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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报》创刊
1985年3月22日，一份激励无数煤田地质人奋进的精神食粮，一八五队队刊——《勘探报》创刊。创刊之初，这份小报叫《煤勘通讯》。
一八五队一直非常重视宣传工作，重视队伍凝聚力、战斗力。自从1982年起，就开始创办了队刊《煤勘通讯》，而且办得很好，稿件质量不错。当时是用手工刻腊板，用油印机自己印，有蓝色的、黑色的，这种“蓝黑版”的油印小报很受一线职工欢迎，成为联系干部职工的桥梁纽带，成为党组织的宣传舌喉。到了1984年6月10日改版，《煤勘通讯》改名为《勘探报》，一直至今，从手刻、打字到电脑编版，这张小报伴随着一八五队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记录了一八五队不同寻常的峥嵘岁月。这支队伍有个老传统，凡是离开队上的人，临走时都有一个小小要求，就是给他们要寄一份队报，以便随时了解队里发展变化情况。因此，报纸发行量越来越大，发往西安、北京和上海等地，传递神府煤田开发建设的信息。翻开这张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劳炎明、王福善等煤勘菁英的名字和事迹随处可见，他们是这个光荣集体的典范，他们的先进事迹永远铭记在一八五队广大职工心目中。
劳炎明，永远是一八五人学习的典范。他干起活来不要命，为了工作，他常常忘记吃饭。工作到一定时候，他肚子饿了，抬头看看表：“噢，饭开过了！”于是，白宗镛队长心疼他，特意给食堂下了一道命令：“劳工啥时来了都给吃饭”！每到过年过节，全队人都走光了，唯独劳工还坚守在岗位上。白队长催他走，他不走，白队长常常告诉他：“工作不是这样干的”。他好不容易回去了，春节没住几天，他又来了，上钻机时，队上给他配了辆自行车，他推着自行车在沙路上推一阵，骑一阵，有时还得扛一阵。等到了钻机，他就累的爬不起来了。
王福善是安装工，也是从一八五队走出去的一位省级劳模。收工了，别人坐汽车回队了，如果路不远，他就步行回家。边走边维护道路的坑坑洼洼，食堂的师傅们知道他回来的晚，就把饭菜留给他。一八五队驻地旁有一个像涝池那么大的深坑，王福善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利用工余，一天干上一点，硬是将那个大坑给填平了。王福善被人们称为“老黄牛”，他永远闲不住，星期天、节假日他干，生病发烧他干，下雨天也干，穿上雨衣，拿个铁锨猫着腰，在院里四处转，排水、堵漏、疏通管道，数十年如一日，只要有他，就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当年在陕南勘煤支援“三线”建设时，著名歌手刘光朗自编的歌曲《歌唱咱们的王福善》使得这个普普通通的勘探队员在陕南及煤田地质系统“一夜走红”。 钻塔无语，井架无言，王福善的功劳写在蓝天上。
在神府煤田勘探施工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天夜里，肆无忌惮的大风把帐篷刮倒了，把钻塔柠成了麻花，钻机现场一片狼藉，钻工们更是慌张一片。当时，号称“铁郎头”的6号钻机机长陈铁夫奋勇当先，顶着黄风，飞速地往钻塔最高处爬，他完全把个人安危、生死置之度外，用大斧猛地砍断绳索，霎时，钻塔的塔衣顺势滑落，风的阻力减少了，钻塔傲然挺立在狂风之中……
当年的机关干部不是天天坐在办公室悠然自得，而是经常拿着铁锨，坐着汽车跟在给钻机送粮送菜、运送油料材料的卡车后边，为什么这样做呢？前边的车陷进去了，他们蜂涌而上，用手推，用大绳拉，前边的帐篷被一夜大风吹来的沙子埋了，他们就下车铲沙修路，经过一天的辛勤劳作，大家累得精疲力竭，就吃点自带的馒头咸菜，第二天还得照常出工出力，却毫无怨言。
红旗招展勘探忙
1982年，一八五队在榆、神、府一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全方位普查找煤。队部立足点是榆林，搞基地建设，安营扎寨，在榆、神、府开战。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动人的画面：
1982年初春，在榆林西沙，在神木瑶镇，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近百顶帐蓬安营扎寨，推土机的轰鸣声，钻机的喧嚣声，劳动的号子声，匆忙的脚步声，在这空旷的毛乌素沙漠南缘与狂风的呼啸声抗衡着，一场神府找煤大会战的序幕从此拉开……
随后，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所属的物测队、一三一队、一三九队、一九四队、水文队等相继进入榆神府矿区参加会战。
一八六队的刘子祺谈到，1980年6月20日，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下发了《关于进行陕北侏罗纪煤田神木府谷地区地质调查的通知》，要求一八六队应加快陕北煤田地质勘探步伐，迅速组建普查分队，进行陕北侏罗纪煤田神木、府谷地区地质调查，主要任务是对该区煤炭资源作出远景评价，并为下一步较大范围的普查找煤勘探提供依据。一八六队根据这一通知，于6月27日经队党委研究成立了普查分队。当时，分队包括八个地质人员，其中三个汽车司机、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一个修理工。
6月29日，普查分队到达神木县，住在了离县城五公里左右的老爷庙。当地的生活条件十分的恶劣，没有蔬菜，只能回西安买；吃水也非常困难，一般在好几公里范围内都找不到水。而且风沙特别的大，风一吹，公路就不见了；但局里要求在三个月内完成普查任务，时间是非常紧的。大家一般是早上六点就出发了，晚上八点半才能回到住地。出去时带一个馒头，饿时啃点，渴了随便找点河水。而当地的沙漠地形，为勘查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这样的地形，在地质图上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一阵风刮过，刚找的地标就消失了，可是普查分队的同志从来没有气馁过，他们一个一个点的踩，一块地一块地的摸，直到找到合适的标准为止。这里的人烟少，狼却很多，在晚上八九点后走路都要非常的小心，一不小心就有被狼袭击的可能性。因而，老乡传授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当狼扑向你的肩头时，你不要回头，因为狼一般先袭击人的喉管，一回头，喉管就会立即被咬破；如果你手里拿个绳子不停的甩着，狼看着你拿着东西也就不敢靠前了。
在这种条件下，要提高勘查速度怎么办呢？最后，普查分队经过研讨制定出自己普查、小煤窑调查、收集资料、联合勘查四种方式相结合的勘查方法。因为时间有限，当时的人力、物力也是有限的，而小煤窑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合理的利用小煤窑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了解，以及他们对地表槽探工程的基本认识，综合他们的资料，形成一个完整的勘查资料是我们缩短勘探时间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而在普查分队去神木勘查之前，内蒙古勘探局已经在神木地区施工了七个孔，合理的利用他们的资料，既是资源合理优化，又使成本得到降低，时间得到节约。
时任一三一队生产副队长的吕秦川回忆了北上榆林探煤的过程。他说，1983年，渭北大面积地质勘探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下一步将向哪里进发，是摆在我们一三一队领导层面前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当时队上认为，向永寿、凤翔一带进发比较符合一三一队的实际，叫作西进。就在全队为西进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当时的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要求公司下属的勘探队进军陕北，叫做北上。
6月22日，一三一队队长吕振全带领总工方文祥，以及办公室主任李向杰、地质工程师张育国等同志赴西安参加公司有关开发神府煤田事宜会议。两天后的24日，队上召开了队务会议，队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二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吕振全队长向队党委汇报了公司孙修昌书记关于开发陕北煤田的谈话情况，大致内容是，设法开发神府煤田，计划开动钻机十八台，要求一三一队当年上三台，第二年再增开三台。同时，要求永寿、凤翔勘探项目暂停，姚庄项目暂缓。会上，与会者就一三一队要不要上陕北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就上与不上，持不同意见者的争辩异常激烈。孙玉文书记在会上也做了表态发言，他说，开发陕北，煤炭部已经决定，一定要上，这不能动摇。
其他同志也分别发言，经过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最后认为陕北煤炭资源丰富、煤质好、煤层浅开采方便，挥师北上是当务之急。但当时北上榆林勘探确实有很多的不利因素：施工地距离韩城队部较远，搬迁的车辆只有一台吊车和一台随车吊，设备落后，不适应陕北勘探；陕北交通不便，沟多坡陡，自然环境恶劣，施工环境欠佳，再加上初上陕北，地质情况不熟等。因此，会议决定派先遣组前去踏勘。
为了加快陕北的开发速度，一三一队把最好的设备、最过硬的钻机、最精良的技术人员派往陕北，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队里还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吕秦川记得很清楚，李新龙带领的4号钻机在突出完成中美合作项目大柳塔井田勘探任务时，用一辆拉水车，利用一晚上将现场搬迁安装完毕，完成了该井田九个孔中的四个孔的勘探任务，钻探月效率达517米，比计划提高了32.6％；黄春荣带领的8号钻机成绩更是喜人，连续两个月创造了月进尺超过千米的新记录，在当时的钻探水平下，这是一种奇迹；表现特别突出的还有安装队的同志，在仅有十几名同志的情况下，用十三天的时间拆、立钻塔十六次，安装水管6000余米，有时一天拆立两个钻塔，这在一三一队勘探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物测队原党委书记杜成森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工区通过电台接到队部通知，第二天要在刘石畔地域飞航片进行物探测量，要求测量二队早点布标。
当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杜成森接到通知后，就去住在城北铁厂旧址的测量二队队部，到了那里，结果发现小组出工人员和车辆还没回来，办公室只有分队长刘树山。这可怎么办，当时的杜成森心急火燎。刘树山同志接通知后，二话没说马上就要出发。杜成森说，要么等一等，等出工车回来后送一下，仅凭你的两条腿跑，那要到什么时候。刘树山说，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出去的车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出去看看有没有顺车去那个方向，如果有就搭个顺车，说完后就出发了。
事后杜成森才知道，那天刘树山出去根本就没遇到什么顺车，当年可不像现在，难得在傍晚时还能见到几辆车，于是刘树山就在漆黑的夜晚连夜一直走，过河流，穿沙漠，走小路，直到第二天凌晨天快亮时才赶到了目的地刘石畔，安排小组人员及时布标。据说途中还遇到了野狗，由于是夜晚，谁知道是野狗还是凶残的狼，刘树山的处境是相当险恶的，难免还要和那凶猛的家伙较量一下。这就是当年一个普通的分队领导的敬业精神，他的责任心、事业心值得大家永远敬重。神府煤田的开发正是有了他们无私的付出，才有了现在的辉煌。也许有人会想，刘树山同志为什么不等分队的车回来送送他，他是分队领导，又是为了工作，等车送送也是顺理成章的。其实，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对他的行为也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分队只有一台车，每天接送出外的野外工作人员，早出晚归，道路又很不好走，神木县城到刘石畔一个往返当年至少也得四五个小时，必然要影响第二天的出工，何况司机每天也很劳累，作为一个分队的基层领导，自然就会选择把辛苦留给了自己。
胡崇瑜，作为老一辈煤田地质技术工作者，胡崇瑜同志长期从事煤田地质技术工作，面对困难不灰心，面对挫折不屈服，把艰苦奋斗融入自己的行动中，紧跟时代步伐，勇于开拓，创新求实，曾被陕西煤田地质局授予陕北侏罗纪煤田勘探突出贡献科技人员，在第二届煤田地质科学技术大会上被授予“优秀工作者”、 全国煤田地质系统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他回忆说，早在1979年，一三九队就被原煤炭部于命名为“特别能战斗”的勘探队，其雄风尚在，战胜困难的勇气仍然十足，只要全队职工齐心协力，就能攀登上勘探质量高峰。
从1985年5月开始，经过十个月的野外施工，一三九队完成了全部勘探任务，其工程质量的各项指标均高于标书的要求，情况是这样的：
特+甲级孔率标书要求75%以上，实际达到90%以上，消灭了丙级孔。
岩心采取率：按钻孔类别统计，边坡和岩石强度99%；水文孔94%；测井基准孔96%；最难于采取岩芯的火烧边界控制孔也达到86%。
可采煤层的煤芯采取率：边坡孔、岩石强度孔、测井基准孔、探煤孔都在97%以上，水文孔较低达到92%，火烧边界控制孔最低达到85%，也高出标书10个百分点。
从1982年起，省煤田地质局及其所属一八五、一八六、一三一、一三九、一九四地质队，物探测量队、水文队等单位，先后在陕北榆神府地区施工钻孔2805口，总进尺54.13万米，地面物探328939个物理点，提交地质报告52件，其中28件报告分别荣获国家、煤炭部和国家储委科技进步奖和优质报告奖，累计探明煤炭储量1311.02亿吨，确立了陕西煤炭资源大省地位，为国家煤炭开发战略西移提供了资源保证。
在勘探“大煤田”中，省煤田地质局涌现出了五名省部级“劳动模范”，一八五、一八六队先后荣获国家和煤炭部“功勋地质队”称号，地质队员的手与共和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神府煤田的勘探开发，为陕西经济发展和陕北榆林的经济腾飞，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大煤田发现的功臣们走过了无怨无悔的三十年，蓝天有知，轻风为你们吟唱赞美的诗篇，大地无语，群山为你们树起不朽的丰碑。
陕西省能源集团总经理张斌成在谈到神府煤田开发历史时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人找油奉献了大庆油田，奉献了大庆精神；而在八十年代，以一八五队为核心的陕西煤田地质人在陕北找煤，奉献了神府煤田，创造了可贵的神府精神，即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尊重实践，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他认为，神府精神是对延安精神的发扬广大，是对煤田地质人“三光荣”精神的最好诠释，在神府所收获的累累硕果，属于每一个陕煤地质人。
“好队长”白宗镛
白宗镛，出生在素有“状元县”之称的湖北天门，神府煤田开发初期一八五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神府煤田开发初期为数不多的见证者，曾担任一八五队队长，是一位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领导有方的难得的“好队长”。当年，初出茅庐的他主动放弃舒适的机关生活，强烈要求到最艰苦的勘探一线去，他投身煤田地质事业三十多年，淡泊名利，勇于开拓，为神府煤田的开发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爱才是出了名的，他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为一八五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业务骨干。“老百姓心中有杆秤”，白宗镛同志为一八五队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继任吴浩、王永森、傅钢、姚建明，继承了老一辈煤田地质人的优良传统，开拓进取，顽强拼搏，把一八五队这个英雄的战斗群体从胜利引向胜利，铸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笔者在深度挖掘神府煤田开发历史时，曾与白宗镛有过亲切的交谈，气氛相当融洽。白宗镛回忆说，自己是个“老地质”，凡是在地质队工作的人都知道，1957年5月17日，刘少奇接见了北京地质大学应届毕业生代表时，跟学生们作了一次非常感人肺腑的谈话，他说地质工作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为了这个光荣称号，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身到祖国的地质事业，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勘探一线去，满怀无穷的希望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
1958年，白宗镛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当时，他学的是有色金属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煤炭工业局地质处，后来就去了榆林勘探队，即后来的一八五队。这是他向组织强烈要求的结果，白宗镛强烈要求直接投入到地质工作的第一线，进行真刀真枪的实践。记得在报到的第二天，他便推开局长办公室的门，腼腆地露出了半个脑袋，说：“局长，我要到基层去锻炼。”局长问他想到哪儿去，他说地质结构复杂的地区，如秦岭、巴山、祁连、陕北都行。由于他的执着，局长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白宗镛便踏上了陕北大地，跟着鬓发斑白的老队长，开始用脚步丈量这块雄浑而苍凉的高原。当时有一件事在强烈地震撼着白宗镛，就是民族英雄、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杨拯陆烈士，她在西北大学地质专业毕业后，为了报效祖国，到了石油地质第一线的勘探队去工作，在一次野外踏勘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的事迹时时刻刻感动着白宗镛，他决心向烈士学习，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质一线去工作，后来他一直在勘探队工作，从普通的地质勘探队员到勘探队队长，直到退休。
白宗镛是1981年秋随转战队伍从山东到陕北的，把工区设在神木瑶镇，首先开始定钻孔孔位。他记得第一批钻孔选择第10勘探线。当时定孔没有现在的GPS卫星定位系统那么便利，就连国家测绘系统布置的各种等级的三角点也少得可怜，只能根据图纸上的地形地物确定基准点，然后按照一定的方向，一尺一尺的量……
第一天定孔就发生了意外，安装队的乔亚民同志在茫茫沙漠中迷失了方向，和大家失去了联系。这下可真把大家急坏了，白宗镛和其他同志全部出动，在沙漠里呼唤着乔亚民的名字。好在当时还处于沙漠区边缘，他左冲右突，总算冲出沙漠，到晚上回到了驻地，这才使大家一颗颗紧旋的心放下了。事后据乔亚民说，他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很焦急但也没办法，后来是靠北斗星辨认方向一直向南走才出了沙漠的，九死一生，真是吓死人呀！
为了能早日拿出报告，探明大煤田，有人提出只有减少钻探工程量，才能完成艰巨的勘探任务。白宗镛认为，如果要减少勘探工程量，就必须要有科学依据。经过大家的分析研究，采取了先稀后密的勘探方法，然后再根据施工结果，对不同地段予以加密。经过一段时间的施工，大家惊喜的发现，所有施工钻孔不仅孔孔见煤，而且煤层可以互相对比，对比标志也很清楚，说明煤层在大面积范围内十分稳定，煤层结构简单，煤质变化也很小。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钻探工程量，而且不降低勘探程度还是可行的。于是，有关技术人员和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当年施工当年提出一份地质报告的设想。
为了早日探明神府煤田，一八五队广大职工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辛勤和汗水。连续几年的国家法定节假日，钻机工人都是在和狂风斗争中度过的。时任一八五队主要负责人的来永春同志，成年在现场指挥生产，一部破旧的吉普车成了他的办公室。记得有一年，在完成当年计划内勘探任务后，仍有一片地区没有钻孔控制。如果不施工该钻孔，就会影响报告的提交，储量也会达不到控制的级别。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队领导当机立断，即使砸锅卖铁也要继续施工。这可怎样办，为了早日开发陕北煤田，为了早日使革命老区人民发家致富，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干还是等？如果要多干，就得勒紧裤带，动用职工年终奖金作为生产费用。在这关键时刻，队上领导主动与各生产钻机、职工沟通，老队长来永春来了，主任工程师白宗镛来了，他们与钻工们倾心长谈，几位机长表态了，2号钻机郑长发，3号钻机李虎山，4号钻机刘维效，5号钻机王占胜，6号钻机陈铁夫，这些刚刚从钻探前线归来的勇士们，呼啦一下围住了队领导，泥迹斑斑的工作服在阳光下闪光，在一时的沉寂之后，群情激昂：“干！干了！推迟放假，推迟回家，推迟——过年！顶风沙，冒严寒，继续向大地开钻！”机长们爆发出冲天的干劲，钻工们也不敢落后，这些最基层的地质勘探队员，他们的觉悟可不低，当时的场面可以说是群情激奋，异口同声说要干！这对班子成员来说，的确是一种心灵的震撼，著名作家魏巍笔下的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我要说，这些和平年代的地质勘探队员同样可爱，他们是和平建设时期最可爱的人！结果全年钻探任务超额了，经费也花光了，职工没拿到年终奖金，但全队职工心里高兴，大家作了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当时榆林地区行署专员李焕政所说的 “一八五队拿出自己的奖金打钻”，就是指的这件事。
就这样，在全队职工的努力下，一份有分析、有研究、全面评价神府煤田的普查找煤地质报告终于在1982年底前提出来了。神府煤田的神秘面纱终于被一八五队揭开了。白宗镛说，他常想将来留在他们记忆中的不是一次次掌声，也不是一串串荣誉，而是7984平方公里土地上，他们走过的路、打下的孔、找出的煤……
那是陕北一个寒冷的冬天，是在那一年的12月9日，一八五队向榆林地区作了一次普查找煤成果汇报，地委、行署全体领导，各部委、办、局、室负责同志百余人聚集一堂，听取了主任工程师白宗镛和有关技术人员汇报。仅在前一天的12月8日，一八五队探明神府煤炭储量877亿吨的地质报告《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矿区普查勘探报告》已经出炉。
在地委会议室，一张巨大的密密麻麻标着标记的煤田地质图挂在前面，面对行署礼堂众多的参会人员和一双双期盼的目光，满面春风的白宗镛同志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字正腔圆，如数家珍般地开始了激动人心的讲述。二十多年的地质生涯，炼就了他浑实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也使他的地质勘探专业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当时队上为数不多的工程师之一。他平生参与了诸多地质报告的审查汇报，但面对这样重大的汇报，心里觉得沉甸甸的。他深知，在今天的汇报之后，一八五队的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奇迹将要出现，一个世界级的大煤田就要诞生。
白宗镛同志一席精彩的汇报介绍，使榆林行署的干部听着听着惊呆了，听着听着茅塞顿开了。当时的榆林地委副书记李焕政走上去紧紧握住了白宗镛的手。当得知一八五队是拿了职工的奖金打完最后一个钻孔的时候，李焕政激动地说：“你们没有奖金，我们地区给补发。”白宗镛笑笑：“谢谢李书记和地区，榆林这儿穷，我们不能要。”
在几个月之后，煤炭部高扬文部长视察煤田。李焕政开玩笑地对高部长说：“高部长，你这政策是鼓励落后啊！一八五队超额完成任务，反而没有奖金。你们不给发，我们再穷也要给发。”
高扬文笑而不语。李焕政迎上高部长的目光，深有感触地说：“高部长，你实在给我们派来了一支好队伍啊！”
听了白宗镛的汇报，参会的同志赞叹不已，有的同志惊讶地说：“原来神府煤田是沉睡多年的聚宝盆，正如老乡们说的烂皮袄里裹珍珠。”地委、行署领导同志也深有感触地说：“原来我们是坐在金山上过着穷日子”。随后，他们高度赞扬一八五队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打开地下黑色宝藏提供了金钥匙。榆林地委办公室将一八五队的汇报资料以“送阅件”形式送达上级，逢会必讲，广为宣传。随着一八五队地质成果的出现，民间对煤田地质工作者的赞语、佳话也广为传颂，一八五队名声大振。
根据这次汇报的成果，《陕西日报》于12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榆林地区发现了大煤田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人民日报》也随之作了报道。这样一来惊动了顶头上司国家煤炭工业部，于是逐级向下询问消息来源及可靠性。当得知是一八五队时，白宗镛告诉他们消息来源可靠。省公司领导让一八五队立即将报告送往北京，白宗镛告诉他们送报告的人已在赴北京的途中。
这份报告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外有关部门和媒体的极大关注，一时间掀起了“神府热”。有人统计，有关神府煤田的消息、报道、专访、内参等等几年间多达460多条，这对于煤田开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久，白宗镛随同考察团到美国学习。在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国还是一件比较稀罕的事，尤其是基层技术人员更不容易。美方宇宙油轮公司当时委托旧金山的伯克德公司与我方合作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的，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其中还包括一个圣诞节和一个新年元旦，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二十多天。
白宗镛说，那时候，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工作，虚心学习外国人的长处。他们这些年龄的人都是受党教育、受毛主席教育的基层干部，毛主席的著作随身带，天天都在学，毛主席的话对大家的工作确实具有指导作用，如“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二字”，“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干工作不认真能行吗？向人家美国人学习先进的地质勘探技术不认真、不谦虚能行吗？不行，万万不行，主席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使自己终生受益无穷。在美国的时候，白宗镛每天按时上下班，中途仅到美国盐湖城一个煤矿去参观，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向人家学习。绝不像现在有些单位组织的出国团队，纯粹就是“游玩团”、“吃喝团”，白白地浪费国家的资金，挥霍人民的血汗，想起来就生气，真是可恶的很。
在一八五队有一个“传说”，白宗镛带车到中国煤田地质局开会，局领导下楼接他，握着长相富态的司机的手问寒温暖，冷落在旁的白队长一声不吭，司机这才告诉局领导，那位衣着朴素的才是白队长。
上世纪80年代，一批批大学毕业生来到一八五队工作，艰苦的条件，紧张的集体宿舍，使许多新来的大学生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为了给大学生腾出宽敞的住处，他曾经在办公室的绘图板上睡过2年多，白天绘图，晚上收起图纸，展开被褥就是床。白宗镛关心青年，更关心青年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和工作，1990年他曾经为一对青年大学生结婚用房而让总务科科长“下课”！魄力之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白宗镛也许是地质队长中最幸运的一位，由于工作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给胡耀邦、赵紫阳、李鹏、乔石、宋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不清的省部级领导介绍神府煤田，1989年乔石委员长来神府煤田考察，他肩并肩地手拿图纸给委员长介绍神府煤田的地质条件，被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成了煤田地质勘探史上一份珍贵的记忆。
白宗镛在一八五队担任队长数年之后，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职工代表们送给我一顶荣誉桂冠——“好队长”。党群部门的一位同志还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不是“劳模”的队长》，客观地评价了白宗镛在一八五队的作为。面对这一切，当时的白宗镛，眼睛湿润了，激动的泪水脱眶而出，他心里明白，这是群众对自己的认可，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这句话实在不假。
当年铜川矿区陈家山煤矿待业青年王爱琴读了《人民日报》1988年9月22日第一版刊发的记者纪希晨反映一八五队勘探陕北煤田的的通讯《回神府》之后，就给白宗镛队长写了信。她的信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勘探队员的崇敬之情，令人感动。王爱琴的信代表了千万个读者的心声。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劳动得到人们的承认和赞扬更珍贵的吗？这封信是对广大勘探职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王爱琴同志来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白队长：您好！
我是一个待业青年，前些天偶然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你们的事迹。你带领地质队员们头顶烈日，脚踏黄沙，生活、奋战在沙漠里，我想那一定是诗一般的生活，我既羡慕又佩服。佩服你们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精神；羡慕你们充满人生意义的生活。不是吗？“浩瀚的沙漠”，“呼啸的风雪”，“火红的太阳”，这不就是我向往的生活吗？如同你们有意义一样的生活吗?
我是1968年出生的，没有吃过苦，受过累，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就像别人说的“生在福中不知福”，总想到边远、荒凉、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我总认为，只有在艰苦的地方，在艰苦的条件下才能锻炼、考验一个人的本质。将来有一天，我总会到神府去一趟的，哪怕去看看沙漠，看看窟野河也值得。
请替我向劳总工程师和一八五队的全体队员以及支持他们（工作）的妻子（我同样钦佩她们）表达我一个陌生人的深深的敬意！
可以和我谈谈你们的生活，你们的队员吗？我很欢迎他们也能和我通信。
（地址：陕西省铜川陈家山煤矿供应科装卸队王爱琴收）
一次特殊的使命
身为基层的领导，为了承揽项目，免不了应酬喝酒，这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在曾担任过一八五队队长，现任陕西天地地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森的记忆中，有一场酒是这样的：
那是1990年夏季，王永森记得很清楚。当时，队长白宗镛把刘世昉叫到办公室，说：
“你今天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喝酒！”
他说完这话后，又把王永森叫他的办公室说：
“永森，今天去活鸡兔项目部陪酒！”
王永森和刘世昉当时感到惊诧，喝酒难道还能成为特殊任务吗？怀着满脑子的混沌，王永森他们还是坚决执行了白队长布置的光荣的任务。
于是，宋子厚开车，载着他们几个人直奔活鸡兔露天项目的施工点。坐在车上，白宗镛对王永森和刘世昉交待说：
“日本的企业家剑山来了，给咱指导管理和技术工作，使咱学到了不少的先进经验，不过他也爱喝酒。”
但是，钻机上的同志给王永森汇报说：
“剑山那小日本爱好酒，而且酒量大得出奇，从机长刘维孝到科长王玉森及钻工，所有的人都被他喝倒了。那小日本还摇头晃脑地说，中国人的喝酒的不行！你说他妈的气人不气人？”
王永森晓得，由于历史上那场罪恶战争的原因，十个中国人中有九个半都恨死了小日本，剑山那小日本不就是能喝个酒吗，嚣张个什么呢？真是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一回咱就让剑山那小日本见识见识中国人的厉害！
白队长也气愤的说：“永森说的很对，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让剑山见识见识咱中国人的厉害！”
车很快就到了活鸡兔山上，停在一八五队铁皮活动房门前。大家呼啦啦地将罐头搬下来，摆放在活动房内钻机早已备好的桌子上。
只所以买罐头呢，是因为日本人不吃咱中国的菜，嫌不卫生，只认罐头呀！当时，搬东西的一个钻工在发牢骚，嘴里在嘟囔着，小日本，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驴死了架子还不倒，我们村里人都讲究入乡随俗，主家做什么就吃什么，还嫌菜不卫生，吃什么破罐头呢？
那天，神东公司副经理戴少晨、副总工程师徐庆余、生产技术处副处长马培恩与杨兴田全部到场。罐头一打开，大家一边谈论，一边你一杯我一杯地就干开了。那天大概喝过八两酒吧，王永森就用大茶杯满上，和剑山连干三杯，大概干到第二杯的时候，剑山就不行了。
那天，剑山喝了大概斤四两酒，王永森喝了斤半，比小日本喝的多，即使多一两也是比他多，在气势上、精神上，战胜了剑山那狂妄自大的家伙。中国人喝多了就躺下睡觉，日本人喝多了可不一样啊，他盘着腿打着坐，头上还顶了块白色的热毛巾，任由大家怎么把他往倒放，他就是不肯，一副日本武士道模样！当着中国人的面，他不倒下。可等到人都走完了，就是那个搬东西时发牢骚的钻工，爬在窗边朝里偷着看，他想看看剑山那小日本喝了那么多的酒出什么洋相，只见剑山“哐当”一声就一头栽倒了！那个钻工兴得笑了，鼻涕过了“河沿”，用袄袖抹掉了嘴巴上的鼻涕，说就这两下子，还喝酒呢，真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还是我王哥能行，为咱们中国人挣了脸！
活鸡兔项目干完后，王永森在榆林宾馆再次见到剑山，带着几分挑衅的口气对他说：“老伙计，哥们，咱哥俩今天再喝一杯？”
剑山赶快摇摇头，说：“不喝了，你的——中国人的——厉害！”
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一八五队不光在生产管理和钻探技术方面让日本人心服口服，就连在酒桌上也没放过他，让日本人感受到中国人的了不起！
喝酒归喝酒，但在工作中王永森他们丝毫不马虎。这个项目当时由队地质科寇文峰担任项目负责人，地质报告是在秦皇岛审的。日本人起初不相信中国的煤质化验结果，最后通过采验验证，对一八五队的煤质化验各项指标数据相当满意，从而相信中国人的勘查技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