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学员
阿果现在三十八岁，我比她长一岁。她回到杜鹃池畔开办母语民宿是她三十六岁，从外地回来之后的事。我和她之间的关系链瞬间抖荡起来，是在她十七岁的时候。正如其他彝家孩子，我们都入学极迟，十七岁才初中毕业的情况极为普遍。事实是，我考取了一所彝语专业的中专学校。阿果名落孙山。两天的中考日我们只见过一面。她低着头，含着胸，步率急快，对我笑笑，脸都红了，仿佛向我传递了什么信息。她的卷发照旧梳成长辫，却多了一枚红红的发结，我没看清它的形状。事后我猜想过杜鹃花，也猜想过蝴蝶；女孩子最欢喜它们那不同灵魂的轻盈与多彩。当时我感到阿果突然长大了,因为更加好看了；这种好看直通血液，调节着血液的温度。
我接到中专录取通知书。大家都为我高兴，为杜鹃池一带的彝人自己高兴。我肯定阿果也会为我高兴，如果她知道这件事。但她的身影自中考结束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她没有回杜鹃池，也许回了，只是突然不想抛头露面。或者，她在暗地里打算着什么，并将付诸行动也未可知。
那时候在我们彝乡，大部分的青春往往定格在十七岁。通过学习延续青春寿命者少之又少，我算其一。就在我准备负笈求学前的一天，家中来了一个老男人。他拎着一桶五斤装的烧酒，老远就喊：“主人家有狗吗？来客人了！来客人了——来好客人了！”在我们彝乡，来客总会这样高声喊叫一遍。并不是全都害怕看门狗，首先算是问候，其次算是自报家门。最后一点最为关键，为了让主人家有所准备，以免不方便造成尴尬。如果连喊三声，还没见主人跑出来热情响亮地迎道：“尊贵的客人，你请进！狗已经拴好啦！”再尊贵的客人都不会再进一步。所以，有狗没狗都这样喊一声，有狗没狗都会这样迎道。这是一种彝族人的交际习俗，每次去阿果的母语民宿，我俩时有这番对白。每次从老屋边传来如是声音，对于一个家庭，有客来是喜事，是愉悦，是兴奋，是人气彰显，是亲友情感观照。比如，那个老男人的到来，怎么说也算是一桩喜事。他是一个男媒婆呢。
一阵老掉牙的寒暄之后，他用万分满足的眼神将我家上下打量。随即要我父亲报上我的生辰八字，要掐算掐算。
我父亲问道：“你这是要麻烦天菩萨什么事？”
老男人虚起眼睛神神道道地说：“你要抱孙子啦！”
“哎呀！谁家闺女要遭你祸害？”父亲作弄似的又问。
“啥子祸害哟，是大好事，南坡沙玛家族的——骨头硬（血统好），人丁旺——”
“滚——滚你的骨头——老子的骨头比你们都硬！早死了婆娘还活得好好的。”
老男人已经跑出院门。但似乎还心存最后一丝希望，往回看看。
“滚！把酒给老子拿走！老子不稀罕人家的酒，我有的是——”父亲摆出一副要冲过去的架势，把桶酒扔出去。
老远，又传来老男人的声音：“你你个不讲理的老东西，你婆娘死了关我鸟事，你——你——那家有个叫阿果的黄花大闺女——标致得很呢——”
“你们别想来害我，我也——我也不害你们！”父亲大声喊说。
这是彝族人的婚俗，提亲是第一步，都得按规矩一步一步走，友好地走，慎密地走。只是我那父亲没按规矩行事，结结实实让那老男人蒙了羞，连一口水都没给人家喝上，就让人家霉扑扑地溜走了。
父亲拍着胸脯对我姐妹大声说：“就算是没娘女，嫁不出去也不会随随便便叫个媒人到处找男人。”一听这话，我姐妹就悄悄跑开，多年后她们才告诉我，她们这样跑开，是去哭的。我问：“为什么呢？”姐姐说：“没娘女嫁人没底气呀！”很久后的一天，父亲也把这句话对我说了，那是因为我向他问及，是否曾经有一个男媒婆来过我家，提到一个名字叫阿果。父亲沉吟片刻，往醉意上补了一点酒才说：“谁都别想害谁。”“谁害谁了？”我惊讶地问。“纸包不住火焰，山挡不住猎人，总会有让你明白的那天。”
后来的追询往往是为过去的缺席添置一把现今的椅子。缺席者坐上去，仿佛在场者，那么真实，至少极为逼真。设若当时我是在场者一员，我会怎样？这样的反诘无济于事。关键在于，不管是父亲的拒绝，还是男媒婆的不当，终归是“我”的拒绝与不当。“是男方的父亲不同意阿果嫁给阿虎！”这种辞调从被拒方出来，多少可疑，从属概念性自慰，但这级台阶都给阿果和我好下。更好也是更坏的一点，就是现在阿果从不加以问询，到底我的真意如何？她的言谈举止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提亲这回事。真正的冷战劲敌，会使人觉得“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兴许“只是阿果的父亲要把阿果嫁给阿虎”也未可知。
一厢情愿的外围，不知就里的主角。
我的父亲如此决绝，认为对方太“随随便便”。但据我深加探问，我那善良而热情的二姨比男媒婆早一步赶到我家。她向我父亲禀述了阿果的健康问题，说有一种肝痛的家族式传染病，百年来一直盘桓阿果家。父亲为此感谢至极，似乎拯救了儿子性命，从而更加反衬出男媒婆的恶了。
我毫无纠葛地走进中专校门。我觉得自己实属不易，常常忆及来时的路。从杜鹃池到杜鹃花串，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现在，逼仄的线形经历，阿果在其中十分显明。我研学的是彝语言文学，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彝族生。他们有的不仅是学生，也是父亲或母亲。我在前面已经交代，彝乡人的青春往往中断于十七岁左右。彝乡孩子临到这个年龄段，就是小伙子大姑娘，就得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否则就是自身有问题。开枝散叶，壮大门庭，宜早不宜迟。在远距杜鹃池畔的中专校园，有时我会不经意间想到一些和自己比较亲密的人，比如阿果，我想她可能已被谁娶走了吧。想着想着，我就产生报复性快感，是自己对自己的报复。我轻声对自己说：“活该你！”
在小学期间，我们还不是寄宿生，一放学就要回家，杜鹃池一带的学生总要相伴而行。那时除我和阿果，偌大一个彝寨，另外只有两家人的两个孩子上学。我们四人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我和阿果走在后面或者前面。另外两个走在前面或者后面。杜鹃花串的余味似乎还笼罩着我和阿果。“阿勒阿佐”的远景似乎越来越近。但是一进那所叫做民族学校的初中年级，一进寄宿制管理，一进城市，我的“马蹄”似乎不适宜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奔跑。畏怯和拘谨占据一时的日常。那所“民族学校”虽说主要招收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但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民族，总还是极少的。我们很少接触过汉人和汉人学生，陌生与惧怕并存，拘谨与好奇同在。这种心理状态竟也成为彝生的心理主导，从而也波及彝生之间。偶然养成的心理惯性，侵扰着身边久已有之的情感生态。
我和阿果被分进不同的两个班，我在三楼，她在一楼。她住东边的女生宿舍，我住南边的男生宿舍。她去食堂总是畏畏缩缩排到最后一刻，我则伙同别的彝族男生浩浩荡荡冲击第一名。我们同时身处新异环境，对陌生人是惧怕，对熟悉人是害羞。正应了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尴尬部分，而不是惊喜部分。我们手足无措，嘴口无言，索性保持住纯属内部的安全距离。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乏相遇的时候。每个周末，我们总会一起回杜鹃池畔。到初二初三期间，老师严肃指出学业紧张，指出功夫在课外，要抓住宝贵周末，不要浪费在没完没了的来回上。老师专指我们这些家处深山的寄宿学生。但是我们仍然尽量在周末出现在杜鹃池畔。我们全程徒步，全年徒步。走着走着就累了，就出汗了，就湿了，衣服黏在肌肤上。我曾看见一件小红衣裳，紧绷在阿果的白衬衫里面；火一样灼得我双眼迷离，灼得我一颗心怦然直跳。那是未曾有过的体验，像一种纯洁无害的瘾，招引我向往周末，向往赶路，向往天热，向往汗水，向往湿，直至瘾情得以满足和加重。如果下一次，阿果不穿白衬衫，我会觉得那是打击，是抗拒，是恶行。有几次，我甚至忍不住，叫出了声，叫的是她的名字。阿果立即回转头来，一脸红晕，湿湿润润，启开雪白之牙，咬出两个字：“嗯嗯！”我想我可能是想对她说句什么，表达一下什么，而阿果的“嗯嗯”之声又像是一种认可、同意和鼓励。仿佛她明白我的意思，使我感到某种安全。
我情愿她一直穿着这件衬了小红衣裳的白衬衫。哪怕不再拾起彝女该有的穿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让民俗在声光色影面前输掉。我还情愿她穿牛仔裤，因为它紧绷，它慷慨地紧压出阿果的实质。在我看来，宽大的百褶裙太过抽象。不仅本身的掩盖性太过抽象，其内在也随之不可捉摸，仿佛里边不是走着两条腿。汉区是一种高温地阈，而我们自山顶而下，身着厚重而绚烂的民族服装。如今热得只好一件一件逐一褪掉，最后仅剩一旦濡湿就会露出小红衣裳的白衬衫，剩下恨不能挤压出每一道腿部经脉的牛仔裤。总有一天，会把心的样子也紧凸出来；这也是我极为担心的事，但我总觉得那是一种无可抗力的事，像一记重拳打进空气之中。
我们彝族学生之间仍以母语交流。仅仅作为一种小范围的方便。方便就是持有者所感到的意义。文化这东西，无用就在于其质感不是每个人都能捧持手间。其用处极像青春，总觉得有着消耗不尽的总量。因为无尽而无用，因为伤害未至而无用，因为无感而无用。可一旦哪天手中多了一根可触可感的拄杖，才发觉，才喟叹。它有斤两、有形状，而且还会磨损。我们彝语交流范围越来越小。小到校园里三两个彝族学生构成的角落，小到校门外那条只有四个彝族学生来回的山路，小到谈论某位老师和汉生时的轻声耳语，小成了秘密，小到了偶尔。我们心中的母语田地，遭受主流语言的山洪冲击，而且是统归善行，因为只有主流语言才能使我们的声音更大，听见的人更多。我记得我们四人独处的时候，谁要是一不小心说起汉语来，其他三人就会立马举指相向，不住地挑逗道：“哎哟哟，都操起汉语来了。”“怎么啦怎么啦！”被指者坚决不认为自己有错。于是又有人说：“那你嫁汉人吧！”“汉人彝人都是人啊，爱谁嫁谁！”阿果这样一说，我就感到了险情。不过之后，大家一起哄笑一番，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