，并不是工作上的繁重劳动，精力交瘁得比加班加点还要狠。他回望从头到尾发生的一系列现象，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背后预示着什么，他，说不清，也道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