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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府开发前的那些事
12月8日，对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但对陕北榆林，1982年12月8日，却是一个改变了人们生活和命运的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陕西省煤田地质局提交《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勘探区普查找煤地质报告》，向全世界宣布：陕北榆神府地区发现大煤田，总储量877亿吨，煤质优，易开采。这一喜讯在神州大地传扬，在地球各个角落回响。今天，发现大煤田，帮助榆林人民摆脱贫困的陕西煤田地质工作者，正以总结勘探大煤田的经验，为西部大开发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再立新功的方式，纪念这个划时代的日子。
神府煤田开发前期的历史上记录了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他们是：李智盛，李焕政，刘汉武，等等，还有许多……
李智盛在口述神府开发历史《神府 历史在这儿拐弯——忆神府煤田决策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谈了神府煤田开发前期中央决策层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谈到，神府煤田的开发，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明确提出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开发这个煤田，开发的模式也要用新的模式，即后来的现代公司管理体制。当时，中央作出明确规定，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条条块块，对于神府我们要采取股份制，要计划单列。但要投资这么大的一个能源项目，是要大量资金的，资金问题必须解决。于是，中央又提出了“大中小一起上”、“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这样的发展思路。从当时的环境条件看，这种作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国家缺乏资金，资源又丰富，但又急需煤炭，的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当时有关部门对先上神府还是先上东胜、准格尔存有争议，最后讨论结果还是一起上，陕西、内蒙的同志都没有意见。只不过神府东胜规模大一些，准格尔规模小一些，原因是准格尔的煤不如神府东胜的好，所以规模小，内蒙也接受得了。确定先上马3000万吨，资金三分之一由地方出，三分之二是中央给。紫阳同志视察陕北回来以后，很快就作出了开发煤田的决定，神府煤田的上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时任榆林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李焕政的回忆文章中也谈了煤田开发的一些细节。他说，1986年5月的一天，陕西省人民政府张斌副省长已经把国务院总理要来视察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拨通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智盛的电话，李智盛在电话中说：“焕政呀，这是决定性的一步棋。这一次的煤田开发，平朔二期、准喀尔和神府三家只能选一家，你要拼命力争。如果不成功，就得推后一二十年。”李焕政明白了，神府煤田能不能开发，关键就在这一次。不要说推后一二十年，就是推后一两年，也将会留下历史的遗憾。他放下电话，前前后后地张罗，开始做准备工作。那天晚上，又是经历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
一见到李智盛，李焕政就急急地问：
“李主任，情况怎么样?”
李智盛面带悦色，说：“看了平朔，投资很大，国家暂时投资不起，已否定了，就剩下你们和准喀尔两家争高低。这一次，就看你的了。”
李焕政一听，紧绷的心稍微松弛了些，说：“我一定力争，为了老区人民，我豁出去了。”的确，也不是李焕政这个地方父母官心胸狭窄，不能胸怀全局，因为天天看着老区人民在极度贫穷中煎熬，他这个当专员的都快要急疯了，决心不再当“要钱专员”。
在神府煤田的开发中，刘汉武算得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李焕政在后来回忆时说：“神府煤田发现的第一功是一八五，宣传第一功是在京的陕北老同志和新华社记者冯森龄、成大林。把神府煤田打到国际上去，造成国际影响的是高扬文；榆林地区第一个行动起来的是刘汉武，出口第一功是刘汉武。”从此，刘汉武，这个小人物的名字就要永远载入神府煤田开发史，榆林经济发展史，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史。
刘汉武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开发神东煤田一老兵，见证了煤田开发前期工作的全过程。神东煤田开发前期工作始于1981年，至1985年，经历了五年时间，累计各类考察活动近百次，参与人员千余人次。期间，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李鹏、胡耀邦、赵紫阳等亲临实地视察；有国家计委、煤炭部、经委、交通部、铁道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能源办等部门负责人多次深入矿区调研、考察；有煤炭、铁路、公路、电力等设计研究院、所、校曾提交过若干个对比初探方案；有新闻媒体、学者的报道，起了积极的舆论作用；有美、英、法、德、日等国际财团、公司前来考察、洽谈、签署意向合作协议，开始了国际间交流。
这五年间，每年都有新进步，每年都迈向新台阶，每年都有新特点。
据刘汉武记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81年是煤田开发的起步之年，把老区人民迫切要求开发煤田的心声送到北京，并在国家计委、煤炭部挂上了号；
1982年是首战告捷，初见成效，地方出口煤于当年七月一日走出国门，当年十一月份一八五队提交煤田地质报告，877亿吨环保煤面世，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广泛关注的轰动效应；
1983年，经过轮番考察、调研、论证、方案比选，形成了若干个报告初选方案，对中央决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4年，加快准备迎接开发，煤田开发已成定局，指日可待，问题是如何开发？走什么路？选用什么模式？如何分段实施成为主题；
1985年，梦已成真，起步开发了沉睡亿万年煤田，一所国际化的煤都开始奠基了。
改革之初，汉武同志担任榆林地区工业局局长，主管全地区煤炭、冶金、化工、机械、轻工、纺织行业。因而，工业局是榆林行署的一个重要经济职能部门。1979年，榆林地区工业经济处于历史上的又一次低谷时期，工业萧条，难以度日。1980年，他最先提出并致力于神府煤田开发的前期工作，直到退休时，在神府大地上挥洒了十九个春秋年华，神府煤田往事历历在目，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原中共中央委员、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同志曾给刘汉武题词：“英雄开国宝、汉武第一人”，原神华集团董事长肖寒同志赞誉他是“神府煤田开发的创始人”以及其他一些赞誉，汉武同志深感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他一直谦虚地认为，自己仅是神府煤田得以开发的马前卒中的一员。
“西进北上”战略部署形成的历史背景
田明，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是陕西煤田地质勘探队伍的领军人物——西北煤田地质调查队队长，是见证陕西煤田地质史的一部“活字典”，亲历了陕煤地质五十多年发展的风风雨雨……
田明的历史档案是这样记载的：田明，生于1926年10月，山东昌邑市人，大学本科，教授级高工。1948年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同年来到延安。1953年由西北交通部调入煤田地质系统，曾任新疆煤田地质大队主任工程师、新疆煤田地质局主任工程师，新疆煤管局地质处副处长等职；后调西北煤田地质局任地质处长，西安矿院任地质系主任；1975年调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先后任副经理、总工程师等职。
神府是中国人最早用煤作燃料的地方。历史上当地将煤称黑石头或黑疙瘩，在沟、溪、河川边捡拾烧用。旧中国，毛乌素沙漠边缘这一荒凉之地露出来的煤矿苗却从未引起外界的重要关注。
1977年10月份，省煤田地质公司为了加强预测工作，成立了专业组，下设地质、构造、煤炭、综合、测绘等五个组，分别由江录煌、宁儒敏、吕道生、张国华等负责，参与此项工作的共计二十余人。这次煤田预测认为：陕北侏罗纪煤田，北起陕蒙交界，西南经神木、榆林向西南经横山至吴堡，西起陕宁交界，东西长四百公里，宽约二十五至一百公里，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陕北侏罗纪煤田探明和预测储量合计1038亿吨，已探明储量仅占15%。陕北煤田预测成果为探明陕北侏罗纪煤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陕西省煤田地质公司实施“西进北上”战略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
让一八五队上陕北
曾任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的副经理李振山曾经谈到一八五队北上榆林探煤的一些细节。
1978年8月份，李振山调到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工作，感觉到这支地质勘探队伍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打硬仗。
初来乍到，省煤炭厅就确定让一八六队上陕北，他记得确切时间是在1978年11月份。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种种原因，确定调集远在山东参加煤田会战的一八五队千里转战赴陕北参加煤田会战。
当时李振山主持陕西煤田地质公司工作，省公司对探明陕北煤田是积极主动的。在他的记忆中，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公司领导班子组织召开了两次会议。这两个会议的召开，都与陕北、与神府煤田的开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次是工程技术人员会。会议首次宣布五十五名地质技术员晋升为工程师。这其中就有后来为神府煤田做出突出贡献的劳炎明，当时宣布他为工程师，又晋升三级工资。这次大会召开以后，对全公司影响很大，对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鞭策和激励。多少年来，专业技术人员吃苦善战，工作在一线，刻苦钻研业务，创造了许多地质勘探成果。
另一次是召开陕西煤田地质系统的群英会。当时，将全公司各队领导、机长、指导员都召集到西安参加大会，大概有一百多人，曾有人风趣地说，精兵强将云集西安，看来又有一场“恶战”啦。在会上，省公司安排部署了1979年勘探任务，大家也进行了地质勘探工作经验交流。这一年，全公司共完成钻探任务137000多米，提交地质成果得到上级认可，通过这次群英会，凝聚了力量，也为以后上陕北勘探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技术保证。
1980年，煤炭部把鄂尔多斯盆地列为全国三大找煤区之一，并要求在三年内有所突破。根据这一设想，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提出“西进彬长，北上陕北”的战略发展思路，决定重新调整勘探力量。根据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地质力学创始人、共和国首任地质部长李四光的地质学理论，陕北——鄂尔多斯盆地属于第三沉降带，煤炭部将这里作为全国三大找煤区，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省煤田公司领导班子信心百倍，决心做好这件事。公司主要负责人田明常常这样想，自己从事煤田地质工作几十年了，而且又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有责任也有信心把陕北煤田的事情干好，李四光同志作为共和国地质工作的先行者，按照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我国在新华夏沉降带中找到了一系列煤田，一举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陕西的煤田地质工作者也一定能够在陕北——鄂尔多斯盆地沉降带找出丰富的煤炭资源，更好地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摘掉老区人民的穷帽子。
田明回忆时说，他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八五队野外钻机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风县红花铺找无烟煤两台钻机，镇巴涧池坝两台，镇巴盐场坝平罗找煤一台，柳家河普查找煤一台。
以上六台钻机自1978年初陆续搬迁至山东鱼台勘探区，参加当地的煤田会战。轰轰烈烈的会战结束后，他们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去处。当时一八五队钻探力量分散，没有相对稳定的勘探区，其它队比起一八五队情况相对要好。当时一三一队在韩城，一三九队在澄合中深部，一八六队在彬县，一九四队在黄陵、店头、焦坪和崔家沟施工。这四个队伍勘探区稳定，钻机又集中，施工区域又大。因而，公司领导班子经过激烈地争论研究，最终决定让一八五队上陕北，这既符合我公司“西进北上”战略方针，又解决了施工队伍的实际困难。
1980年5月份，省公司专门成立了陕北煤田踏勘调研小组，由田明和党委书记孙修昌负责，成员有：雷海江，吕道生，一八六队的石满盈、陈新、刘子祺，以及西安设计院雷志高（副院长）、贾馨庵、邓茂才等同志。他们踏勘小组一行十余人抵达陕北榆林后，行政公署和县上的同志们非常重视，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亲人”勘探队伍，特派榆林地区工业局局长刘汉武、神木县工业局张云龙等同志陪同，协助田明他们踏勘调研。田明和踏勘组的其他同志当时很受感动。
踏勘组先后到了榆林，金刚寺，神木县考考乌素沟、活鸡兔、中鸡、庙门沟，府谷“七一”煤矿等地进行了实地踏勘、调研。之后，又去了内蒙古准葛尔露天矿参观，并在东胜踏勘后返回榆林，历时半个月。在踏遍神府两县西北部的山山水水，深入调查研究后，我们提出了钻探施工的初步意见。这次陕北之行，进一步增强了田明等人派遣队伍北上陕北勘探的决心和信心，为加快探明陕北煤田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踏勘组回到西安后，向公司党委和省煤管局作了汇报，提出上陕北调集勘探力量的初步方案。
首先，让一八六队立刻组织一个十五人的普查分队，由刘子祺带队到榆神府地区开展1/10万填图，并再三强调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后来，普查分队很快就组成了，在刘子祺的领导下，奔赴陕北。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普查任务，这一年的九月份就提交了《陕北侏罗纪煤田神木、府谷地区地质调查报告》，以及1/10万陕北侏罗纪煤田神木、府谷地区地质图一张。
紧接着，在随后的1980年10月份，一八五队陕北勘煤踏勘组也宣告组成，领军人物是该队总工程师季成龙，他们一行抵达陕北后，与时任一八六队副队长刘文忠等人会合，商讨合作与野外踏勘事项。踏勘组在季总的率领下，从神木县高家堡一线向北，府谷孤山、新民一线向西，直至陕蒙交界处，共9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踏勘。这次踏勘首次规划了神府煤田的范围和边界，在煤田地质勘探史上具有划时代的纪念意义。当时陕北沟壑纵横，气候多变，给踏勘组带来许多困难，但队员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踏勘任务，并根据地质调查报告和踏勘资料编制了“榆神府地区普查勘探设计”，并安排了第一批施工钻孔。
从此以后，陕北煤田的地质勘探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千里转战
笔者在采访时，一八五队原党委书记周后安谈了当年一八五队从山东千里转战陕北的情况。
周后安说，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八五队的状况是这样的。由于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一八五队又是文革的重灾区，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职工思想比较混乱，工作不安心，领导班子不够协调，队伍缺乏凝聚力，加上，一八五队主力去山东参加兖州会战一年多，职工们身在异地，思乡心切。当时，队上领导对撤离山东去陕北意见不一，一八五队当时既没有生产基地，也没有生活基地，遗留问题多，欠帐也不少，在文革中家属被遣送返乡有一百多户，设备陈旧，施工方法落后，这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不能妥善解决，势必影响队伍到陕北施工，这就迫使领导班子从“人”的因素上找原因，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
当时勘探队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队长负责制。经过深思熟虑，一八五队领导班子成员达成共识，决定首先解决领导班子思想问题。当时，大家各抒己见，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班子成员主张去陕北的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多数人不愿意去陕北，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差，寒冷风沙大，气候条件恶劣，生活环境艰苦，杂粮多，缺乏蔬菜，这是主要矛盾。但是陕北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人人都知道陕北有煤炭，这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地质勘探就是在野外吃苦，为国家勘煤探宝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历来是国家需要去哪里，勘探队就去哪里，即使有天大的苦难也要克服，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真理，在过去，人们常常讲，要听党的指挥，听毛主席的话，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大家难道就不干革命了，工作上就可以得过且过，这是万万不行的。班子成员认为，只要党委一班人思想统一，就有条件、有决心说服职工，坚决响应祖国号召，这就要求班子成员要下工夫，调动职工积极性，把事情办好。于是，队上首先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先后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文革”中被打到的干部。在那一时期，落实政策涉及上百人，党委做了大量的外调、协调和思想工作，通过大量细致地工作，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这样一来，职工具体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使他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全身心投入到神府煤田勘探开发之中。
一八五队党委书记梁榆平也谈了千里转战陕北的细节。1980年底，远在山东的一八五人接到上级命令从山东兖州济宁井田千里转战，挥师陕北，在广袤的毛乌素沙漠腹地榆林，又摆开了新的勘探战场。
榆林地处陕西北部，自然条件极差。解放以来，在这块被遗忘的土地上，对所有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大都是蜻蜓点水，有始无终。其主要原因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之外，就是交通不便，野外施工的后勤保障难度太大。过去，从省城西安到榆林，汽车要跑整整三天，更何况要深入到沙漠腹地搞勘探，难度就更大了。当年，那里曾流传这样的民谣：“盛夏身上晒出油，寒冬嘴上结冰溜；风起天地暗，风停路不见。”当时队上的职工以关中、陕南人居多， 初来乍到，面对这里的一切，不要说工作，仅生活环境一时就很难适应，各种困难更可想而知。但英勇果敢的一八五人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浩瀚无垠的毛乌素沙漠腹地，全面铺开了普查找煤的战线。
据梁榆平记忆，在一八五队的历史上，1981年是唯一没有进行勘探生产的一年。全队几百人马用本队的十二解放牌卡车完成了一百三十多车次，由山东到榆林长达一千六百公里的长途搬迁任务，这次长距离搬迁要经过四省区三十一县，穿过华北平原，翻越太行山、吕梁山，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为了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驾驶员不辞辛苦，克服路况复杂的情况，确保了整个运输任务的圆满完成。驾驶员贾中合为了节省时间，在路上不住旅馆，累了在车上休息一阵儿，继续赶路；驾驶员宋志厚、辛志合和沈民立等用娴熟的开车技术，多拉快跑，把设备和人员直接拉到勘探现场，为钻机在荒无人烟的毛乌素沙漠摆开勘探的战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来永春：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勘探队长
来永春同志，吉林通化人，1959年当选为131队首届工会主席， 1983年底到1984年初退到二线。曾任185队行政负责人的他为地质勘探工作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尊重历史，对作出贡献者不应忘记，后来的报道关于来队长的的确不多。1963年从131队调185队，担任生产科副科长，地质科科长，生产科科长，1980年任生产副队长，1982年，任队行政负责人，全权负责全队的行政工作，从山东往陕北的搬迁，对陕北生产基地的建设，对1982年的野外生产施工，对神府侏罗纪煤田普查报告的提出，客观地说，来永春同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挖掘来永春同志的事迹时，一八五队原政治部主任王辉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建国初期，风华正茂的来永春同志，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为支援大西北建设，他怀抱理想，满怀激情，作为第一批勘探业务骨干，告别东北父老，积极报名到最艰苦、祖国最需要的大西北参加煤田地质勘探建设。他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陕西煤田勘探史上书写自己的勘探历程。
上世纪50年代，他和战友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转战于铜川山区、延安子长、榆林长城沿线，因陋就简、风餐露宿、肩扛人抬、艰苦创业。60—70年代，作为勘探事业的带头人，他和广大勘探儿女积极响应党和国家“三线建设要抓紧”、“要扭转北煤南运”的号召，进入巍巍的大巴山区勘探找煤，没有路自己修，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在大巴山区奋战十载，圆满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培养了一八五队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硬骨头精神。1976年—1977年，为支援革命老区建设，按照上级指示，他又带领一八五队一分队广大职工不怕严寒，穿着羊皮大衣，坐上解放卡车，顶风沙、冒严寒，奔赴横山，开展波罗井田和樊家河井田勘探。在生产指挥中，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因地制宜发明了快速搬迁法，深入现场研究、改进钻探工艺，创造了一八五队“文革”以后,单个钻机月进尺和年进尺最高记录，受到上级嘉奖。当年施工的四号钻机被煤炭部授予“特别能战斗机组”的光荣称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提出建设十大煤炭基地的蓝图，受上级调遣，他带领队伍以最快的速度从陕南转战到山东微山湖畔，参加兖州煤炭基地会战，三年时间里，他和职工同甘共苦、勤奋工作，在钻机帐篷里，度过“床上睡觉潮，床下湖水浸”的不平常的日子。他努力探索新区地层规律，以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优质高效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80年代初期，根据国家找煤计划，神府煤田力争2—3年有所突破。他坚决服从上级调动，挥师北上，从山东向陕北最艰苦的神府煤田进军。一边安排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榆林西沙安营扎寨，一边组织钻机在神府大地摆开勘探的战场。当时的神府荒漠一片，风沙大，空旷无人烟。为了早日普查勘探任务，他不顾自己年龄大，乘座北京吉普，几乎每天驱车上百公里，跑野外，定钻孔、查线路，不顾路途颠簸和劳累。天气热了，他把北京吉普偏门上的帆布窗一把取下，迎接热风向沙漠腹地进军，靠前指挥，现场解决生产难题，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为提交《榆神府普查找煤报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长期的勘探实践中，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作风平易近人，谦虚谨慎，是党的好干部，是职工的好领导。在从事基层工作中，他一贯积极肯干，工作踏实，吃苦耐劳，不怕困难，连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获得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称号。在从事勘探技术工作后，他刻苦钻研业务，对技术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在工作实践中，他探索总结出了许多对煤田勘探具有指导意义的钻探技术和施工方案，为完成渭北矿区、横山波罗、陕南镇巴、山东济宁四号等井田的勘探工作和榆、神、府勘探的前期工作做出了显著贡献。在担任领导职务后，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知人善任，年年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1982年，为提交《榆神府普查找煤报告》，他主导用全队干部职工的年终奖，干完所需的勘探工作量，倾心竭力，传为佳话，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历史将永远记住一个为煤田勘探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基层勘探队长——来永春。
憋足劲儿勘探大煤田
初到榆林，听当地的老乡讲，在遍地是煤的陕北大地，长期以来流传着一曲凄婉动人的《掏炭瑶》，反映了落后的生产方式下人们沉重的劳作，那首民谣是这样唱的：
二饼子车拉大炭
我跟情哥哥难见面
二饼子车慢悠悠
何时才能到包头
……
南山上下来一辆牛牛车
好像情哥哥给我送炭来
情哥哥贩炭走西口
小妹妹留在家里头
这些常年辛苦掏炭的陕北“窑工”们还有着几种不同的称谓：因为掏炭使用原始的尖镢，仿佛用手指抠煤，人们就把他们叫“掏炭的”；因为掏炭猫着腰，蛇行匍匐，人工运输，人们又把他们叫“炭猫猫”；因为满脸漆黑，形如饿鬼，人们也把他们叫“炭黑子”，这个称谓，以前在渭北矿区就有这样的叫法。在陕北的目睹耳闻，使一八五人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当时，大家的心里都蹩足了劲，在陕南的十年没有干出名堂，如今在陕北非要探出个大煤田不可，就像王铁人后面有个大庆油田那样自豪。
曾任一八五队副队长、工会主席的王振恒回忆时说，队伍到榆林以后，很快就和榆林地区工业局取得联系。当时的工业局局长是刘汉武，望眼欲穿的刘局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说一八五队是搞煤田地质勘探的，来了就好，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榆林地下到处都是煤，老干部在中央也呼吁了多少次想开发陕北的煤田，发展榆林经济，让老区人民致富，但中央表了态，光说煤多不行啊，需要拿出具体的煤田地质勘探报告才能说明问题。王振恒说人家中央说的有道理，拿不出地质报告，国家就不敢下决心，如果投资多了，建了大矿，地下煤不够，钱就白白的浪费了；如果投资小了，建矿小了，地下煤多，还得要扩建，又浪费资金。因此，必须得拿出地质报告，让国家早下决心，榆林的经济才能发展，老区人民才能早日扔掉穷帽子，把那害人的穷帽子扔得远远的。刘汉武局长和当时在场的几个榆林同志，听了王振恒的一番话就笑了，说人家老王说的在行，的确有道理。接着，刘汉武同志就做了地区领导的工作，地区领导对开发陕北煤田也相当重视。当时的李焕政专员和几个副专员对一八五队进驻榆林给予了及其热情的关心，他们专门召开了专员会议，给一八五队在榆林西沙那儿批了六十亩地建了基地。
当时，为批地的事情费了不少的周折，王振恒谈了批地的详细过程：榆林地区把那六十亩地批了，报到了省上相关部门，省上主管部门却不批，说六十亩地是个大数字不敢冒然批准。申报的同志给他们解释说，那六十亩不是可耕种土地，纯粹都是沙丘，就在那儿荒芜着，天不管地不收。在此期间，一八五队的老董同志，老董具体叫什么名字，他记不清了，年代太久远了，几十年都过去了，谁记得清呢。但他需要强调的是，就是老董同志到了省上做了工作以后，人家省上的主管部门才把那六十亩沙丘地给批了。在这件事情上，老董同志做出了贡献，一八五人永远记住他，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一八五队在陕北有了落脚点。
西沙的六十亩沙丘地批了以后，一八五人欣喜万分，这样一来，一八五人就在榆林安家落户了。
很快就到了1980年底1981年初，西沙基地的施工全面开始了，全队上下齐动手，不分白天和黑夜，热情高涨，喊着号子，唱着歌曲，王振恒记得当时唱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哟，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嘿！嘿！嘿！嘿！
咱们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为什么
为了求解放
嘿！嘿，
为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这歌曲唱出了一八五人的心声，千里转战到陕北就是为了勘探大煤田，为了摘掉老区人民的贫穷帽子而来的。那时候，同志们的干劲热火朝天，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疲乏，什么叫困难。很快六排二层的窑洞就在西沙基地拔地而起。基地建成之后，就搬家，到1981年的时候，一八五队实现了整体搬迁，于是，一八五队的根就扎在了榆林，扎在了塞外荒漠。初到陕北，给人们的感觉，就是风沙大，大家就想不通，这地方怎么这么大的风沙呢，好像到了风洞一样，与关中、陕南和山东的气候条件大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