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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煤矿10元钱也少人问津
提起陕北，人们不由得就想到西北风刮起的满天黄土和那些住着窑洞、唱着信天游、手持牧羊鞭的陕北老乡。在国内外许多人心目中，陕北是干旱、荒凉、贫瘠的代名词。然而，1991年起，依靠陕北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一些有胆有识的陕北人放下手中的农具、牧羊鞭，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开始了创业之路。
当初一些人辞职经商的想法就是想日子过得好一点，那时候根本不敢想赚几百万、几千万。他们中的一批人后来竟然成为身家过亿的煤老板，这是他们当初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
位于陕西北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府谷县，自古以干旱、贫困而声名远扬。曾经的府谷县，光棍成群，衣食艰难，老百姓一年到头，吃洋芋过日子的人多的是！一位神木当地人说，1991年前，位于黄河边的府谷县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晴天车辆卷起的黄土随风飘扬，雨天道路泥泞根本无法通行。在这样的环境下，挖几尺黄沙就可能挖出煤的府谷县，老百姓却过着非常贫穷的日子。老乡们这样说，“穷呀，谁不想过上好日子。村里姑娘外嫁，后生娶不回个媳妇，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1991年，包（头）神（木）府（谷）二级公路陕西段建成通车，使府谷县这个封闭的县城涌起了一股“淘金”热。
1980年前后，时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神木人李智盛向国务院建议，开发神府煤田。当时的神府一带，只有一些小煤窑。1981年，陕煤地质一八五队隆隆的钻探声，终于敲醒了沉睡中的神府。1982年，地质队提交了《陕北侏罗纪榆神府区普查找煤地质报告》，探明煤炭储量达2363亿吨，轰动世界。1986年，国务院决定将神府煤田由前期准备转入立即开发，从此拉开了神府煤田大开发的序幕。
到了1991年，神府煤田开发如火如荼，府谷县委、县政府也开始鼓励私人办煤矿，只要掏10元办证费，就可以拿到盖着政府大印的煤矿开采证。一位姓张的煤老板回忆当时的情况后悔不已，说人没有长前后眼，那时候只要掏10元钱，不管是农民还是干部，现在都是亿万富翁。可当时干部上门为群众办理采矿权，却很少有人办。因为神府一带遍地是煤，挖开地面的几尺沙土，就能挖出煤来。那时神府一带的小煤窑，采挖的煤堆成了山，道路不通，销路不畅，一车煤5元钱都卖不出去，煤矿白送都没有人愿意接手，开煤矿的几乎家家亏损。
在我赴榆林进行深度采访的列车上，一位榆林老乡说，那时大家提起开煤矿的事就摇头，活又脏又累不说，还极危险，一旦出事就赔大了。每年正月十五，府谷的各个村庄，村民们在家门前将大块的煤垒成一人高的煤塔，点火庆祝元宵节，在百姓的眼中，煤根本就不值钱。
亿万富翁当年全是“打工族”
府谷、神木如今身家过亿的老板们，在当年神府煤田的开发前期，还只是给煤田修路运砂石、开推土机的打工者。现在被称为榆林首富的高乃则，就是在神朔铁路建设工地上开始发迹的。一个府谷当地高姓村民，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离开了脚下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来到府谷县城和妻子卖豆腐。
靠卖豆腐赚了点钱的这位高姓村民，看到别人买推土机赚钱，便也买来推土机在神朔铁路建设工地揽活筑路。夏天酷暑难当，他光着膀子靠破衬衫扇凉。一年辛苦，看到推土机的确赚钱，他就四处贷款、借钱，又买来10台，许多人认为他疯了。这位高姓村民说，他吃够了苦，就想用这点钱去赚更多的钱。
靠山吃山，靠煤吃煤。即使是那时在府谷县已很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张侯华、石掌雄，也在给煤田、铁路搞建筑、跑运输。
具有传奇色彩的这位高姓村民，真正成为陕北煤炭大亨还是从一次“喝酒”开始的。就是在修建神朔铁路时，老高请一位姓王的工头喝酒，想继续给工地上推土。这位醉酒的工头劝他：“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我劝你别干这一行了，你去买煤矿吧！”以为对方不想用自己推土机的高乃则当时不明白。王工头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修铁路就是要拉府谷的煤，你应该买煤矿。
老高恍然大悟，他开始四处买煤矿，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认为那是在干傻事。正是工头的几句“醉话”，让他如今已经拥有十几座煤矿，没人知道他现在到底有多少亿资产。
创业总是艰难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虽然看好煤炭前景，一些煤老板也买了煤矿，但许多人经营亏损，又不得不将煤矿卖掉。当时，一位老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的煤矿以60元出售。而到了2005年后，这座煤矿市价已近两亿元，这位老伴差点把肠子都要悔青。
“煤贩子”大军南下北上
神朔铁路开通后，陕北煤炭开始外运，当时价格很低，每吨只卖几十元钱，但一些有远见的神府人已经看见商机。一位姓刘的煤老板说，由于交通条件限制，当时府谷煤严重滞销，许多人被迫走出府谷，到山西、广西、贵州等地联系卖煤。有的舅舅带外甥，有的是家族、亲戚间，专门组织人搞销售。这些四处联系用户的销售人员人称“煤贩子”：不但可以赚销售差价，还可以拿到煤矿的奖励。一时间府谷街头到处都是四处寻找煤炭销售的“煤贩子”。许多朋友见面的问候语都成了：“最近生意怎么样？”“款子收回来了没有？”
在那段时间，府谷县城的一些餐馆，经常可以看见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生意人，聚在一起喝酒谈生意。“每天晚上都能看见许多醉汉，十有八九都是谈生意喝高的人。”府谷人张玉和说，喝酒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客户，或者借钱做生意，要么就是找合作伙伴。那时候在银行借贷的“煤贩子”，把银行的门槛都能踏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府谷民间高利贷风行，许多人还不起债经常吵架、打架。
那时候能生存下来的煤矿，大多都依赖“煤贩子”生存。“煤贩子”们可以先卖煤，收款后再给煤矿付，因此那时贩煤是个不用摊多少本钱的好买卖。
看到周围好多推销煤炭的乡党一个个都在短时间内发家致富，一些国家干部也下海干起了煤炭销售。
杨喜喜，1954年生，时任府谷县煤产品公司副经理，那时也算是“出门有车坐，每月几百元”的国家干部。当时已有三个孩子的杨喜喜，每年过年想多买点肉孝敬父母都办不到，因为那点工资根本应付不了正常的生活开支。拮据的生活让杨喜喜有了下海做生意的想法。父亲知道他的想法后骂道：“你天生就是个讨吃的（乞丐），出门有车坐，每月有工资，还不安生地上班，做甚生意呢？”
可杨喜喜还是决定“下海”，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单位。1996年春节前，他卖掉了县城一套价值3.2万元的房子，前往南方卖焦炭。
可生意场上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顺利。
春运期间的太原火车站人山人海，等了几天，杨喜喜才买到了一张到汉口的火车票，火车上的过道里到处都站满了人，上厕所都要排很长的队，等到汉口，他的双腿都是肿的。他从广西到贵州，推销府谷的焦炭，可一连奔波了20多天却一无所获，不知多少次被人撵出了办公室。眼看着身上的7000元钱所剩无几，杨喜喜感觉自己此时更像一个四处讨饭的乞丐，可还是没做成一笔生意。
要账难，“煤贩子”集体转业
辛苦终于没有白费，杨喜喜算是闯出来了，1996年的焦炭生意他赚了20多万元，20多万元呀，是自己多少年的工资，那种满足与激动让他感觉走路都比往年有劲。但生意场上好景最难长，1999年，杨喜喜将400多万元的焦炭发往东北，对方是个玻璃厂，因资金紧张无法付现款，就用大批玻璃制品来顶账。处理掉这些玻璃制品后，杨喜喜亏了430多万。而在那几年，府谷外销的煤炭、焦炭，要账难已经让整个销售出现了问题。许多从事煤产品销售的府谷人，开始搞起了实业。杨喜喜在损失400多万元后，也与朋友在自己的家乡窑家沟办起了电石厂。
在赚得“第一桶金”后，被当地人称为“煤贩子”的老板们，大多数也跟杨喜喜一样，因为收账难等问题，纷纷退出了煤产品销售行业。有人戏称这是“煤贩子”集体转业。
转业的老板们上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纷纷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办起了煤矿、电石厂、石灰窑、泡花碱厂。用府谷县乡镇企业局干部石辉的话说：那时候的府谷县是“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烟雾缭绕，在卫星上可能都看不见府谷县。
2004年的能源涨价，府谷县煤老板的机会终于来了，一个个暴富神话紧跟着上演。那时前来炒煤炒矿的外地人，让府谷的大小宾馆人满为患。有时一座煤矿一年就倒手好几回，每次倒手价格就上涨几千万元。块煤每吨价格在600元以上，据知情人说，“铲车每铲一下就是一铲子钱”。
据介绍，目前府谷县上亿资产的老板有2000人，上10亿的老板有200人，这些人在2004年前，许多还是骑着摩托车开矿的小老板。
奢侈与节俭：复杂的煤老板
在神木、府谷街头，宝马、奔驰随处可见。有人说这些老板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爱面子，好攀比，今天你买别墅买宝马，明天我买洋房买奔驰，他们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一顿饭花几万也是常事。
当地的一位老乡说，外界只知道府谷有钱的老板开名车、住洋房，生活奢侈。但很少有人知道，1991年，府谷县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只有3亿多元，2007年，府谷县仅工业总产值就达69亿元，其中公有制工业产值3.18亿元，非公有制工业产值达65.82亿元，全部工业企业实现利税12.03亿元。府谷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艰苦创业、靠煤起家的老板们，而且大多过苦日子的老板们在暴富后，生活依然节俭，心地善良，在当地口碑还都不错。
如靠卖豆腐起家的高乃则，每年都会给村里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每人奖10万；还有张侯华，斥资1亿多元，在黄河上建大桥等等。
据介绍，在90％依靠煤炭起家的老板们的创业过程中，许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在“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府谷的高耗能企业，严重的污染对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当地群众反响强烈，要求治理的呼声高涨。
2000年以来，100多家土法炼焦厂被取缔，一批泡花碱厂、小水泥厂等被强行关闭。政策性的取缔、关闭让府谷县的许多老板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
而现在留下来的企业，生存的第一条件就是必须符合产业政策。目前，许多老板在投资前，都要先看看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煤老板也是被贫穷逼出来的
从国家干部到卖房经商，从沿街推销焦炭的“煤贩子”到如今身家过亿的企业老板，杨喜喜比陕北众多的煤老板们，可能经历了更多历练与挣扎。
府谷从陕西贫困的地方之一，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变成陕西的经济强县，出了这么多的富翁，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杨喜喜说，自己是幸运的一代，赶上了一个创业的时代。府谷乃至陕北经济的迅速崛起，除了陕北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外，离不开政策的开放和陕北人的艰苦创业。
从有车坐、有工资的国家干部到下海经商，你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杨喜喜说，其实自己跟许多煤老板一样，都是被贫穷逼出来的。想过好日子，就得奋斗。当初作出这个决定自己也非常痛苦，一直想了半年。但是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春节都不能给父母多买几斤肉，给老婆、孩子不能添置几件衣物，作为一个男人，那种痛苦难以承受。
杨喜喜辞职经商的想法就是想日子过得好一点，那时候根本不敢想赚几百万、几千万。说实在的，我忘不了府谷县的那些早期农民企业家，是他们的成功鼓励了我。多少代人都是过穷日子走过来的，要不是因为穷怕了，谁敢冒那么大的险创业？
在创业过程中，你认为府谷的企业老板最怕的事情是什么？杨喜喜认为，对于他们来说，最怕的就是政策的不稳定。原来产业政策不明晰，只要办企业政策就支持，许多人办了水泥厂、泡花碱厂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结果最后治理污染、政策调整，这些企业被关停，许多老板一夜间一无所有。
像杨喜喜最早办的电石厂，最后投入的治污费，远远比他建厂时就做好环保设施的花费还高。在办企业前，自己要反复考虑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化，会往哪个方向变化。
在府谷县民营企业很多，你认为民营企业最缺的是什么？杨喜喜认为，做事的人都是没钱人，所有的钱也都投到了企业上。目前民营企业大多都缺发展资金，老板们仍在四处筹钱，目前在建的电站资金缺口很大；其次，就是缺技术和管理人才，现在许多大学生失业，可是府谷的许多民营企业却很难招揽人才。一个企业能招来几个大专生都高兴得不得了，本科生招来很难，人家嫌府谷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太差。
一座煤城的剪影
大柳塔所处的位置是整个“能源走廊”的核心地带。因煤而兴的各种生态在这里共生共荣，清晰可见。
从榆林出发，沿神木县径直北上，汽车在寒气逼人的天气里一路颠簸。除了偶尔能看见几颗突兀的白杨，映入眼帘的大都是荒芜的枯草黄沙和一道道宛如巨斧开凿过的深沟谷壑。惨白的阳光直直打下来，荒地上时而有几团被风掀起的沙土尘埃，视线所及，一派大漠风光。沿途，一辆辆看上去笨重无比的装载车拉着刺耳的鸣笛擦肩而过，车尾黑色的碎煤粉末如同流失的细沙一般，撒了一路。
一座陕、蒙交界的城镇，这个小镇名叫大柳塔，因为地下富集的煤矿资源已经保持这样的喧嚣十余年。这个能源小镇，最大的感受是，热闹却不繁华，富有却依旧土气。
很大程度上，大柳塔被认定成了一个记忆断层的边塞之镇——相比于其他城市而言，它没有历经过大起大落的发展史，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看上去迅猛而且唐突的城市生态革命——当然，革命的导火线依旧是其拥有的大规模煤田。所以，在很多如今居住在大柳塔镇的人的眼里，这个人口一下翻涨了好几倍的陕北小镇依旧显得十分陌生，这不仅仅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驻跸于此，也表现在因为煤矿所导致的社会生态依旧在不断改变。
作为榆林与鄂尔多斯两大城市的交接点，大柳塔所处的位置是整个能源走廊的核心地带，长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这里，和当地人一起搅热了这块蕴藏着黑金的土地，而这座总面积376平方公里的城镇也因此陷入了不分昼夜地繁忙之中。至于对这个城镇有没有归属感，抑或对这个城镇能否保持最原始的记忆都已不再重要。
大柳塔的变化：从富裕透视过去的贫穷
“以前这一片根本就没有房子，全是沙漠。”在大柳塔镇，一个当地人顶着风口爬上最近的一座山坳，指着山下的大柳塔镇，右手在半空中划了一大段弧线，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大柳塔的过去。
20多年前，这个地处陕蒙交界的小镇只有一条街道，全镇人口还不足五千人，那时，这里是全中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一年四季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村里的男人娶不到媳妇，因此这里被称为“光棍村”。
然而，这样的贫穷境况延续到1982年后开始被突然改写。
1982年年底，陕煤地质一八五队经过近一年的勘查，在陕西神木、府谷、榆林7894平方公里的含煤面积内，提交了一份877亿吨的找煤报告，该报告一举惊动了中央。1984年，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至此，沉睡上亿年的鄂尔多斯煤海(包含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宁夏、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开始苏醒。
当年大柳塔迎来煤矿开发热潮时，没有承载运输能力的公路成为最大的阻碍。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赵紫阳前后三次抵达陕北，并执笔题字“努力开发陕北煤田”。在政府的组织动员下，毗邻大柳塔周边地区的百姓都被召集一地，全国各地的近3万建设者一时间也蜂拥而至，在高亢的建设热潮下，终于在勃牛川河与乌兰木伦河之间的山梁之下修建了一条通衢大道，这也是如今通往大柳塔镇的必经之路。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当地居民开始目睹自己生活的小镇如何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建设中日新月异。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面，1987年大柳塔矿井建设时，下面村子里的人都骑着毛驴来看热闹，一些老汉嘴里叼着旱烟卷蹲在地上，一看就是一天。”当地一位姓李的老乡，他的家在与大柳塔仅一河之隔的伊金霍洛旗上湾镇，他几十年来长期穿梭于两地之间，从最初的小本生意到如今投资2000余万兴建洗煤厂，他切身感受了大柳塔镇因为煤矿而迅速崛起的全过程。
在老李的眼里，华能精煤公司的入驻还仅仅是当地开山找矿的第一波，这一轮开发无论在当年看上去有多么声势浩大，但终究没有给小镇带来突飞猛进地改变，成就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财富积累。“路修好了以后，有些胆子大的人开始四处借钱买货车，一车车地往外面拉煤，很快就发财了。”
真正让这个小镇开始脱胎换骨的契机是在1995年神华集团的成立。
在原来华能精煤公司的基础上，中国神华集团以大柳塔镇为起点，南下北上谱写了一曲摧枯拉朽式的造城运动。
被喻为鄂尔多斯煤海“白菜心”的大柳塔是神华集团的发祥地，依靠这里优质的煤矿资源，神华建成了举世瞩目的神府—东胜煤田，奠定了如今横跨陕蒙的煤炭核心版图。也是凭借这块“白菜心”，神华的煤炭产量从最初的几百万吨迅速盘升至2003年的1亿吨，成为国内首家产量过亿吨的煤炭集团。
在神华从地下挖掘财富的同时，大柳塔镇的面貌也随即改变。
1996年，神华首开企业修建铁路先河，陆续建设了包括包神、神朔和朔黄三条运煤专线。在包神铁路大柳塔站，每过15分钟左右，就会看到一条装满乌黑晶亮的运煤专列行驶而过，火车沿着乌兰木伦河缓缓开去，流动的场景构成了这个小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伴随着神华的崛起，大柳塔镇的城镇版图也得以重新规划建设。大柳塔镇镇政府综合办公室的一名官员从厚厚地资料夹里拿出一叠材料，从昔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年大柳塔荒凉的模样，同一块土地上的古今对比直观而且强烈地诠释着这个小镇的迅猛变化。
镇政府的官员说，如今的大柳塔公安、工商、税务、邮电、学校、医院、金融、保险、车站、宾馆等部门单位配套齐全，而且都运行有序。这一切，都是因为神华的到来。
事实上，由神华带动的造城运动如今还在继续。爬上镇后的山梁，俯瞰大柳塔镇，河床上早已结冰的乌兰木伦河将这座小镇划成了两半，靠近大柳塔矿的这边虽然车流如龙，但依旧显现着无比的脏乱和无序，而河的那一边，视线循着活鸡兔矿望去，俨然一座新兴小城——神华集团的单身宿舍楼正在建设，神华集团神东公司的办公大楼宏伟地伫立其间，周边是新建的居民住宅小区，还有星级酒店，娱乐场所，最重要的是，相比于老城区，那里显得更为整洁和宁静。
沾满煤污的黝黑的老李，双手在方向盘上猛地拍了一下，指着前面的小城区说：“其实这里已经不属于大柳塔镇了，这一带是旁边中鸡乡的地盘。”
由此可见，这个塞北小镇在神华的推动下还在不断扩充自己的版图，仿佛地下的矿井向前延伸的同时，地上的人也都随着跟了过去。
大柳塔的变化：从富裕透视人的本性
如今，大柳塔镇的人口总数将近4万，镇政府的一位官员透露，其中流动人口占据了70%。对于一个气候干燥而且不宜居住的煤城，是什么吸引这群外来之客？答案不言自明。
位于大柳塔镇老城区的柳兴大街是一条经营矿井机电设备及五金用品的集聚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店铺的老板几乎全部都是外地人。而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这一条长街所有老板的家底累加起来，那将是一笔高达几亿的财富。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有几百上千万的存款。
“这一条街的老板有内蒙人、山西人、四川人、河南人、山东人，还有神木县城和陕西其他地区的，总之什么地方的人都有。” 一位当地老乡说。
“最好赚钱的时候是在1997年到2006年那几年，那时只要和煤扯上关系，干什么都能发财。”那位老乡继续说，唾沫星子四溅。
老乡说的那个时间段其实也是大柳塔镇煤矿产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连续经过华能和神华两次大的推动后，大柳塔镇俨然成了被疯狂掘采的财富之地，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开始在黑金的财富诱惑下集体觉醒，他们所构建起来的财富磁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至此，找寻着发财的途径。
“那个时候只要胆子大，有没有读过书根本就不重要，谁胆子大谁就能发财。”那位老乡意犹未尽，仍在说，“那几年神华的矿井都需要设备，很多人都借着这个机会闷声发了大财。而且那个时候钻井的私人煤矿也多，不像这几年，上面的政策越来越紧了。”
当年很多外地老板纷纷来到这里，一眼望去，全是挖井的机器。只要给政府几万块钱，政府就在一些大矿的角落给你划个几平方公里。与外地人前来疯狂采矿形成对比的是，大柳塔本地居民坐拥土地的优势也开始凸现。神华集团四处开矿的同时，当地政府开始出面协调征收土地并给予丰厚的补偿，本地人因此都赚了一笔。
最为疯狂的时候出现在2005年左右，当地百姓纷纷入股煤矿，从中分红获利。当地一位老乡回忆说，当年一些煤矿的大股东总是带着蛇皮袋去银行取钱，然后背着一大袋现金钻进宾馆的房间，出来时一群人个个喜笑颜开。
2003年煤价疯涨，所有人都入股炒煤矿，那个时候人都疯了似的，没几户人家还会下地干农活。
或许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大柳塔能看到如此多的私家车，这里的街道可能是全中国最为脏乱的，但路上行驶的汽车却是最豪华的，但凡是能在市面上见到的豪华轿车，在这里都能找到。
在大柳塔镇煤海西街，一排货车整齐地停放在那里，每辆车的挡风玻璃上都贴着一个电话号码，驾驶室里却空无一人。街头一家粮油店的老板说，司机们有的在附近的房间里打牌，有的跑了长途正在休息。偶尔能见到一两个司机走向自己的货车，上前打听，还是外地人。
不仅如此，在大柳塔“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生态意识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早已变得根深蒂固。
“有些村子，你拉煤从他们家门口的路上过他都会问你要钱，你不给钱他们就在路上埋钉子，我的车轮胎就被扎破过好几次。”一位司机说。他还说他想不通，在他的印象中，陕北的老乡淳朴、老实，怎么现在却变得让自己不认识了。
据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透露，几年前，神华集团的武家塔露天煤矿被迫停采也是因为没有满足当地居民提出的利益要求，“他们以破坏环境为借口和神华交涉，其实就是嫌给的钱太少了，想抓住机会多捞一笔。”
长久的贫困落后，突然的富贵沉浮，让这个曾经闭塞的小镇一时之间变得非常势利。对于这一点，一位外地人说他想得通，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允许人向钱看，不能说不正常，早在两千多年前，陕西老乡司马迁就在他的《史记•货值列传》中看透了人的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愧为一代史圣，深思远虑，眼真毒呀！
煤城：暴富之后的成长烦恼
“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呈现给世人的显著特征，现在，包括中央决策层在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痛切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增长下去了！
我们没有本钱这么增长——即使是储量最丰富的煤，我们的人均占有量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我们选择了三座煤城作为观察点：陕西榆林(煤气油盐兼备但以煤为主)、江西萍乡和吉林辽源，按照《中国资源(矿业)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战略与科技对策研究报告》的分类，它们分别处于资源城市的发展期、警戒期和危机期。
中国有95座高度依赖矿业的资源型城市(其中58座是煤城)，它们正是粗放型中国经济的注脚。对生活在那里的七千万人而言，如何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更是一个命运攸关的课题。事实证明，只有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使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这不仅适用于资源型城市，对其它类型的城市亦如此。
现在，辽源和萍乡正致力于解决产业替代和环境污染问题，榆林也意识到自己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无法沿袭过去的资源开发模式，而这些问题又都不是哪座城市所能独力解决的。经验已经表明：不能等到资源濒临枯竭之时再来考虑城市转型和环境整治，那是一种代价高昂、事倍功半的做法。对于榆林这样的新兴资源城市，它们必须从青年期就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账户积累资金。
如果说资源性城市依赖资源生存发展的周期相当于人的一生，那么，这三座城市就是老中青三代。计划经济时代，资源城市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城市自身，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双重转轨的今天，应当相信，不仅新一代有可能跳出老一代的命运，中年一代老年一代的命运也有希望迎来转机。
因为拥有超级大煤田和天然气田，陕北黄土高坡上的榆林市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过去数年，资源价格高涨让榆林财源滚滚，但暴富之后，成长的烦恼也显得更加突出。
“我们在煤田上住，就是没煤烧！”一个当地老乡忧郁地说道。他所在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后柳塔村的地底下正是一个超级大煤田，目前正由神华集团大柳塔煤矿开采。而离其家一里多的公路边赫然立着一块牌子——前方300米采空区，请车辆减速慢行。
看着窗外排成长龙的拉煤车，这位老乡提起一把大茶壶，将一些煤渣倒在了火炉内，一股刺鼻的煤烟味扑面而来。老乡说他们缺煤烧，但他所在的榆林市，正被外界誉为“中国的科威特”，实在令人困惑？
“形象地说，榆林的地盘上，每平方米有6吨煤，100立方米天然气，120吨盐！”在榆林市人大的办公大楼内，榆林市人大环资委主任万继新不断地在桌子上比划着。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陕北民歌《走西口》尽显毛乌素沙漠中这座城市的伤感和苍凉。风沙漫天、羊肚子手巾、沧桑的面孔，这是所有荧屏上榆林的形象，如今它却因为资源一夜之间富得流油。2003年开始，煤炭、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的飙升为榆林提供了一个飞跃式发展的机会。
因为坐拥资源，中央企业集团富了，政府富了，矿井周边的老百姓也富了，但是当地一些老乡却依然没煤烧，依然为今后的生计烦恼。
他们的苦恼只是这个城市苦恼的一小部分，对于榆林这个靠资源发家的城市来说，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央企业与榆林市的关系，经济发展产生的环保问题，榆林市南北12县的发展差距，都让这个“中国科威特”面临许多成长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