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马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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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勘探队甄别工作
1962年，陕西煤炭系统按中央“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对自1958年以来运动中搞错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的，统统摘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在全系统进行了甄别工作。
甄别工作的开展是有历史背景的。在这一年的3月份，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又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平反……
从一三一队1962年甄别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受批判和受处分的时间：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的13人，1960年整风、整社中的10人，1961年反‘五风’中的6人和平时的8人，共37人需要进行甄别”。具体情况是：37人只甄别纠正或部分纠正19名，尚有18人未动。已平反的19人中的主要问题是：有的说“（19）58年粮没收回烂在地里，吃粗粮大便带血。”；有名大学生技术员因看小说，受大会批判；有的听到“坏话”不报告，说是立场不稳、右倾，受大会批判；还有不安心工作、不遵守制度、观点模糊、脱离群众等受批判。
说“大跃进”不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明显是政治上有问题。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又称为“三面红旗”。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体现，不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的旗帜和法宝。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而且还损害了党的建设。对“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思想进行再认识，吸取历史教训，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一三一队的甄别报告中，没有给甄别的人中有以下几类：（19）61年因饥荒不饱冒领、偷吃马料的；有“想当书记”的；有搞恋爱影响工作的；有丢了公家一只羊的；还有对大炼钢铁认为“得不偿失”的。这些人有的被开除公职，大会批判，下放回家，农场劳动等。
这次甄别工作，对肃反、审干、整风反右中错划的“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未给平反纠正。
勘探队开展“五反”运动
1963年，煤炭部提出在全系统内进行“五反”运动。其精神是：“根据有什么反什么的原则，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我记得在初中历史课本上关于“五反”是这样定义的，一般指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干部特殊化。建国初期，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向国家机构内部派遣代理人，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严重地腐蚀了干部，破坏了抗美援朝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了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在“五反”运动中，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揭露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同时，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各级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店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五反”工作队，进驻私营厂店，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争取和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家庭，组成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守法资本家在内的“五反”统一战线，向不法的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党的有关政策的震慑和教育下，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不法资本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
在煤炭部作出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后不久，这一运动在陕西煤炭系统各勘探队开展起来。例如，一八五队在当时的报告中讲：“五反运动从1963年5月20日正式开始，第一阶段采取‘边学习、边鸣放、边整改’的三边方法进行的。中层以上干部在党委、支部、小组和群众会上进行了2-4次“洗澡”，“洗澡”指向群众作自我检查，普遍得到了群众的‘搓背’，‘搓背’是大家提意见或者批评某个对象。全队现有职工511人，参加学习的有500人，其中干部170人鸣放意见795条，铺张浪费最多竟达188条。最后反出的问题：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两人，账款计253.33元；有的道德败坏乱搞两性关系的，有闹工资待遇的。”
勘探队的冬训
冬训是陕西煤田地质勘探系统长期坚持的一种教育培训方式。
这项运动最早开始于1954年1月至3月，学习内容除技术业务外，主要是政治学习，“总路线”及经济建设常识等，目的是提高职工思想政治觉悟。以后每年冬季，各勘探队都进行冬训，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习文化、技术知识。后来，各勘探队响应上级号召，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岗位大练兵活动，并且把此项活动落实到每一台钻机班组。
但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间，冬训往往被政治运动所取代，搞大鸣大放，造反派夺权，搞阶级斗争批斗走资派，真正用来学习文化技术的时间很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6年8月，煤炭系统各单位先后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随之，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状态。“六五”期间，冬训多安排“双补”学习和各种短期专业技术培训，对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大有裨益。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勘探队的冬训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67年2月中旬，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观点不同，渭北煤炭工业公司职工分为“212”和“219”两派。各派都说自己是“造反派”，攻击对方是“保守派”。此后，双方斗争不断升级，从“文斗”发展到大型武斗，先后死亡数十人。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保证煤炭生产的正常秩序，促进大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与21军派出支左部队，进驻渭北煤炭工业公司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年，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职工停产闹革命，全省原煤产量急剧下降，仅产原煤278万吨。
到了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下称省革委会)成立。省革委会生产组下设重工业组，管理全省煤炭、石油、化工、冶金和电力等工业。“渭北煤矿革命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行使渭北煤炭工业公司职权，受煤炭工业部(革筹小组、军事代表)和省革委会双重领导，以部为主。
方寸之间可以见证历史。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纪念和庆祝这一事件，邮电部决定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8分。邮票图案为工农兵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中“革命委员会”的红旗汇成的红色海洋和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的场面，上方为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金字，邮票票幅为30毫米×40毫米，齿孔11.5度×11度，整张枚数50（10×5），影写版，北京邮票厂印制，集邮者称为“一片红”。9月18日，新华通讯社播发通稿：“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票设计人员连夜奋战，设计出大型彩色纪念邮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画面呈现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的喜庆景象……”
11月25日邮票首先在北京发行，发行时间不到半天。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陈潮发现这枚邮票上中国地图画得不准确，没画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他便通过组织向邮电部反映。邮电部发现问题后，急令全国各地邮局停售，邮票要全数退回。但已有个别邮局提前售出了这枚邮票，致使有少量邮票流出。“一片红”因其存世数量少，而成为新中国邮票中著名的珍邮，并名列世界珍邮之中。
2009年11月2日，有新闻媒体报道，文革时期撤销发行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日前现身香港拍卖市场并以天价成交，其中一枚大幅“全国山河一片红”以368万港元拍板，打破中国单张邮票拍卖最高价的世界纪录，另外六枚小幅也拍得290多万港元。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对于当年面值仅为8分，现时动辄几十万身价的邮票，年逾古稀的设计者万维生在感叹意外的同时，也道出了这套承载“历史误会”作品背后的故事。
关于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是一个民族痛苦的记忆。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说：“我再不把文革写出来以后知道的人更少了”。 贾平凹说自己快60岁了，在文化大革命时只是十二三岁，5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既然上天把自己生在这一阶段，自己再不把当时的所见所闻、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写出来，以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少，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如果自己现在不写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写了，就像二战一样。现在写二战的人越来越多，但没经过二战的人写的二战，是用另一个角度来解读那场战争，以后写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文化大革命，最起码没有实感的东西了。贾平凹觉得自己既然生在那个时代，既然活在那个时代，就应该写出来遗留后世。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
劳动竞赛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法。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可以增强广大劳动者的集体主义精神,创造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操作方法，改善劳动组织，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前苏联。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创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20世纪30年代苏联推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建国后各个时期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都体现了劳动竞赛的意义和精神。
共和国建国初期,职工为了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了以清查仓库、献纳器材、修复机器、恢复生产为内容的生产运动。抗美援朝期间，职工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内容的劳动竞赛。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时期，鞍山钢铁公司工人发起了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运动，标志着劳动竞赛生产发展到以提高技术、学习掌握新技术为内容的新阶段。仅1954年一年,全国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职工人数就有58万多人,提出合理化建议 848万多件。1956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一个波澜壮阔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促进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1958年，工人群众提出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口号。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基建、财贸战线社会主义建设者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决定把“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作为劳动竞赛口号。随着竞赛运动的开展，工人群众认为不仅要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还应当超过原来的先进，中共中央肯定了工人群众这种首创精神，形成了以“比、学、赶、帮、超”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竞赛运动遭到破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甚至在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中国搞的是计划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竞争”很少提甚至不提，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人们习惯上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概念，竞争是很残酷的，竞争会导致破产；社会主义没有竞争，只有劳动竞赛。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规则、行为方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中国叫得最响的两句口号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油田出了个“王铁人”，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出了个陈永贵，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典型人物。据香港凤凰网有关史料记载，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即使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他的农民本色从未改变。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12月26日适逢毛主席71岁生日，主席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书记到家，还邀了人大代表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人参加生日家宴。入席时，毛主席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扫（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毛主席这么一说，算是把陈永贵介绍给了大家，也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陈永贵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开始于1964年初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即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发扬石油勘探工人的“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在冰天雪地里疯狂劳动。在以“工业学大庆”为主题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中，陕西煤炭系统各勘探队“比、学、赶、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78年1月，在“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群英大会”上，一八五队4号钻机被煤炭部命名为煤炭工业战线“特别能战斗的钻机组”光荣称号。1979年7月30日，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1978年命名大庆式企业的通报》，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一三九队榜上有名。1981年1月，一三九煤田地质勘探队及其所属“三八”钻机组，分别被煤炭部地质局授予“1978—1980年全国煤田地质勘探满堂红竞赛甲级队和上纲要甲级钻机组”称号。1980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转载了陕西省186煤田地质勘探队，探明彬县煤田储量90多亿吨的消息。1983年139煤田地质队描图员张玉书，在陕西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一时期荣获省部级以上劳模荣誉称号的陕西煤田地质系统的职工有：一三一队的王品三，一三九队的李春和，一八五队的王福善、季成豹、劳炎明，一八六队的王东源、候一新，一九四队的刘子清、俞桂英、张有林（新疆劳动模范），物测队的曹新安，水文队的蔡美章，局机关的孙景阳、周昌谋、张文德等人。
那个年代的“商品粮”
在上世纪70年代前，粮票、布票、肉票等数十种生活票证，曾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命根，没有这些票证，人们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改革开放后，票证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这些见证了时代变迁的票证，逐渐演变成一种融合历史与工艺的符号藏品。
在使用粮票的年代，商品粮是个火热的词。农村人进城，如果转了粮食关系，吃上了商品粮，则意味着“鲤鱼跃龙门”，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全国通用粮票俗称“满天飞” 可以在全国各地使用并且不会过期作废。
粮票产生的历史背景大约是这样的：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在此之前的1953年和1954年，我国出现了两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粮价上升。粮价会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使政府支出大大突破预算，于是政府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这个措施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强制性地将粮食价格规定在上年的水平上。但这样一来，就必须有其他一些辅助措施。因为私商可以高于政府规定的价格把粮食收走，所以政府必须用法律把私商排除出去才能保证政府收购，这就是所谓“统购”；由于政府将粮食按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在城里销售，也会有人大量套购，转到黑市中去销售，政府就必须控制销售，即实行粮食配给制度，也就是所谓“统销”。粮票于是诞生了，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
从此，各种粮食票证便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正式开始。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面额最小的粮票是1两，然后是2两、5两、1斤、3斤、5斤、10斤。那是一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没票寸步难行，成为那个时代留下的最鲜明的烙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各类产品供应充足，各种票证剩余现象不断出现，曾是命根的粮票、布票等票证逐渐失去了他原有的作用和存在价值，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然而实际上，1978年农业改革后，粮票便开始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现在很多人回忆起粮票，其终止点往往会定在1978年。这一年之后，人们摆脱了饥饿，告别了粮票。
煤炭职工的文艺生活
这一时期，陕西煤炭系统职工的文艺生活也是丰富多彩，闪光点不少。
1956年，铜川矿务局业余剧团参加全国煤矿首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其中《中秋之夜》荣获全国煤矿会演金质奖。
1959年，全国煤矿第二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在北京开幕。铜川矿务局代表团创作的眉户大闻唱《夫妻立大功》参加会演。
1960年5月2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在京亲切接见参加全国职工业余会演的全体演员，其中有铜川矿务局业余文工团演员多人。
1961年，铜川矿区焦坪煤矿姚筱舟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西安工人文艺》刊物上发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专程到铜川为煤矿工人演出。
1970年10月24日，《铜川矿工报》创刊发行。
七十年代中期，铜川矿务局政治部编著的文艺书籍《霸王窑》和《矿工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中国煤矿文工团赴陕西各矿区慰问演出，其中《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合唱)、《长大我也当矿工》(舞蹈)等节目，受到广大煤炭职工的欢迎。
1983年4月，韩城矿务局在驻西安采运站举办“矿工文化艺术生活新闻发布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以及西安市20多家文艺团体派人参加。发布会上，著名评论家胡采、作家杜鹏程在发言中，号召全省作家、艺术家深入矿区体验生活，推动矿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1984年4月，全国煤矿文艺作品评选中，铜川矿务局业余作者黄卫平的小说《矿妹子》、李祥云的诗歌《开拓》、刘俊华的散文《矿山初雪》、高兴谦的曲艺《黄矿长让房》，被评为全国煤矿优秀文艺作品。8月，陕西省文艺联合会主席胡采、著名作家杜鹏程等一行60余名文化艺术名流，赴韩城矿务局下峪口煤矿体验生活，并协助培训煤矿业余文化艺术人才。
1985年3月22日，一份激励无数煤田地质人奋进的精神食粮，一八五队队刊《勘探报》创刊。次年6月，陕西煤田地质局党委宣传部主办的《陕西煤田通讯》创刊。
1988年3月，陕西省文化厅、省戏曲研究院组织的秦腔名演员慰问团一行20多人，专程赴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慰问演出。
1990年10月，在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和中国煤矿地质工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煤矿艺术节上，陕西煤炭系统创作的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入选达32幅，居全国第八位。创作演出的文艺节目，在京参加了六个专场演出角逐，铜川矿务局《红盖头》获小品金牌奖，《候车》获小品银牌奖，194煤田地质队的《烤红苕》获铜牌奖。通俗唱法刘宏伟、宁青平获铜牌。
闪光的足迹，是煤炭职工走过的光辉历程，饱含着他们的辛勤和汗水。
经历过那个特定时代的人都知道，勘探队当时的主要文艺生活就是放电影，和社会上的人们一道看革命样板戏。有部电影《南征北战》，观众们百看不厌。其实，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1952年春节刚过，成荫和汤晓丹便率摄制组来到了第一个实地拍摄现场——山东青州，参加电影拍摄的步兵、骑兵、装甲兵、汽车兵、工兵、炮兵纷纷在小城安营扎寨，好不热闹。摄制组和军队的到来也吸引了许多前来看热闹的人。大概是刚解放不久，看到这些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的军队，大家感到非常亲切，都鼓掌欢迎起来。然而，当一队戴着钢盔，背着卡宾枪，穿着美式皮靴的“国军”从大家面前走过时，许多人禁不住失声惊叫：“怎么国民党军也来了？”一位拄着棍子的老太太，踮着小脚气呼呼地跑上去，拿起棍子朝一个戴钢盔的“小鬼”头上，嘣嘣嘣就是三下，嘴里还不住地骂着：“怎么回事？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又回来了……”还有人朝这些“国军”扔起了石头。军事组一位参谋见状忙叫道：“这不是真的，这是拍电影！”大家听了这才恍然大悟，人群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文革时期，也就是1966年—1975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革命样板戏曾经风靡一时。样板戏电影是在反常的历史条件下，被强行设定为内地观众“唯一”的银幕娱乐的(尤其是1970年—1973年这四年间)。这样做，导致了日后观众的两极反馈。单纯怀旧者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展了京剧的美；而那些对当年惨痛历史记忆犹新的当事者，则会因那熟悉的、打了鸡血般亢奋的旋律和唱段，重温旧日的不堪回首。当时主要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在此之后，还有《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造就了李炳淑、杨春霞、李光、李崇善等“文革”后的重要京剧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