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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变“黑金”
1996年，《矿产资源法》修订，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矿业权取得是通过“双轨制”，即指从矿产资源所有人从国家手中取得矿业权的方式存在有偿取得和无偿划拨或审批取得两种情况。但直到2004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施行时，矿业权的取得大多是以象征性的代价取得，甚至无偿取得。
在榆林，人们更看重这一纸采矿证的潜力。2003年，赵发琦的榆林市凯奇莱公司与陕西省西勘院签订《合作勘查合同书》，联合进行详查及精查面积共计279.24平方公里的波罗——红石桥勘查区煤炭资源。
2004年年底，初步数据显示矿权区域内储藏着优质动力煤近20亿吨。赵发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不是后来出变故，我现在应该是百亿身价了，这可是二十亿吨煤，绝对好的煤。”据赵发琦介绍，在榆林，国企煤炭开发占不到1%，除了神华等少有的几个国企，都是自然人，多年前圈下的，且大多是集资。
这里普通一个煤矿的价值，从80万卖到200万，到2000万，到1.8个亿，再到4个亿，翻着翻地往上滚。煤老板张合(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国土资源部门，管不了天，但地下搬不动的全归他们管，他们是管地球的。”
很多县级煤炭局长连任十几年，从来没有换过。除了部分官员入股煤矿外，张合一年在某些政府部门上“要花不少钱”，因为批准雷管炸药、处理越界开采和矿难等都要“关照”。
榆林的煤矿官司纠纷很多，曾经有人嘲笑当时正打官司的张合，“你是夹着包来打官司的，人家是提着麻袋来的，你别打了。
套取煤炭资源：巨大煤炭利益导致人性与权力扭曲
2003年10月，陕西省政府常委会决定，对由于省政府前几年已经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矿权，其探矿权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一律由省政府根据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和转化项目落实情况作出决策。对在陕西落实的转化项目，由省政府统一配置相应的煤炭资源。
煤化工产业是煤炭深加工产业，是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涉及面广，工程建设复杂，实施难度大。这就提高了取得采矿权的门槛，而陕西省政府在门槛外也就有了选择权。
2006年4月，榆林市与正大能源化工集团签订了240万吨煤制甲醇及甲醇制烯烃(MTO)项目协议；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兖矿1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协议。这一年8月，陕西省政府把榆树湾煤矿分别配置给兖州煤业和正大能源搞转化项目。
“榆树湾煤矿是当时国资委特批给榆林的，但后来被划给了其他一些人，他们花了十几万注册了一个公司，打着正大的牌子，20多亿吨煤的项目就这么被十几万套走了。”曾经主管榆林市煤炭事务的副市长王斌说。
与此同时，2006年3月，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110号文件同意中化集团、香港益业公司作为240万吨甲醇制烯烃(MTO)项目开发主体，进入“榆横矿区波罗井田”煤炭资源的精查。
作为陕西中化益业项目配套煤源的波罗煤矿储量丰沛，煤质优良，面积约340平方公里，地质储量约19亿吨，按正常预算，波罗井田价值可达上千亿。
两个项目异曲同工，腾挪之间，无非都是为了一纸采矿证。
早在2004年左右，在外人看来的一些正在磋商的大项目即将纷纷入驻榆林时，王斌就很反对，“其实那些所谓的大项目啊，都是一伙人找托挂牌的糊弄手法，为了骗取地方资源。”
当地一位煤化工项目的老总曾告诉有关新闻媒体，他的煤化工项目相比起来正规得多，却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拿不到配套的煤田。
煤城生态
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带来财富的同时，大柳塔也历经了一波又一波的生态革命。人们仿佛还来不及感慨昨日的变迁，新的浪潮又已来临，这个小镇一直就停留在这样周而复始的“惊喜”之中。
走在大柳塔镇的街道上，除了能找到因煤而存在的配套产业，诸如婚纱摄影楼、庆典公司、汽车修理、广告制作公司、服装鞋帽批发市场等服务性行业也已悄然铺开。一位姓高的矿老板说，最近的几年，大柳塔基本上天天都处在变化之中。“感觉每天都有新的玩意儿出现。”
李家畔某酒店的大堂经理对笔者说，她所在的酒店开业第一年的纯利润就高达3000余万，“尤其是洗浴中心开业的时候，人天天都是满的，因为镇上只有我们这一家洗浴中心。”对于一个人口还不足4万的小镇，这样的金额不得不让人咋舌。“现在在大柳塔，你可以听到操全中国各地口音的人，干什么的都有了。”她说。
即便如此，依旧很少有人想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外地人自不用说，有钱的本地人定居的目标是神木县城，或者更远的地方。尤其是那些矿老板几乎全都在西安、北京购置了房产，大柳塔于他们而言，似乎只是一个摄取财富的地方。
“谁会想那么远，先搞点钱再说，能多赚一天是一天。”在大柳塔工业一区的服装鞋帽市场，来自河北的商人郑显堂说。
与看上去日益繁荣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柳塔愈发脆弱的生态环境。当地一位老乡热情地充当向导，一起来到已塌陷的矿井附近，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严重塌陷的地区竟长达几公里。快进入大柳塔后柳塔村时，能看到一块大牌子——“前方300米采空区，请车辆慢行”。“现在很多地方都被挖空了。”那位老乡瞄了一眼提示牌，面无表情。
地下的采空区还只是一个方面，镇上人的吃水问题也变得越发严重。随着地下矿井的纵横挖掘，地下水资源也开始枯竭断流。李根祥说，如今大柳塔的水都是从临近的窑镇水库引来的，这或多或少缓解了镇上的用水问题。
作为鄂尔多斯和榆林之间这条能源走廊开发的交汇点，十余年来，大柳塔一直经历着阶段性跳跃式的发展轨迹，人们来来往往，带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漫天的煤尘。
采空区塌陷引起地震
据华商网2012年6月24日报道，陕西地震信息网昨发布消息称，23日上午，榆林市榆阳区9时11分、9时38分发生地震，震中经纬度几乎重合，均为塌陷地震，震级分别为2.8级和3.2级。
23日上午地震期间，榆林市区震感明显，高层建筑大多发生轻微摇晃，由于半小时内连续两次地震，一些人受到惊吓到室外躲避。
经记者了解，地震发生准确位置为榆阳区麻黄梁镇十八墩煤矿，该矿407采空区发生两次塌陷，导致地震发生，塌陷面积约100亩，塌陷地表无任何建筑物。榆阳区煤炭局负责人介绍，煤矿带班领导事先听到异常响动，于上午8时30分起组织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开始撤离，8时50分，47名工人陆续安全升井，井上井下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塌陷发生后，榆阳区政府领导带领煤炭、安监、国土、住建、公安等有关部门和麻黄梁镇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看地表塌陷及群众房屋受损情况。区政府决定，十八墩煤矿及周边三家煤矿立即停止生产活动，指定专人对煤矿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对塌陷区及井下水位情况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对塌陷区周边住户房屋进行安全评价，凡地震波及出现安全隐患的住户，立即妥善疏散、就近安置。
据悉，这是今年以来，榆林市共发生13次地震，分布在榆阳区、神木、府谷等地，最大震级为3.3级，绝大多数为塌陷地震。
华西村对话神木县
近年来，神木的“帽子”越来越多。
先后建成省级文化大县、体育强县、双拥模范县，投资环境位居全省前列、榆林市最佳。教育工作正向普十二目标迈进，并率先实现十二年免费教育。建成省级重点中学1所，高考升学率达94％；计划生育已建成“综合服务县”，人口增长率一直控制在5‰以下。2000年，神木县被国家计生委命名为 “全国县级计划生育先进单位”，2001年，县城被国家爱卫会命名为“国家级卫生县城”，同年，又被中央文明委、中宣部等命名为“全国文明小城镇建设示范点”。
华西村对话神木县：每人每年分8万，体检费达8000元。
神木的教育医疗改革在全国县级政权独树一帜，它在全国首先实现12年义务教育免费教育，2009年在全国首先宣布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引起极大反响。
位于陕西榆林的神木本是贫困县。后来，这里发现大煤田，社会发展日新月异。2008年，全县财政72亿元，人均收入达6.87万元。如今这里的人1/3富足，1/3的人小康，但还有1／3的人比较困难。
县里开始推行惠民工程，在解决了12年免费义务教育和由政府抚养孤残老人之后，开始加速实施全民免费医疗政策的调研和制定。2009年3月1日，《神木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正式试行，它使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者达33万人。
比如，县医院和符合条件的6家私立医院，门诊治疗实行医疗卡制度，患者每人每年可享受100元门诊补贴，常见的小毛病，几盒药就解决了。而需住院治疗的，实行住院报销起付线制度（乡镇医院每人次200元，县级医院每人次400元，县境外医院每人次3000元）。起付线以下医疗费自掏腰包，起付线以上每人每年累计报销医疗费至30万元封顶。此外，还有针对30种单病种包干治疗的专门规定等等。
《办法》实施之初，神木不少人对这项新政有种种怀疑和忧虑，致使县城公立私立7家定点医院1200多张病床患者爆满。随着政府对《办法》宣讲的深入解读，医改主要的条款家喻户晓，全县农民的参保率达99％。两个月后，医疗秩序逐步平稳有序，家家医院病床都出现空位，且医疗费报销额也少于政府调研时的测算。《办法》和与其一起出台的一整套细则、通知和规定，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成本控制，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相互关系的平衡，堵塞了患者、医生、医院三者之间有可能出现的私利谋取漏洞。通过医院自查，派驻稽查人员和设立专门机构抽查三道防线，政府加大了监管力度，“既要控制医疗费用又要保证治疗质量，为的是给患者一个最好的医疗服务。”
一年来，除去中央和省、市配套的医保基金3000万元，县财政为医改总支付1.2亿元，并未超过当初1.5亿元的预算。平均下来，每人免费的医疗费才330元。神木医改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缩小了城乡差别，不论是政府官员、企业职工还是山村老农，面对疾病治疗，第一次做到了人人平等。
上海世博会“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主题论坛曾上演精彩一幕,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前书记吴仁宝和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展开关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东西部对话。
吴仁宝因带领华西村成为“中国第一村”而声名远扬,而郭宝成自2009年3月1日起,领导神木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政策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神木县也因此被外界誉为“全民免费医疗第一县”。
“作为我这样一名村官,应该让老百姓先富,我们叫'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挡’。”吴仁宝说,他的原则是,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让老百姓先住上好的。
吴仁宝认为,在华西村,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位83岁的“村官”幽默地说:“华西村农民收入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我们每人每年体检费有8000元人民币,这种待遇一般城市都没有;第二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每年人均可以拿8万元以上;第三个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分红。我们华西三个主义都要,我们结合好了,华西的人民就富得健康。”
来自中国西部的郭宝成非常羡慕吴仁宝。他说,如果神木县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他早就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但郭宝成同时认为,钱是基础,办事理念也是“神木模式”能否在全国其他地方推广的关键。
吴仁宝指出,42万人的神木县,2009年投入1.5亿元人民币就可以解决“全民免费医疗”的问题。他认为,钱是基础,但神木并不是中国最富的地方,神木比起华西村差远了,而且现在中国有很多县都可以拿出1.5亿人民币的钱来搞免费医疗。“这仅仅是半栋楼的钱,有些地方搞那么多形象工程,如果将钱投入到民生工程中,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郭宝成说:“我算了一下,国家一年拿出3500亿人民币足矣,富裕地方自己还可以再拿一点钱。总而言之,民生问题必须解决。以神木一年半的实践说明,民生建设的投资是高回报投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消费也可以拉动,经济也可以持续发展。”
“我们今天的世博论坛讲城市化,讲破解二元结构。我们把医疗问题解决了,教育问题解决了,养老问题解决了,把残疾人、孤寡老人的问题解决了,把残疾儿童的问题解决了,二元结构不言而喻就破解了。”郭宝成说,“ 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到榆林市任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我将尽我所能,为全民免费医疗的推行鼓与呼。”
榆林上亿的富豪很多。当地人经常给你举各种例子,炫耀他们的富豪。比如,在榆林市的神木县,身家上亿的富豪如果一个挨一个地站在一起,能站满整个县政府附近的广场;比如一个煤老板去西安买房,另一个煤老板在电话里通知“顺便给我捎上一柱柱”（所谓的“一柱柱”,也就是一个单元）;比如有的煤老板在东南亚赌钱,一次能输几千万。
自2003年以来,除了榆林,包括河北唐山、内蒙古的包头和鄂尔多斯、四川等很多能源丰富的地区,都掀起了个人成立公司圈占资源的风潮。2002年以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逐步市场化,涨得超出很多人预期。加上2003年山西矿难频发,山西煤矿大整顿,全国中小煤矿先关闭再整合。而陕西的煤炭业却迎来了它的焕发期。榆林的动力煤煤质好,2003年以后,煤价从一吨100块一路涨至600块。
在榆林,国企煤炭开发占不到1%,除了神华等少有的几个国企,其余的都是自然人,多年前圈下的,且大多是集资。
和山西相比，榆林的煤炭资源储量更大。据榆林市政协调研报告显示，榆林市矿产资源储量相当于50个大同矿区、100个抚顺矿区，约占全国总量的1/3。
但是,山西的煤炭开发早,很多资源都已经有主。而榆林的开发很晚,有很多都是没有主的资源,所以,赵发琦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权力没有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三分之一大。”
神木县万镇张家沟村82岁的毛玉叶老人坐在病床上心情很好，因为住了一个月院的她就要出院了。虽然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就花了8496元，但她自己只掏了40多元。在神木县医院出入院结算处，报销了2000多元医药费的患者家属李爱明，高兴地合不拢嘴。《工人日报》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名患者家属在报道，重症监护病房前等待家人器官移植手术后醒来。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亮点之一，就是把器官移植的治疗费、材料费等纳入报销范围。
热衷做官的陕北“煤二代”
2012年7月初的陕北榆林太阳高照，只是在傍晚的时候会来一场痛快的暴雨，暴雨过后，一切如往常。这个与鄂尔多斯一样因煤炭而暴富的地区，近年来一直也是“新闻富矿”。几个月前榆林市府谷县司法局的一场“造假”风波，让这里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5月初，网爆府谷县司法局局长李瑞华、副局长刘利荣涉嫌学历造假，上升途径存疑等问题。5月22日，府谷县政府对外公布了处理结果。但如同这里夏日的暴雨，短暂的淋漓之后，一切重归平静。如今，当地政府已不愿再对记者谈及此事。
媒体记者在当地的采访获悉，造假事件的当事人刘利荣是“煤二代”，李瑞华虽非“煤二代”，却也与当地煤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个煤炭行业占据当地GDP七成以上的县，这样的造假事件令煤老板与当地官场的关系变得敏感起来。
根据此前府谷县委组织部提拔干部的公示资料显示，刘利荣27岁，府谷县新民镇人，2005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专科学历，2009年调至府谷县司法局工作，2010年被提拔为司法局副局长。这位80后“煤二代”的“火箭式升迁”令人瞠目。
5月22日，府谷县对外公布的处分中明确了刘利荣学历造假的事实。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刘利荣于2005年8月参加工作，其高中、专科文凭全系伪造，高中文凭为自行伪造，大专文凭和学籍档案则从西安购买。
根据本报记者的采访，刘利荣为府谷县新民镇芦草畔村人。2000年，正读初二的刘利荣辍学当兵。5年之后，他重回新民镇，身份是当地镇政府的司机。据与刘相识的人士称，刘利荣为人谦和低调，并非传统印象中那种飞扬跋扈的“富二代”。
2008年，刘利荣成为新民镇司法所助理调解员，由一个临时工转为国家编制人员。一年之后，他调至县司法局，正式任职府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据当地司法局的一位人士称，刘本人踏实，是个不错的孩子，只可惜书读得太少。
2011年6月1日，刘利荣甚至被授予陕西省“五五”普法先进个人。不过，这一切皆因其为“煤二代”。记者采访获知，刘利荣的父亲刘五儿是府谷知名的煤老板，资产过亿，其伯父刘彪同样是当地著名的煤老板，为当地市、县政协委员，影响一方。
但在当地政府的处理公告中，刘利荣的“煤二代”背景被隐去。当地政府的对外说辞是，刘利荣的升迁源自两次组织“把关不严”，并很快对负责两次把关不严的相关人士进行了处分。
第一次是2007年10月，府谷人社局工作人员上报材料时，未对刘的学历资料认真审核，导致伪造学历进入档案；第二次是2009年8月，在刘担任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时，干部考察组把关不严，没有认真审核档案，错误认定刘利荣的大专学历有效，干部身份明确。
榆林市一位长期观察当地官煤生态的政府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在陕北榆林一带，像刘利荣这样混迹官场的“煤二代”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但开的是奔驰、宝马、路虎。
这位政府人士说，这些“煤二代”进到单位多是在没有技术和无关紧要的岗位，有的做临时工，“比如有个在司法系统当司机的二代，他一月就1000元工资，上班开的是单位20万的车，下班却开自己家的奔驰和宝马两部车。”
根据他的观察，这些人进入到司法系统的比较多，比如某区法院的法警队、市容执法大队等单位。“弄身制服对他们来说比啥都重要，即使是伺候人，也总觉得自己和政府有了瓜葛。”这位政府人士说。
这一诱惑不只吸引了榆林的“煤二代”。中国“富二代”蜂拥从政现象已逐渐浮现。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管理学院教授余明阳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2%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而是像国内大学生一样热衷于考公务员，他们的理想是“当官”。
前述榆林市政府人士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表示，榆林的煤老板是凭借特殊的机遇和凭钻政策空子而暴富的，他们在成为富翁后总会觉得有钱没有势，心里从来就打鼓。为此，这些人就希望下一代能进入到体制内，即使当不了官，心里也舒服踏实。
其次，他认为是官本位主义在作祟。“我见过许多的当地老板，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官员面前点头哈腰，唯命是从，说明他们在成为富翁的过程中曾遭遇过官员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科员的刁难和打压，所以他们从心理上对体制存在敬畏之心。”
另外，富翁也具有让二代进入到体制内的条件，所谓条件也就是有可观的金钱能打通走进体制内的路径；有时候富翁对自己的二代恨铁不成钢，就推出近亲，“比如刘利荣就是刘彪的侄子。”这位政府人士说。
余明阳教授在解释中国企业接班危机的时候称，之所以有这么大比例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更愿意去做公务员等相对稳定的工作，“重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太多父辈们的辛苦与无助。”
有论者称，富二代们的选择更像是看透了保持家业的真正依靠。因为在民营企业发展中，权力始终是既敬畏又厌恶的影子，而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必须向这些权力俯首称臣。事实上，热衷“红顶”，热心“参政”，早已是榆林商人的“遗传因子”。
当地政府为了GDP以及高福利(榆林市的神木县提出了免费医疗、府谷县提出了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等)的政绩，一方面难以摆脱对这些“暴利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又急需维系与煤老板的关系。
维系关系的最好方式，就是给煤老板们戴上一顶“隐形官帽”。当然，在当地官方的语境中，这通常被表述为“政企互动”。
2008年6月，府谷县委组织部曾印发31号文件，称“经县委常委会研究，提议聘任高乃则、王乃荣、王万东、刘过门等四同志为县政府县长助理(不脱产)；聘任张继平、王世春、刘旭锋等三同志为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
这些被聘为县长助理(不脱产)或县长经济顾问的几乎都为当地的煤老板。不过，这一举动很快遭到质疑，并被迫取消。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贺强解释当初的想法时称，聘任这些民营企业家为县长助理，只是给了一个名分，并不参加常委会和办公会。
在贺强看来，煤老板这个称呼就像“小姐”的称呼一样有歧视味道。因此，当地原本希望这些煤老板在当县长助理后，行为上有了约束，自身有自豪感，能在带领大家致富等方面起到榜样作用。彼时，府谷正在实施让煤老板参与扶贫和新农村建设的“双百工程”。“县长助理”事件受阻之后，当地政府很快又给“煤二代”们的从政升迁提供了机会。
从2010年开始，府谷县推行了一项新的干部退位、选拔机制，即凡45周岁以上、自愿提前离岗到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村组(社区)挂职的科级领导干部，主动退位离岗之前每月可享受1000元至1500元的岗位补贴。
最终有226名干部提交了“自愿”申请。这一改革也让一些“被离岗”的人士心生怨言，刘利荣等人的事发就源自这些人的不断举报。事实上，李瑞华的后期提拔重用与刘利荣的提拔的确得益于2010年的这一项人事改革。
更让人生疑的是，这项人事改革的出台出现在一场煤老板的大型捐款之后。根据2010年2月27日的《府谷县煤炭企业优秀企业家公益事业捐资明细》显示，77户煤炭企业，57位煤炭企业家捐资总额12.8亿元。数额以高乃则、刘彪等人居多。府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乃平称这是“府谷精神”的体现，更以“乃”字在当地多用于姓名源自喝过奶妈乳汁的人为不忘哺乳之恩，来解释当地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少有的“反哺情结”。
一位曾被聘为县长助理的煤老板称，这种政治待遇没有一点实质内容，只有捐款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
不过，煤老板们依然不在意这样的官帽只是虚职。这背后所体现的是当地的官煤生态。
刘利荣的同事曾对其“煤二代”还来做公务员表示疑惑，刘的回答是“有钱不也得听领导的吗？”据了解，在榆林的“煤二代”中，一部分出国，一部分去了北京、西安等城市，另一部分则在当地进入了政府、银行等“铁饭碗”行业。
府谷县黄河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侯华是当地第一批煤老板。曾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共第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也曾担任过府谷县府谷镇党委副书记 (不脱产)、府谷县委副书记(不脱产)、府谷县政协副主席(不脱产)。
让他欣慰的是，其儿子张继平不仅继承了家业，还在政治上接了他的班。张继平曾获聘县长经济顾问，已成为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党员代表。“他们在冒富的同时，希望弄身护身符来方便带来更大的利益。”榆林市一位政府人士说。
煤炭行业既是暴利行业，也是特殊行业。在建厂的位置、规模、环评等事项上，当地政府都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和调整空间。除此还有一系列的安全检查、技术改造等巨大成本困扰着煤炭企业。家有“官人”或主动配合捐赠无疑是最好的规避风险方式。
当地煤老板杨喜喜坦言，最怕的就是政策的不稳定。“像我最早办的电石厂，最后投入的治污费，远远比我建厂时就做好环保设施的花费还高。”而今，随着“国进民退”，府谷的煤老板也担心煤矿会慢慢被政府收回。
不过，府谷县煤炭协会会长党忠似乎不担心这些。他透露说，府谷的一些煤老板在山西、内蒙古经营过煤矿，但都不及府谷的投资环境好。他说，府谷的政府部门不拖沓为难，当办则办，效率很高，这就是他们与政府良性互动获得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