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冷,耳朵和嘴巴冻得生疼。
来到厂里,我脱下衣服便洗,这时出纳张华大姐来喊我去领上个月的奖金。
张大姐大个子,胖圆脸,身上衣服撑得绷紧,说话带着笑。她悄悄地说:“李子,知道你调到哪里去了吗?”我就意识到调令真的来到了厂里。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其时,真实情况我也不敢确定。她笑嘻嘻地说:“我寻思你哥哥托人找的呢,书记不放你走,找到人事局了。”我说:“我不知道啊,家里有病人,回家十多天了,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我又没熟人,前几天听人透露过统计局想留下我。”
下午去普查办上班,到县委招待所去办事见到了郑局长,他说:“小李,你知道你被留下了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又说:“你厂里不放你,是吧?”我说:“是。”“我再催催人事局要人,好不容易留下了一个人,可不能再跑了,你不知道我们为此跑了多少腿!”
晚上,栾师傅告诉我,书记一听说调你走,他马上推出车子往外跑,说:“我找人事局去!”听了栾师傅的话,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厂里不希望我走,极力挽留我,说明厂里重视我,这是件好事情,至于最后结果如何,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在当晚的日记上,抄写下了陈继儒辑录在《小窗幽记》中的一句话:
“宠辱不惊,闲看庭院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上午,我一进办公室,就见宋老师浑身上下穿戴焕然一新,我笑着问:“宋大哥要回家找大嫂子去吗?”他说:“想去又怕下雨雪。”我看了看门外,天阴,也看不出来刮的什么风,说来也怪,连续三天晴天今天却阴起来。我说:“宋大哥你真的要走吗?”其实我这句话是多余的,因为我正帮他往车子上系东西。他说:“不走行吗?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我笑了说:“你走了可没人和我上班了,你也许看见象棋就不会走了。”我说的“上班”是指下象棋,我们每次想下棋的时候就说:“别忙了,上会班吧!”这是我们“普查牌”的暗语。
宋老师就笑起来:“象棋也没娘们重要!”我笑弯了腰。宋老师走后,好长时间老董也没来,我猛然想起宋老师说他买“大同块”一事(过冬大块煤炭),便蹬车到了他家,见大门锁上了,问邻居也不知去向。回来后我便写日记,刚坐下,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推开了,走进一位陌生的妇女,她要找老宋,我说回家了,她摸起我的日记本就看,被我一把夺了过来,她笑起来,说:“小宋这家伙,我想开个信,谁知他把公章带走了,回来饶不了他。”
这位女同志,姓牛,单名一个“萍”字,农业局抽调过来的,这些自然是我后来知晓的。牛萍彼时二十六七岁,中等偏瘦身材,高鼻梁、瘦长脸,眼睛大,眉毛粗黑;人泼泼辣辣,口直心快,行事男人风格。
普查办“后勤组”有个管经费的会计姓徐,建筑公司抽调过来的,三十五六岁,平时提着个黑提包跑跑外勤。此人精瘦,爱开玩笑,跟宋老师们厮熟,他们一帮子见面爱开玩笑,在一起下茶喝不说“下茶”而说“甩一壶”,其实这句话有点男人间的暧昧的玩笑,并不雅观,更不宜女同志口说,但是牛萍并没有听出语言的“弦外音”来,有一次她去后勤组,正好老徐、宋老师几个大男人在屋里闲聊,牛萍进门就冲着老徐喊:“老徐,老徐,甩一壶啊!”一旁的众人就讪笑起来,弄得老徐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红着脸说:“唉,唉,甩不甩的吧。”
这件事也是后来作为一种生活的“调料”趣闻,流传到我耳朵中来的,随手记在了我的日记中。
天冷,又下了大雾。栾师傅昨晚用我车子回家了,我只好跑着去上班,出厂门就迎见王厂长,厂长问:“小李,人口普查快完事了吗?”我就答应着说:“嗯,快完事了。”王厂长他不提调令的事情,我也佯装不知道。
上午给老董去煤厂拉“大同块”,回来已经中午了,我说同学来了我要走,他却怎么也不肯放我,和上次拉蜂窝一样,又把我锁在屋里,也只得在他家吃午饭了。中午喝酒,老董又把他单位物价局同事张金之叫来,三个人六个菜,一盘炸带鱼、一只扒鸡、一盘猪蹄、一盘炸藕合、一盘豆腐皮、一盘花生米,三荤三素,外加一盆鸡子汤。我不喝酒,老董怎么肯让,一直喝得我脸红脖子粗。
喝完酒直接回到厂里,一排住的赵师傅碰到我,说:“李子,喝酒了?”我“嗯”了一声,他说:“看着你脸红了呢。”
接下来便是端着脸盆去院中的水池上洗衣服,正好隔壁的张姐、王姐也走过来洗,张姐便开我的玩笑,说:“小李,听说你有对象了,而且还不只是一个,是吧?”王姐忍不住掩嘴笑起来,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说:“张姐,你听谁说的?我自己怎么就不知道,现在我是一个也没逮着呢,哪来那么多。”张姐撇撇嘴,学着我的口吻说:“嗯,没逮着呢,我看是你被人家逮着了吧!”我“哧”的一声笑起来,赶紧端起洗衣盆逃开了。
其时,张姐、王姐也没有对象,她们也不过只比我大上一两岁。
天阴,渐次下了点小雨雪。
这天德州烟厂实习时同宿舍李言林大哥来了,他是来推我给他买的自行车的。中午也没回厂,买现成的菜在普查办喝酒,谈起光亭来,他要我到“服务楼”去找他,结果服务员说他们到局里没回来。李大哥对光亭看法极好,他说上次我发火,光亭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光亭说:“李大哥你别怪学民,你怪学民等于怪我,怪我也等于怪学民。”他说光亭完全可以把责任推掉,而他却揽在自己头上,只这一点就了不起。我默默地听着,我知道光亭会这样做的,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的了解他。
外面,依然飘着细碎的雪花。我又打电话找光亭,罚了服务员三趟,终于找到了他。我说:“光亭,你怎么样?”他说:“没事。”我说:“听说你跟别人碰车子了,可有此事?”他回答:“不是我,是庆新。”我又问:“怎么撞的,庆新没事吧?”他说:“庆新没事,不是撞的,是自己歪的。”光亭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其实,我也不知谁撞车子,只因为刚才去县委北院锅炉房打水,我充能的骑车子去,李大哥拿着三个暖瓶坐后座,刚出大门口,他在后面一上车,我身子轻,招压不住车把,况且路面很滑,连人带车都歪了,我的手蹭在路面血乎乎的,李大哥也弄得满身是泥巴,但暖水瓶却没坏掉一只。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正在踏雪,见状就嘻起来,问:“你们两个怨谁?”我说:“谁也不怨,怨老天爷不该下雪!”所以打电话时手一疼,猛然想起了挨摔这件事,便信口问光亭撞车子了没有。
正和言林大哥说着话,从后窗看到光亭进大门来了,我让李大哥先到里屋躲起来,光亭一进门,我就对他说:“光亭,别人跟我撞车子了,你看把我手撞的,走,跟他们算账去!”他围着我瞧了瞧我的手,环视了一下四周,径直推开了里屋门。他说:“我不信你跟别人撞了车子,不过打电话让我快来,倒把我吓得不轻,我寻思你出了什么事情了呢?”
翌日,红日高照,微微北风。我和光亭在车站与李大哥作别。回来后,我给世宝写信,写了三个小时零十五分钟,满满的八页,长达两千多字。写信过程中没有停歇,只是起身踱步两次,在缓缓的踱步中,我在平息我心海中的那种情愫起伏。
中午我在水池上洗衣服,看黄师傅搬出一盆仙人掌置放在门前晒太阳,看那样子,这盆仙人掌有年头了。我就问黄师傅养几年了,他说快五年了,我说你养的不错啊。黄师傅说,仙人掌这东西和“乞丐”一样,好养。又说,这种花不喜欢勤力人,浇水勤了烂根,施肥多了烧死,“赖七赖八”活得更好。
我就随着打哈哈说笑,黄师傅见我说起养花,误以为我亦喜爱,他端起锅碗来水池上洗刷,笑着小声问我,李会计你要是喜欢花的话,改天回老家我弄几盆送你。
我们说着话,见王姐端着个脸盆从东面走过来,她笑吟吟地说,你写的《枣花》真不错啊,车间同事都赞扬你哩!她看我摇头,接着说,家属院里种花的人家很多,可以抽空去看看,又说她屋里养着一缸金鱼呢,你去看看写写吧。
王姐,个子不高,有点像德州实习时的王秀玲,但她比较矜持。王姐住在张姐的隔壁,我进厂之初,有一天中午在水池上洗衣服,王姐在东面门口露露头,又露露头,就是不过来,我知道她想用水。现在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王姐看我水池上的洗衣盆,就说我:“洗完了吗?”我说:“洗完了,你咋不早过来,你看我这手,”我把摔破了缠着白布条的右手举起来让她看,口里接着说“你不早过来怕是我叫你替我洗衣服啊?”王姐笑了问:“给钱吗?管饭吗?”我说:“可以,还管吃管住呢。”王姐白白眼,笑曰:“小坏蛋!”。
我端起盆要走,王姐问我:“你赞美的我的那盆菊花呢?”我知道她这是给我要我写的散文《秋菊》。前段日子,王姐宿舍里养了一盆四个花朵的金菊花,有一次她搬出来在门外晒太阳,我仔细观赏了一番。
我对王姐说:“只是打了个草稿,等整理好后再给你看。”这时黄师傅也凑了过来,问我什么叫散文啊,什么叫小说呀,说《齐河文艺》上有我的散文《枣花》,还有小说《客车路过焦庙》,你怎么写的。我说那是从心里出的。王姐笑了说:“散文要抒发感情,我看你写的《枣花》充满了文学家的浪漫色彩。”
晚上,我没有坐下来看书,也没有写文章,我让同宿舍的刘师傅再次陪我到车间走了一趟。我见到了上夜班的很多职工,其中有小白,还有说给我找对象的那位孔姓女老乡,还有王师傅,还要那位容貌出众的姓丛的姑娘。
在车间里,我还看到了地区教育局在此印刷的《初中生复习提纲》,还有一张地区法院的布告,加盖着鲜红的大印章,上面有徐桐的名字,他被判了四年徒刑。