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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陕北煤田勘探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国三位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但是，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结束了十年浩劫。
对于唐山地震，经历过的人是有切身体会的。震后，华国锋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防震，在我的记忆中，村里的社员用包谷杆在村前庄后的田地里搭成了防震棚。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4秒，唐山，无情的自然界让悲情的1976又奏上了一支最凄婉的悼歌。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两个数字，让今天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们可以想象唐山大地震的悲惨景象。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最终也无法避免唐山的惨祸发生，可怜世人，忧患实多！而在当时的条件下，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救援工作也做得不是十分到位，可以说是非常遗憾。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9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各级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陈放在遗像两侧。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致哀。这一天，全国各地也都举行追悼大会，悼念毛主席。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逮捕“四人帮”。 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标志着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在这一年的5月，榆林地区计划在横山建设10万千瓦火电厂，陕西省煤田地质部门派一八五队两台钻机在横山县境内波罗、樊家河一带进行地质勘探，历时两年，提出了波罗井田和樊家河井田的精查地质报告。这一勘探本应继续进行下去，又因种种原因，钻机被调离陕北。
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煤田勘探技术人员也多次深入陕北矿区，进行调查研究。曾担任一八六队技术科负责人的刘子祺在回忆他四次上陕北的经历时说，1973年，他被现在的煤田地质局借调过去，和后来曾经担任煤田地质局长的吕道生、一九四队的杜志超一起开始了对神府榆地区褐煤、风化煤中腐植酸的调查与研究。调查后发现，神府地区很大一部分煤被风化成黑色、棕红色，里面的腐植酸含量高达30%以上，如果能充分开发利用，那是相当大的一份财富。在调查结束后，他写了个报告，并作为陕西省代表团特邀顾问、煤炭部的特邀顾问出席了全国三千二百人的县长会议，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亲自接见了他们，使他们深受鼓舞。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腐植酸，第一次接触神府榆煤田。
1974年，刘子祺第二次接触神府煤田。那年，他参与了全省、全国范围内的煤田预测工作，主要参加了公司（煤田地质局）在陕北煤田的预测。陕北地区是多纪煤田，它的预测包括三叠系、石炭二叠系、侏罗系三个系的研究。当时，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侏罗系，这是他当时见到的含煤量最大的煤田。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发现陕北的神府煤田的储量将近400多亿吨，储量非常的大，位居全省第一，在当时整个西北五省也是数一数二的。后来，他根据调查的结果，写出了《陕北煤田预测总结报告》，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早在1970年，煤炭工业部三○一队、内蒙一四七队在神木地区施工了七个钻孔，提交了《鄂尔多斯台向斜北部侏罗纪煤田东胜地区煤炭资源普查总结报告》，进行了储量计算，其中在陕西境内所施七个孔地段储量为1481087万吨。
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00928部队在后来的1978年至1980年间，在神木、榆林两县进行了1：20万水文地质普查，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形成和分布状况，为以后开展煤田水文地质工作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地质资料。
陕南的含煤地层
陕南含煤地层较陕西北部多得多，除石炭、二叠、三叠、侏罗系外，还有寒武、白垩系等。但是，一般分布面积小，岩相岩性复杂，含煤性差，煤层多为透镜状，部分呈似层状，变化大。
其中，早古生代含煤地层主要分布于安康地区，并以石泉、安康一线以南为主，为陕南重要含煤地层。大致以红椿坝(属紫阳县)——曾家坝(属镇坪县)断裂为界，均为浅海环境下形成，多为含灰分高的石煤，少数点上为无烟煤，皆属高变质腐泥煤。以同时代所产石煤质量而论，不仅居各省首位，而且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石煤一般为大小不等的不规则透镜体，层位各异，连续性很差。
晚古生代含煤地层石炭系分布于山阳二峪河，大塘组分布于西乡木竹坝、凤县罗钵庵等地。二叠系分布于汉中梁山和紫阳黄草梁等地，以及洛南兑山至商县大荆一带和商县熊耳山。这些含煤地层，多属近海环境下的海陆交互相含煤沉积，含煤性均较差。煤层多呈藕节状，局部似层状；一般为薄煤层，少数点为中厚或厚煤层。
中生代含煤地层为陕南主要含煤地层。三叠系分布于商州北宽坪至丹凤两岔河一带和镇巴地区；中侏罗分布于凤县户家窑，及留坝江口小岭子一带；下白垩分布于商州构峪，丹凤火神庙，及洛南胡河等地。在以上含煤地层中，须家河组和白田坝组属内陆盆地型边缘含煤沉积，其它为山间盆地型含煤地层，除商州、丹凤一带夹有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岩外，其它均主要由冲积相、湖泊相、沼泽相和泥炭沼泽相组成。煤层多呈似层状，透镜状者也比较常见，以薄煤层为主。
巴山风雨汉江情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支持国家“三线”建设，一八五队赴陕南勘煤。
所谓“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按今天的区域来划分，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国防实力增强、生产力布局改善做出突出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具体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为了挖掘当年陕煤地质人搞“三线”建设的历史资料，我专程去了一八五队在古都咸阳的生活基地，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大多在那里生活。一八五队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地质工程师潘继光同志在我采访时回忆说，他和老伴是同班同学，天津人，就读于北京煤田地质学校，后来合并到西安煤矿学校，因当年支援大西北就留在了陕西，先是分到延安黄陵的一八七队，1962年合并到一八五队，在一八五队测井分队工作，一直干到退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支援“三线”建设，随同一八五队大队人马转战到了陕南，当时的勘探指挥部就驻扎在大巴山中的留场坝，是在山下的小河边，由于地质条件复杂，钻探进展很慢，他们测井的同志就在山上的钻机上等待，有时候一等就是很长时间，晚上测井结束向山下指挥部赶，山间的羊肠小道不好走，黑灯瞎火的随时都有滑到的危险，弄不好就会滚到山沟里，造成人身伤亡事故。但同志们克服了生产、生活中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的艰苦和石油勘探人开发大庆油田所遭遇到的困难差不多，有些同志吃不惯陕南的熏肉，说是一股子烟熏味，吃了想吐，反胃，但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的政治任务，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当逃兵。他有次晚上从山上钻机上测井结束向山下指挥部赶路，不小心滑倒了，爬起来要走，一个工友开玩笑，说他把东西丢了。他戴着个眼镜满地摸着找，费了好大的劲，什么也没有找见。那个工友扑哧一声笑了，说潘继光把脚印丢了，找来了一阵笑声，潘继光自己也被逗乐了，大家也忘记了走山路的疲惫。当时，一八五队去陕南勘探主要是支援国家的三线建设，勘探队员们的热情很高，可以说是干劲冲天，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用毛主席的那句话说就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即使在付出超乎常人想象的艰辛之后，仍然没有勘探到大煤田，但大家都不气馁，说虽然没有勘探到丰富的煤炭资源，但支援了祖国的三线建设，具有及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高级工程师、曾长期主持一八五队地质技术工作的王绪柱回忆当年陕南勘煤的经历时，情绪激动，侃侃而谈。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调到队长办公室，任办公室秘书，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是在1968年吧，他要求回到地质科干自己的地质专业。第二年初，他是第一批到陕南去的，他说自己是学的地质，还是为国家在地质事业上做点工作，发挥自己的专长。到陕南去，是由于当时整个国家的煤炭资源非常紧缺，他随同其他地质人员到野外踏勘。从镇巴进去，经过黎平山区，给他印象最深大概是在1970年5月4日那天，他和组里的其他五个人还在大山上踏勘，在一个叫混人平的地方迷失了方向，出不来了，几个人急得在大山里踅圈子。他们后来是从宁强出来的，那时候勘探队员都是背着行李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同志们把这就叫着踏勘。
微山湖畔映朝霞
潘继光同志温文儒雅，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还谈到一八五队转战山东鱼台参加煤田会战的一些趣事。
当初去鱼台是因为要参加那里的煤田会战，勘探队是流动作战，祖国哪里需要，队伍就打到哪里。山东鱼台，是个好地方，位于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处，东濒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闻名世界的京杭大运河从东部穿流而过；南与江苏省徐州市毗邻，西与金乡县接壤，北与济宁市隔河相望。在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就在鲁西南的巨野、金乡和鱼台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历史上称为“巨金鱼战役”。那场战役是在一段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进行的，同样是风雪交加的日子，这些来自陕西的勘探队员们在那里进行了煤田会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贡献。
当谈到当年测井工作上的一些旧事时，潘继光说，早在山东的时候，测井分队仪器设备就已经基本用仪器车了，不像早期的时候，开始用的是马车，后来又用拖拉机，到了山东就用仪器车了，所说是国产的那种仪器车，但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鸟枪换炮。此时的仪器设备比原来的先进多了，基本上都是全自动的，后来又引进了美国的CGC的数字测井仪，能用“美式装备”，大家真没想到。
曾任一八五队副队长兼总工程师的季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八五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勘探队伍，1958年10月，在陕西省白水县，伴随着隆隆的钻机声，诞生了一支为共和国找矿探宝的地勘队伍，这就是后来成为国家地质勘查功勋单位的一八五队。自建队以来，前期在白水、中期镇巴、汉中，后期转战山东，地跨数千公里，职工散住各地，这支勘探队伍频繁的调动、搬迁，他们在勘探类型差异等方面的经历，在煤田地质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1978年到1981年，一八五队奉命长途搬迁至山东，进行济宁煤田勘探。秦岭巴山，微山湖畔，一八五队人在苦闷彷徨中苦苦等待，等待着勘探人梦想的机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或许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们。1981年初夏，正在山东济宁会战正酣的一八五人，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开赴陕北！
这里有个小“插曲”。一三九队队长张建新谈了“一三九与神府擦肩而过”的往事。1978年，一三九队接煤炭部调令赴山东参加兖州大会战。那时，张建新刚参加工作，记得在队部，满院都是麻绳捆好的行李和包好的设备与工具。全队五台钻机在东院一字排开，准军事化管理依晰可见。大食堂里排队的地方，每天都能见到新张贴的挑战书与决心书，创千米、抓管理等一些饱含激情的词语使他记忆犹新。过了阴历年之后，说是情况变了，按照上级要求让一八五队去山东参加会战，一三九队不去了。虽然是初来乍道，但张建新能看出来，全队上下惆怅和落寞了好一段时间，比让人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还要难受！如果那时候一三九队去了山东参加兖州煤田会战，那么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历史就要改写，后来上陕北的就应该是一三九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