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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出城西，天就开始下雨，车过潘店，雨开始增大，一直到仁里大姐家，雨没一点停顿的意思，绵密的雨点，一直下到天黑。人是无法回家了，只能在大姐这里过夜。
以往回家并不走这条路线，走这趟路有点“南辕北辙”。大姐夫转业仁里公社之后，大姐这里就变成了“中转站”；走这条路线的益处，还在于管吃管喝，而且提供返家的车子。缺点，绕道路远。但对于有饭吃有车骑的人来说，这些都不在话下。
大姐的家，安置于公社大院后的“工业部”大院内，况且大姐也在此做工。三间北屋瓦房，一间后跨屋。正房西间大姐夫妇居住，东间两个铺，为两个上小学的女儿卧房；中间屋做客厅，客厅后边角有一个小门，通连着后跨屋，跨屋很宽亮，开一方后窗，窗下安置着学习用桌，靠桌一张铺，大姐读初一儿子的休息所。
从前我来姐家小住，就在后窗下桌前读书，眼睛累了，可以远远望望后院景色及忙碌的工人，疲惫了，可以躺床歇息。三年前的那个秋天午后，我就是在这后窗看到她的。
她叫赵思梅，那年21岁，人们喜欢叫她梅子。那天她穿着一身工作服，手里拿着个焊接棒，正在秋阳里焊接东西。夕阳给了她一剪美丽的侧影。后来我知道她在工业部电焊组，居住于西大门口南侧宿舍里，紧挨着大姐的缝纫组房。
八十年代初的乡下，不仅物质困乏，精神娱乐也很贫瘠，就连公社驻地的工业部，连台电视机都没有。故而，远离家乡的梅儿便经常于晚饭后到大姐家来看电视，次数多了，就会碰到我在，人也就认识了。
梅儿本人并非土著，大姐也只是知道她家在北方，但具体地方，谁也不清楚。梅儿大眼睛，瓜子脸，肤白，腿长。我竟怀疑了遥远的北疆竟出落出一个南国的佳人。泰安学习期间，我曾以她为模型，写过一篇散文《电焊姑娘》，可惜此文遗失不见了。
有一晚，梅儿抱来一摞书本子让我看，我看到她写满了密密麻麻好几本，有诗有文，整洁有序。虽然比不上财校女同学舒慧字体的飘逸，但亦书写娟秀。梅儿喜欢看书，也喜欢写诗、抄书，不知道是她写来的还是在啥报纸杂志上抄来的，那个时候她经常跟我谈论诗文，她肚子里的诗句也不少，譬如我记住的几句：
“夜半三更把门开|小姐等到月儿歪|山高路远信无口|苦断肝肠无人来。”
“青春是最美好、最可贵的，一个青年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黄金时代，让美丽的青春在‘四个现代化’中放射出炫丽的光彩！”
“有的手/把一位白发的老奶奶扶上车来/有的手/把一位生病的老伯伯推出车外/有的手啊/像雷锋/有的手啊/像妖怪/同时妈妈生下的手/却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吃晚饭的时候，我说起梅子，大姐说梅子谈恋爱了又失恋了。沉默一会，又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大姐来此好几年了，也没见她回老家一次，老家也从没有人来看过她。
晚上，雨点小了，风声也弱了下去。新闻联播后正播放广告，外屋门被敲了几下，大姐就说，梅儿来了。就见人影一闪，一个女子进了屋来。今晚梅儿身穿一身鹅蛋黄裤褂，姐就笑着说，梅儿像朵含苞待放的黄玫瑰。
今晚的电视节目《水晶心》，讲述的是文革时期，来之清与袁文萍之间的悲欢爱情故事。情到深处，我看到门后一角的梅儿，悄无声息地流下眼泪。
我并没有把电视节目看到最后，而是几日的疲惫，令我早早退场。一个人躺倒在客厅后跨屋外甥的床上，关闭边角窄门，室内完全就没有了一丝动静，仿佛根本不存在外面的那个世界，包括外面的电视，看电视的人儿，也一同在我的世界里消失。
这次黄水虽然包围了我们村子，但显然与七六年那次不可同日而语，气氛也没那么紧张。
踏上黄河大堤，远远望去，村庄周围一片明净汪洋。大堤底部由于常年取土护堤形成洼陷，水位较深，往村里走，渐次变浅。也许是黄河水退位后源头断流，沉积后的洪水已变澄清。但水前尚未来得及收割的庄稼秸秆（玉米、高粱）仍泡在半截水中，酷暑天发散着阵阵糜烂腐败的气息。通往村中的主要路口有摆舟，由于水位消退，村子附近水浅船舟不能直达村头，故此必须脱掉鞋袜裤子趟水一程，我只好把车子存放在堤西亲戚家去。
独自撇舟蹚水往家走，水陆两侧庄稼秸秆林立，这时小雨点又开始淋漓起来，雨点落入水面发出轻微的一圈一圈波纹。大概近年来连年涨水的缘故吧，村人们的神经已经麻痹了，仿佛整个村庄沉寂一般没一点声响。靠近村头的地方，渐次露出地面，但村头村外稍子的一方方昔日经年取土垫地基盖房子的深坑，却依然黄水“沟满河平”，街口的“水障”（土沙袋、树枝子、木桩）还没有拆除。
我在一侧绕过去，迈上自家房台，顿感身心疲惫。跟母亲打了个招呼，清水洗洗腿脚，直接卧铺睡了。
下半晌才起床吃过午饭，小雨渐稀，开始和大嫂一起和泥“包台子”，连日来的断断续续下雨，把西院大嫂的房台冲出了数道沟壑，必须和泥加麦秸搪平。大哥在济南工地不在家，也难为大嫂和孩子了。晚上和父母说了一会话，又写日记，然后村外走走，但到处是水和泥，白天天空连一只飞鸟都不见，夜晚也没一点点的星火，无处可去。
寂寂落落中，忽有一丝婉转幽怨的笛声传来，丝缕不绝。我问母亲这是谁人在吹。母亲听了一会，说大概是后街你义财婶子家的“道”回来了。我撇下母亲出大门就往后跑，黑暗中顾不得脚下磕磕绊绊了。果其不然，笛声是在一间低矮的房屋里传出来的，那正是“道”哥的家。
我停住脚步，慢慢聆听这如泣如诉的丝缕笛声，不一会我的眼睛随着笛声的韵节饱胀满了眼泪。
“道”，是我远房的一位堂哥，学名李学良，还记得初入小学我们俩一张石凳桌，使用一套课本。他和村西生元都是我儿时的伙伴，一块玩耍一块长大又一块读书，小学、初中直至高中。高中读书我们仨曾经一处学校，一个班级，而且课桌相邻。而今，我走出这僻壤贫瘠的小村庄来了，而他俩一个差8分一个差12分，永远地滞留在了这里。
学良哥的家没有院墙大门，就“赤裸”在房台上，房前是个大深坑，到他家去必须先下到坑底再沿斜坡爬上来。他的家，北屋三间奶奶居住，已经老旧的不成样子，西屋五间草房，其中父母居住两间，弟妹各一间，他自己一间。我爬上台子走至门前，学良哥忽然停住不吹了，他抬头看看是我并不吃惊也不惊喜，只是扭头揩拭了一下眼角，抬起身子指指屋内的唯一一把椅子淡淡地说，你来了，坐吧！
这所昔日我常常光顾的小房子里，靠西墙是一张长条三抽桌，靠桌的北墙下紧挨着一张简易的木制床，屋里除了一把椅子外，还有一个木凳子，一只木箱子，其余的就是脸盆零碎物件了。
我坐在椅子上，他递过来一把蒲扇，说迁就迁就吧，农村不像城里有电扇（其实我工厂宿舍也无电扇）。我问生元呢，你们不是一块在济南工地打工吗，他答近傍黑都回来了。
正说着话，生元进屋来了。看到我怔一怔，但很快就笑起来，他说，你咋也回来了呢，这么巧啊，我们仨这次又齐全了，两三年了吧，除非过年，没这样齐全过。
我点头称是。过去我们三个经常在这间屋里相聚，一起复习一起谈诗一起抒发理想一起唱歌一起同题作文，现今我的那篇同题作文《你我他》的文章仍在，而昔日的时光却似乎永不再来。
已经没有“诗与远方”的那种氛围了，我只好换一种话题。我说，听母亲说你俩一块到济南打工了。学良哥还没吭声，生元倒很畅快，我望着他那张黑红黑红的长方脸，就听他说：
“咳，别提了，那不是人干的活！”
他见我疑惑的望着他，便从身上抠出一盒烟来，皱皱巴巴的，抽出一支递给我，扭头看看学良哥，见其摆手，就自己燃上一支，吸两口，深喘一口气，说，建筑头子不是人啊，简直像“老缺”，对工人特别是“小工子”非打即骂。生元喷一口烟，继续说道：
白天受累受气还能忍了，可是晚上那个罪特别难熬。一座低暗的临时搭建起来的小屋，挤着几十号人，用生元的原话就是：
“十二级台风也吹不进去一点风的房子。西面是个半米的过道，人天天从这里钻进钻出，抬手就可以够得着房檩的小屋子，还不如当今的监狱，低矮沉闷。东面紧挨着座大高炉，整天整天黑夜白天‘呼呼呼’冒着浓浓黑烟。工人们常常下了晚班，拖着疲乏至极的身子，头顶星光和月亮在西面不到二十米处的地方解手，整个睡觉的地方刺鼻的尿骚味满天。夏夜，济南的天气温度又高，虫蚊又多，个头特大，潮湿闷热的骚气味与蚊虫的叮咬人根本无法入睡，但极度困乏的小工子们竟然睡熟了，明天还有三千五百个砖在等着他，不然就无法承担下明日的劳动活。就是这样，也常常夜半醒来，满身大汗，身体极度的不舒服，跑出来外面睡一会，蚊虫叮咬醒了受不住了又不得不复进去，每一天晚上必须反反复复来回四五次。”
他们生活中没有欢乐，没有色彩，就是这样还时时担心挨工头的气，因为明天说不定工头又要骂人“蠢猪”“小死孩子”“死了”“你没爹吗” 等等，甚至更加侮辱人性的乱七八糟不堪入耳的脏话。
他们根本没时间看书，晚上工程部有电视也很少看，也不敢看，也不能看，因为极度的身体透支，人根本支撑不下来。为了挣点钱养家糊口，暴烈性子人被磨平了，整天昏昏沉沉没头没脑，今天不知明天的凶吉，不知道是啥日子。
济南的蚊虫苍蝇又多，食堂里卫生更不干净，吃饭了，馒头上黑乎乎落满了一片一片苍蝇，粥盆边沿也落满了一圈，在这里干活的人大多数都有肠胃炎，动不动就肚子疼跑厕所，工头紧跟着“没咸没淡”地骂。工友们气愤极了，给工头起了个外号“催命鬼！”
然而，下大力的人落不下几个钱，而工头们则“揣肥”了一大家人。
生元说：“提起这些，十天十宿也说不完。”
……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回家去的，我只知道回到家母亲诧异地看着我满身的土和泥。我记得我出门时，他们都没送我，他俩满脸都是泪。
夜里，我怎么也睡不下去了，我起来、躺下，出去、进来，胸膺起起伏伏、潮起潮落。忽然就忆起三年前我们三个在一块读书，学良哥写下过的一首诗《生命》中的句子：
“生命胜黄金|孰能捻度的|生命时间虽已定|能否让之长一些|十倍日事一日做|吾为斯长些”。
继而想起，，那时在班级里，生元为防干扰，脱衣蒙头学习；学良哥吃午饭，一手拿着黑乎乎的饼子，一手端了粥碗，两眼不离书本。可是，可是，最终还是因家庭供给不继等种种原因，而离开心爱的学校。
我想起了萧伯纳说过的一句话:
“人生有两出悲剧，一个是万念俱灰，另一个是踌躇满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