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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中国革命的摇篮
陕北不愧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地。闻名遐迩的不光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还有安塞的腰鼓、富县的小麦、洛川的苹果、吴旗的荞面、延川的剪纸、子洲的工匠、甘泉的豆腐、佳县的红枣、延长的石油、神府的煤炭，还有那感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延安精神……
华夏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曾在这里教授百姓播种与收割，三皇之一的伏羲氏曾在这里教授百姓结网和捕鱼，从此才产生了农耕民族。5000年来，这里演绎出无数诸如猃狁、鬼方、戎狄、匈奴、西羌、鲜卑、党项、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殊死搏杀刀光剑影的场景，也演绎出了各族人民文化交融血脉相通最终同化为今天中国人的历史剧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造就了石破惊天的壶口瀑布乃至象征天地、日月、阴阳、刚柔、乾坤之象的黄河乾坤湾等自然奇观。
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在回忆神府煤田早期开发时曾谈到，陕北是他的故乡，他对故乡的感情是血浓于水，挥之不去的。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之所以选择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是出于以下缘由：
其一，西北根据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惟一仅存的根据地。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遭受严重损失，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
其二，西北党组织向中共中央告知过西北根据地的存在。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向中央就有报告，并不断得到指示。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从此，西北根据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其三，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揩干身上的血迹，，在陕北和关中，由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三原等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其四，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难忘总理回延安
延安是我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10月至1949年为党中央所在地，是革命的摇篮，是党中央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斗争，建设新中国的根据地。它又是一所哺育千万革命战士的大学校。提起周总理回延安，人们就会想起曾经收录入中学语文课本里贺敬之的那首诗歌《回延安》，学习那首诗歌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但我至今仍记得其中的句子，“……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进亲人怀。”
其实，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作于1956年，1940年至1946年，贺敬之一直在延安学习工作，之后奔赴人民解放战争的新战场。与延安阔别10年之后，诗人从北京重回延安，参加在那里召开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受到延安人民的热情接待，亲眼看到了十年中延安的巨大发展变化，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就写下了这首抒情色彩浓郁的诗歌。由衷的歌颂了党中央的正确、伟大，歌颂了延安的新面貌，表达了对延安人民真挚炽热的感情。
周总理回延安是在1973年6月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延安。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以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动人心魄的感情力量给延安几十万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总理来延安之前，总理办公室的同志曾电话通知延安地区的领导同志说，邓大姐讲，外宾住延安宾馆，总理可安排住南关招待所(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交际处)。对这样安排住宿，当时地方上的同志很不理解，按礼仪说这不太合理。论公来讲，总理是政府最高领导人，理应得到高规格的接待。于私而言，总理这位老延安人离开延安26年了，头一次回家看看，怎么忍心让他老人家去睡木板床呢？后来他们才明白总理的真正意思，他是想借陪外宾参访之际，帮一下延安，促一下延安的工作。住招待所便于他和省、地领导同志谈话，有利于接近群众，说明总理在这次回延安之前已作了周密思考，他要为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尽到自己的职责。
周总理要回延安来了。当时，尽管上级一再通知要保密，但消息仍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延安城乡，传到了安塞、甘泉、子长……。年逾花甲的老人，农忙间劳动的农民，各单位的干部、职工，上学的学生一齐从四面八方赶来涌进了延安城。天还没有亮，人们就伫立在街道两旁，从飞机场到延安宾馆，从宾馆到南关招待所，挤得水泄不通。数万人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要看一眼在艰苦岁月里和延安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亲人——敬爱的周总理。
到飞机场欢迎的队伍，举着彩旗，敲着锣鼓，昂首阔步地穿过延安街道、延河大桥，直奔飞机场。街道两旁的人群，以十分羡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延安宾馆、南关招待所、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熬了几个通宵后，心情紧张而又兴奋，不时来到大门口向外张望，焦急地等待着总理的到来。
上午10点，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出现在宝塔山的上空，顿时“总理回来了!总理回来了！”的欢呼声震撼山谷。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了，第一个走出来的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他穿一件白的确良短袖衫和一条灰裤子，站在舷梯最高的一个台阶上，满面笑容，频频招手，向延安人民致意。情不自禁地连声说道：“我回到老家了，我回到老家了”。从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他和毛主席一起撤离，到这次回来已相隔26个年头了。“回老家”三个朴实而亲切的字眼，蕴含着总理对延安人民多么真挚深厚的感情!
这天，细雨朦朦。这是黄土高原夏天难得的好日子。老百姓说，这是贵人来临，天降甘露。细雨正像人民与总理的情丝，连续不断，清新而又悠长。
周总理徐徐步下舷梯，在停机坪上和前来欢迎的省、地、市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一握手。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手捧鲜花，上前献给了总理。伴着锣鼓声，人们不停地有节奏地喊着：“欢迎!欢迎!”这欢呼声道出了150万延安人民的心声。总理乘车穿过机场，已经走得很远了，欢呼声还在山谷里回荡。
飞机场刚刚平静下来，公路两旁、街道两旁又沸腾起来了。“来了，总理的车过来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几万双眼睛，盯着一个方向，盯着迎面驶来的一辆辆轿车。人们伸长了脖子仔细地看呀看，看哪一辆车里坐着敬爱的周总理。向来以讲礼貌守纪律著称的延安人，再也顾不了许多，前挤后推地一齐拥下了人行道，宽敞的公路、街道突然间变得狭窄起来。平时从飞机场到延安宾馆乘车只要几分钟，这一天花了近半个钟头才驶到宾馆。车子过后，交通警察和被临时抽来维持秩序的民兵，才长嘘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今天的秩序真难维持”。其实，当总理乘坐的轿车从他们身旁驶过时，他哪里在维持秩序，而是目不转睛地看总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还是多亏群众自觉，不管他们如何热爱总理，想让总理的车开慢些，在公路上街道上多停些时间，总还是让开了路，让车子顺利地驶了过去。让车子开慢些，何止是延安人民的心情，和人民骨内相连的总理也何尝不想让车子开慢些，借此机会看看在艰苦的战斗岁月中同党和军队鱼水相依、患难与共的延安人民。事后，据总理的随从人员讲，这几年总理从来没有像在延安这样高兴过，他高兴终于实现了因工作繁忙一直未能实现的探家夙愿。
总理的嘱托记心间
那天下午5时半后，总理与延安地方上的同志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使这些工作在老区的同志深深地感到总理对延安的焦虑之心和对百姓的关切之意，总理的话语一直印在他们的脑海中。总理一开始就问地区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说：“你来延安快10年了，据你了解，延安人民生活到底怎么样？”那位回答说：“延安地区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边7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7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总理语气沉重地再次发问：“战争年代都没这样苦！这是为什么？”那位负责同志鼓起勇气，说了心里话：“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棵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了，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总理再问：“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说：“人们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总理用坚定的口吻说：“要阻止这种做法，铲掉是错误的，要让群众吃饱饭嘛！”基层的同志本来就反对那种做法，那位负责同志听到总理这样讲立刻大声地作了回答：“我们坚决照办！”
总理在延安的每时每刻，心里都牵挂着人民群众。他在参观枣园时，一下车就问：“这里有公社的人吗?有大队的人吗?有当年的老同志吗?”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总理的老邻居高同有和女儿立即走到总理跟前。总理握着他们的手，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问高同有多大年纪了?身体、生活怎么样?并详细询问了公社、大队各方面的情况。接着又问：我有个侄子在这儿插队，你知道吗?雷治富说：知道，去年他上大学去了。总理说：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好吗?雷治富说：他劳动好，群众推荐他上大学。总理说：你们别因为我的关系，大学毕业后让他再回来继续接受锻炼，为延安人民工作。
周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在周总理回延安之前，延安地委领导曾反复开会，就总理回延安后的饮食起居问题进行了周密而精细的研究和安排，延安人想尽其所有热情招待总理。谁知他到延安后让外宾住宾馆，他却住在干部招待所，睡着普通的硬板床，并让随从人员转告延安地区有关负责人，午饭、宴会要简朴，就吃南瓜、洋芋、小米等“家乡饭”。午餐时，他只顾和省地负责人谈工作，一碗荞面饸饹搁凉了，服务员换了碗热的，他看见了和蔼地说：“那碗还能吃嘛，倒掉就浪费了。”服务员只好把半碗恰恪还给总理。当总理吃完一碗小米饭后，看见碗里还有米粒，就盛了勺汤倒进去冲净全喝了。他又端起小米粥喝了口说：“真香啊。”并满怀深情地说：“延安的小米好啊，是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哺育了革命。”总理回延安吃小米干饭、喝小米稀粥是意味深长的。
午饭后总理没有休息，利用外宾休息的这一点空隙悄悄乘车上了宝塔山。在宝塔山上，总理长久地俯视延安全景，仿佛在回忆延安过去的一切。当他把深沉的目光投注在松柏苍郁的清凉山上时，他变得严肃起来，问：“那里的路好不好走?那里掩埋着跟我一起打仗而牺牲了的两位战士，我要上去为这两位烈士扫墓。”那时的清凉山汽车是上不去的。山路很陡，同志们劝他不要上了，但他却执意要去，谁也说服不了。后来还是因为陪同外宾参观的时间到了，总理才没有上去。
在宝塔山一块写有《复电》的语录牌前，他站立了许久。在念完《复电》后，他指着最后一行重复念道：“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念完后他说：“战争的创伤是恢复了，但是文化经济建设还有问题。农业落后，粮食没有过关，现在有不少同志还不够艰苦奋斗。希望延安的同志恢复和发扬延安革命精神，加快步伐，把延安的建设迅速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地市的领导难受地说：“我们没有把延安的工作做好。”总理说：“我在中央，对延安的工作关照不够啊!”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周总理回延安期间，看到老区人民仍然过着没有解决温饱和靠烧柴做饭的生活，敬爱的总理落泪了，他再三嘱托省里和地区的同志，提出了要尽快解决老区人民的生活问题，要为陕北人民找矿。
当时宝塔山下的河上没有桥，车要加大马力从河水中开过去，不巧总理的车在返回途中陷进泥中，任凭司机用什么法儿汽车也不能动了。延河两岸的群众远远看见便不顾警卫人员的强力阻拦，潮水般涌到了河床，许多人连鞋也来不及脱就跳进河里，人们齐声呐喊：“一二——起”硬把汽车连同总理一起抬上了河岸。总理从车里下来，望着河滩上无数笑脸，激动得频频挥手致意。
总理对延安人民生活是十分关心的。在晚宴上，在深夜召集的省、地、市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他多次询问延安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延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关心粮食生产。他提出：“延安3年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可以吗?”当地委负责人回答说，“可以”时，总理激动了，他让服务员拿酒来，为早日实现这个目标干杯。本来总理当时已重病在身，医生是不准他喝酒的，但当他听到延安的同志有尽快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决心时，他异常兴奋地与大家一一碰杯。知心的话，舒心的酒，象滴滴甘露洒在延安儿女的心头，象团团火焰，燃烧在万里高原!
据香港凤凰网历史资料记载，1980年新华社内参消息：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1974年夏天，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永远的怀念
6月10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和延安人民挥手告别。总理在延安只逗留了短短24小时，他给延安人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你们把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
总理回到北京后，由于政治上受到迫害，身体状况愈加不好，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仍旧日夜操劳国务。他多次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设法解决延安人民的困难。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延安的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发展。现在延安的丝绸厂、毛纺厂、卷烟厂、钢厂、化肥厂、炼油厂等企业都是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建起的。从1973年起，延安人民更加拼命地大干苦干，发誓要把延安建设好。在后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一八五队为主的陕西煤田地质勘探队伍在陕北勘探出世界级的特大煤田，也是在积极践行周总理的嘱托。延安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总理的嘱托和殷切希望，他们只想从心底呐喊一句话：“周总理，您再回来看看延安吧!”
可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匆匆地走了，永远离开了热爱他的人民。1976年1月8日早晨，延安人民从广播里听到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感情上从来没有过的悲痛。这天早晨，没有人能咽下一口饭。宝塔肃立在铅灰色的天空中，冰层下的延河在呜咽。从延安到枣园的十几里大道上，人们一队队、一行行，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迈着沉重的步子，去总理旧居吊唁。在悲痛的行列中，经过几十年严峻战争考验的老人，伤心得像孩子那样捶胸顿足地嚎啕；平时活泼淘气的孩子们，象刹时长大了似地抽泣着。在延安枣园追悼总理的大会上，当悼词中念道：“抬头望见宝塔山，敬爱的周总理啊，你什么时候再回咱延安?低头看见延河水，敬爱的周总理啊，延安人民时时刻刻怀念着您”时，人们泪如雨下，放声痛哭!此时此刻，谁能不想起敬爱的周总理1973年在延安那短暂而难忘的24小时!
老区人民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嘱托，当时由于“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影响，l973年延安的14个县、130万人口，粮食总产6.47亿斤，农民人均不到250公斤。工农业总产值1.9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不少农民不仅发愁锅里无粮，而且也发愁无钱花。按总理的要求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话，1978年就满五年了，但粮食只增长了一成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在原来的基础上，于1990年才真正实现了粮食翻一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均年收入在700元以上，总理为延安人民制定的目标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
周总理永远活在延安人民心中，永远活在陕北人民心中，永远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据香港凤凰网历史资料“1973年周恩来在延安22小时——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记述：这一年的6月10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陪同外宾登上飞机离开延安，临走时，他留给延安人民的最后一句话是：“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后来，人民才知道：1973年，敬爱的周总理身上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还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地工作；他为延安的领导改变落后面貌的决心而干杯；他承诺等到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时候还会回来，他和延安的同志亲切交谈亲如一家……这一切让人们一想起来就为之动容。
在三年后那个料峭的早春，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许下的“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的诺言也无法兑现，但他在延安度过的紧张的22小时却永远清晰地留在延安人民的记忆中。
官，该怎么当?人，该怎么做?怎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才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总理就是典范，就是一面高悬的镜子，值得后来的从政者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